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戲劇家、翻譯家、評論家和文學研究者。由他翻譯的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莫里哀的喜劇全集等，成為法國文學翻譯的典范之作。上海譯文出版社剛剛出版的《李健吾譯文集》匯集了李健吾存世的所有翻譯作品，是李健吾先生的譯文全集，共十四卷，三百五十余萬字。本文為文集序言，作者為翻譯家柳鳴九。

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學子，第一次走上了致學之途，最難忘記的是什么?那就是第一個善待他的人，第一個在尖銳的、審視的、疑惑的、考核的、逼視的眾目睽睽之下善待他的人。我與李健吾先生的關系就是這樣，我不能說他是我的伯樂，因為，他不是我的直接領導，我也不是一匹純種良馬，我并沒有得到他的格外重用，第一天他怎么對我，就定下了以后兩人關系的基調，一輩子，至少是一輩子的相互理解、相互善待，在他，是一貫對人的仁義心腸，對后生后輩的熱忱與關懷，在我，只不過是懂得青年人對飽學之士的長者應持弟子之禮，就這點感情與互待，我與李健吾先生之間的關系，基本上可以用一個“善”字來概括，我從他那里得到不少教益，拾得不少牙慧。因此，當李健吾的女公子李維永告訴我上海譯文出版社將出版《李健吾譯文集》要我寫一篇序的時候，我幾乎是沒有什么推辭就答應了，因為，我覺得，為李先生的事情搭一把手，加一點推力，不是別的問題，而是一個做人的原則問題，雖然這個時候，我的視力在大病一場之后，只剩下了百分之三十，雖然對一個視力喪失百分之七十的人來說，寫出這樣一篇序，其難實在是難于上青天。

李序之難，首先在于其人之大、首先在于他是翻譯界的一個大師級人物，他幾乎把法國十七世紀的喜劇之王莫里哀的全部文學作品翻譯成中文，把法國十九世紀的小說巨匠福樓拜的全部小說名著佳作翻譯成中文，而且還翻譯了世界文學中很多其他的名著。我從初中時代起，也就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就有常跑書店、看“站書”的習慣，在一排排開架書柜中，排列著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就像一個海洋包圍著我，這個外國文學譯品的海洋，法國作品的大部分幾乎都是出自李健吾的譯筆，而不是出自傅雷，比如說: 雨果有一個不太起眼的劇本《寶劍》，就是李健吾譯的，他的譯筆還跨過法蘭西國界，涉獵其他國家的作品，如果我的老年病還沒攪亂我的記憶力的話，我記得他還譯過蘇俄的作品，其勞績之巨，其聲勢之浩大，實較傅雷有過之而無不及。按我現在的理解，當時李健吾的世界文化視野要比傅雷大，對外國文學作品、文化學術堅實內涵的敏感度也勝于傅雷，顯示出他是研究家型的翻譯家，而不是一個單純的翻譯者。至于翻譯的技藝而言，竊以為，傅、李兩位都是“化派”，我所說的化派之“化”是錢鍾書心目中的翻譯是一種文字的作品化為另一種文字的作品，而不是直譯或硬譯，這一點并不奇怪，正好錢鍾書與李健吾和傅雷是三位好朋友，當時四十年代他們都在上海。這個化派如果還有誰的話，那就是譯了《吉爾·布拉斯》與《小癩子》的楊絳。在我看來，李健吾所譯的《包法利夫人》與《莫里哀全集》都將原作的原汁原味化進了中文譯作，和傅雷所譯的巴爾扎克、楊絳所譯的《吉爾·布拉斯》，實為中國翻譯的主流譯作，是他們構成了中國兩三個世紀以來譯壇的主流，李健吾不僅譯得多，而且譯得好，在傳達莫里哀與福樓拜的真髓與神貌上，可謂翻譯中的極品。

值得注意的是，化派的主將幾乎沒有一個人沒受到過攻擊，傅雷的譯文被挑出“硬傷很多”，李健吾的經典翻譯《包法利夫人》被稱有“六百個誤譯”，楊絳因《堂吉訶德》竟被非議為“不懂西班牙文”，這些責難與非議基本上都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發動攻擊者一般都是在國外待得時間久，自恃精通該國語言的硬譯高手、直譯高手。但文化上的結論是需要歷史來作出的，這要看讀者大眾的選擇了。

《李健吾譯文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標志著又一次的文化選擇，標志著歷史時代對又一個重大文化問題做出了新的結論。事物的發展過程、事物的前進過程，是否定之否定，呈螺旋形。

我相信，不久以后，中國譯界將出現新的重大事件，它將標志著中國譯界兩種思潮的合流，從目前的人才資源背景來看，這一事件很可能發生在中國的東南方。貧道的預言是否有準，且到那時分解。

201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