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聯系度迅速下降，眾多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難以常態化進行。各國股市下跌，人們對世界經濟的前景普遍產生憂慮。為提振經濟信心，2020年3月3日，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準利率下調50個基點。美聯儲率先決定降息后，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央行也先后跟進降息，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全球經濟衰退。

從我國情形看，各方也在設法走出疫情對經濟影響的陰影，盡快恢復就業和經濟增長。其中，“新基建”投資計劃作為舉措建議之一，被多方頻繁提及。據相關解釋，“新基建”是相對主要投資方向為“鐵公基”的傳統基建而言。其主要投向集中于5G網絡、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教育醫療等新型基礎設施。

這些“新基建”項目代表了未來產業發展的方向，能夠對未來新興產業發展形成有力支撐。它并不是簡單重走政府擴張投資的老路，相對傳統基建更不易導致投資過剩現象。“新基建”被寄予厚望，有人認為它不僅有助于對沖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還將為我國下一個經濟周期的長期性經濟增長打下基礎。

以基建為主導的經濟振興計劃人們并不陌生。說起應對經濟減速的大規模的基建投資計劃，人們仍很容易聯想起2008年末開始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單從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看，“四萬億”投資計劃實施之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經濟的硬著陸，但中國城市房價也由此出現連續飚升。

當前被多方提及的“新基建”投資計劃，與“四萬億”投資計劃相比，其“新”體現在何處？如果此次“新基建”投資計劃得以全面實施，其對房價的影響與近十二年前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有何不同？

據相關歷史回顧資料，“四萬億”投資計劃推出的緣由是，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中國經濟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現負增長，大批農民工面臨返鄉。為了應對可能的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大項措施。在此基礎上通過完善和充實，逐步形成一攬子投資計劃。因為據初步估算實施十大穩增長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四萬億元，因而使得這些一攬子投資計劃也被稱為“四萬億”投資計劃。

根據國家發改委對從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的四萬億元投資重點投向和資金測算，四萬億中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電網改造約1.5萬億元，災后恢復重建約1萬億元。可見，“四萬億”投資計劃的主要資金投向是“鐵公基”，除了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及勞動力外，消耗的主要原材料是鋼鐵和水泥。投入能耗相對較高，環境影響較大。

關于四萬億元新增投資的資金來源，據2009年5月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說明，其中新增中央投資共11800億元，占總投資規模的29.5%，主要來自中央預算內投資、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財政其他公共投資，以及中央財政災后恢復重建基金；其他投資28200億元，占總投資規模的70.5%，主要來自地方財政預算、中央財政代發地方政府債券、政策性貸款、企業（公司）債券和中期票據、銀行貸款以及吸引民間投資等。從以上資金來源結構看，地方政府舉債和政策性貸款可能是“四萬億”投資計劃的主要資金來源。

“四萬億”投資計劃實施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對沖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但對房價的推進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2009年上半年開始，各大城市住房成交量急劇放大。到2009年下半年，隨著住房庫存量的探底，大城市房價開始快速上漲。而此時，離世界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僅時隔一年多。由于房價上漲過快，2010年4月30日北京被迫在全國率先首次出臺住房限購政策，規定“每戶家庭只能新購一套商品房”。隨后，其他一線城市迫于房價壓力也跟進了限購措施。2010年10月，“限購令”已經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全面實行。在一線城市全面限購后，2010年四季度開始二三四線城市房價又大幅上漲，部分二三線城市由此也跟進了限購政策。到2011年1月，中國已有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三亞、海口、天津、杭州、蘇州、溫州、南京、福州、廈門、寧波、舟山、大連、蘭州、太原、武漢、昆明、南昌、鄭州、濟南、合肥24個城市出臺“限購令”，其中在2011年后頒布“限購令”的城市有7個。時至今日，北京等城市限購令實施已經近十年，限購這一平抑房價的短期政策由此成為穩定大城市樓市不可或缺的“長效制度”，“四萬億”對樓市的影響可謂深遠。

從這些年來各方總結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推出的經驗教訓看，一個基本共識是由政府主導、通過舉債或增發貨幣推進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很容易推高房價。其機制也并不復雜，在產能大量閑置的背景下，大規模投資計劃也許并不會引起消費品價格的普遍上漲。但政府大規模的舉債或增發貨幣，會稀釋存量財富，引發巨大的財富再分配。為了避免財富縮水，人們會對資產進行重行配置，比如增加房地產持有比重，增量貨幣也會順勢大量流入房地產領域，從而造成房價迅速上升。

此次多方建議的“新基建”，其相對于傳統基建而言科技含量更高，單位投資能耗低，對環境也相對友好，更重要的是其代表了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因而，相對“四萬億”投資計劃為代表的傳統基建“鐵公基”，這次其對房價的影響是否會有所不同？

遺憾的是，如果單純從投資方向的新舊差別推測“新基建”會對房價更加友好，可能只是一廂情愿。新舊基建的說法，只是基于當前產業發展戰略的考量。從市場角度看，基建新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效（投資不足）與無效（過剩）。基建無論新舊，只要有現實需求強烈、乘數效應巨大，就是值得推進的項目。

作為 “四萬億”主要投資方向的“鐵公基”，一般指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城市軌道交通、橋梁等當時的經濟短板項目。新基建則主要投向5G網絡、大數據中心等代表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基礎性項目。二者從技術含量上看顯然確實是有代際差別。當然，這只是從今天的眼光來度量歷史。在“四萬億”推出的約12年前，大數據中心、5G網絡這些概念還沒有興起。如果從12年前的眼光看，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城市軌道交通等項目也是不折不扣的“新基建”。特別是高鐵、城市地鐵等的大規模建設，對此后數十年的經濟推動作用絕不可小視。高鐵更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經濟版圖。放在今天，有些傳統基建項目如機場、特大城市地鐵、繁忙線路高鐵等，仍然存在結構性短缺，仍需要加大投資。

另一方面，“新基建”項目也同樣存在過剩或無效的可能。由于部分“新基建”項目成果難以觀察，其資金監督也更為困難。所以，單從項目技術的“新舊”來看，目前的“新基建”與傳統基建對房價的總體作用沒有本質差別。如果要說二者對房價影響的結構性差別，這還是可能存在的。傳統基建勞動力及原材料消耗更大，產生的有形投資成果更顯著，“新基建”則反之。這可能也會影響其作用于房地產市場的模式，比如傳統基建對房價的作用偏向于全面開花，“新基建”對房價的作用偏向于大城市。因為新基建技術門檻高，直接受益企業和產業分布以大城市為主。

進一步看，“新基建”投資計劃對房價的影響能否顯著區別于“四萬億”投資計劃，關鍵在于其資金來源上與傳統模式是否不同。

“新基建”與“四萬億”投資計劃同樣需要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大規模投資資金從何處來？如果“新基建”繼續采取政府大規模舉債或增發貨幣的方式，必將會形成更巨大的財富再分配。居民為了避免財富縮水，仍然會將資產進行重行配置，增發的貨幣也可能會再度設法變相流入樓市，從而形成房價的大幅波動。

換言之，如果新基建繼續由政府主導，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舉債或央行發鈔，“新基建”投資計劃和當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對房價的影響不會有本質的區別，有所不同的只是大城市房價受影響更大。可以說，如果“新基建”投資計劃的資金來源模式沒有創新，則“新基建”引發房價的大幅波動可能是其必須承受的代價。

另一方面，如果“新基建”資金來源能采取政府引導、市場投資的方式，則在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上，與“四萬億”投資計劃可能會有本質的區別。比如政府主要通過土地、能源、政策、融資渠道等方面的配套優惠政策，引導市場資金投入這些關系未來產業發展的新興領域，因為沒有顯著的貨幣增發和直接的財富再分配效應，因而對資產市場的沖擊也將相對較小。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從投向上肯定了“新基建”的意義，但政策層面尚沒有對“新基建”推進方式有明確的界定。如果將“新基建”投資計劃升級為“新基建”投資引導戰略，放棄政府計劃推進的傳統投資方式，而采取政府引導市場資金的投資方式。則“新基建”將真正成為“新的基建”，對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增長將更加有利。

（鄒琳華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