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美國國內進行的對華政策辯論，是觀察美國對華政策發展方向的一個重要窗口。而要看懂這場辯論，就必須研究那兩封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公開信”，同時也不能忽視雖未在那兩封公開信上署名，但卻非常重要的“第三勢力”。

鑒于 2019 年美國對華政策辯論是 2015 年那場同題辯論的延續，因此也很有必要對這兩次辯論進行對比研究。有比較才有鑒別，這有助于把握美對華政策變化的軌跡和發展方向。

兩個陣營的公開論戰

第一封《致美國總統和國會的公開信》也叫“史文公開信”， 由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史文、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傅泰林、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美國前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董云裳、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五人執筆撰寫，于 2019 年 7 月 3 日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上。該信所代表的是“史文陣營”。

到 2019 年底為止，已有大約 200 多人在“史文公開信”上簽字。簽字人基本上都是和五位執筆人一樣的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前政府重要官員以及部分企業界人士。其中不少人不僅是不同階段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執行者。總體來看，“史文陣營” 基本屬于“建制派”。

另一封公開信由不太知名的美國退役海軍上校、前太平洋艦隊情報和信息行動主管詹姆斯·法內爾執筆，2019 年7 月 18 日發表在美國一份不太知名的《政治風險》雜志上。所以第二封公開信也稱“法內爾公開信”，其所代表的是“法內爾陣營”。

迄今為止，共有 139 人在“法內爾公開信”上簽字。簽字人大多跟執筆人有類似背景，包括美國退役軍人和前情報系統官員，也有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和企業界人士，個別則是在1989 年后跑到美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法內爾陣營”基本屬于“鷹派”。

可以這樣認為，2019 年美國對華政策辯論，既是“史文陣營”和“法內爾陣營”兩個陣營之間的公開論戰，更是“建制派”與“鷹派”之爭。

辯題：是否與中國為敵？

（一）“建制派”的主要觀點

“史文公開信”強調，在是否應該全面與中國為敵的問題上不存在“華盛頓共識”。但公開信發表后，執筆人之一的芮效儉也特別指出，他們“并沒有要求美國對中國采取更仁慈更溫和的政策”。總體上，“建制派”認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中國都不是“美國的敵人”，“與中國為敵只能適得其反事與愿違”；把中國作為經濟上的敵人，試圖與中國經濟“脫鉤”，不能阻止中國繼續崛起，只會損害美國自身利益；把中國作為政治上的敵人，試圖破壞和遏制中國與世界的接觸，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建制派”對中國政府的內外政策行為“深感不安”，稱這些行為對世界其他國家構成“嚴重挑戰”，嚴重削弱了國際秩序中西方的民主準則，尤其削弱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優勢。他們主張美國對中國的行為做出“堅定而有效的反應”，強調加強與美國盟友的合作，保持對中國的威懾。但同時，他們反對美國政府實行“與中國為敵”的政策，主張與中國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建立一種平衡關系”。

（二）“鷹派”的主要觀點

代表“鷹派”的“法內爾公開信”不同意“史文公開信”對中國的認知及其對華政策主張，認為：中共政權是一個“獨裁政權”，對美國的立國原則和人類自由“構成日益增長的威脅”，“中國政府不是，也從來就不是一個和平的政權”。他們聲明，“不支持中國政府”。

“法內爾公開信”聲稱中國有一個“在全球搞擴張主義的大戰略”。“中國夢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不過是中國“企圖支配和稱霸全球”的不同代名詞。因此，中國對世界其他地方而言是個“實際存在的威脅”。

他們反對與中國“接觸”的政策，認為外交、經濟和軍事上的接觸遏制不了中國的“對外擴張”，反而會“不斷削弱美國的國家安全”。“法內爾陣營”完全認同且堅決支持特朗普政府“與中國對抗”的一系列政策方針，呼吁將這種對抗政策保持下去并“機制化”，通過“有選擇地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鉤”，重新平衡與中國的經濟關系，同時加強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的聯盟關系，最終“擊敗中國的全球野心”。

被忽視的“第三勢力”

在 2019 年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的兩個陣營之間，還有一撥人，且稱之“第三勢力”，包括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前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主任夏偉、前貿易代表查倫·巴爾舍夫斯基、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前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易明、前駐阿富汗大使艾江山、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中心主任葛維寶、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韓美妮、龍洲經訊董事總經理葛藝豪、前國 家安全委員會高級主任麥艾文、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中國國際事務主席巴里·諾頓、榮鼎 咨詢集團創始合伙人榮大聶、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學院中國項 目主任沈大偉、前副國務卿斯坦伯格等。

“第三勢力”成員和“史文公開信”聯署人的背景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美國內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和前政府重要官員。其中不少人也曾在不同階段，以不同身份參與制定并執行了美國對華政策。無疑“第三勢力”也屬于“建制派”。

“第三勢力”，除個別人外，都未在兩封公開信上簽字。不簽“史文公開信”，是因為其中對美國的“自責”太多，對中國又“太客氣”，在一些領域對中國“不夠強硬”。至于“法內爾公開信”，他們根本不予考慮，那種“永久與中國為敵”的立場原本就是建制派所反對的。

較之“史文陣營”，“第三勢力”對中國的政策行為更為“憂慮”，這些政策行為既有對內的也有對外的。 他們認為，“主要是中國，而不是美國應該對當前中美關系的危機負責”，“接觸”加“對沖”的對華政策過去是成功的，可現在已經“不夠” 在一些領域，美國需要對中國采取“更堅定的反擊政策”。

但“第三勢力”反對遏制中國，認為“遏制中國行不通”。他們主張“巧競爭”，在美中共同關心的領域，美國應該盡可能尋求與中國合作”，于此同時，美國應該加強與盟友的協作，建立國際聯盟，加強美國在國際機構中的領導力，并借此敦促中國遵守國際規則。

由此可見，“第三勢力”雖然介于兩大陣營之間，但其對華政策立場更傾向于“史文陣營”，只是更強硬一些。

兩場對華政策辯論之比較

2015 年的那場美國對華政策辯論，被美國老一代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是“幾十年來最深刻的一場辯論”。參與者不只是中國問題專家，還有美國的知名國際政治學者和外交政策專家。那年的辯論主題是“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否失敗”，堪稱上世紀五十年代關于“誰失去了中國”的辯論后，最為敏感的一個論題。

在2015年對華政策的辯論中，最終各方出人意料地達成了一致，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失敗”。但是，在用什么樣的對華政策替代“已經失敗的對華政策”這一重大問題上，各方并未達成共識。而 2019 年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的核心，正是要解決這個在 2015 年遺留下來的問題。所以，2019 年美國對華政策辯論是 2015 年辯論的延續。

在2015年辯論的基礎上，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丁于同一年對“中美關系的可能走向”給出了他的預測：一是“中國崩潰論”已經沒有市場，中國將持續面臨成長的煩惱；二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主張，美國應該放棄幫助中國的政策，并且不應再把“人權和政治自由化問題”作為兩國關系的主要議題；三是多數辯論者對中美關系的未來感到“悲觀”， 認為“戰略伙伴關系”也好，“新型大國關系”也罷，都不是中美關系的發展方向，中美關系的拐點已經到來，在很難合作的情況下，或將走向“公開競爭”；四是兩國之間不至于爆發戰爭。美國“不可能重新遏制中國”，即使美國的實力強于中國。

與 2015 年辯論不同的是，2019 年的對華政策辯論不再以“靜悄悄的方式”進行，而是以兩個陣營“公開論戰”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2015 年辯論因美國精英層對中國的“焦慮和失望”而起，2019 年的辯論則是因為“史文陣營”，即“建制派”不滿特朗普政府在沒有進行充分辯論的情況下單方面強制推行“與中國為敵”的政策而起。所以，辯論的焦點是“美國是否應該奉行與中國為敵的政策”。

在2019 年的辯論中，“中國崩潰論”已不再是話題，但“中國威脅論”卻大行其道。現在美國政府的政策思維已不是是否“放棄幫助中國”的問題，而是想方設法地遏制中國的發展。美國施展極限施壓，對華發動貿易戰，動用國家資源打壓華為，將中國的科技公司和科研機構納入“實體清單”進行制裁，并依據美國國內法對違反美國對外制裁政策的中國公司實施“長臂管轄”，所有這一切表明，這次美國對華政策辯論已遠遠超出“放棄幫助中國”這一議題。

此外，“民主”和“人權”重新成為中美之間的一個重要議題。美國國會分別通過了涉疆、涉港法案，白宮則不僅簽署了這些法案， 還以“人權”為由，宣布對中國有關實體和政府官員進行制裁。與此同時，意識形態因素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分量也明顯躍升。不只是“法內爾公開信”，國務卿蓬佩奧等政府高級官員也開始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制度。這是美國“鷹派”升級與中國對抗、與中國為敵的重要信號。

可以肯定的是，“遏制中國”已成為特朗普政府中一些“鷹派”人物的戰略思維定式。事實上， 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實施部分遏制中國的戰略，“戰略競爭”也已經成為中美關系的主導面。人們擔心這種“戰 略競爭”沒有底線地發展下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抗，給世界和平與穩定帶來災難性后果。

結論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對 2020 年及其后一段時間的中美關系作出如下預測：

其一，2020 年美國對華政策辯論仍將持續下去。由于 2020 年是美國選舉年，卷入辯論的人將會更多，反對中國的聲音也可能會更大。但同時也一定會出現非常重要的反思的聲音，而這種反思很可能來自兩黨前政府高級官員。

其二，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短期內形不成什么共識。但可以預料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總體趨勢將會更加強硬。

其三，2020 年中美關系的主要特征仍將是“戰略競爭”，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管控戰略競爭”。中國具有相當的政策“管控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并非無限。特朗普政府由純粹的“鷹派” 主導，除非共和黨內部高層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對特朗普政府的“鷹派”作為形成牽制，否則“中美關系壞不到哪里去”的這個判斷遲早要被推翻。

其四，中美關系回不到過去，美國對華政策也回不到過去。未來一兩年將是中美關系的一個關鍵期，同時也是中美有識之士深刻反思、接觸對話、重新定義中美關系以及探討共存新范式的窗口期。盡管反思將是一件非常痛苦和困難的事情，但沒有這樣的反思，雙方的對話將無法進行，也更加無法朝著重新定義中美關系和探討中美共處新范式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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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長林，系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張宸榕系太和智庫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