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出版的十卷本《夏鼐日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起始于夏鼐高中畢業之后，缺乏1927至1930年在光華附中期間的記錄。另外，夏鼐晚年為補大學之前日記缺失，根據回憶所撰的早年年譜等文章雖對光華附中時期有所追憶，但較為簡略。筆者工作之余，偶然發現了一些夏鼐早年就讀光華附中的相關史料。這些史料見證了夏鼐在光華附中求學的經歷，可以為人們了解這位大師的早年歲月提供基本憑借。

1910年2月7日，夏鼐生于浙江溫州，為家中次子。祖上在溫州城內經營絲線，算是當地富商。夏家十分重視子女教育，于族中設有私塾，延師訓課。后家人以新式學校教育勝于私塾，送他入讀當地的瓦市殿巷模范小學，后又轉入省立第十師范附小。在附小期間，夏鼐成績優異，凡試皆為第一，被推為級長。1924年，省立十中初中部招生時，投考者有八九百人，夏鼐名列第二。1927年初中畢業時，他成為學校保送省立十中高中部的五名學生之一。然而他并未滿足于繼續在溫州小城就讀，在取得初中畢業證書后即前往上海，考入了光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

1925年，光華大學附屬中學（簡稱光華附中）與光華大學同時建立。由于光華附中與光華大學一體辦學，故不另設校長，由中學主任總轄一切校務。光華附中成立初期，陸士寅、錢基博先后擔任主任。

1927年7月，著名教育家廖世承應邀擔任光華大學附中主任。廖世承早年留學美國，攻讀教育學。1919年回國后，曾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改東南大學）教授兼附中主任，辦理中學頗有名氣。他到任后，制定了《三年教育計劃書》，推行系列改革，使得光華附中得以迅速發展。19世紀30年代初，光華附中在上海市中學畢業會考中兩次榮獲第一，名震一時，從而與省立上海中學、南洋模范中學一起被稱為“上海三大中學”。1927年9月，夏鼐考入光華附中時，正值廖世承開始職掌附中。

最初，光華大學大學部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附中在豐林橋路（今楓林路）租房辦學。1926年，光華大學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校園建成后，大學部首先遷入。1927年，中學部亦遷入大西路校園，與大學部共用食堂、運動場等相關設施。中學部遷入之初，校舍尚未建設完備。廖世承遂主持將教室改為宿舍，另建茅草屋十余間為臨時教室，至1928年12月宿舍落成后始撤。因此，夏鼐最初的高中課程學習是在茅草屋中進行的，這也正是他的國文老師王蘧常在挽聯中提及“講授茅茨”的緣由所在。雖然茅草教室條件艱苦，卻沒有學生叫苦，時任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贊嘆道：“寒天暑地，弦誦其間，師若弟宴如也。”

光華附中設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學制均為三年。高中部實行分科制，最初分普通科和商科。1928年春季開學后，又將普通科劃分為文、理兩科。文科側重國文與英文，理科重在數理化，而商科在一般高中課程外增加會計等科目。1927年寒假期間，由于岳父過世，夏鼐請假而晚到學校數星期。由于錯過選科時間，當時選了文科的室友龐元龍替他也選擇了文科。誰知當年暑假，夏鼐突然產生了學工科的念頭，準備轉學浦東中學，以便將來考交通大學。這個想法后來無果而終，否則中國便可能少一位考古學家而多了位工程師。

對于在光華附中期間的學習成績，夏鼐曾在自訂年譜中不無自得地回憶道：“是年（1928年）上下兩個學期，余之成績皆為全級第一名”。從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所藏的一份史料來看，夏鼐此語非虛。1930年1月，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和附中主任廖世承共同簽名、蓋章，向夏鼐頒發了一份學生獎金證書：

這份“學生獎金證”表明，夏鼐在1928年下學期的成績確實很優秀，因而獲得獎學金。然而，似乎還不能完全坐實他“全級第一名”的說法。不過《私立光華大學附屬中學章程》中的“獎勵規則”明確指出：“各級學生學行優良，第一名得獎金四十元，第二名得獎金十元。”據此，夏鼐在1928年下學期的學習成績為年級第一則無異議。

1928年上學期，夏鼐是否也是“全級第一名”呢？根據《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十周紀念冊》所載《歷年得獎學生一覽表》，1928年上學期高一年級僅有第二名獲獎者姓名，第一名獲獎者則空缺。筆者推測這個空缺的獲獎者，很可能就是夏鼐。光華附中章程規定，學生要想獲得獎金，除了學習成績優秀外，學期內請假天數不能超過一周。而上文已經提及，夏鼐在1927年寒假因為岳父喪事，返校遲到了半月。因此，他很可能該學期學習成績名列全年級第一，但因請假超期而沒能獲得第一名獎學金。根據《歷年得獎學生一覽表》，在夏鼐回憶之外，他還曾獲得過1927年秋的第二名獎金和1929年春的第一名獎金。

夏鼐之所以取得如此優異成績，據他的溫州同鄉、光華附中時的同學王祥第回憶，每次學期開學之時，夏鼐就把這學期主要的課本從頭至尾自學一遍，打好基礎，等到正式上課時又聽的十分認真。除了自修能力，當時夏鼐學習的專注力也十分了得。光華附中地處滬西郊區，大部分學生都住校。由于校舍空間有限，寢室又兼做自修室。有一學期，同寢室的同學經常在寢室內吹拉彈唱，然而夏鼐卻身處其間讀書自若。

除了在學習上表現優秀外，夏鼐在各類課外活動與學生自治團體中也很活躍。光華大學及附中有國文以及英語演講、翻譯比賽的傳統。1930年《光華年刊》所載《甲戌級校史》載，“其他課外活動如國語演講比賽、英語演講比賽等，也都是我們級友做中心的柱石。這些都足以證明我級活動范圍的光大和成績的優良。”該級優良成績的取得，離不開作為其中一份子的夏鼐。在1928年的高中英語翻譯競賽，夏鼐摘得全校第二名。1930年春季，光華附中舉行首屆全校國文作文比賽。當時光華大學請國文系教授童伯章和錢基博擬定作文題目兩則，一為“品與學孰重”，一為“大西路邊”。比賽結束，復經童、錢二人評定成績，夏鼐名列全校高中組第二名，并獲銀質獎章。

夏鼐在自己所在的一九三四級（當時以大學畢業年份計算級數）擔任文書一職，同時還參加了光華附中學生會工作。建校之初，光華大學及附中就組織成立了學生會，以指導、組織全體學生參加各類文體活動。最初，大中兩部學生會一體，1928年下學期分立。1928年冬，光華附中學生會組織出版周刊《旭刊》時，夏鼐為編輯部編輯主任之一，并同時擔任文藝組職員。該刊次年二月正式出版，刊有論著、譯述、文藝、報告、校聞等信息。后由于內部意見不一，附中學生會會務曾一度停頓。

1929年上學期，經學校當局指導贊助，附中學生會重新成立，夏鼐擔任文書部部長。當年年底，附中學生又重新召集大會并修訂章程，產生了新的附中學生會。夏鼐擔任編輯部部長，負責出版《光華附中月刊》。該刊注重學術研究及文藝小品，但僅出版一期就因經費問題而停刊。后學生會再次改組，《光華大學附中周刊》接續為學生會會刊。該刊由徐志摩、廖世承等人擔任顧問，先后出版三期，刊載有議評、文學詩歌和光華附中動態等。此時，夏鼐已不再擔任會刊編輯部成員，而是以“特約撰述”的身份積極為刊物撰稿，除整理名人演講記錄外，還在上面發表了學術文章。

1929年，“現代四大史學家”之一、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呂思勉在光華大學社會學會所編刊物《社會期刊》創刊號（1929年5月20日）上發表《飲食進化之序》等文。而在1930年1月1日出版的《光華大學附中周刊》第一期上，夏鼐發表了《呂思勉先生<飲食進化之序>的商榷》一文。該文從生物學以及文字訓詁等角度就“茹毛”一詞的含義等方面與呂思勉展開了商榷。時過多年，夏鼐將此文其中一節“‘茹毛'是否指食獸之毛”在《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3期）上重新發表，可見他對這篇光華附中時代作品的珍視。這篇高中時代的商榷文章，或可看作夏鼐走上學術之路的開始。此外，該文的撰寫還引起了夏鼐對生物學的興趣，因此后來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以及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期間，他均曾有過轉學生物學的想法。

每年畢業前夕，光華大學都會組織大學以及附中畢業生組建編撰小組，出版《光華年刊》，以便刊載畢業生的相關信息，以資留念。1930年，作為畢業生的夏鼐以光華大學一九三〇年刊社事務部職員身份，參與了《光華年刊》（1930）的編撰工作，并為我們留下了一幀高中畢業紀念照。

上述夏鼐在光華附中時期的刊物編撰實踐，可以說是為他日后參編《清華周刊》、主持《考古學報》、創立《考古》雜志等辦刊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夏鼐在光華附中期間的優異表現，除了個人努力，與附中以及大學部老師們的影響不無關系。在國文教學方面，光華附中以經、史為國文學習材料，且重在作文技能的練習以及欣賞趣味的養成。目前所知，在光華附中教過夏鼐國文的教師有兩位：顧藎丞、王蘧常。

顧藎丞為南高師畢業，后先在江蘇省立第三中學、南開附中、圣約翰附中任教，后隨“六三事件”脫離圣約翰，任教于新創立的光華附中。夏鼐考入光華附中之初，顧藎丞擔任他的班主任兼國文教師。任教光華期間，顧藎丞著有《文體論ABC》《說文綜合的研究》《國學研究》等。

另一位國文教師則為身兼哲學史家、歷史學家以及書法家的王蘧常，他著有《諸子學派要詮》《嚴幾道年譜》《沈寐叟年譜》《抗兵集》等。有一次國文課上，王蘧常給學生出了一個作文題目“我所欽佩的一個人”。由于從初中開始，夏鼐就欽佩魯迅的人格與文筆，便以魯迅為對象寫了一篇雜感。班上其他人所寫欽佩對象為郭沫若等人，而有一位同學所寫卻是夏鼐，對此王蘧常專門在班上提到這篇以夏鼐為對象的作文。

夏鼐在高中三年接受了兩位文史大家的國文課程，在作文以及文史興趣方面有很大提升。對此，多年后王蘧常仍有“早識茂才”之嘆。此外，夏鼐就讀光華附中之時，還有沈昭文、蘇福應教授英文，倪若水、桂叔超教授算學，潘序祖教授西洋史，姚舜欽教授人生哲學等。高中畢業多年后，夏鼐也曾多次拜訪過這些光華附中時期的老師們。

由于光華附中和光華大學在同一校園辦學，因而附中學生得以共享大學師資。作為高中生的夏鼐，曾去旁聽光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文學院院長張東蓀的《西洋哲學》、國文系教授吳梅的《中國戲曲史》等課程。不過因為光華附中課程較多，夏鼐又不愿曠課，所以有的大學課程只在講堂外一觀風采，沒有進去聽課，如張歆海、徐志摩、錢基博、呂思勉等人的課。

初中時夏鼐就閱讀過魯迅的《吶喊》，所以當1927年11月16日魯迅應邀在光華大學發表演講時，他特意慕名前往現場聆聽。演講原定下午兩點，不過由于魯迅住處距離光華路途遙遠等原因，至兩點半方才開講。因此，魯迅在演講開頭首先自嘲道：“我今天是汽車搬來的，但我很慚愧，覺得自己還沒有被汽車搬的價值。”此次演講內容后來由光華大學學生洪紹統、郭子雄合記，以《文學與社會》為題登載于《光華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27年11月28日）。少年時期開始，夏鼐便開始閱讀魯迅著作，而聆聽魯迅演講讓他對魯迅的為人與為文格調愈發欣賞。1936年11月9日，在英國留學的夏鼐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后，在日記中寫道：“對于他筆鋒的尖刻，對于他在思想界中的奮斗，也極其傾倒。”或許正因為如此，夏鼐對生活中以及社會上的不良現象，常在日記中予以批判。

1928年5月4日，胡適在光華大學公開講演“五四運動紀念”。對于此次演講，夏鼐后來在文章中雖有提及，但稱沒有印象。然而高中時好友王栻是胡適的崇拜者，購入許多胡適的書，而又多為夏鼐借去，據此揣測他也很有可能前去聆聽，但因不及魯迅對他影響之深而“沒有印象”。或許正如他在回憶中沒有提及在光華附中時聆聽張東蓀的一次演講，其實他不但去了還對演講內容做了整理。

1929年，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張東蓀為光華附中學生開講座，演講主題原定為“求學的方法”，后改為“修學的方法”。夏鼐聆聽此次演講后，對演講內容專門做了整理并交由張東蓀校閱，后以《修學方法拉雜談》為題發表在《光華大學附中周刊》第二期（1930年1月10日）上。張東蓀在演講中對自修方法與重要性的強調，當深為夏鼐所認同，因此他積極整理演講稿，并且在求學生涯中很注重自修。以至于在夏鼐大學時期的日記中，我們還常能看到“上課還不如看書”“考試還不如看書”“為什么自己不早點輟學自修”等諸如此類的記載。同時，張東蓀的演講還強調了英文作為求學問的工具。光華附中時代的夏鼐已十分重視對于英文的掌握，曾參加英語翻譯競賽并獲獎。在夏鼐大學時期的日記中，也留下了多處他自我訓練英語閱讀速度的記載。此后，在北京求學期間，夏鼐還曾專門前去聆聽已北上燕京大學任教的張東蓀關于“哲學與科學”的演講。

1930年4月，夏鼐順利通過上海市教育局主持的畢業會考。6月28日，光華大學舉行第五屆大中學生畢業典禮。在畢業典禮上，光華大學教授、原中國公學校長（1930年5月19日離任）胡適做畢業演講。

胡適的畢業致辭內容雖不可知，但巧合的是，四年后（1934年6月22日）清華大學的畢業典禮仍是胡適致辭。對于胡適的致辭，夏鼐在日記中有清楚地記載：“上午十時行畢業禮。來賓演講是胡適。4年前在光華時曾聽過他在畢業禮中的致辭。這次也不外那套陳話。說‘自己有三張藥方，好比觀音賜予孫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給你們將來救急用：（1）多找出幾個問題，以作研究；（2）多弄點業余的玩樣，在職業外發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強不息，不問收獲，但問耕耘。’”

據日記中所謂“不外那套陳話”的評價，可知此次演講當離光華附中畢業那年的致辭之意不遠。當時夏鼐正處在大學畢業后前途未卜的迷茫之中，不免對胡適的演講有“局外人的風涼話”的感慨。但實際上，在夏鼐后來的求學生涯中對胡適的畢業演說卻又深有體會，如他在英國留學時對讀書與娛樂關系的思考、以學術研究為終身事業的考量等。

對于三年的光華附中求學歲月，他在“1930年日記片斷”中寫道：“枯燥無味的中學生涯已經完結了，嶄新的大學生涯方將開始，在生命史上似乎重新掀開了一頁，想象到未曾經歷過的境界，常使人起了一種憧憬。”發出這種感慨，正如今日高考結束后，莘莘學子對未來大學生活的渴望。也正是這種渴望，讓他在“無聊”的求知道路上越走越遠！

因成績優良，夏鼐獲得了免試升入大學部的機會。然而，就像初中畢業時有著更高的追求一樣，他再次選擇放棄保送，報考了中央大學和燕京大學，并且均獲錄取。最終，夏鼐選擇北上，前往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一年后轉學清華大學歷史系。大學畢業后，夏鼐又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深造，從而踏上了以考古學為終身事業的漫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