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昨日獲悉，家住合肥市的吳女士(化名)此前帶著兒子做美甲時，手機給兒子玩。當晚回家，吳女士發現卡內的13萬被莫名轉走。吳女士查詢發現，這13萬竟是9歲的兒子玩游戲時打賞給了游戲主播。自此，曾學過法律的吳女士開始了持續半年多時間的教科書式追討。3月3日，在合肥高新區法院法官調解下，吳女士拿回了上述錢款。

[案情]男孩玩手機轉走13萬打賞主播

2019年5月11日，吳女士帶9歲的兒子小力(化名)去美甲店做美甲。在她做美甲時，小力拿起她的手機打開了一款某知名平臺上的游戲。做完美甲后，吳女士便把手機拿了過去，當時并沒有發現異常。等到吳女士回家后，無意間發現手機上有多條銀行轉賬提醒。

吳女士細看，發現9筆轉款記錄顯示，其銀行卡內共有13萬余元被轉走。吳女士嚇了一跳，趕緊打開手機銀行及支付寶轉賬記錄。經檢查，她發現13萬余元是被兒子小力通過支付寶支付購買游戲平臺上的虛擬幣，用于打賞。吳女士非常生氣，但也意識到必須立即行動起來，追討這筆錢。曾學過法律的吳女士深知，要想追回這筆款項，首先要固定證據，而且越快越好。

[追討]固定證據明確打賞不知情

此后，吳女士先是聯系了游戲平臺——北京某科技公司，向對方表明發生的事，一方面希望對方能查清真相退回打賞款，另一方面也是告知平臺，這筆款是未成年人轉款，沒有經過家長同意。隨后，她聯系了支付寶的客服電話，因為通過支付寶平臺可以明確轉賬的具體收款方，今后可以作為一項證據。

除此之外，吳女士還向轄區派出所報案，即使構不成案件，其報警記錄日后也可以作為證據提交給法庭。在做了一系列證據固定后，吳女士想到了最關鍵的一份證據，那就是美甲店的監控。好在，她查看監控后發現，監控能清楚地記錄下轉賬發生時，孩子正在使用手機玩游戲，這就能證明，轉賬行為是孩子完成，而不是她本人所進行。吳女士刻錄了監控視頻進行保存。

隨后，在她的多次溝通協商下，某科技公司于20天之后，也就是2019年5月31日返還了4萬余元。對于其余款項，該平臺以打賞給主播了，不是平臺所得為由拒絕返還。

線上調解游戲公司退回13萬

由于吳女士主張全部退款遭拒，其便將某科技公司起訴至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合肥高新區法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送達了傳票，定于春節假期一結束開庭審理。因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該案庭審延期。

此后，為減少人員聚集，保障當事人的健康權益，高新區法院承辦法官劉正紅積極引導當事人在線調解。因為吳女士提供的證據相對完整，在高新區法院線上調解之下，雙方最終達成了一致。3月3日，吳女士在收到了全部退款后向法院申請撤回起訴。至此，吳女士將半年多前孩子打賞主播的13萬余元錢款全部追回。

[說法]證明是未成年人所為很重要

安徽萬世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紅認為，此案的關鍵點在于吳女士有證據證明打賞行為是孩子所為，美甲店的監控視頻就很有證明效力。

張紅稱，根據法律規定，不滿8周歲的未成年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民事法律行為；8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本案中未成年人支付13萬的大筆金額明顯超出了其年齡、智力范圍，在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認的情況下，應為無效。“小力可以花錢購買一個棒棒糖或者買一支鉛筆，但是打賞這么多錢明顯是超出其年齡、智力范圍，所以家長可以要求平臺退還。”

另外，張紅也表示，當事人應當為自己的主張提供證據并使其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據證明標準，因為，家長要舉證證明充值行為是孩子所為，但此類案件中有時候想要證明這一點比較困難。“監控、證人證言、與平臺溝通的記錄這些都可以作為證據，但是監控的證明效力更強。”張紅稱，家長遇到這種事情，越早固定證據對后期追討越有利。

孩子打賞主播事例近期頻發

記者發現，近年來，類似這種案例多次發生，有的能全款討回，有的則追討困難。尤其是目前全國各地開展網上上課，孩子打賞主播的事情隨之多發。

例如，近日深圳一名12歲學生以上網課的名義玩手游看直播，給平臺主播打賞12萬元。無獨有偶，有媒體報道，山西一名正在防疫一線奔波忙碌的護士，發現10歲的兒子竟然偷偷地用手機給某短視頻平臺打賞了10萬元。因為兒子要按學校的要求參加網上課程，必須用到手機，于是就發生了小孩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偷看直播，連續三天為一主播打賞禮物。

2月24日，該平臺發布消息，稱10萬元錢已經被退款。該平臺表示，不允許未成年人充值打賞，對于未經監護人允許的未成年人打賞一經核實予以全額退款，如有以任何方式誘導未成年人充值打賞的主播，平臺將依據規則嚴厲處罰，并可能對主播的違法違規行為追究法律責任，包括但不限于移交公安機關立案等。

（原題為《娃玩游戲打賞13萬媽媽教科書式追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