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4日，在《朝日新聞》第12版的角落位置登了這么一則不起眼的消息：

……松山芭蕾舞團一行45人在橫濱搭英國籍客貨船出發前往大沽。其中，表演者包括團長清水正夫、松山樹子等38人……在其后的兩個月中，他們計劃造訪北京、西安、成都、重慶、武漢以及上海。

5天后，《人民日報》上也登出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團造訪北京的消息以及田漢所寫的《迎接日本的“白毛女”——松山樹子》一文。這篇文章讓廣大中國人第一次知道了“松山芭蕾舞團”以及主演松山樹子，稱她為“日本很有名的進步的芭蕾舞演員”。 松山芭蕾舞團成立于1948年，是日本最著名、歷史最悠久的芭蕾舞團之一。當時的松山芭蕾舞團正好迎來建團十周年。十年間，在團長清水正夫、主演松山樹子的帶領下，一直以演出“古典芭蕾”和創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芭蕾”為其藝術宗旨，并與日本左派文藝圈有著密切的交流。在《人民日報》的文中，田漢還簡單介紹了芭蕾舞劇《白毛女》在日本的改編過程并對在北京的演出充滿期待，“由于此劇在日本的成功，中國舞蹈界不用說，中國文化界也熱切地期待芭蕾舞《白毛女》在中國的演出。中國京劇院，評劇院已經計劃《白毛女》的戲曲化，但把它舞劇化還沒有聽得說”。實際上，無論是《白毛女》的改編，還是松山芭蕾舞團訪華，其背景都是20世紀50年代中日之間曾興起過的“恢復邦交論”。

1952年6月，國會議員高良富、帆足計和宮腰喜助率先到訪北京，以民間名義與中國貿促會簽訂了《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雙方協議約定的進出口總額約3000萬英鎊。較之有限的經貿合作，此協議的政治意義當然更為重大，在日本政壇朝野引發轟動，各界的話題逐漸從“日中貿促活動”發展到“日中恢復邦交”的討論。

1954年12月，吉田茂內閣總辭。民主黨總裁鳩山一郎成為新首相，新聞記者出身、戰前就反對日本侵路擴張路線的石橋湛山出任通商產業大臣。石橋入閣后，馬上就開始積極推動與中國恢復商貿往來。而作為外交大臣的重光葵也致力于恢復與中蘇兩國的外交關系，對促進中日兩國的貿易關系持正面態度。在此背景下，盡管恢復邦交的政治進展緩慢，但商貿關系卻保持著暢通。1955年4月，兩國簽訂了《中日漁業協定》；5月，中日兩國的貿易代表機構在東京又簽署了第三份民間貿易協定。

除了商貿關系往來外，日本文化人士也開始對訪華和新中國萌生興趣。緊接著高良富、帆足計和宮腰喜助簽訂民間貿易協定之后，1952年10月，13位日本學者和文化人士在日本外務省未簽發護照的情況下，前往北京參加“亞洲太平洋地域和平會議”。其中，名氣最大者當屬歌舞伎名角、前進座劇團創立者中村玩右衛門。1952年5月戰后加入日共的中村玩右衛門在北海道赤平町公演時突遭警察搜捕，理由是“他曾非法侵入住宅”。中村玩右衛門僥幸逃脫，此事之后也被稱為所謂“赤平事件”。參加玩會議后，中村玩右衛門一直在中國待到1955年才返回日本。期間，曾在日本媒體上發表過多篇見聞，例如《在北京思念祖國》《老舍會見記》等，在日本國內尤其是文化圈引發不小的反響，其中也包括有清水正夫與松山樹子。

1957年4月，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書記淺沼稻次郎親任團長并曾與毛澤東會見。此次訪問后，社會黨就喊出了親華的政策方針，要求兩國盡早恢復邦交，并表明社會黨“不承認兩個中國。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希望和平解決有關臺灣的國際緊張局勢。聯合國代表權應該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黨的國會議員、戰時曾在近衛文磨內閣出任過內閣書記官長、司法大臣的風見章還發起成立了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成為中日貿易和民間交往的重要平臺，致力于兩國恢復邦交。在執政黨集團在中，鳩山內閣、石橋內閣對改善中日關系均持積極態度。在1958年3月松山芭蕾舞團訪問中國前夕，也正是日本國內朝野對“恢復邦交論”討論最熱烈、氛圍最好的時候。芭蕾舞劇《白毛女》的誕生也正是當年這個政治大氛圍下的產物。

1952年6月，高良富、帆足計和宮腰喜助三位議員簽訂貿易回國時，也將電影《白毛女》的拷貝帶回了日本。這也是日本人最早看到的新中國電影。松山芭蕾舞團的清水正夫、松山樹子看完《白毛女》后深受感動，認為對日本國內的左派運動、婦女解放也會產生巨大影響，繼而萌生了將《白毛女》改編為芭蕾舞劇的想法。他們的這個想法輾轉傳回中國后，中國戲劇家協會很快就把歌劇《白毛女》的劇本寄到了日本。1955年2月，松山芭蕾舞團版的《白毛女》在東京日比谷會堂首演大獲成功，在之后的四年間就全日本上演了40次之多。中村玩右衛門在第一時間就將這個消息告訴了中國著名劇作家歐陽予倩，后者稱之為“創舉“。同年6月，松山樹子在出席赫爾辛基世界和平與友誼聯歡節后順訪北京，獲周恩來接近，并與王昆、郭蘭英、田華幾位中國“白毛女”見面。1956年歐陽予倩訪問東京時，曾去看過松山芭蕾舞團版《白毛女》的排練，驚嘆于松山樹子的技藝，“使人感到她的確是一個純樸而又天真活潑的農村少女，她具有東方女性溫婉的美；但在她遭受欺凌時立即爆發出強烈的火焰，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1957年，中日雙方開始就松山芭蕾舞團來華演出《白毛女》的可能性進行商討，團長清水正夫也為此專程來過北京。

1958年3月14日的《人民日報》更以三篇報道的篇幅詳細介紹了松山芭蕾舞團在北京演出的經過，尤其是《白毛女》的精彩演繹：

日本松山芭蕾舞團改編演出的芭蕾舞劇“白毛女”，今天在北京天橋劇場第一次同中國觀眾見面。一千五百多首都觀眾以長時間的熱烈鼓掌祝賀這次演出的成功，日本藝術家們不得不連續謝幕多次。陳毅副總理、郭沫若副委員長、沈雁冰部長等人出席觀看了今晚的演出。

松山芭蕾舞團在北京的演出一直持續到3月24日，在日本同樣引起了輿論界的關注。《朝日新聞》等媒體也都隨團派出了記者，進行跟蹤報道。3月28日的《朝日新聞》甚至刊登了清水正夫、松山樹子等人在北京座談會實錄。之后，松山芭蕾舞團告別北京，轉服中國其他城市巡演至同年5月。

1958年5月2日，正當松山芭蕾舞團還在中國進行巡演之時，卻發生了令人遺憾的“長崎國旗事件”。一名隸屬日本右翼團體的青年沖入長崎市濱屋百貨公司四樓的會場。當時，這里正在舉辦“中國郵票暨剪紙展覽會”，而在會場入口處懸掛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這名右翼青年降下并損毀了五星紅旗。事后，這名肇事青年未受重責，僅罰款了事。此舉引發了中國方面的極大不滿與抗議，認為這是當時岸信介政府的縱容與敵視態度下的產物。自1957年2月岸信介接任首相后，其對待戰爭反省、歷史問題的態度就廣受非議。用原日中友好會館名譽會長、前副總理大臣后藤田正晴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因戰犯嫌疑而被捕過的人，竟然能成為日本內閣的總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個人而言，我是懷疑的……坦率地說，他對戰爭沒有作過反省，以至今天各方面都有后遺癥”。

實際上，在20世紀50年代“恢復邦交論”興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依舊強大，并對新中國采取極為敵視的態度。例如1954年10至11月，李德全與廖承志帶領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時，就傳出過右翼分子企圖干擾乃至傷害中國代表團的風聲。當時負責代表團保衛工作的警視廳警部伊藤實甚至感到“事關日本的國際信譽，決心不惜用自己的身體也要保護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情況之嚴峻可見一斑。不過，由于鳩山內閣、石橋內閣在政治上采取較為開放溫和態度，方能抵御這股力量。而當首相換成了堅持日美安保、敵視新中國、親蔣介石集團的岸信介后，日本國內的各類右翼勢力必然又有了沉渣泛起的機會。“長崎國旗事件”后，中日雙方關系急轉直下，經貿與文化交流近乎中斷。1960年10月，被視為“友華派”的社會黨書記淺沼稻次郎甚至遭右翼分子刺殺身亡。在此前后，則是轟轟烈烈的“安保斗爭”。

在第一次訪華時，松山樹子就曾感嘆：“中日文化和兩國人民有著許多世紀的傳統聯系，但是日本人民現在還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完全同新中國自由來往，這是很遺憾的事情。”

1964年，松山芭蕾舞團時隔六年方才有了第二次訪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