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黯然辭職，長達30年的執政中道而止，穆巴拉克時代成為歷史。穆巴拉克政權的終結，看似偶然，實則必然。高壓統治、貪戀權位、腐敗、貧富分化，都不斷累積著埃及民眾的不滿，而軍方的倒戈、美國的拋棄則成為壓垮穆巴拉克的最后一根稻草。

穆巴拉克政權的崩塌

穆巴拉克執政30年，但其政權終結幾乎在一夜之間。為悼念2010年6月被警察無辜槍殺的一位名叫哈立德·薩伊德的埃及青年，“4月6日運動”于2011年1月15日通過Facebook網站發表題為《我們會以我們自己的方式慶祝“警察日”》的文章，號召埃及的網站使用者在當年1月25日上街游行，目的是通過組織游行喚起人們對此案件的關注。1月25日是埃及全國性抗議活動的首日，被埃及民眾稱作“憤怒日”。當日，首都開羅、亞歷山大和蘇伊士等城市發生了大規模反政府游行示威。在開羅，數以萬計的示威民眾走上街頭，涌向解放廣場。抗議者在廣場懸掛橫幅，燒毀物品，在相互傳閱的小冊子上寫著向埃及政府提出的四項條件：穆巴拉克總統下臺、總理納齊夫及其政府辭職、解散議會并重新舉行選舉、建立人民擁護的新政府。此后數日，大規模的民眾示威蔓延至全國各地。

面對如潮的抗議浪潮，穆巴拉克接連做出改革和讓步姿態。1月29日，穆巴拉克要求總理納齊夫領導的政府辭職。次日，穆巴拉克任命民航部長沙菲克為總理并組織政府，情報局長蘇萊曼為副總統。穆巴拉克還明確宣布表示不參加2011年9月的總統選舉，承諾進行全方位的改革。2月1日，全國各地的示威民眾舉行“百萬人大游行”。2月2日和4日，又爆發“駱駝之戰”“下臺星期五”等游行示威活動。2月5日，包括總書記謝里夫、政策委員會書記賈邁勒·穆巴拉克在內的執政黨民族民主黨執行委員會集體辭職，而反對派還發動了“周日的烈士”運動。6日，政府與反對派團體就成立修憲委員會、結束緊急狀態法等關鍵問題達成共識。8日，穆巴拉克下令成立由司法界和政界人士組成的修憲委員會。9日，修憲委員會提出同意對憲法6個條款進行修訂。2月10日，穆巴拉克在電視講話中表示將繼續執政到9月大選之后。2月11日，埃及反對派和民眾發起了“離開之星期五”運動，蘇萊曼于當日下午6時通過國家電視臺宣布穆巴拉克辭去總統職務，權力移交武裝部隊最高軍事委員會。穆巴拉克本人似乎一開始并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認為自己可以像躲過數次暗殺一樣，安然挺過這次危機。只是隨著形勢不斷發展，他才開始一步一步退讓，更換總理、任命副總統、宣布不謀求連任、排除兒子繼任可能、保證改革，但一切都為時已晚。這樣，穆巴拉克僅抵擋了18天，就黯然下臺。

穆巴拉克政權倒臺的原因

穆巴拉克政權的快速倒臺，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主要因素如下。

（一）高壓政治、貪戀權位不得人心

穆巴拉克對埃及的統治，主要依靠高壓手段來維持。自薩達特被刺后重新啟動《緊急狀態法》，到穆巴拉克下臺，埃及一直處于緊急狀態，不過緊急狀態的目的似乎發生了變化：最初為打擊宗教極端勢力，后來旨在鏟除異己。穆巴拉克當局經常以打擊恐怖分子為由打擊反對派，警察和安全人員也隨意拘留任何人，埃及儼然成為“警察國家”，普通民眾人心惶惶。

選舉，特別是操縱、干預選舉是穆巴拉克延續其統治的途徑。在人民議會多次選舉中，穆巴拉克當局想方設法打壓反對黨，使民族民主黨絕對掌控人民議會。這表明，穆巴拉克和執政黨無意放棄權力壟斷，官方主導的議會選舉亦無法提供打破民族民主黨權力壟斷和實現民眾廣泛參與的政治渠道，官方操縱的選舉政治與民主化的政治訴求陷入無法克服的矛盾境地。國內學者哈全安指出：“穆巴拉克時代，常態化的議會選舉提供了民眾政治參與的合法渠道，民眾力量的崛起形成了民主化進程中涌動的暗流和選舉政治的社會基礎。然而，選舉政治的官方操縱性與民眾參與性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悖論傾向，導致威權體制的延續與民主化的政治訴求陷入無法克服的矛盾境地。‘缺乏民主的選舉’勢必演變為‘拋棄選舉的民主’，從官方操縱的選舉政治演變為自下而上的廣場政治注定成為導致埃及政治深刻變革的歷史路徑。”

穆巴拉克是個戀棧且固權有術的人。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戰略研究中心（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一位分析家對穆巴拉克評價道：“如果他在1993年離開，那么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偉大的總統；如果他能在1999年離開，情況尚可接受；但是從2000年起，真正的衰落開始了。”當此番評論見諸《紐約時報》的網站時，穆巴拉克在埃及民眾的抗議聲中被迫辭去了總統職務。穆巴拉克逐漸發展個人崇拜，埃及所有政府機關的辦公室都掛有他的畫像。中東問題學者朱兆一說：“如果掛畫像只是行政命令，這個舉動就沒有任何意義，反而說明穆巴拉克脫離了群眾。”

穆巴拉克一味加強自己的權力，試圖把總統之位傳給其次子，他的戀棧越來越不得人心，人們擔心他的高壓統治及各種不得人心的政策會延續下去，拋棄他已成為埃及社會的共識。

（二）貧富分化，民眾不滿情緒積聚

在穆巴拉克時期，如果從主要經濟數據來看，埃及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但埃及經濟長期存在高通貨膨脹、高失業、高貧困現象。特別嚴重的是，埃及廣大普通民眾并沒有獲得經濟發展成果，兩極分化加劇，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富人手里。美國自由撰稿人斯蒂芬·馬希爾指出：“埃及經濟在穆巴拉克時期增長可觀。從1981年至200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約4倍。然而，伴隨著這種增長的是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到穆巴拉克辭職時，已達到了埃及現代歷史中從未有過的水平……新自由主義計劃是為鞏固埃及統治階級的權力而服務的，國家大量的新增財富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他們贏得了快速增長財富中的更多比例，而下層階級卻看到他們的分享比例在下降。”

與普通民眾的貧困相反的是，穆巴拉克家族與權貴集團的財富暴漲。關于穆巴拉克個人財產的估計數字不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1年3月的統計，埃及201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到2170億美元。但媒體認為，穆巴拉克家族的財富總額超過400億美元。開羅美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薩米爾·索里曼說：“穆巴拉克家人的腐敗不是盜竊預算，而是把政治資本轉移到私營資本中。有時候，統治精英中的某些成員會受到金融腐敗的指控，但總體上，這一體制的內部機制依然在隱秘運行。”除了穆巴拉克家族外，他還培養了一個權貴階層。據半島電視臺披露，埃及執政黨前組織秘書家產30億美元，前住房部長為17億美元，前旅游部長為22億美元，前商業部長為20億美元，前內政部長為14億美元。

與既得利益者相反，埃及普通民眾生活艱難。素食運動的組織者穆罕默德·阿斯卡拉尼稱：“埃及人民現已成為遇火即著的干柴。埃及的社會和平正面臨威脅。一場反饑餓的革命正在醞釀。”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2011年2月9日也指出，埃及反政府示威游行表明埃及經濟改革存在問題，國民未充分享受經濟發展成果。埃及青年人（尤其是大學畢業生）、婦女就業尤為困難，這造成了很大的隱患。

埃及普通民眾生計難保、幸福缺失，不滿情緒無處不在，而且經歲遷延，積累到臨界點便一觸即發。

（三）腐敗嚴重

腐敗問題更是讓埃及民眾怨聲載道。2009年，埃及人民議會議員艾哈邁德·阿布·巴拉卡（Ahmed Abu Baraka）曾就腐敗問題質詢總理納齊夫，稱：“按照開羅大學政治研究中心評估，埃及每年因腐敗所付出的代價高達630億埃鎊，由法院審理的腐敗案件達73000件。”在透明國際2010年的清廉指數排名中，埃及為3.1（10是最清廉的），在178個國家中排名第98位，屬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家。腐敗蔓延到埃及整個社會。

穆巴拉克政權的腐敗，也可從該政權垮臺后多名高官以涉嫌侵吞國有資產、貪污和瀆職為由被控、審判而窺見一斑。穆巴拉克一下臺，埃及檢方就啟動了對前旅游部長賈拉納，前住房部長艾哈邁德·馬格拉比，前國內貿易、對外貿易和工業部長拉希德·穆罕默德·拉希德3名前任部長的刑事調查。檢方還禁止鋼鐵大亨、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組織書記艾哈邁德·埃茲離境。連穆巴拉克父子也沒有逃脫腐敗指控。

（四）互聯網的推動作用

在埃及革命爆發的前幾年，網絡媒體在埃及社會運動中就發揮了一定作用，成為活動家們組織抗議活動的重要媒介。如2008年，為支持大邁哈萊的紡織工人罷工，“4月6日運動”開通了Facebook主頁以發布信息、動員民眾，不到兩個星期就吸引了7萬用戶，而當時埃及的Facebook用戶總共才79萬。威爾·古納姆（Wael Ghonim）在2010年創建了名為“我們都是薩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Facebook主頁，悼念被警察毆打致死的埃及青年薩伊德，抨擊警察的暴行，引發網民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據報道，“我們都是薩伊德”的Facebook主頁設立后幾周之內，有22萬人加入成為會員。網絡促進了分散的、無管制的社會聯系的發展。

革命前夕，埃及活動者密切關注突尼斯事件，通過Twitter、Facebook和個人博客上傳及下載突尼斯抗議活動的圖片、視頻，還在網上與突尼斯活動者交流信息、意見，鼓勵支持他們，并計劃發起自己的運動。2011年1月25日的游行示威，就是“4月6日運動”在Facebook上發起的。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充分運用網絡媒體，使信息在埃及內外數百萬人中得到迅速交流傳播，以動員民眾參與抗議活動。同時，還通過網絡為走上街頭的民眾提供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信息，幫助其尋求擺脫危險的方法。

針對埃及政府的網絡封堵，多個跨國網絡公司、國際黑客團體和西方技術愛好者都為埃及的游行示威者提供技術支持，甚至對埃及政府的封堵發動網絡攻擊。

由上述可見，互聯網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起到了溝通、動員和組織的作用。鑒于網絡媒體在埃及劇變中的重要作用，有學者認為這造就了新的革命形式——革命2.0，即以顛覆政權為目的，以網民為發動者和主要參與者，以互聯網為工具，在虛擬社會中策劃、發動、組織，在現實社會中具體實施的運動。

（五）軍方倒戈

軍方是穆巴拉克政權的支柱。作為軍方的代表人物，穆巴拉克極力維護軍方的利益，以換取其支持，但二者的出發點和利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據稱，早在穆巴拉克第五次當選總統時，國防部長坦塔維和軍方就已經不滿。《新聞周刊》在一篇描寫穆巴拉克妻子的文章中寫道，穆巴拉克試圖培養次子做接班人，這在埃及軍方看來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們認為埃及的權力必須在軍方中傳承，而非某個家族。

可以說，軍方是壓垮穆巴拉克的最后一根稻草。當然，軍方在埃及的重要作用是歷史上形成的。納賽爾時期，軍方具有絕對權威，他們直接參與國家政治，成為推動國家現代化的中堅力量。20世紀70年代后，軍方開始接受在總統制下存在。在后穆巴拉克時期，軍方也是起著“總制約閥”的關鍵作用。

此外，穆巴拉克政權的親美、對以溫和立場，也引起國內民眾的不滿。在埃及街頭，流傳著斥責穆巴拉克賣國謀私的政治民謠：“總統高于國家，收回西奈，出賣埃及。”布魯金斯學會薩班中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沙迪·哈米德也指出：“穆巴拉克在埃及人民眼中之所以失去正統性，不僅因為他是一個壓迫人民的獨裁者，還因為他在人們看來與美國和以色列走得過近。他們之間的交易向來一目了然：穆巴拉克忠實地支持美國在該地區的目標，作為好處，美國讓他在民主問題上過關。”

綜上所述，穆巴拉克政權的轟然坍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本質上是穆巴拉克治國方略出現偏差，根子還是在埃及內部。確如博聯社總裁馬曉霖所言：“這首先不是一場令人諱莫如深的‘顏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無色革命’。這是一場典型的‘三無’運動——無明顯宗教主張驅動，無強大反對派組織，無明顯外來敵人唆使。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軍事政變，完全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公民運動，不僅事先了無跡象，‘大風起于青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統一的組織、宗旨、口號、綱領和目標，呈現明顯的盲動性和草根氣質，并在對抗與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統一的政治訴求。變革政權危機源自內力而非外力，訴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癥結在于整個社會系統需要改版升級而非簡單修補。”簡言之，“1·25”革命不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而是國家治理好壞的問題。

后穆巴拉克時期，在穆爾西短暫統治之后，塞西走上了埃及政治的前臺，埃及實行的是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式統治，各類問題依舊，埃及的政治與社會轉型之路依然任重道遠。

（本文摘自陳天社著《穆巴拉克時期的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