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疫”中，數千名潛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紛紛落網，成為“疫”外收獲。

據報道，截至2月22日，浙江省公安機關共抓獲逃犯678人，其中外省逃犯74人，涉嫌故意殺人3人；同一時期，江蘇省公安機關共抓獲逃犯481人，其中外省逃犯77人；安徽省公安機關共抓獲逃犯452人，其中涉嫌命案在逃的有2人。也有不少地方通過微信公眾號、官方微博等發布了許多類似逃犯落網的信息，加起來人數也不會少。

有媒體還檢索梳理了今年1月23日至3月4日這40天期間150件典型逃犯落網的案例，發現這些落網逃犯具有以下明顯特征：其一，主動歸案率非常高，其中，107人被抓捕，43人系自首；其二，命案要案占比大，涉及命案的落網逃犯最多，共有39人；其三，潛逃時間長，逃犯平均潛逃時間約為7年多，潛逃時間在20年以上的有27人，其中潛逃時間最長的達37年。

因疫情管控緊而偵破的案件，或者抓獲的逃犯，雖然給各地司法機關帶來了小驚喜，但接下來如何公正處理這些案件也面臨壓力和難度。

首先，嫌疑人若干年后的記憶和口供未必真實可靠，未必能達到法定的證據標準。

《刑事訴訟法》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是審理刑事案件收集、運用證據的基本原則，所以對口供之外的證據也要重視和收集，確保案件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然而，由于落網案件往往已時過境遷，案發當初是否保存有完整的初始證據就是問題，現在再去收集證據客觀性不強，可能性也不大。而刑事訴訟法要求證據確實、充分，且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是必須得遵守的。如果僅有嫌疑人口供，最終也無法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只能作出無罪等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決。

其次，是犯罪的追訴時效問題。

所謂追訴時效，是指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刑事追訴（立案、偵查、起訴等）的有效期限。簡單而言，是司法機關追訴犯罪的法定有效期，超過這個期限，司法機關不得以此為由再進行追責。《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一般是依據相應犯罪的最高刑期為標準，比如：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還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

在這些落網案件中，很多犯罪嫌疑人潛逃時間都超過了20年，例如，云南省德宏州還有一起因放水灌溉引起的命案，嫌疑人刀某某潛逃境外達37年之久。

由于最長追訴期限是20年，所以，從時間上看，那些超過20年的案件，就都應該研究是否還在追訴時效之內。

當然，法律也規定，在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這應該是大多數逃亡案件的情形。對于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如果20年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但這種報請最高檢核準的情況畢竟只能是極少數特別嚴重的案件，原則上，超過追訴時效的一般都應該不再追訴。

除了證據和時效問題，這些落網逃犯躲藏這么多年之后再被追究，其社會危害性是否已經減弱，對他們的處罰是不是可以盡量從輕呢？

的確，在這些案件中，除了涉嫌殺人、搶劫、強奸等嚴重罪行之外，像詐騙、盜竊等財產犯罪的定罪標準早已修改了，犯罪數額已顯著提高，根據刑法“從舊兼從輕”原則，對他們可考慮不再處罰，至少也要從輕考量。對于其他諸如尋釁滋事、聚眾斗毆、妨害公務等不是很嚴重的罪行，如果發生在多年之前，根據當年刑法的規定，只要犯罪時沒有被采取強制措施而外逃的，也很可能超過了追訴時效，可不再追訴。對于那些有自首情節的，則完全可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還可以免除處罰。

事實上，從刑罰處罰的目的來看這類案件，這么多年再也沒有重新實施新罪（被抓），說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已明顯改善，人身危險性已經不大，處罰的必要性也就降低了，而這也正是刑罰制裁所要達到的目的。

疫情之下的逃犯紛紛落網，對社會治安防控乃至社會治理具有重要啟示，但落網之后，如何處理，除了依法依規從輕考量之外，還需要考察多年來社會情勢的變遷，以及行為人自身的悔改程度。這不僅是保障當事者權利的要求，其實也關涉社會的穩定與進步。這也是正義的另一種表現吧。

（作者金澤剛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