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達珍（Jane Hunter）教授是美國劉易斯和克拉克學院歷史系教授，相繼在耶魯大學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是耶魯大學第一屆畢業的本科女生。她主要研究婦女史，曾出版過《從年輕淑女到女孩》（How Young Ladies Became Girls），尤其關注在海外的美國女性，研究在華美國女傳教士的專著《優雅的福音》（Gospel of Gentility）已譯為中文出版發行。

孔達珍教授曾多次以富布萊特訪問學者的身份來華做研究和講學，對中國有很深厚的情誼。她分享了自己學術興趣的由來，自己作為專業女歷史學家的求學求職經歷，展現美國學術界對女性研究和在海外美國人的最新研究動態；她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研究對象為例，介紹了一個多世紀里美國職業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面對的困境，以及女性運動不斷推動美國政府和社會做出改變的歷史。

孔達珍：當時的女傳教士響應號召前往中國，一般會嫁給男傳教士。她們發現傳教生活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她們要在家里帶孩子，因而沒有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跟一位住在北京的傳教士的女兒通信，她的母親曾非常想改變自己的舊身份，自謀職業，雖然最后成功了，但雇主一直不直接給她開工資。因為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女人應該靠丈夫的薪水生活。通過這段材料，我對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另外，在正式信函中不會出現傳教士夫人的名字，只有夫家的姓。在成都一起排外事件中遇襲身亡的加拿大女士，她的死亡記錄上的名字是某某（丈夫的姓氏）夫人。我曾寫信給傳教士組織說：“你得告訴我她的名字，我需要知道她的名字。”我想這個例子能讓你們對傳教士組織中的父權制有所了解。以伊莎白·柯魯克（Isabel Crook，她結婚前的名字是伊莎貝爾·布朗[Isabel Brown]）的母親穆里爾·布朗（Muriel Brown）為例，即便孩子尚幼，她仍做了很多工作，既補貼家用，又為自己攢下一筆錢。

女性傳教士還把她們在海外傳教時的見聞帶回家鄉。在當時父權制觀念之下，社會文化不允許女性為自己發聲，女性應該是無私的，如果她們想表達什么，需要表現得是在替別人說話，比如為了孩子或人民，唯獨不能替自己發言。女性一般不能在教堂布道，但是因為去過中國，了解中國，她們可以在教堂中發言，借機獲取話語權。例如在談論中國的五四運動時，女傳教士都站在中國一邊，為把山東交給日本而替中國打抱不平，她們呼吁美國人保護中國、照顧中國。在當時，這種言論容易為大眾所接受。我認為，女傳教士憑借自己的經歷和專業知識，獲得了一定的威望，從而在眾多美國女性中脫穎而出。女性主義者會直接表達自己的訴求，但保守的女性不會這樣做，她們認為女性的職責在于家庭事務，為自己爭取權利會被當作是自私的壞女人。

傳教士為何想被葬在中國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我一直很想知道一共有多少傳教士計劃百年后葬在中國，又有多少人付諸實踐。例如，司徒雷登夫人在中國去世后葬在現在的北京大學校園里，司徒雷登曾想葬在夫人旁邊，但北大拒絕了他。司徒雷登最終葬在了杭州。現在也沒人知道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埋藏地了。我最近在北京了解到一位傳教士的兒子的消息，他出生在中國東部，屬于一個叫做兄弟會（Brethren）的保守教派。他后來回到了美國，在美國國務院工作。他去世前表示希望將自己的骨灰葬在中國。他的女兒聯系上了伊莎白的兒子柯馬凱（Michael Crook，譯者注：其父是英國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中國英語教學的拓荒者戴維·柯魯克[David Crook, 1910-2000]），問他能否幫忙。他答應了，最終他們把骨灰撒到了一處漂亮的花園里。作為美國國務院的前工作人員，那位先生還是選擇葬在中國。

女傳教士還會受到自身經歷的鼓舞。一位女士曾說：“我不在意美國的選舉，它跟我關系不大。但是我在乎傳教活動，非常想在傳教士會議上發表自己的意見，并在那里投票。”這段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一直積極參與傳教事業，所以女傳教士被看作重要的成員，獲準參與會議投票。

在美國女性獲得投票權之后，誰會選擇去投票？誰會覺得投票是件有意義的事情？在小圈子里的投票權是否會培養出她們對更大的共同體的歸屬感，比如國族身份意識？

孔達珍：我想是這樣的。女傳教士懷抱雄心壯志前往海外，卻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非常狹隘的世界里，可能會感到十分痛苦。但我認為，她們在工作中投入大量精力后，會很在乎自己的事業，并從中獲取力量、得到激勵。這種生活比待在家里更加豐富多彩，因為她們有自己的話語權和身份認同，從而鼓舞了很多女性。當一個人處于自己所了解一個圈子，并且積極參與其中，那么就一定想在團體做決策時表達自己的想法。

您在《優雅的福音》中提到，一些單身女性傳教士懷揣夢想，在中國無私奉獻，她們沒有孩子和家庭的負擔，能夠將更多時間投入到傳教事業中。她們享有作為個體的自由，甚至身為殖民者還擁有一些特權。但是，她們很少倡導女性權利。看起來，她們的自由只不過讓她們做出更多的自我犧牲。您如何看待這種悖論？美國國內的性別觀念又如何影響了這些在中國工作的女傳教士？

孔達珍：這個問題跟我們之前的討論有很多關聯。在某種程度上，自我犧牲是一種為自己謀取名聲的手段。就像那些富有犧牲精神的母親經常說：“看我多辛苦，我給你洗衣服、做飯、打掃衛生。”她們真實意圖并非“我應該做這些”，而是“我要鄭重聲明，我很辛苦”。我認為女性傳教士也是如此。她們不好意思說“我想要做這些，這是我應得的”，但可以說“我做這些是為了中國的利益，為了讓中國更美好”。這樣說更符合當時的社會文化，因為這體現出她在為別人工作，而不是為了她自己。服務是當時的女性家庭觀念的核心，為人母或為人妻，就應該為他人服務。因此，她們強調自己的工作就是在為中國服務。

在《優雅的福音》中，我提到了一位美國外交官太太，她的丈夫在義和團起義期間擔任外交官。起義平息后，歐美外交官企圖瓜分中國。這位外交官太太對此出離憤怒，她極其反感她的丈夫和其他道貌岸然的人聚在一起，在地圖上瓜分中國。我想這可能是一種說辭，替中國說話既能讓大家接受，又能為表達自己的想法創造機會。當時，女性沒有機會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不能為自己索取任何好處，更不可能獲得社會話語權。比如一位女性索要一些東西，既可能是替孩子們要的，也可能是她們自己所渴望的。就如那些男人也無權分割和殖民中國，美國外交官太太也無權替中國說話。但這并非重點，她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借此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些女傳教士中有很多都接受過當時最好的教育，相比她們的同伴和同齡人，她們有很好的機會找到自己的事業。基督教青年會的美國女傳教士是否將萌芽中的女性主義引入了中國？

孔達珍：我在《優雅的福音》最后討論的一個問題是，盡管在華美國女傳教士聲稱，她們想把中國婦女教育成傳教士和牧師稱職的妻子，而實際上，很多作為榜樣的女傳教士本身就是單身職業女性。我認為，作為榜樣，做比說更重要。書中我提到一個特殊的人，她是金陵學院首屆畢業的學生，曾和四位女同學一道起誓不結婚，她說：“我們稱之為有理想的獨身。”我覺得，獨身的可能性是很新穎的想法。人人都希望女性結婚，獨身就很新奇了。因此，我們稱之為“有理想的獨身”（singleness of purpose）。適值1919年五四運動，她們致力于中國的事業。滿懷民族主義情感的男學生不喜歡這些受到海外傳教士影響的女學生，但是我認為她們的學習經歷不會減少她們民族主義的一面。相反，這恰讓她們更積極參與其中，因為她們能更認真對待自己，意識到她們可以以女性身份發聲。在女性教會學校學習的經歷將會成為一種性別認同感和長期伴隨的文化。

我曾采訪過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長沙分會的秘書陸慕德（Maud Russell），也讀過她的傳記。她說，她參加過共產黨黨外培訓課，最終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為的是與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一起提供掩護，幫助分散敵人對共產黨的精力。基督教女青年會非常左，我想它比基督教青年會還要左。

女性教育與公共參與

接下來我們想聊聊您的《從年輕淑女到女孩》。美國早期史家瑪麗·凱利（Mary Kelley）在她的研究中提出，美國建國初期女子學園提供的教育，在美國女性進入公共生活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您在《從年輕淑女到女孩》這本書中，也強調學校教育在十九世紀末中產階級女孩身份認同演變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兩本書的區別在于，在美國建國初期的女子學園里是沒有男同學的。您能否談一談男同學在高中文化中的角色？他們在女孩身份的變化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孔達珍：的確，正如你所說的，過去人們總是認為，相比男女同校，女校更能推進年輕女性的教育。一部分原因是，在男女同校中，女孩和男孩相競爭；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如今被稱為良好“學校技能”的出勤等行為中，他們之間也存在競爭。女孩有時因為在“對話”中說太多而陷入麻煩，不過，他們一般會比男同學有更良好的學校技能，例如不遲到，保持干凈等。在公立高中，女孩要多于男孩，因為男孩經常要外出工作，他們的家庭需要男孩外出賺錢，不讓女兒到外面工作，以免遭到侵犯。他們可能會把一個女兒送進男女混合的公立高中，讓她受訓成為老師。對女生來說，做老師是一個更好的工作，能得到更多尊重，而且不容易受傷害。所以上高中的女孩更多。因此，通常在畢業演說時，頭幾個都是女生。公立高中的女孩很愛參與競爭，她們想取得比男孩更高的學分績點。學校通常根據成績高低安排座次。你們可以想象一下，排名最高的坐在最前面，然后依次類推。最邊角是眾所周知的笨蛋，他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這太糟糕了。但是女生喜歡這樣，她們更喜歡坐在前排。

現在美國已經不這么做了。但我發現，當時的女孩更自重，因為她們想要有競爭力。老師按照成績而非性別評判一個學生，這造就了一種英才制度，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此外，公立高中里會有一些俱樂部，男孩和女孩共同推選班級顏色。他們一起商議，用藍色還是粉色？他們會訴諸投票的方式，一人一票，而非一言堂。這樣，女孩就參與到制度中，獲得了制度經驗和成為英才的基礎。這些經驗提升了女孩的自豪感，讓她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與女傳教士相反，她們享受與男孩競爭和對抗。在拼字競賽等比賽中，擊敗男孩會讓女孩們格外高興。在十九世紀末的高中，有很多性別競爭和沖突，創造了更多的平等氛圍。

我在書中列了一個表討論這個問題，一列是學校的期待，另一列是家庭的期許。一開始，母親不用陪女兒出門，在村鎮或城市中步行上學的行為本身就代表自由。女孩在家中受到監管，提供服務，在學校自我發展，相比在家，顯然女孩在學校更快樂。對她們來說，畢業離校、回歸家庭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the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主要人物弗朗西絲·威拉德（Frances Willard）曾說，對她而言畢業即意味著失業。

在讀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時，我發現很多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女性在獲得高校學歷后就嫁人了，接著成為全職主婦。結婚以后，她們當年在學校里因學業和競爭而獲得的自信和自由，一下子都不復存在，遂陷入柴米油鹽瓶瓶罐罐的日常瑣碎，因此，她們感到巨大的、說不出來的挫敗感。在那個時代，是不是大部分美國高校未實行男女同校？

孔達珍：是的，因為此前沒人關注“無名的問題”。公立學校一早就施行男女同校。伊利諾伊大學和密歇根大學從一開始就是男女同校，但是常青藤聯盟高校則沒有。耶魯在1969年開始招收女學生，我那時入學，1971年畢業；我家鄉的達特茅斯學院稍晚，和哈佛大學的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同時實現男女同校；布朗大學、北卡羅來納彭布洛克分校（Pembroke）和巴納德女子學院（Barnard）等是男女同校。但是很多私立男校，大部分是像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這樣的精英學校，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仍未接受女學生。

您畢業時耶魯有多少女學生？

孔達珍：我是轉學過去的，前兩年在康奈爾大學就讀，大三轉學到耶魯，并完成了接下來兩年的學業。轉學的人中有兩百五十名女生。當時耶魯校長認為，他們有責任培養一千名男性領袖。他們不清楚該如何安置所接收的女學生，因為他們不會減少培養一千位男性領導的目標。現在他們轉變了想法，建造了新的學院和各種設施，但在當時他們真的就是這么想的。女學生的數量很少，實際上，每個被他們稱為“學院”的宿舍，可能有十五位轉校生。

學術研究、共同體與交流

您在《從年輕淑女到女孩》一書中運用了很多日記書信，我們想知道，這些私人文件反映了什么樣的女性經歷宏觀圖景？您當時是如何獲取這些文獻材料的呢，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

孔達珍：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通常很難找到個體私人文件，我很幸運，在耶魯搜集到了我寫《優雅的福音》的史料。《從年輕淑女到女孩》中所用的日記的來源更為廣泛，一些是從哈佛大學的阿瑟和伊麗莎白·施萊辛格美國女性史圖書館（the Arthur and Elizabeth Schlesinger Library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中獲得的，我還從全國檔案館中復制日記和文集。關于我材料的代表性問題，我想說，我經常回溯其他二手文獻，嘗試把它們放到具體語境中去。勞蕾爾·撒切爾·烏爾里克（Laurel Thatcher Ulrich）的《接生婆的故事：瑪莎·巴拉德傳》（A Midwife's Tale: 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 Based on Her Diary, 1785-1812）是最好的女性史著作，我認為是有史以來寫得最棒的書。烏爾里克只用了一位女性的日記，但是她以此為出發點，搜集了各種其他記錄和二手文獻。這樣，她從一個點出發擴展開來，并根據她所能找到的所有材料，構建了一整個世界。我并非勞蕾爾·撒切爾·烏爾里克那樣的歷史學家，但是我盡可能搜集一切，尤其是那些我想引起共鳴的文獻。在《從年輕淑女到女孩》中，我主要使用了瑪格麗特·泰爾斯頓（Margaret Tileston）的日記。她既在女校又在男女同校上過學，從她的個人經歷，我可以同時了解到兩方面的情況，看她分別學到了什么。從中我得出結論，男女同校比女性教會學校嚴肅得多。女校中有很多關于感覺和友誼的話題討論。

能否請您談談女性史在美國對外關系史、跨國史和國際史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孔達珍：事實上，《優雅的福音》是一項老派的研究。不過，這個問題讓我想到一些事情，我也確實想談一談。我認為，女性跨國史研究已有的一個研究趨勢是考察“消費主義”和“廣告”。“消費主義”的重點在家庭，而“廣告”可能會涉及性別問題，比如廣告商會暗示，如果你買這輛車就能找到女朋友。這些研究都具有國際視野，而且，當你們在中國的電視廣告中看到那么多西方面孔，肯定會認為這與帝國主義相關。我很喜歡克里斯汀·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的《消費者們的帝國：美國家庭生活的全球生產，1865-1920》（Consumers Imperium: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American Domesticity, 1825-1920），這是一部重要的佳作。我還想向你推薦人類學家朱莉·朱（Julie Y. Chu）的《有關信用的一切：中國的人口流動政治中的跨國流動》（Cosmologies of Credit: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the Politics of Destination in China）。這是一本人類學著作，研究對象的是從中國到紐約的移民。它以一名女性等待蛇頭接她出國為例，考察了福建鄉村地區的居民如何將移民海外的心理轉化成實際行動。

您提到了在華的美國傳教士，也提到了去美國的福建移民。福建人現在仍在向紐約移民，在所有風格的餐廳都有他們的身影。正如已逝的歷史學家亞當·麥基翁（Adam McKeown）所提醒我們的那樣，可以把清末民初赴美移民與在華美國傳教士的經歷做對比研究，這兩批人經歷了同一個全球化時刻和過程。

孔達珍：的確如此。對這些感人故事的書寫都建立在對細節的細致觀察上。作為歷史學家，我想我們都熱愛細節。塔拉·扎赫拉（Tara Zahra）是東歐移民，也有類似的移民經歷。她指出，美國學界十分重視研究從世界各地到達美國的移民，但很少關注這對移出地的社會影響。扎赫拉出版過多本著作，如《綁架靈魂：國家的冷漠和波西米亞為了兒童的戰斗，1900-1948》（Kidnapped Souls: National Indifference and the Battle for Children in the Bohemian Lands, 1900-1948）和《失落的孩童：二戰后歐洲家庭的重組》（The Lost Children: Reconstructing Europe’s Families after World War II）。她最近運用了很多材料，通過性別維度考察家庭問題，出版了《大逃離：東歐的大規模移民流出和自由世界的建立》（The Great Departure: Mass Migration from Eastern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ree World）。

家庭服務史是一個重要的新興領域，艾米·斯坦利（Amy Stanley）剛剛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女仆的故事：書寫歐亞大陸的家庭史和全球史，1699-1900》（“Maidservant’s Tales: Narrating Domestic and Global History in Eurasia, 1699-1900”）。

能否請您談談現在美國女性歷史學家的處境？尤其是在女性主義運動高漲的時期，各個領域的女性開始對外發聲，不知您是否可以分享自己的經歷？

孔達珍：首先，無論出于什么原因，我想永遠都會有不好的行為。這是家長制的惡果。記得在《接生婆的故事》里，有一章專門講牧師夫人遭受強暴的經歷。牧師的聽眾不再相信他，也不再支持他，導致信眾逐漸流失。有一次，他一離開教區，他的妻子就遭到了強暴。我們意識到，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留女性孤身一人，都有可能受到傷害。在這個案例中，只因為地位下降，牧師就無法像身處高位時那樣保護自己的妻子。因此，沒有錢、缺少男性支持的女性，都有可能受到傷害。

關于工作中的性騷擾，它會一直伴隨著工作而發生。人們直到最近才明確它是非法的。我在耶魯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叫凱瑟琳·麥金農（Catherine MacKinnon）的律師，她依據1964年的《民權法案》，促使人們認識到工作中的性騷擾是一種威脅女性平等權利的暴力行為，所有美國人都有平等機會，不應該受到歧視。她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辯論中，尤其強調性騷擾是對女性的歧視。在此之前，幾乎沒有法律專門保護婦女。有一部廣受歡迎的美劇叫《廣告狂人》（Mad Men），講到了很多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廣告業中的性騷擾事件。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從不同人那里聽到了各種故事，或是地位平等但不合時宜的舉動，或是身處高位之人對學生的侵犯。位高權重和有魅力的人對你表現出興趣，你以為是出于自己有趣的好想法，結果卻發現對方更想控制你，甚至侵犯你，這往往會造成非常糟糕的后果。

我想，了解什么是性行為不端，什么是工作中的性騷擾，在哪都非常重要，尤其適合像中國這樣有巨大人口和平等觀念傳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