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國勢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后，在玄宗李隆基的統治下達到了興盛的頂點。史稱：“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歸心，蠻夷賓服。”然而由于錯誤的軍政措置，其政況日趨衰落，引爆了久聚的社會危機。與歷史上的諸多王朝由社會矛盾引發的統治危機不同的是，唐中后期沒有顯著的官逼民反，也少有流民引起的民變，諸多變亂純粹是統治集團中的異己力量運勢的結果。

事實上，帝國邊疆形勢的不穩與防戍體制的變化造成緣邊節度使的坐大，東北局勢成為了唯一的意外。玄宗晚年消極理政，不專政事，將相不和，安祿山乘外重之資，竊倒持之柄，安祿山的亂階實乃唐廷軍政措置上的失策使然。“事不孤起，必有其鄰”，倘使當時的統治者能夠意識到用人得失，所系非輕，調整一下用人格局，這場叛亂未必不可避免。

帝國軍事用兵制度的變革

府兵制創制于西魏北周，一直延制于隋至唐代中期。在南北東西爭霸的戰爭時代，何以與懷朔東魏財富兵強的高氏和江左南梁標榜神州正朔的蕭氏相爭衡，內安反側，外御強鄰，惟有進行制度挖潛。所以，府兵制興盛的背后是魏周時代宇文泰的武川集團與地方鄉曲勢力鳩合，進而演變為關隴集團奪取天下的政治邏輯。在置府收兵下地方勢力依靠功績取得的官品位階與上層軍事官僚勛貴形成了共生的關系，捏合為一個鞏固的利益共同體，并且蹤行統一的政治原則——關中鄉土本位政策，即以關隴貴族集團為政治主導，以均田制和府兵制為整合動員社會之基礎，軍事上內重外輕，外交上西重東輕，力求關中地域之安全。

這套體制在其初期有極大的優點。府兵制下實行強干弱支加強中央集權的原則，府兵軍府高度集中在關隴集團的政治大本營關中地區，藉以收居重馭輕之效。而且“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避免了將領專兵的危險。府兵制下的兵士就是均田制下的農民，府兵制的前提是均田，均田的前提是國家政府掌握大量公田，然后在土地上實行計口授田,把居處無定、家無完堵的流民安置起來，戶口登記入簿，實行租庸調賦稅制。農民受田為國當兵成為府兵，平時歸州縣管轄，在軍役期歸軍府管轄，府兵自備兵甲衣糧，減輕了國家沉重的軍費負擔。

然而均田制本身就包含促使自身走向破壞的內在因素。一是在開始分田的時候就體現著不平等的原則，把伊川膏膠、水陸上田授予官宦之家，且貴族免賦役；二是到了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經濟繁榮戶口增加的背后，是土地兼并的擴大，國家幾無可耕荒地用于均田給授；三是勛賞執行不力，府兵投軍從征本希望依靠軍功蒙授勛級，實現進身之階，然而到后期有功難賞、虛有賞格，而無事實；四是頻年征役，賦役過重，最后府兵家道悉破,或至逃亡番休者亡命略盡，時有“天下戶口，逃亡過半”的記載，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流散非一，邦賦不入，偷避徭役，中土不安”的社會后果。

最重要的是這套兵農合一、寓兵于農的軍事制度只適用于中等強度以下的地區沖突，“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長于內線守而拙于外線攻，至唐初時已經不能適應在作戰區域不固定的大范圍內大規模野戰的需要，在太宗征高麗時弊端已盡顯，因而“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兵募成了軍隊的主力。面對少數民族政權頻繁的騷擾，臨時征召兵士就顯得不足以應付，因此一種新的軍事用兵制度——職業募兵制度就應運而生，即根據軍事戰略的需要而制定定額，招募兵士（兵募定期差替轉變為長行健兒）。這些長行健兒長駐邊地軍州，在固定的衛戍區方鎮執行鎮防任務。之后更與節度使制相配伍，隨著內地府兵之制漸毀，內地與邊地漸成失重之勢。

帝國邊疆形勢的由攻轉守

征戍闊遠不僅僅是帝王將相彰顯武功的需要，就中原農耕民族的生存來講也有基本的戰略考量。在超出自己生存范圍外的地方建立絕對防御圈，一則可以延長戰略縱深，遏制游牧民族超強的機動能力，延緩戰爭爆發后對于內地的沖擊滲透；二則可以維護對外貿易的交通，雖然貿易產生的利潤可能不足以維持這套防戍體制的費用。

所以，經過唐初武德年間的休養生息，至貞觀年間唐太宗一改過去面對突厥咄咄逼人的侵擾時委曲求全、力避戰事的戰略方針，秣兵厲馬、主動求戰，先后破東西突厥、平高昌、降吐谷渾，聲威大震。高宗前期，奮貞觀之余烈，繼續向四周迫近，伐百濟、平高麗，設立安北（外蒙古）、單于（內蒙古）、安西（天山南路）、安東（朝鮮）、北庭（天山北路）、安南（越南）六大都護府和若干邊州羈縻府州，“撫慰諸藩，輯寧外寇”，至此唐朝的疆域達到了極盛。然而，從高宗后期儀鳳年間(676—678)開始，迄玄宗開元初年(710—713)，邊疆形勢逐漸發生變化。調露以后,內附的突厥、契丹等先后叛亂，兵戈迭起，中亞（吐蕃的強盛和阿拉伯帝國的東進）和東北亞（契丹和奚）新的強國崛起，令唐王朝東西兩線承受了戰略壓力。唐王朝為守住開拓的土地與周邊各族幾乎都在激烈的進行著戰爭，在西域地區唐蕃進行戰略拉鋸，東北去中樞較遠，唐王朝采取維持現狀的綏靖政策，并且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安祿山。

盡管開元、天寶是唐朝的黃金時期，但此時帝國疆域極盛時代已經過去，唐王朝喪失了擁府兵居關中以制天下的軍事強勢，日益增加的防務開支導致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困難，加之唐內部武則天專權,中央政局動蕩，最終迫使唐廷收縮邊境。自太宗、高宗時期設置的六大都護府，有的已經形同虛設、名存實亡，羈縻行政府州紛紛內遷、重置，駐城鎮戍軍事機構先后設立。安史之亂后，中原王朝無暇羈縻，守邊將士多被內調，貞觀、永徽之功盡棄。

為了維持一個龐大帝國邊疆的政治結構和日益增長的外來軍事壓力，唐廷將絕大部分軍事力量都部署在弧形邊境線上的五個藩鎮上，他們分別是范陽、隴右、河西、朔方和河東，兵力在八世紀四十年代將近40萬，如此大規模的部署，府兵制即使沒有瓦解，其提供的兵員也有限。玄宗后期邊軍的兩大支柱一是安祿山的東北野戰軍團，二是哥舒翰的西北野戰軍團，前者有18萬兵力，后者有15萬兵力。其中，哥舒翰的西北野戰軍團歷來是軍事布防的重心，兵力主要分布于河西、隴右兩地唐蕃激烈爭奪地區，而在次要的戰略方向上安祿山已經征服契丹等部落，且身兼三個方鎮的節度使，一旦集中兵力造反，就會對內地空虛的唐朝造成致命威脅。

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帝國軍政管理體制的變化

唐朝初年的軍事建制，因利形便，分天下為十道，分道巡查，其監察分區是按照交通路線來劃分，所以稱為“道”。同時在道以下置六百三十四府，唐代諸府可分三類，一是緣邊都護府（軍事監護少數民族），二是在國內要區襟代之地設的都督府，三是在京都所在地置府尹。玄宗開元二十一年改十道為十五道，并于每道設置采訪使“檢查非法”，為了防止重復漢朝刺史故事，此時的采訪使對于干及州郡的民政事務被嚴令限制。

唐代十道圖

戎事斯大，為了便于在邊境的征伐和戍守，統籌邊疆的具體軍務，唐廷徇魏晉南北朝持節都督諸州軍事之例，從開元元年到天寶初年，在東北、西北、西南、南面四個戰略方向上，共增設十大節度使（高宗永徽年間置），式遏四夷，其中河西、隴右、朔方三節度使最為重要（三鎮都屬于西北戰區，承擔保衛邊疆和守衛京師的職責）。

中唐十節度設置如下：東北戰區涵括范陽（管轄幽州，控制奚、契丹）、河東（管轄太原，與朔方互為掎角，防御突厥及回紇）、平盧（管轄營州，下轄安東都護府，鎮撫室韋諸部）三個節度使；西北戰區涵括朔方（管轄靈州，下轄安北、單于二都護府，防御突厥）、河西（管轄涼州，隔斷吐蕃、突厥往來通道）、隴右（管轄鄯州，控制吐蕃）、安西（管轄安西都護府，統轄西域諸國）、北庭（管轄北庭都護府，防突厥余部）五個節度使；南部戰區設置一個嶺南節度使（管轄交州，下轄安南都護府，綏服南海諸國）；西南戰區設置一個劍南節度使（管轄益州，西抗吐蕃，南撫蠻獠）。

由上可以看出，此時的緣邊節度使所轄的方鎮，其作用即在于防制異族的反側。原本方鎮只設在邊地，地位在道以下，在地方行政組織層級中形成的是道—方鎮—州三級體制，由此形成的職官制度對應的也是采訪使—節度使—刺史。安祿山反叛后，采訪使的權力已經虛化，肅宗乾元元年遂廢置，代之以觀察使并兼任節度使，至此監察區域道與軍管區域方鎮也就合二為一，成為一級行政區劃了。

太宗和高宗前期對外征討的主要做法是臨時任命將領來作為大總管、大都督統率兵募、府兵、蕃兵出征，“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戎平師還，事解輒罷，將不統兵，兵不屬將。但是隨著職業募兵制的出現，士兵對于將領人身依附逐漸加強了。節度使設置之初，只管軍事，無涉其他。管軍糧的支度使與管軍屯的屯田使與節度使并設而立，而民政仍歸刺史，此時節度使還不能專擅一方。但是到了開元年間，節度使既可以兼統以上使職，也可以久任方鎮之位（常任長官固定化），還可以節總數個方鎮，如安祿山自己兼任盧龍（朝陽）、范陽（北京）、河東（太原）三節度使，這時的節度使儼然已經是唐代的地方一級的軍政長官了，軍事上的外重內輕格局由此遂成。

此時的藩鎮制度還屬于初步成立期，藩鎮地盤劃得都比較大，又手握重兵，朝廷自然不能忽視，藩帥（因節度使、觀察使權力很大，時人稱之為“藩帥”）也因為中央權威還很強，通過正常渠道往中央謀求發展的意愿也很高，所以當時藩帥與中央之間的聯系往來頻繁。開元時期的藩帥還經常和宰相相互遷轉，宰相罷相后出為藩鎮，或者藩帥有功入朝為相，使得一些藩帥本身就是曾經的宰相或者未來的宰相。到天寶時期，這種相互遷轉似乎很少了，但在中央號召力和統治力還很強的情況下，藩帥還是積極謀求與朝廷加強聯系，結交宰相以參與中央政局。不過這樣也帶來一個惡果，就是藩鎮對中央的政治參與度過高，一些中央的權力斗爭容易波及到藩鎮，導致地方不穩。

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形勢

帝國宰臣的黨派分化

大約從公元720年開始，玄宗的執政迎來了轉折。這一年正月，玄宗前期的著名宰相宋璟的失勢和不久之后的姚崇之死，開啟了玄宗朝中期時代。繼之而任宰相的先后是源乾曜、張嘉貞、張說、李元纮等，源乾曜為人謹慎，持祿保身；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不失紀律；張說明于政體，文武兼資；李元纮政績突出，頗有聲譽；雖然他們中間也有齟齬、論爭與排斥，但國家大體繼續保持了開元初年的發展勢頭。

接下來帝國官場上一位重要人物就要登場了，他就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之一——掌典樞衡十九年的權相李林甫。李林甫文化水平不高，出身于關隴貴族的一支，靠蔭庇升官，因為官僚中儒家學者的代表張九齡在與其的斗爭中失敗被貶，常常也因此被后世的儒家官僚士大夫看作是文士名流的敵人，妒賢嫉能、玩弄權術、口蜜腹劍。實際上，相比于私德，李林甫更是一位極其能干的文法吏，帝國官僚在他的領導下行政效率極高，史書稱“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恒度”。李林甫秉政時，國家登記戶口增加，財政收入增長較快，通往長安的物資運輸體系也得到改善，其召集法學家主持修訂的《新開元格》《格式律令式類》《唐六典》等行政法令深深影響后世。李林甫掌權初期，在對外關系上也取得輝煌勝利，吐蕃和契丹被打敗，突厥汗國覆滅，有其在，安祿山不敢起兵范陽。

天寶三載（744），這時帝國的掌舵人玄宗已經六十歲了，盛年不再，在承平日久之下，玄宗早期那種開拓進取的精神開始動搖，日益怠于問政。史書記載玄宗曾經對宦官高力士說：“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高力士對接道：“臣聞云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玄宗一時愣住默然，稍響才說了一句：“卿勿言，朕徐思之。”一絲絲隱憂劃過玄宗的腦思，不知玄宗此時是否預感到了危機的到來。

這一年楊貴妃二十六歲，他來到玄宗的身邊得益于李林甫的幫助。之后，“從此君王不早朝”，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在李林甫執政晚期，天下威權并歸于己后，對政敵的打擊就愈發沉重了。李林甫得到玄宗信任的契機源于玄宗的愛妃武惠妃，為了擁立武惠妃之子壽王李瑁當皇太子，唐玄宗聽信李林甫讒言，在一場宮廷政治斗爭中將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同時廢為庶人，不久又將三庶人賜死。

為了維持到手的權力，李林甫對可能威脅到自己地位的政治對手的打擊毫不手軟，特別是政權中樞里科舉出身的官員，有才名于時者尤忌之。此時的黨爭變成了血腥的清洗，李適之、韋堅、裴寬、裴敦復、黃甫惟明、楊慎矜等在政爭中或者被貶或者被殺。自此聚集在李林甫周圍的大都是趨炎附勢，唯唯諾諾之輩，宰相陳希烈臺司機務，不敢參議，惟在決定文件上署名而已，李林甫領導下的財政專家王鉷善于搜刮民脂民膏供玄宗享樂，玄宗之前徇行私欲時還忌憚三分，自得李林甫，現在一以委之成。

帝國政局的激變

武德、貞觀以來，邊鎮的藩將以武人鎮之，但同時也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文官擔任守備邊境的節度使，然后再抽調其進中央擔任宰相。開元中，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乃至之后的李林甫、楊國忠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為了杜絕文儒之臣出將入相之源，專寵固位，不至于跟李林甫爭奪相位，此時這項正常的官員交流渠道也被廢除。就唐廷而言，在激烈的帝國官場傾軋下，一旦這些控弦數萬的緣邊將領武力干政，并且與朝中圖謀不軌的弄臣互相交通結援，便會產生極其危險的后果。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所以玄宗毫不猶豫的就同意了，于是一項精心制定的政策被拋出，即把邊疆的節度使置于胡人掌度之下。

由此出發，在身兼河西、隴右、河東、朔方四鎮節度使的王忠嗣在黨爭中失敗后，西北方鎮集團就陷于分裂。突厥將領哥舒翰兼統河西、隴右二鎮，安思順從750年起又指揮朔方，而在極西部，高麗血統的將領高仙芝掌管了安西。最后在東北，自744年起，具有粟特和突厥混合血統的安祿山相繼兼任盧龍、范陽、河東三節度使，東北方鎮集團的力量自此成為方鎮中實力最大的一支力量。

令李林甫始料未及的是，楊國忠登朝后，其撥弄宮廷政治的藝術于己有過之而無不及。安史之亂的當事人安祿山在之前李林甫與楊國忠圍繞宰相權力的斗爭中，他比較傾向于李林甫一派，李林甫死后，楊國忠的總體聲望和功勛遠不如安祿山自己，因此安祿山對楊國忠“視之蔑如”，楊國忠深知祿山“終不出其下”，安祿山又積極謀求在中央的地位，結果二者便展開了激烈的對抗。前者牢牢支配帝國中樞，后者控制北方邊鎮，對帝國構成巨大的潛在威脅。因此，除了楊國忠鞏固他的西南劍南節度使地位外，還積極拉攏西北隴右和河西兩地的節度使哥舒翰，欲引以為奧援。天寶十二載，哥舒翰被封為西平郡王，在爵位上與安祿山等次。

楊國忠鞏固權位的努力不限于此，先是借故打擊安祿山的朝中支持者吉溫，后者曾擔任河東節度副使，然后和輔相韋見素一起建議玄宗，召安祿山進京任宰相，更換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為漢族將領，以架空其軍權；接著繼續清除安祿山在長安的多個代理人，數以事激之。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安祿山的叛亂只是時間早晚問題了。

藩鎮割據形勢圖

結論

唐王朝初期大體維持了上下相維、輕重相制的政況，然而天寶末葉，安祿山反于范陽，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中原亂離，民不堪命，幾至不可收拾。既無顛沛流離的災民，也少有必須即刻解決的社會矛盾，帝國官僚集團的統治也算有條理，加之還有一個個人素質還算很不錯的皇帝，為何終釀此禍，以至于數十年之后帝國的臣民還在討論“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亂，何也？”其中原委值得深思。從垂戒政治的角度講，唐王朝未能利用當時周邊民族政權的壓力，汲取帝國的能量，再開功業，反而用人失當，使藩將安祿山盜竊兵權，以致萬全之地，一朝而失，藩鎮縱橫，紀綱亦不復振。

總之，安史之亂不僅是整個唐王朝的轉折點，也是整個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就唐王朝來說，一體同構的盛世不再，此后唐室李家與藩鎮共天下；對于整個中國歷史來說，經濟重心逐漸徹底南移；進一步放在整個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環境的大歷史中，亦可以看到此后中原王朝面臨的主要威脅逐漸從西北向北方、東北轉移。

參考文獻

[1]（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2]（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3][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589-906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4]周振鶴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顧頡剛、史念海著：《中國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6]張國剛著：《唐代藩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

[7]陳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8]熊偉：《府兵制政治過程論》，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9]張冠凱：《中央權力與地域集團》，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