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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多·雨果（1876）

即便在中國，雨果也是一個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作家。十九世紀群星璀璨，用流派的概念來說，有浪漫主義，之后又有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能夠數出來的經典作家除了雨果之外，浪漫派的有夏多布里昂、維尼、拉馬丁，乃至后來的波德萊爾，如果說到浪漫派女作家，那就還要添上喬治·桑、斯塔爾夫人等；現實主義的有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再到自然主義的左拉。拋開流派的概念不談，十九世紀對于法國文學來說，的確是個分水嶺， 這個分水嶺最為醒目的標志就是文學的世俗化。

世俗化當然不是個壞詞，它就是一個事實而已。法國文學在十七世紀或者十八世紀，即我們所謂的古典主義時代和啟蒙時代，是由少數精英主導的，盡管我們也會在這些精英的身上發現他們所謂“深入生活”的痕跡，例如莫里哀主動宣布放棄貴族頭銜的世襲等，但是文盲的比例出乎意料地高，這是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十七、十八世紀文學的主流形式是戲劇或者詩歌，這些固然更能夠被誦讀，免去不識字的讀者難以進入文字之苦，但作者的受眾人群仍限于少數接受過教育的人。在革命發生之前，是貴族的教育或者神學院的教育，在革命發生之后，受到教育的也只是少數不那么貧窮的人。如果我們用所謂的小說人口學的統計方式，借助《悲慘世界》來看一下主要人物受教育的情況，就一目了然了。例如主人公冉·阿讓，童年悲苦，是個樹木修剪工，做些粗活，直到因為偷了面包去土倫服刑的時候，“無知兄弟會辦了一所囚犯學校”，于是冉·阿讓“四十歲入學，學習認字、寫字、計算”。再例如第一部里的芳汀，她是個女工，可能能認幾個字，但是在小說里談到芳汀不幸身世以及她和其他三個女子被四個大學生騙的時候，也說過其中的一個名叫“大麗”的姑娘是四人中唯一會寫字的，而且還寫不周全，例如把“清早出去好快活”寫成“快活出去好清早”。到了第二代的珂賽特，她受教育是因為冉·阿讓帶著她住在修道院里，她和修女一起受的教育。而馬呂斯有個經商的外公，他爸爸是拿破侖麾下的軍官，就像雨果的爸爸一樣，所以他才能一直上到大學，做了律師。

文學世俗化最明顯的表現是文學主流形式的改變。借助文學雜志和報紙的興起，小說一躍成為文學中最具影響力的類型。如果說雨果的一生是典型的“斜杠青年”的一生，詩歌、戲劇、小說均有涉獵，甚至詩歌成就要高于——至少不亞于——小說，但非常明顯的一個變化是，現實主義的一代人更以小說家立身。小說的興起也是為了滿足大眾閱讀的需要。仔細讀過《悲慘世界》的人可能還會記得，小說最初寫到德納第一家，就是芳汀寄養小珂賽特的那家惡人，形容德納第太太的時候，一方面說她“直立起來”，有著“鐵塔一般的個頭兒”，卻又諷刺道：“她看了幾部香艷小說，就有一種沉思的情態：女不女，男不男，一副忸怩作態的樣子。頁面破損的舊小說，對小客棧老板娘的想象力，往往會產生這種影響。”隨后雨果提到小說的品位在不斷下降，他還繼續寫道：“小說……越來越庸俗，從斯居德黎小姐降至巴特勒米·哈托夫人，從拉法耶特夫人降至布爾農-馬拉姆夫人，這類小說點燃了巴黎女門房的欲火，甚至殃及郊區。德納第太太恰好有足夠的智力看這類小說，從中吸取營養，從中浸潤自己那點腦子。”雨果對小說的看法我們之后再談，但是，德納第太太都能夠閱讀小說，可見得，雨果自己所說的“為了人民的文學”已經不遠了。

《悲慘世界》（1862）插圖中的珂賽特

世俗化的前提包含著一個有趣的矛盾，一方面，擺脫精英主義，擺脫少數人，擺脫過于限制性的陳規舊俗，這是浪漫主義得以產生的前提，它和啟蒙思想聯系在一起，是文學民主化的表現之一；但另一方面，浪漫主義恰恰將重點放在了個體與整個世俗化社會的抗爭上。這是浪漫主義一個非常有趣的表現：呈現這個社會，是為了更好地與之抗爭。后來閻連科在他的《發現小說》里稱之為“浪漫現實主義”。標簽或許并不重要，但今天看來，《悲慘世界》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例證。的確，雨果拒絕了出版商讓他縮減其中某些章節的要求，堅信這“必將是其創作的高峰”，“雖然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細節顯得有些長，但都是最后到來的結局的準備”。和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的眾多作品中通過人物來呈現人世萬象不同，雨果要在一部《悲慘世界》里，通過一個人對抗“悲慘社會”，并在這個過程中蛻變成完人的故事寫盡人世間的一切。

在法國的二十世紀文學中，浪漫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遭到了堅決的狙擊。浪漫主義式的英雄人物，浪漫主義中蘊含的理想社會——無論這理想社會是在過去還是未來。殘酷的現實讓我們與十九世紀文學漸行漸遠，什么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聽起來仿佛是很古老的事情。有趣的是，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巴黎圣母院的一場火災，仿佛又把一個已經遠去的文學時代送到我們面前。我們突然間發現，至少是從盛大的浪漫主義文學開始，文學雖然是有國別的，也有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但它之所以是文學，就是因為它永遠都是跨越邊界和時間的存在。因而，我們有必要在今天從二十世紀的法國文學倒回去，重新認識一下雨果和他的作品，重新認識一下從浪漫主義開始創設的“文學國籍”。

《悲慘世界》
 [法]維克多·雨果著  
 李玉民譯
 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

一、雨果與雨果的時代

今天，任何一部法國文學史都不能略去維克多·雨果。一個事實足以解釋這一切——雨果去世的時候，舉行國葬，迎進先賢祠。

雨果出生于一八〇二年，上面還有兩個哥哥，分別大他四歲和兩歲。如果去查文學史的資料，會發現雨果出生于法國一個叫貝桑松的小城。貝桑松在法國東部，離瑞士、意大利都很近，有風景也有歷史，最古老的遺跡是古羅馬帝國留下的。但對于雨果來說，這些都是暫時的。因為就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就離開了貝桑松。雨果的父親是拿破侖手下的軍人，倘若我們相信《雨果傳》里的描寫，他“是一個憑本能行事的人，臉紅紅的，舉止粗魯，和所有士兵一樣，喜歡女人”。出于各種原因，雨果的父母長時間處于分離狀態。雨果的童年忍受的不僅僅是父母在地理概念上的分離，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分離，在若干次努力未果之后，父母在三個兒子—尤其是兩個相對來說比較小的—的撫養權上陷入了訴訟。十九歲那年，雨果失去了相對來說更加親愛的母親。 

少年雨果（1818）

童年的痛苦是雨果天才的內心的源泉嗎？也許有關系，但是當然并非全部。雨果有可能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是個特例。在十四歲時，小維克多就寫下了那句著名的話：“我要么成為夏多布里昂，要么就什么都不是。”如果從弗洛伊德的角度去解釋，在少年時代的天才成長中，哥哥歐仁給他帶來的競爭，對母愛、對鄰家女孩阿黛爾的爭奪也可能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兄弟倆都喜歡寫寫弄弄，在一八一九年，維克多和歐仁都參加了圖盧茲花神學院的詩歌競賽，也是那一次，他完勝了他的哥哥歐仁，他的《重建亨利四世雕像》受到了評選委員會的一致贊許，得到了金百合獎。評委之一著名詩人亞歷山大·蘇眉不吝將頌詞送給這位十七歲的天才少年，他說：“自從收到您的頌歌以來，周圍的人都在談論您的天賦以及您為我們的文學帶來的神奇的希望……而您只有十七歲，這令您的欣賞者簡直難以置信。您對我們來說像詩歌謎，是繆斯的秘密……”而且，據說在金百合獎最后的遴選中，雨果戰勝了大他十二歲的拉馬丁！

天才，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已經得到的文學上的榮耀足以證明。十八歲，他再次獲得圖盧茲花神學院頒出的金百合獎，十九歲出版了《頌歌集》，還得到路易十八每年一千法郎的補貼，二十一歲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漢·伊斯蘭特》等。但只用“天才”這兩個字也過于輕飄了，因為如果沒有一生的勤勞堅持，甚至沒有一生的漂蕩起伏，沒有經歷過喪女的哀慟，雨果也不可能成為今天我們人人熟知的雨果。更何況天才雨果與十九世紀法國的相遇或許也是恰逢其時。我們相信，每一個作家都是在他的時代和語言中寫作，雖然他的作品的價值有可能超越他的時代和語言。

《雨果傳》
 [法]莫洛阿著
 沈寶基等譯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雨果的一生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而十九世紀的法國是怎樣的狀況呢？大革命的硝煙尚未散去，法國國內的形勢尤為復雜，雨果榮耀而動蕩的一生與此不無干系。所謂越榮耀越動蕩，越動蕩也就越榮耀。甚至在他的童年，父母之間的紛爭也摻雜了復雜的政治因素。父親是拿破侖麾下的軍人，并且在拿破侖時代升至將級軍官，秉持共和思想；而母親是相對保守的保王黨人，與母親關系極為密切的雨果的教父就在拿破侖時期遭到逮捕，被執行了死刑。雨果在青少年時期與母親更加親近，自然也相應地傾向于更為保守的保王黨。然而在復辟期間，對波旁王朝的失望又使他漸漸地站到了共和的一邊。他曾經鼎力支持路易·波拿巴，但“小拿破侖”發動政變后，雨果卻因為反對開始了長達十九年的流亡。從君主制，到帝國，到君主立憲，再到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試圖推翻立憲制度，之后普法戰爭爆發，巴黎公社失敗——雨果當選議員后堅決主張赦免巴黎公社的革命者，等等，大革命之后的一個世紀，法國一直處在飄搖不定中，革命伴隨著暴力，共和也仍然脫離不了對專制政體的留戀。不是簡單的兩派——革命派與反革命派，或者共和派與保王黨——的斗爭，而是無法定義，時刻在變化著的各種主張之間的沖突、對峙和撕扯。

雨果在很多小說中都寫到過一七九三年，《悲慘世界》里也有。如果我們梳理一下法國大革命的這條線，我們可以標記出幾個富有重要意義的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當然是一七八九年，那年巴黎的民眾在七月十四日攻占了巴士底獄。但這不是動蕩的結束，而是動蕩的開始。路易十六的統治本來就極不穩定，宣布召開三級會議后，發現沒有辦法從市民那里弄到錢，就宣布解散議會。于是民眾在激憤之下攻占了巴士底獄，因為那里關押過啟蒙理念的倡導者。

第二個時間點是一七九三年，至少在雨果的標記中是個重要年份，因為這一年處死了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雅各賓派掌權，實行恐怖政策，革命變得空前暴力。在《世界小史》中，作者恩斯特·貢布里希這樣寫道：“雅各賓黨人——所謂最狂野的黨——要消滅的不光是貴族，還有那些和他們意見相左的人也不能幸免。他們要消滅誰，就將他的頭砍下來。一種專門的機器——斷頭臺——被發明后，砍頭變得又簡單又快速。他們自己成立了一個‘革命法庭’，每天都要宣判死刑，然后被宣判的人就死在了巴黎廣場的斷頭臺上。”一七九三年，雨果尚未出生，但是他對這段白色恐怖的歷史卻不能忘卻，不僅寫了專門的歷史小說《九三年》，在《悲慘世界》中，他借米里哀主教之口，也寫到了斷頭臺：

斷頭臺，豎立在那里，確實有一種威懾之力。只要還沒有親眼目睹過斷頭臺，就可能對死刑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不置可否，決不表示贊成還是反對；然而，一旦撞見一個，那震動就十分劇烈……斷頭臺一出現，將人的靈魂投入噩夢中，就顯得猙獰可駭，并參與了它的所作所為。斷頭臺是劊子手的同謀，它吞噬，它吃人肉，喝人血。斷頭臺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一種魔怪，是一個幽靈，似乎以它制造的死亡而生存，過著一種令人聞風喪膽的生活。（李玉民譯）

在寫下《悲慘世界》的時候，雨果早已與父親和解，立場也漸漸趨向共和。但是，早先對共和的革命所持有的畏懼，仍然濃縮在對斷頭臺的描寫中。

第三個時間點是一七九九年，拿破侖執政。對于雨果來說，父親的命運、擢升就是在拿破侖執政時期。一八〇四年，拿破侖稱帝，于是有了第一帝國時期。

一八一四年拿破侖第一次兵敗退位，波旁王朝復辟。但一八一五年拿破侖在兵敗滑鐵盧之前，還曾經重新登陸法國，有過一番掙扎，最終再次失敗。波旁王朝二次復辟。對于滑鐵盧戰役，《悲慘世界》的第二部第一卷就叫作“滑鐵盧”，著實讓雨果過了一把歷史小說的癮。當然他寫滑鐵盧，是為了引出德納第和馬呂斯父親之間的關系—那是個笑話，我們留到下文再表。

再之后的時間點就是一八四八年的第二共和國。路易·波拿巴，即“小拿破侖”，先是被選為總統，當時雨果還是支持他的，但他隨即發動政變，解散議會，開始獨裁，雨果正是因為反對而遭到了流放，在外流亡前后兩次加起來長達十九年。直到共和制確立，第三共和國成立，才徹底回到法國。

《世界小史》 
  [英]恩斯特·貢布里希著 
  吳秀杰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雨果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在不斷的流放和回歸中，在跌宕起伏的榮耀與低潮中，在對法國的摯愛和期待中，完成了包括《東方集》《秋葉集》《懲罰集》《沉思集》在內的二十多卷詩歌，包括《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九三年》《笑面人》《海上勞工》在內的二十多卷小說，包括《歐納尼》《克倫威爾》在內的十數卷上演或未能上演的劇本，還有不計其數的隨筆。

二、從《巴黎圣母院》到《悲慘世界》：雨果的浪漫主義

《悲慘世界》，我們都知道，寫于雨果六十歲的時候。那時，他已經經歷了人生的大部分榮耀（文學上的聲名，成為法國浪漫派的領袖，甚至雖然改朝換代，但歷朝歷代的政治人物都對他尊重有加，小波拿巴數度請他回去，都是雨果自己拒絕的，主動在外流放）和悲痛，例如愛女在一八五二年離世。寫于六十歲的《悲慘世界》與寫于二十九歲的《巴黎圣母院》自然是不一樣的。

《九三年》
 [法]雨果著 
 葉尊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

當然，二十九歲的時候，《巴黎圣母院》中已經有盛大的浪漫主義存在了。今天我們理解浪漫主義，或許更多是將它當作一種文學和藝術的流派來理解。的確，流派是一種簡單、易操作的概念，帶有一勞永逸的意味。以相同的觀點、相同的主張，團結在某一個或者幾個領袖的周圍，形成文學社（cenacle）這樣的小圈子。《歐納尼》上演的時候與古典學院派展開了一場混戰，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承認流派的存在。但浪漫主義不僅如此。尤其到了十九世紀的法國，在紛繁的政治局勢下，它脫胎于啟蒙時期的“文人”這個群體迅速地從人群中分離出來，形成一股特殊的勢力，從浪漫主義開始，不僅文學藝術的布局、方法發生了改變，文學藝術的使命也發生了改變。文人既不是簡單的政客，也不是簡單服務于——像古典主義時期的劇作家們那樣——國王和王室，在精神娛樂的大前提下追求語言、文學藝術形式的完美。在《〈克倫威爾〉序》和《〈歐納尼〉序》中，雨果的立場再清楚不過了，他說：“人民，只有廣大的人民才能讓作品不朽。”的確，至少是在法國，經過浪漫主義一代持續的、充滿激情的努力，文學藝術不再是少數沙龍里精英的游戲，而是為了法國四千萬的大眾。

而如果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浪漫主義更是可以被晉升為一場重塑西方價值觀的思想革命，而且是世界性的。是從浪漫主義開始，認知中心從外部世界轉向了人。放在浪漫主義文學的身上，就是描述人的心靈，講述人的欲望（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美好的或者不美好的），為人爭取自由的權利，物質的或者精神的。連康德都說，要傾聽“人內心的聲音”。我們突然發現，也許支配這個世界的，并不是客觀世界的自然法則，而是人類的精神、意識，或是浪漫主義文學熱衷于展現的人類的創造和情感。

雨果并非哲學家，也非社會學家。但雨果對于文學，尤其是對于“為了人民的文學”的最大貢獻，其中之一是塑造了真善美的人物，創設了偉大的自我，成為開始閱讀文學的大眾的標桿。他筆下的人物，永遠都是在一個價值觀重塑的時代，在歷史與社會的動蕩中，在舊的價值體系崩塌的前提下，遭逢善與惡的撕扯，從而做出自己的選擇。我們大約不會懷疑，每一個人物的身上，也都有雨果自己的掙扎、選擇與野心。《悲慘世界》里的米里哀主教的所有思考，冉·阿讓臨終前的大喜大悲，又何嘗沒有雨果自己的身影。什么是浪漫主義人物呢？借用彼得·沃森對德國浪漫主義起源的總結來說，是“在巨大的困難面前勇敢捍衛自己信仰的殉道者和悲劇式英雄”。

在浪漫主義的人設上，善惡兩元因而也是小說家經常采用的模式，善者至善，惡者至惡。米里哀主教的善與德納第夫婦的惡依然像卡西莫多的善與弗羅洛主教的惡一樣對比鮮明。但是作為一個浪漫主義巔峰時期的小說家，雨果已經不會淺薄地把他的英雄塑造成所謂的“完人”，因為這樣一來，浪漫主義定義的崇高不可避免的悲劇性的一面就會大打折扣。和我們對于浪漫主義——或許這和翻譯有關——的想象略有出入的是，浪漫主義并不回避人性的弱點，在浪漫主義看來，人與其自身弱點相抗爭的過程恰恰是英雄行為的一部分。浪漫主義不僅要展現虛構的至善至美，同時也要挖掘心靈的幽深處所埋藏著的惡，考察這惡在怎樣的環境下發芽生長。弗羅洛主教的惡不是個人意義上的虛偽，而是對人內心深處那個“黑洞”的挖掘，在那里，埋藏著情欲、仇恨、迎合社會的虛榮等一切非理性的表達。待到波德萊爾以及波德萊爾之后的一代把這一“第二自我”發展到極致，二十世紀的法國文學就徹底走上了黑暗的不歸途。

與《巴黎圣母院》將敘事時間定格在十五世紀路易十一治下不同，《悲慘世界》的敘事時間是雨果真正的“當下”，他從一八一五年寫起，主要的敘事時間延伸至一八三二年巴黎起義—當然敘事者還跳出了人物的時間限制，你時不時地都會看到敘事者跳出來，站在一八六一年前后發表上一段對于歷史或是現實的感言。一八一五年，米里哀主教在迪涅地區任主教，而冉·阿讓刑滿釋放，走進迪涅城。作者雖然沒有太在這個時間上耽擱，但是他在第一部第三卷起始的一八一七年，不經意地寫了這么一句：“一八一七年這一年，路易十八以君王的堅定口氣，不無自豪地宣稱他在位二十二年了。”和我們前面看過的歷史時期對照起來，我們很清楚地知道，這是拿破侖退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復辟。而一八一五年需要等到第二部“珂賽特”的第一卷“滑鐵盧”，才發現決定人物命運的這個年份是怎樣的。在“滑鐵盧”中，雨果先是戲謔了一番拿破侖命運不濟，“如果下幾滴雨”，那么滑鐵盧戰役的勝負可能還未可知，這當然是玩笑話，但是調笑完，他自己如此陳述歷史之于他的小說的作用：

當然，我們無意在這里撰寫滑鐵盧戰役史；我們所講述的故事中，一個有伏線的場面與這場戰役緊密相關；而這段歷史并不是我們的主題；況且，這段歷史已經撰寫完了，洋洋灑灑，鴻篇巨制，一方面，由拿破侖本人的作為，另一方面，出自史界七賢的手筆。……在我們看來，滑鐵盧的雙方將領，都受到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支配；而對命運這個神秘的被告，我們也像天真的審判官——民眾那樣進行審判。（李玉民譯）

這一小段文字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說家的歷史是受到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支配完成的，一如他自己虛構的小說本身。作者在其中所說的伏線我們應該都清楚，雨果從拿破侖的滑鐵盧寫到烏果蒙的果園，從“反革命無意中成為自由派，拿破侖也同樣無意中成為革命者”的歷史感慨寫到他的人物德納第“將近半夜，奧安凹路那邊……匍匐爬行……被死尸的氣味吸引過去，以盜竊為勝利，要搶劫滑鐵盧”的行徑。他扒拉出了一個級別相當高的軍官，在搶他財物的時候無意間救了他的命，而這個軍官就是小說后半部主人公之一馬呂斯的父親，在戰場上被拿破侖口封為“男爵”的喬治·彭邁西。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著 
 陳敬容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

倒不一定要用浪漫主義去定義，雖然浪漫主義從總體上來說與小說是相連的。至少經過三十多年，小說在《悲慘世界》里發展出了一個成熟、澎湃的模式。《悲慘世界》很好地體現了十九世紀小說的四個要素：情節、語言、人物和主題——雖然這些在二十世紀基本上都得到了消解。和《巴黎圣母院》六個月的敘事時間相比，《悲慘世界》的敘事時間顯然更長，從而在情節的跳躍、伏筆的埋藏上更加得心應手。例如米里哀主教家唯一的奢侈品銀質餐具與之后冉·阿讓的良心蘇醒；例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德納第和馬呂斯之間的關系；還有用所謂孩子去敲詐馬呂斯外公的馬儂姑娘實際上被德納第的兩個兒子取代，又再一次締結了冉·阿讓和所謂壞窮人德納第一家之間的關系等。

伏筆這個東西當然不是浪漫派小說的首創，倒是更接近于小說起源時的傳奇，當然也和小說興起的時候連載相關。而到了浪漫主義的時代，在小說崛起為主流的文學形式之后，小說在敘事上的日趨精致化當然就成了浪漫派小說的任務之一。虛構如何來源于生活，同時又要在道德力量上高于生活，就成了浪漫主義小說前行的目標。

三、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正義？

《悲慘世界》是從一八一五年的米里哀主教寫起。只是米里哀主教并非只扮演圣人的角色，矗立在冉·阿讓的人生路口，讓他得以頓悟。事實上，在第一部第一卷的“正義者”中，雨果借米里哀主教之口，討論了正義的問題。社會的動蕩被濃縮在了對米里哀主教非常簡短的介紹中。米里哀主教的青春是在“交際場和情場中”度過的，“爆發革命，事態急遽變化，法袍貴族家庭遭到摧殘、驅逐和追捕，都四處逃散了。革命剛一爆發，查理·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他妻子長期患肺病，死在異國他鄉，沒有留下一兒半女。此后，米里哀先生命運又如何呢？法國舊社會崩潰了，他的家庭也破敗了，一七九三年發生一系列的悲慘事件，在遠方的流亡者看來，也許倍加恐怖和可怕，凡此種種，是否使他萬念俱灰，萌生了出事的念頭呢？一個人在天下動亂中，罹難重重，家道衰敗，還可能處變不驚，然而在無憂無慮的溫馨生活中，突然遭到神秘而可怕的打擊，往往就會心死而一蹶不振吧？誰也說不清楚，只知道從意大利回國，就已經當上了教士”。雨果當然志不在此，更不想以政治或者歷史的角度評論大革命，他只是想要告訴讀者，歷史的正義性和與人的正義性無關。第一卷的大部分時間里，雨果都在陳述正義在這位主教的身上是如何體現的：例如“劫富”濟貧；讓渡出自己寬敞的主教府，供醫院使用；拿出自己的所有財產和俸祿，用在教區的窮人身上。在雨果的筆下，這是一位“又嚴肅又慈祥”，擅長打比喻，“話雖不多，但是非常形象化”，持有“耶穌基督的雄辯”能力，“自信不疑又能服人”的人，“絕不義正詞嚴地唱高調，也不像嫉惡如仇的正人君子那樣橫眉立目，而是朗聲宣傳一種教義”，這種教義的主旨大概是“人有肉體，這對于人來說，既是負擔又是誘惑。人拖著肉體，又屈從于肉體。人必須監視、約束、抑制肉體，不到萬不得已，決不屈從。……成為圣賢，那是極其特殊的；做個正義者，倒是為人的準則。你們盡可徘徊，怯懦，盡可犯錯誤，但是要做正義者。盡量少犯錯誤，這也是為人的準繩。不出一點差錯，這是天使的夢想。生在塵世，就難免有錯。過錯就是一種地心引力”。于是，這樣一種富有“地心引力”的教義改變了《悲慘世界》主人公冉·阿讓的命運，使得他從一個苦役犯走上了正義者的道路。

卡佩拉尼電影作品《悲慘世界》海報

正義者，這可能是已近暮年的雨果對自己的要求，而社會則看上去是站在正義者的反面的——無論是什么樣的社會，是誰統治的社會。和米里哀主教一樣，雨果總是滿懷同情地看著“忍受人類社會重壓的婦女和窮人”，認為“女人、孩子、仆役、弱者、窮人和愚昧的人有過失，那就是丈夫、父親、主人、強者、夫人和學者的過錯”，而看到了斷頭臺行刑之后，雨果也借助米里哀主教之口抨擊了社會的法律：“專心致力于上天的法則，而不再理睬人間的法律，這是錯誤的。生死予奪的大權只屬于上帝，人有什么權利染指這件陌生的事物？”《悲慘世界》里的這一開局，倒還真的和《巴黎圣母院》一下子就區分開來。《巴黎圣母院》里是窮得高尚自由與為富不仁的腹黑的對峙，是個人與這社會的對抗，是自我掙脫社會一切規定的絕唱，是在現有的秩序之外對更合理、更公平、更美好的無條件的追求。而《悲慘世界》里，則是傾聽、理解、包容、共情和蛻變，這一切都可以被包容在“正義”這個模糊的詞匯里。米里哀主教曾經去看望一個名為G的國民公會代表，雨果這樣描繪他：“一個國民公會代表，好家伙，您想象得出嗎？那是以‘你’和‘公民’相稱呼的年代里存在過的。那人簡直就是個怪物。雖說他沒有投票贊成處死國王，但也相去不遠了。他近乎是個弒君者，曾是無比殘暴的人。”主教在G臨死之時去探望他，開始也和普通的民眾一般，是帶著譴責去的，但是G說，他投票結束暴君的統治，卻沒有投票贊同處決暴君，他投票結束封建王朝是奔著“結束女人賣淫，男人為奴，結束兒童的黑夜”去的。這讓主教陷入了思考：自己把年薪幾乎全部用在窮苦百姓的身上，將相對豪華的住所改建成醫院，生活中竭盡簡樸，但是一己之力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女人賣淫、男人為奴、兒童的黑夜統統沒有結束。善與惡仍然是相對的。G主張的國民公會沒能迎來一個人人為善的時代，主教的信仰也是一樣。

寫作《悲慘世界》的雨果已經是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了。母親和教父對于他的影響已經在現實中漸漸淡去。因為維護共和，他與小拿破侖決裂，最終遭到流放，并且在能夠回到祖國的時候，仍然選擇繼續流放。《悲慘世界》出版的時候，共和制已經在法國得到了確立，此后再也沒有回頭。然而，共和是否能夠解決一切，顯然此時的雨果并沒有給出讓人歡欣鼓舞的答案。和面對G時的主教一樣，雨果相信，如果說，制度的改變是基礎，但從制度的改變到夢想中的公平和人道社會的實現，道路還很漫長。于是，我們可以理解《悲慘世界》里，竟然出現了既不能用“善”，亦不能用“惡”來定義的沙威。在小說的最后，馬呂斯終于明白，沙威并非死于冉·阿讓之手，沙威背后的法律也遠不是正義的代名詞。而真正的正義來自個體在面對另外的個體時所做出的犧牲與包容。

浪漫主義小說最為堅持的主題或許就是這樣的：進步（革命是為了進步）、正義、普天下的愛以及與啟蒙接軌的對蒙昧的憎惡、對科學的誠摯信仰。說一千道一萬，還是可以回到《悲慘世界》的“作者序”中的那句話：“只要本世紀的三大問題：男人因窮困而道德敗壞，女人因饑餓而生活墮落，兒童因黑暗而身體羸弱，還不能全部解決；只要這個世界還存在愚昧和窮困，那么，這一類書籍就不是虛設無用的。”

本文系作者在上海明珠美術館“維克多·雨果：天才的內心”展覽特設“雨果上海七日行”主題系列講座上的演講，刊發時經作者修訂

原刊于《書城》2019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