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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思想周報|網課與教育公平;希臘經濟與難民危機
【國內】網課與教育公平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網課暫時取代了傳統的線下課堂教育。當城市中老師、學生、家長對教育模式突然轉變帶來的不適應的吐槽逐漸平息,日前一則河南農村一初中女孩疑因家庭貧困無法正常上網課吞藥自殺的新聞讓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到了網課背后的教育公平問題之上。
萬幸的是,這名女孩得到了及時的救治轉危為安,并且得到了物質幫扶和心理援助。盡管她的輕生舉動不一定完全由網課導致,但一系列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學生、家長為上網課而排除萬難的新聞說明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確實存在。
《Vista看天下》上周刊登的“那個‘沒錢買手機上網課’的女孩,被什么拋棄了?”一文,在列舉了一系列農村孩子爬屋頂、走山路找網絡上課的事實后,就網友對這些困境中的孩子的不同表現的評價展開了討論。有人認為吞藥自殺的初中女孩太過脆弱,有人贊揚為了借鄰居家網絡爬上屋頂上課的高三男生令人感動,文章作者指出,對身處困難而復雜處境中的女孩的批評可能太過苛刻,而將憑借自身堅強意志克服困難的人作為正面典型,可能導致弱化了對困難本身的關注,忽視了對于困難可觀賞如何造成、應當如何解決的思考。這些事件在網絡上的傳播帶來的一系列保障和補助的落實令人欣慰,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城鄉教育不公平的復雜問題,而作為本該維護公平的社會成員,無論如何不該把這些處于不利條件下的人們的“自我犧牲”看作是理所當然的。
《經濟觀察網》日前刊登的“網課放大了城鄉教育資源鴻溝”一文中,作者言詠指出,一直存在的城鄉教育資源鴻溝在此次因新冠疫情而在全國開展的在線教育中被放大了,“當智能電子設備、網絡等‘硬件’以及家長的參與和文化素質等‘軟件’成為不可或缺的基本教育資源時,對偏遠山區的孩子來說,無疑是不利的。”在肯定相關部門推出的電視課程等措施和民間組織捐贈電子設備的努力的同時,文章進一步強調,疫情期間的在線教育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確定教育方式和進度,并且應該作為幫助孩子渡過非常時期的輔助手段,而不是正常教學的替代。而從長期來看,在線教育如果能夠突破資源限制,確實可以把優質教育資源讓困難地區的孩子遠程共享,但這需要政府在互聯網“最后一公里”上下更大的功夫。
2020年3月7日,中國電信的技術人員在幫助西藏八嘎村需要上網課的學生調試無線網絡。 新華社 圖此外,一張河南七年級女生在父親陪同下在村委會“蹭網”學習的照片也引發了眾多關注,這位父親的舉動感動了眾多網友,但也有人指出,并不是每一個家里沒網的孩子都能得到家長這樣的關心呵護。孫旭陽在個人微信公眾號“賣杏花”上發表的“最痛心的,不是她買不起手機”一文中,詳細講述了吞藥女生的家境,她的父親是一名跛腳的修鞋匠,要照顧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和三個孩子,早已為生存耗盡力氣和尊嚴。孫旭陽從自己在底層家庭成長的經歷指出,比貧困更令他不安的是很多底層家庭父母對于兒女的尊嚴和情感的習慣性漠視,“貧困給底層成人和孩子帶來最大的麻煩,是沒錢買智能手機和其他必需品。更長久的麻煩,是貧困會消磨他們的想象力和心智,泯滅他們的羞恥心和同理心”。
【國際】如何應對當下的難民危機?
上周,Tommaso Segantini在《雅各賓》雜志發文評論當前正在歐洲領土上發生的人道主義危機。
2月28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突然開放了與希臘的邊界,這不可避免地激發了許多希望到達歐洲的土耳其難民的希望,他們現在正大批嘗試進入希臘。土耳其是世界上接受難民最多的國家之一,目前收容了約400萬難民,其中多數是敘利亞人。而希臘的回應是派遣部隊阻止難民越過邊界,以暴力方式將他們趕走并暫停庇護申請。右翼新民主黨政府還說會將已設法入境的那些移民驅逐出境。
根據國際法,所有這些措施都是非法的,直接違反了不驅回原則,該原則保證難民獲得公正的庇護程序,并保護他們免于返回遭受迫害。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明確說明了這些問題,難民法沒有為希臘“中止接受庇護申請提供任何法律依據”。
還出現了對難民的暴力鎮壓。難民與邊境警衛之間的沖突導致一名敘利亞難民被希臘警察槍殺;一個男孩在船傾覆后溺亡。希臘海岸警衛隊被拍到用槍把有難民的船只趕回土耳其。還有在極右暴徒開始攻擊援助者和記者之后,在Lesbos島上活動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志愿者被迫暫停活動。
然而,歐洲當局宣布聲援希臘政府。歐盟本周承諾提供7億歐元的財政援助,以及“沿海巡邏艦、直升機和車輛”,以確保“在希臘邊境維持秩序”。這種舉動有效地支持了希臘邊境的軍事化,支持了不人道的措施。
當前的危機是歐盟2016年與土耳其達成協議的直接后果。歐洲國家為埃爾多安在中東的外交野心開了綠燈,放寬了對土耳其公民的簽證限制,以及提供了60億歐元的援助——以這些換取土耳其收緊與希臘的邊界并阻止難民到達歐洲。
與意大利和利比亞的卡扎菲先前達成的協議相似,2016年的交易也為埃爾多安提供了勒索歐洲和破壞歐洲穩定的強大武器。當前的危機清楚地表明了這種勒索正在起作用。很多學者和活動家都批評該協議是國際法下的非法行為,同時它也無視人權問題。
然而,這種做法與歐盟近幾十年來奉行的“邊境外部化”是一致的。邊境管理已越來越多地外包給移民的原籍國或過境國,目的是建立緩沖區以攔截和驅趕難民。
從這個意義上講,默克爾呼吁埃爾多安“不要在難民的背上”表達自己的不滿、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呼吁“尊重人的尊嚴和國際法”都是可笑的。歐盟不關心也從未關心難民的福祉。相反,它一直認為他們是一種麻煩和負擔,這就是為什么它使歐洲成為一個守衛嚴密的堡壘、窮人和難民幾乎無法進入的原因,拒之門外時也不怕手上染血。
實際上,在2016年交易談判時,埃爾多安顯然被認為是一個受人尊敬和值得信賴的伙伴,而難民的命運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默克爾在2015年因歡迎難民而受到稱贊。然而僅在幾個月后,她和歐洲同行簽署了一項協議,譴責成千上萬的難民在人滿為患的希臘諸島或土耳其城鎮中充滿不確定性和痛苦的生活,這表明了他們的雙重性。
事實證明,歐洲各國政府的人道主義基本上取決于從口頭表達的言論或偶爾的團結行動中可以帶來什么政治優勢。當前的危機也使歐洲領導人之間突然產生了同志精神,被阻止難民的共同目標團結在一起。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稱贊希臘是歐洲的“盾牌”,而法國總統馬克龍則表示會以 “完全的團結”幫助保護希臘的邊境。這相當清楚地揭示了歐盟的優先事項。
當然埃爾多安利用難民作為討價還價的手段來追求土耳其的政治目標是可恥的,但虛偽的人道主義更加糟糕。只要難民被困在土耳其,在制衣廠被剝削或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頭乞討,歐盟成員國就難以對那筆交易造成的損失視而不見。
如今,隨著歐洲全球邊境的受害者敲開希臘的大門,歐盟正在以武器、催淚瓦斯和手榴彈做出回應。不能將當前的混亂和危機僅僅歸于埃爾多安、人口販運者、走私者或恐怖分子。作者認為,應對當前緊急情況的唯一體面、人道的方式,是向各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開放邊界,讓目前被困在土希120公里長邊境上的男女老少得以進入。這些人是逃避貧窮、戰爭和迫害的人。這樣的團結才是抵抗仇外和種族主義的方式。
2020年3月2日,希臘士兵在希土邊境巡邏。為應對大量難民的涌入,希臘將邊防防御等級提高到最高級。 新華社 圖【國際】希臘的經濟復蘇是不是謊言?
希臘前財政部長Yanis Varoufakis在《衛報》發文,提供了新一輪難民危機的希臘背景。
春天的氣息已經充滿希臘,但對陷入十年危機的人們來說,這是一個殘酷的春天。作為例子,作者寫了他所認識的雅典居民Costas遇到的困難。后者在市中心經營一家小書店,十五年前,把自己的公寓作為抵押借了一筆商業貸款,用來完善書店,當希臘債務危機變得嚴重時,他無法償還這筆貸款了。Costas是成千上萬面臨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人中的一個,因為一些基金以非常低的地下價格從銀行買走了他們的債務。希臘有許許多多像他這樣苦惱的業主和小商人。
有趣的是,Costas很少聊這個,而是陷入媒體關于難民的瘋狂敘事中,他哀嘆:“我們連自己都快養不起了,怎么幫助那些悲慘的靈魂?”他的困境恰恰反映出希臘危機怎樣產生出一種恐懼的規則:對執達官(bailiff)的恐懼是被消聲的,對“他者”的恐懼則是大聲的。
兩年來國際媒體一直在慶祝希臘所謂的經濟復蘇,這些媒體的讀者可能認為Costas的故事沒有代表性,他們會反駁說,幾年前購買希臘債務或股票的投資者已經獲得了其他市場無法提供的回報,此外希臘政府已經以不到1%的利率借貸了10年。但作者認為,能夠以如此低的利率為其債務再融資不一定是復蘇的證據。
Paradox(悖論)一詞來自希臘,作者提醒我們審視目前的希臘paradox:今天的希臘,國家和大多數公民完全有可能陷入更嚴重的破產,而寡頭通過資產交易賺大錢;但是,如果希臘政府持續是破產的,為什么還要以低利率向它借錢呢?
原因是希臘債權人的三駕馬車——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從貨幣市場上拿走了政府債務的85%,并將其完全置于歐洲納稅人的肩上。它們還將所有還款時間推遲到2032年之后,并再向希臘政府提供300億歐元的官方貸款,以支付希臘政府對私人的還款。這個時候,與其以當前的負利率向德國或荷蘭政府貸款,不如以小但是正的利率向希臘政府貸款。只要希臘政府仍然是三駕馬車的模范囚徒,以低利率向希臘破產的國家提供貸款就是有利可圖的。Paradox解決了!
再看看希臘的私營部門,如果它們也破產,投資者如何從中獲利呢?正如Costas的案例所示,答案很容易。Costas的十萬歐元貸款由銀行廉價出售給對沖基金,價格僅為八千歐元,如果該基金以兩萬歐元的價格拍賣他的公寓,其利潤率將達到驚人的250%。Costas將失去自己的家和書店,并對國家的稅收和支出產生不利影響(因為他開始領取失業救濟金),這一事實甚至都沒有出現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中。
在希臘危機的第一階段,除社會階級頂層的0.1%之外,所有階級都陷入了困境。但是從2018年起,三個社會群體開始有不同的表現。到目前為止,Costas所屬的大眾群體繼續在債務中苦苦掙扎,并陷入更深的絕望中;中產階級已經走出低谷,生活在更加穩定的環境中;最后,一小群人的表現令人難以置信:通過公共資產的賤賣而崛起,與獲利的對沖基金相關聯,與歐盟來源的資金掛鉤。
由基里亞科斯·米佐塔基斯領導的希臘新政府是一個有趣的聯盟。接近總理圈子的一個派系代表了新自由主義寡頭的利益,他們決心繼續執行三駕馬車的緊縮政策和賤賣公共資產政策,并從中獲取巨大利益;聯盟的第二部分是極右,仇外的民族主義派系,和特朗普、歐爾班、勒龐、莫迪、博爾索納羅一起構成全球民族主義譜系。這種新自由主義者和種族主義保守派的脆弱聯盟靠以下這些措施的結合來維持:有利于寡頭的自由市場“解決方案”(例如出售科Costas的貸款和對公共資產進行私有化),國內集權(武裝警察進入大學對付抗議的學生),以及對移民采取特朗普的方式。納粹“金色黎明”被趕出了議會,但可悲的是,其種族主義敘事出現在政府中。
經濟復蘇的故事遲早被揭露為殘酷的謊言,本屆政府將利用小民們對移民的擔憂來轉移注意力,同時清算他們為數不多的剩余資產。
最近電視上的一個場景揭示出希臘危機象征著歐洲的難題:現任希臘總理對希臘-土耳其邊界進行了訪問,他像他的前任一樣已完全向默克爾屈服,陪同的還有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被默克爾推為歐盟委員會新任主席,但如果沒有歐爾班在歐洲議會的支持,她就不會當選。
他們在干什么?他們在捍衛歐爾班率先做出的違反難民權利的政策。這反映了默克爾宣稱的遏制仇外心理的計劃的滅亡。此外,他們無意間證明了希臘仍然是礦山中的金絲雀(礦工下井帶上金絲雀作為警示,因金絲雀對瓦斯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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