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勞動力有序流入，是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勞動力回流之后，疫情防控的難度增大，疫情增長不可避免，誰來承擔這個責任？目前一些地區的做法是，將疫情防控責任層層壓實，最終落實到社區和企業。在社會靜止的狀況下，這一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人口高度流動的狀況下，依然采取這一方式是否恰當，如何完善疫情增長的問責機制，需要我們進一步討論。

一、人口流動狀態下，疫情增長責任難判定

人口流動狀態下，疫情增長不可避免，而且我們很難確定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們試想一下，一個農民工從家鄉出發到打工地，有哪方面的原因會導致他感染。

第一，流出地防疫宣傳與教育沒有做到位，農民疫情防控意識不強。自疫情爆發之后，大部分地區農村都通過微信、廣播等各種方式對農民進行防疫宣傳與教育，農民疫情防控意識有所增強。但是依然存在防疫宣傳不到位，方式不當的情況。社會靜止狀態下防疫宣傳的內容和流動狀態下防疫宣傳的內容應該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數地方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一些農村，廣播里的內容自疫情起就沒有變過，一直在告訴人們不要出去，卻沒有告訴人們在不得不出去的情況下，應該怎么保護自己。這使得一些農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就進入到防疫形勢比農村要復雜得多的城市，增加了他們感染疫情的風險。

第二，農民自我保護意識不足，一些不良的衛生習慣一時難以改變。事實上，如果農民自身沒有較強的自我保護意識，不主動和認真學習疫情防控的相關知識，疫情防控宣傳即使做到位了，也是無濟于事。此外，農民很多行為習慣與既有的生產、生活秩序嵌套在一起，要改變這些行為習慣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這意味著，即使防疫宣傳做到位了，農民主動學習了防疫知識，也有可能因為一個用手擤鼻涕的習慣動作而功虧一簣。

第三，在流動過程中，和病毒攜帶者有了接觸，公共交通消毒不充分。農民工，尤其是沒有私家車的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往往要轉乘好幾種交通工具。一旦在某一個環節與病毒攜帶者有接觸，或者某一個公共交通工具的消毒工作沒有做到位，再加上自我防疫意識不強，都會導致他被感染。

第四，在流入地的居住場所和病毒攜帶者有了接觸，或者當地社區疫情防控不力。進入城市之后，很多農民工要么住宿舍，要么住在城中村或城郊村。城中村人口密集，來自各地的人聚集在一個村落，疫情防控形勢復雜，壓力極大。在社區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位的情況下，人們也有可能和無癥狀的病毒攜帶者接觸，加上自己的疏忽而被感染。社區人手和經驗不足，人口快速進入之后疫情防控體系運轉出現問題，也會增加人們感染的可能性。

第五，在流入地的生產場所和病毒攜帶者有了接觸，或者生產單位的疫情管控不力。和城中村一樣，企業也是人員密集區，疫情防控形勢和壓力同樣巨大。個體或者企業的一點點疏漏，都有可能對疫情防控帶來影響。

除此之外，人們在城市生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會要去市場買菜、去醫院看病等，一旦維系這些系統運轉的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在個體防疫意識不強的情況下，都有可能被感染。假設一個人在流出地沒有受到充分的防疫宣傳與教育，防疫意識不強，個體在進入流入地的路程中感染了病毒，經過一定的潛伏期，在流入地的社區里開始有明顯的癥狀。在這樣的情況下，疫情增長的責任應該算誰的。實際上，在流動狀態下，除了自我防疫意識不強這一點比較確定以外，我們很難確定導致感染的、外在的、最關鍵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也就很難確定誰應該為疫情增長負責。

二、精準問責有什么問題

為了推動復工復產，各地都在調整疫情防控的思路，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這方面，江西、廣東等地走在前列。2月17日，江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應急指揮部再發第14道令，強調復工復產改為報備制，返崗員工無需提供健康證明，除來自重疫區的務工人員，在進行健康監測后一律取消隔離要求。這些措施有利于企業復工復產。

問題是，一些地區疫情防控的問責機制并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2月18日，我們調查了江西省南昌市的一個社區。從小區保安那里得知，當天上級下命令，“如果這個小區有新增，社區書記就地免職”。理由是，“因為之前都沒有，突然有，那就說明人員防控工作沒做好，人員還是流動了”。而社區書記為了減少人口流動，降低病例增加的可能性，在省里已經發文取消健康證明的情況下，依然強調進入社區必須提供健康證明。不僅如此，還以各種理由拒絕外來人口進入社區。我們了解到，一位從鄱陽返回南昌的居民，帶了健康證明也不讓進小區，原因是在流出地所辦的健康證明格式不符合流入地要求。

客觀而言，這并不能怪這位社區書記。其背后的問題是，原有的問責機制不符合人口流動的大形勢。在社會靜止狀態下，實行的是精準問責，責任層層壓實到社區或企業負責人。被問責的原因也是明晰的，即沒有最大限度地限制流動導致社區出現新增。但是在復工復產的形勢下，人口流動是必然的，一些地區仍然將沒有限制流動作為被問責的原因，不太合適。不僅如此，在人口流動狀態下，導致疫情感染的原因十分多元，責任人實際上難以精準定位，依然實行精準定位的問責機制，十分不恰當。這很有可能使流入地的社區干部被“冤枉”，也會使他們缺乏促進人口流動、復工復產的動力。在復工復產責任沒有細化，社區干部從復工復產中所獲得的收益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這其中還反映出的問題是，精準問責的依據是結果。因為疫情增長與否這一結果十分明晰，容易精準定位。這種簡單化的考核方式，在原因十分單一的情況下，問題不大。在人口流動的情況下，導致結果的原因十分多元，結果導向的問責機制問題凸顯。

三、一個兩難的問題

在人口流動的形勢下，責任實際上難以確定，精準定責可能會制造冤案，最終將不利于促進勞動力流動。但是勞動力流動之后疫情防控的壓力有增無減，如果責任不明晰，也會亂了套。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結果導向的精準問責實際上是將這個兩難的問題甩給了基層干部，甩給了具體在做防疫工作的人。這不利于人口流動，也不利于統籌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

要破解這個大難題，并不容易，需要更多地討論。在筆者看來，從統籌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出發，破解這個兩難的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結果導向和過程導向相結合的問責機制。之所以出現疫情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疫情防控過程中，某些工作出現了紕漏。在人口流動的大背景下，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具體是哪個環節導致了疫情增長這個結果，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考核防疫工作者在幾個具體環節中是否做到位，以降低這一結果出現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綜合疫情增長的結果，對基層進行考核和問責。

第二，適度提升整個社會對疫情增長的包容度。人口流動之后，疫情增長是一個必然結果。一例增長，就給社區書記免職，說明人們對新的形勢沒有充分的認識，也說明整個體制對個別的疫情增長過度緊張了。在人口流動的大形勢下，我們依然要對疫情防控保持充分的緊張，但是絕不能過于緊張。

第三，將復工復產的責任操作化，落實到基層，并且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推動復工復產，疫情防控工作者功不可沒。但是在嚴格精準的問責機制下，推動復工復產對于防疫工作者而言，壞處大于好處。因此，不僅要轉變問責機制，還要建立復工復產的激勵機制，解決他們的動力問題。

第四，進一步加強防疫宣傳，將防疫轉變為每一個人的責任。從此前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人們感染疫情的原因中，最能夠確定的一點是：個體防疫意識不強。這是人們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道防線。自我防疫意識不強，將大大增加疫情防控的成本，疫情防控做得再到位恐怕也是白費。加強防疫宣傳，提高每個人的防疫責任意識。要讓大家意識到，防疫不只是一線工作人員的責任，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在人口流動的形勢下，防疫宣傳方式和力度也要進行適應性調整。

（作者李婷系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