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疫”，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筑牢每一個社區，每一個鄉鎮的中流砥柱，我們終將迎來戰“疫”的勝利。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開辟“防疫之策”，向廣大智庫機構及城市治理的研究者、實踐者誠摯約稿，希望您能分享防疫工作的寶貴經驗，發現防疫工作的漏洞，提出切實可行的防疫之策。投稿請發送至郵箱：tiancl@thepaper.cn。

基層農村是阻擊疫情的前沿陣地，也是疫情防控的重點地區、薄弱環節。必須要看到的是,農村有著與城市不同的地域環境和文化土壤,鄉土社會組織管理的局限性、信息獲取的有限性、地形地貌的復雜性、文化環境的封閉性等決定了農村疫情防控工作的特殊性。因此，開展農村疫情防控要根植于鄉土文化特點,結合當前農村社會的人口結構、鄉土管理秩序、農戶生計境況、鄉土資源動員模式等突出特點,精準施策，精準防控。

一、部分農村地區疫情防控存在諸多薄弱環節

當前一些地方農村的疫情防控工作呈現出雜而亂的趨向，精準防控、依法防控水平亟待提升：

第一，管控措施落實不到位，政策執行發生偏離。由于農村地區各村之間連接比較緊密，封鎖各村之間的道路，防止疫情由村輸入或傳出則成為當前重要的管控措施，然而部分農村地區的交通管制措施存在形式化嚴重、執行率不高、抓不住重點等問題。一是交通管制的重點在于防止人員流動而非車輛，然而部分交通管制“管車不管人”，不允許車輛通過但允許人員通過，且人員通過時并未實施體溫檢測等措施。二是農村是“熟人或半熟人社會”，鑒于人情、面子等問題使得交通管制落實不嚴，存在大量交通管制形同虛設、流于形式的情況，政策執行大打折扣。三是由于地形地貌的影響，村之間交叉道路較多，無法有效防止三輪車和摩托車的通行。同時，大量存在管控措施執行不一致的情形，即同一路段不同關卡的放行標準并不相同。如據筆者觀察，同一鄉鎮下某些車輛在A村可通行而在B村則不可以。

第二，前期防控工作不精準，疫情監測存在漏洞。農村防控的重點仍然在“防”，筆者所在的湖北省恩施州某鎮就有近1600名武漢返鄉人員，如果包括黃岡、孝感等重點疫區返鄉人員，則有8500余人。但是由于前期的“封城”措施、第一個潛伏期的結束以及各基層前期的摸排統計，當前防控的重點應從外地返鄉人員轉移到與第一個周期感染者接觸過的人，也就是所謂的疫情重點人群中的B類人群。因此，防控措施的重心仍應放在加強人員監測，切斷傳播源，防止人員聚集等方面。然而，部分農村地區前期并未對外來返鄉人員進行細致摸排統計，存在大量人員監測不到位的情形。據筆者了解，在某鄉鎮對轄區內武漢返鄉人員的統計中，前期統計和當前統計誤差達20余人，這將給疫情防控工作帶來巨大漏洞和嚴重后果。

第三，防控措施盲目激進，行政命令忽視法治。其一，相較于城市而言，農村居住較為分散，居住環境造成的人員聚集性傳播發生率較低，仿照城市小區那種足不出戶的封閉式管控并不現實，因此，防控措施的制定也應當充分考慮農村自身特點，不應直接照搬城市的防控措施，更不應為了追求絕對的安全而剝奪外來返鄉人員的行動自由。其二，防控措施的科學性合理性不足。當前正是春耕備耕時期，一些地方農村防疫搞一刀切，正常的農事活動受到了影響，出現農產品生產運輸銷售受阻，部分養殖企業飼料供應短缺等情形，如某村大量農戶從事柑橘種植，目前正是柑橘出售以及橘樹施肥階段，但是由于疫情管控導致化肥運輸、柑橘銷售受限。除此之外，還有仔畜雛禽及種畜禽、水產種苗、飼料等，由此將造成農民大量的經濟損失。其三，基層政府過度強調“特殊時期”、“戰時管制”，防控措施重管制輕法治，基層管控措施層層加碼，突破了防控措施甚至法律的底線。如某縣防控指揮部要求：全縣除加油站、加氣站、藥店、生活超市、集貿市場（不含活禽區）等居民必需生活用品經營場所外，所有店鋪一律暫停營業。而部分鄉鎮為管控便利，則要求將農村超市在內的所有商店全部關閉。某一線政府工作人員向筆者表示：現在是特殊時期，行政命令顯然比法律管用。

第四，防疫物資保障不及時，次生危害認識不足。其一，疫情防控涉及多部門聯合“作戰”，各鄉鎮的醫療資源、人力資源、后勤保障等均依賴于縣級政府協調各部門工作，社會捐助尚未延伸至農村地區，農村防疫物資極度缺乏。某鄉鎮工作人員告訴筆者，他們鄉鎮下面的各村只有一個體溫槍，主要使用的仍是水銀體溫計，目前申請的體溫槍仍沒有落實到位。而擁有850余戶、2500余人的某村，也只有一個村醫負責檢測體溫，自疫情發生以來僅給居住在主干道上的各家每人發放了一個一次性口罩。其二，由于農村道路的封閉，農民的基本生活物資保障也存在問題，尤其是農村留守老人、孩子、殘疾人、困難戶等。同時，疫情防控期間也導致了農村特殊病人（哮喘、高血壓、精神類疾病等）的購藥困難，存在產生次生危害的風險。

第五，疫情防控宣傳不足，思想認識有待提高。村民自治的管理秩序要求充分發揮群防群控工作機制的優勢，其前提則在于基層自治組織與村民對疫情防控的正確認識和科學防控。然而當前部分農村地區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防疫宣傳不足，村民對疫情缺乏科學認知，以及基層干部重視程度不夠等情形，主要表現在：其一，疫情信息和疫情防控知識宣傳不到位。大部分疫情信息均是通過網絡得知，基層對相關信息和知識的宣傳普及不足，由此可能導致三方面問題，一是村民防控參與度不高，輕視疫情的嚴重性，以及對于防控措施的不理解；二是村民的盲目恐慌；三是關于疫情和防疫措施謠言的傳播。其二，疫情防控法治宣傳缺位，如部分村民基于疫情恐慌而自行設置路障阻擋包括物資車在內的所有車輛通行，由此將造成次生矛盾。其三，部分基層防疫一線干部重視程度不夠，認為疫情主要發生在城市，農村較遠不易傳播，更有部分村干部在防控期間還與村民聚眾帶彩娛樂。

二、進一步強化農村疫情防控的精準化精細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農村疫情防控工作是否有效更是對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檢驗，當前疫情防控工作進入關鍵時期，農村疫情防控工作也應更加注重精準化精細化。

筆者認為，一是準確把握農村疫情防控的總方向和重點任務，保證現有防控措施不走偏、不變樣，科學有序，層層落實。如隨著精準扶貧中易地搬遷工作的實施，過去居住較為分散的農戶被集中到了集中安置點，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的疫情防控工作應成為農村疫情防控的重點內容之一。加強對疫情防控工作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并組織廣大干部農民群眾參與，建立聯防聯動工作機制，形成防控合力。

二是提高疫情監測工作的精準度和全面性，準確把握農村疫情重點人群，對農村各類人員實行分類科學化監測，及時排查高危人員，切斷傳播源。

三是基層政府防控措施的制定要充分注重合法性和合理性，根據農村防控重點的需要并結合農村農業生產、人口、環境等多重因素而制定，尤其要注重保障農村春耕備耕。鄉鎮應依法在縣級政府防控要求的范圍內結合地方實際制定具體措施，杜絕層層加碼和一切不合理的違反法律的管控措施，防止重管控輕法治。

四是由縣級政府協調各部門加強對農村各類物資的保障，暢通農村物流配送通道，尤其是對醫療物資和基本生活物資的供應。可考慮將縣級“四大家”領導分別派駐各鄉鎮指導疫情防控和協調部門工作，這樣既能有效保證政策的一體落實，也有助于各鄉鎮醫療、人員、后勤等各類資源的及時調配。同時，各類社會捐助適度向農村地區傾斜。

五是強化農村疫情防控的宣傳力度，重點在于：一是疫情信息和疫情防控知識的宣傳，既提高村民對疫情的高度重視和正確認識，科學合理地做好疫情防護，又避免盲目恐慌導致的社會焦慮；二是疫情防控普法宣傳，引導村民增強法治意識，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作者曹舒系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