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武漢的新冠疫情給未來的中國國土空間規劃提供了一千載難逢的臨床案例。圖為2019年7月25日，武漢鳥瞰。  視覺中國 圖

2019年12月3日，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山東省、甘肅省、天津市濱海新區、福建省廈門市、湖北省武漢市、云南省曲靖市六地政法委書記就本地區探索開展市域社會治理的做法、成效和經驗作了發言。

武漢市政法委書記曹裕江代表與會的唯一一個省會城市武漢發言。他介紹稱，武漢從市域社會治理“怎么治、治什么、靠什么”三個方面開展系統攻堅。在“怎么治”方面，重點推進包括“民呼我應工程”、“績效評估工程”在內的三大工程；在“治什么”方面，堅持問題導向，聚焦市域重大風險和居民最急最盼最怨問題；在“靠什么”方面，依托現代科技手段搭建信息互聯、數據共享、高效運轉的治理平臺。

但不到一個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由武漢爆發，很快影響到中國全境和世界上很多國家。就武漢自己而言，實戰驗收的結果全國都看到了。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治理措施在一場疫情面前得到了全面檢驗，結果是不堪一擊、潰不成軍。

在人類城市化進程中，擁有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是不久前才出現的。中國作為一個超速崛起的大國，很多城市在很短時間跨越了百萬級人口的門檻，直接跨入千萬級，成為超大城市。這就決定了中國在超大城市治理方面經驗不足。作為一個千萬級人口的城市，武漢應對本次新冠疫情的水平，實際上反映了大多數中國超大城市的平均治理水平。

源自武漢的新冠疫情給未來的中國國土空間規劃提供了一千載難逢的臨床案例。武漢在實戰中暴露的治理問題，其價值勝過無數篇高被引用論文。特別是正在成型中的國土空間規劃，不應白白浪費這場正在蔓延中的疫情給城市治理帶來的寶貴教訓。

我們可以從武漢學到的第一個規劃教訓是，應當規劃好超大城市的神經傳感系統。

這次新冠疫情之所以大規模傳播，一個關鍵原因是信息傳導與決策系統脫節。當局部案例出現后，缺少權威發布，各種信息真假難辨，在有組織的快速應對之前，就形成全城恐慌，大量疑似病人涌向醫院發熱門診，導致傳染更加擴散。

武漢的教訓表明，超大城市必須預先規劃一套信息發布系統：既不應該由有其他責任的政府發布，也不應該由非專業的自媒體發布，而應該由具有專業資質、能對信息結果負責的有資格的人員，通過預先規劃的權威渠道發布。

我們可以從武漢學到的第二個規劃教訓是，應當通過規劃建立起對城市信息的精確捕捉。

這次武漢之所以沒有及時下決心第一時間阻斷疫情，就是因當城市局部出現危機的時候，超大城市做出反應的成本會大到沒有人敢于做出決定。這時危機在空間上的精確定位就變得極為重要。

離開廈門市規劃局后，我曾受邀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規劃系訪問，期間發現該系的研究和我們所熟知的城市規劃大相徑庭。那邊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利用現代科技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比如荷蘭的飛利浦公司就贊助該系實驗室研究遍布城市的路燈系統，設置各類傳感器，提高精確捕獲城市信息的能力。其中一個項目給我印象深刻，是利用污水井對病毒進行監測，由于排水分區互相閉合，一旦發現病毒，就可以對該排水分區進行醫學封鎖。精確的疫區定位，可以極大降低行政部門應對潛在風險的成本。縮短觀測和評估危險等級的時間。

武漢給超大城市規劃帶來的第三個教訓是，要有災害應急規劃。

任何災害都是小概率事件，超大城市為小概率事件做100%的準備既不經濟也不可持續。這就要求規劃用來應急的城市“儲備”設施在平時也要能夠低成本維持，也就是所謂的“平戰結合”。這次武漢之所以致病率遠高于湖北以外地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少數大醫院的發熱門診防線短時間內被擊穿。“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超大城市危機應急系統的第一要務就是要“快”。

新冠疫情發生后，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在第一時間給有關部門提出的建議是：“社區醫院或醫療點是應對突發事件的‘儲備’，平時可像普通醫院那樣接診，一旦出現突發事件，可以迅速改造為大醫院的特殊門診，承接瞬時暴增的首診。防線迅速推前，就可以避免將大醫院門診候診變為病毒二次傳播的場所，為醫療系統向應急狀態轉換贏得時間。”

此外，規劃應在平時就要求核心醫院周邊的酒店、學校、政府機關等設施，在設計時就應具有在第一時間改裝并征用為傳染病隔離病房的能力。通過短時間內“向前”和“向后”加大防御縱深，可以確保瞬時暴增的需求下，防疫大堤不會潰決。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提出的這一原則也適用于超大城市防洪、抗震、人防等一系列城市危機規劃。

第四個可以從武漢學到的教訓是，應急預備空間要有完整的配套，能在最快的事件內“冷啟動”。

快速建立小湯山醫院是北京抗擊“非典”的一個成功做法。這類醫院的選址和建設需有多種考慮，包括：位于水源下游，遠離人口密集地區，以便于隔離；預留電力電訊、給水排水、煤氣供熱等設施的接口；施工圖設計甚至施工方案都要完成各項手續，要保持隨時可以冷啟動狀態，短時間內轉為“小湯山”。

這次武漢火神山醫院和改裝而來的應急“方艙”，在電力接入、污水排放、物資供應等方面出現的問題，給未來的規劃提供了很好的真實樣本。

當然，抗震的預備空間和抗洪的預備空間，所針對的場景不一樣，有的需要應對電力斷絕，有的需要應對飲用水不足……。但規劃的基本原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維持極端情況下的生命支持系統。超大城市在依托周圍資源供給的規模和難度上，是一般城市完全不可比擬的。這需要國土空間規劃更具對可能場景的想象力。

規劃可以從武漢學到的第五個教訓是，要充分利用現代基礎設施帶給我們的便利。

在此次疫情爆發初期，完全沒有危機應對能力武漢市紅十字會瞬時被巨大的物流配送要求壓垮，隨后由商業物流企業接手，較為輕松搞定了救濟物資的配送，同時使得捐贈物資可通過現代物流系統追蹤流向，大大增強了社會對慈善捐助系統的信任。

這一案例提醒國土空間規劃部門，要將新出現的物流組織納入超大城市防災規劃。不僅物流基礎設施，隨著網絡應用的普及，虛擬空間規劃也應納入國土空間應急規劃。像“雙十一”考驗阿里的瞬間信息處理能力一樣，緊急公共衛生事件向網絡技術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旦災情發生，所有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最近的指定醫院及其聯系方式；可以在網上查詢當前所有醫院門診的人數、掛號等候時間，可以自動規劃最優的就醫路線；可以通過確診病人近期的手機移動軌跡，了解其可能的擴散途徑與范圍；可以向社會公布相關信息，使其他人能查詢自己與該病人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否有交集（如同一時間使用交通工具）；黨員可以通過軟件搜尋周圍的黨員，并自動組成臨時支部；相關方面可以將各醫院發現的疑似、確診病例、死亡、康復的人數即時上網，第一時間將疫情的分布和進展向社會公開，奪取信息控制權，避免社會因懷疑通過行政系統傳遞的信息失真而造成的恐慌。

這次疫情空前嚴重，但也給中國提高超大城市治理水平提供了難得的實戰機會。過去的共產黨人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今天的國土空間規劃也要從真實的災害中學習超大城市的治理。

目前，新冠疫情還在發展，國土空間規劃部門可以學到的教訓顯然不止以上五條，關鍵是，絕不可以白白浪費掉這次疫情為我們提供的活生生的慘痛而昂貴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