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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之下,別因為本能的恐懼放棄了共情的能力

2020-02-05 18:0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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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梁文道 看理想

2月1日,意大利佛羅倫薩市長納德拉在Twitter上發起“擁抱一個中國人”(#AbbracciaUnCinese)的倡議。他說,新冠病毒是一場共同的戰斗,希望意大利人理性地看待疫情,不要因此而歧視和害怕中國人。許多意大利民眾紛紛響應,并上傳自己與中國人擁抱的照片。上圖即為一位意大利小女孩和中國小女孩的暖心擁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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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蔓延的恐懼、恐慌和不信任,以及相互的歧視和排斥,才是大規模的流行傳染病里傷害我們最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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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 梁文道

來源 | 看理想·八分

(文字經刪減編輯)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后,不少國家相繼宣布對中國公民入境采取限制措施。部分地區甚至隱隱約約出現了新一輪“排華”趨勢,包括針對東亞其他地區黃種人的廣泛歧視情況也都在發生。

與此同時,國內也出現了不少“圍堵湖北人”“隔絕武漢人”的歧視言論和行為。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當然是因為恐懼。

1.

一種與疾病不成正比的恐懼

其實這種恐懼不難理解,這從來都是人類疫癥史上最常見的一種情況——對所有外來疾病的恐懼,最終都會擴大成對某一外來族群的恐懼,也是將一個少數族裔污名化的理由。

回首19世紀末,美國的舊金山(San Francisco)曾經發生過一場鼠疫。

由于疫情最早在中國華南地區爆發,面對這場“外來疫病”的威脅,恐慌的舊金山人就將這場鼠疫與中國人劃上等號,舊金山政府非常決絕地封鎖了整座中國城(Chinatown),挨家挨戶排查病例,甚至切斷了食品供應。

當年關于舊金山中國腺鼠疫的報道

當然,將某一種流行傳染病與某個群體對等其實并不只針對中國,也不是什么罕見的情況,就像梅毒在西方國家歷史上,英國人曾經稱之為“法國病”,法國人就叫它“意大利病”,荷蘭人稱它為“西班牙病”,而俄羅斯人叫它“波蘭病”,中東穆斯林則稱之為“基督徒病”……

有意思的問題在于,其實從19世紀后期開始,人類現代醫療史上開始出現一種情形,那就是大部分時候,本土常有的某種疾病(包括傳染病)的殺傷率以及可怕程度,往往會大于一些外來疾病。

但是,大部分人對本土一直存在的疾病的恐懼,遠遠小于那些外來的傳染病。

這是為什么呢?一種解釋就是,我們對這些本土疾病的存在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長久以來也已經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應對模式,所以反而不太在意這些疾病了,盡管它們的傳染效率和致死率可能更高,比如流行性感冒。

當然,我們也還會害怕那些我們還沒有發展出應對模式、對它還不甚熟悉的疾病,尤其是流行傳染病,比如這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我們對它的恐懼,正是因為它充滿了太多未知:它的源頭究竟在哪?它是否還會不斷變異?口罩和手套是否能有效隔絕它?……關于新冠病毒的許多問題我們都還沒有非常準確的答案,而同時它還在不斷發展、不斷變化,我們對它的研究也只能是逐步進行。

因此,我們當然會對這種病毒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傷害,形成一種不成比例的恐懼。

很多時候,我們對付這些疾病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例如封鎖、圍堵),其激烈程度,與疾病帶來的實際傷害并不成正比,反而是與我們的恐懼成正比。

那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想想湖北和武漢的老百姓們,他們難道會不恐懼嗎?

他們不僅身處疫病爆發的中心,還要面對凌晨突然宣布的“封城”,他們也在害怕未知的東西,恐懼他們還不了解的東西,并且還要為此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挽救他們的其實是信心,能夠讓他們繼續留守在武漢的也是信心。

但問題是,主流媒體、權威機構的公布,信息流通的保證,以及醫療資源、城市防護措施、基本生存物品的供需等等,到底能不能給到這樣的信心?在最近各種各樣的新聞訊息里,我們很遺憾看到,原本許多值得信任的媒體、機構都失信了。

接下來,民眾還能從中獲得多大的信任感,還是存疑的問題。

2.

隔離,作為防疫的一種古老手段

出于對外來傳染病,以及對一種嶄新的尚無有效對策的傳染病的恐懼,我們最常采取的一種做法就是現在看到的“隔離”。

這實際上是歷史上非常古老的一種對付傳染病和疫癥的手段,“隔離”一詞的英文為quarantine,最早來源于拉丁文quadrāgintā,也有說來源于意大利語quaranta,指的是威尼斯——這座曾經稱霸地中海的海權共和國——曾經在14、15世紀采取的一種措施,這種措施是什么呢?

《威尼斯共和國:稱霸地中海的海上商業帝國千年史》

那就是,只要聽說有來自疫區的船只,或者疫區附近的船只要進港的話,就會對船只實行40天的隔離。所謂quarantine,原本就是“40”的意思。

隔離40天,今天我們可想而知,那個年代與今天不同,不會有醫護人員進去救治、去做分級隔離管理,其實就是一種強制隔離。

被隔離的人在船上或者碼頭附近自生自滅,40天之后,大部分人可能都死了,活下來的被認為是健康或康復的,這時候才能夠容許他們登岸進城。

像這樣一種防疫措施,到底有沒有用呢?

當然是有用的,所以直到今天,對付疫情,我們都還在采取“隔離”的方法。

只不過今天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我們隔離的規模之大、處理效率之高是歷史上幾乎沒有出現過的。

但是對于隔離,我們還需要注意到一些問題,比如相較部分隔離或分級隔離措施,全面隔離不一定會起到一種更加顯著的效果。

這是因為,如果不施行分級隔離,而是像當年威尼斯人的做法,將所有人全部困在同一個地區,沒有充分的人流、物流與物資的管理和準備情況下,很有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的交叉感染。

3.

別忽視隔離中的“人權負擔”

按照現代公共衛生學家的分析及觀點,我們現代的防疫措施,跟以前中古時代世界各國的防疫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第一,我們的隔離方法比以前更科學、更有效;

第二,則是將防疫措施有多大的“人權負擔”納入考量。

人權負擔,指的就是我們做任何的防疫措施,比如隔離,肯定會發生一些對人權的限制。

我們應當采取的最優防疫措施,需要既能起到有效防疫效果的同時,又能將人權負擔降低到最低程度。

目前全國許多地區都采取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隔離措施,但是否都能被稱之為最優的防疫措施呢?

比如,隔離做得最“狠”的那些農村或者鄉鎮地區,基本上都已施行“封村”,同時還通過設置路障、挖路等方式來限制通行,發展到后來甚至有一種大型刻奇的效果。

網傳農村“硬核”封路措施

盡管目前官方已經明令不得擅自封堵公路,但是這樣的情況似乎并沒有完全消失。實際上,這種做法很難說是一種非常高效的防疫措施,因為防疫效果不一定好,同時反而會產生非常高的人權負擔。

可能會有人質疑,人權在這時候還有那么重要嗎?這時候難道不應該先照顧集體的福利和福祉嗎?個體的人權受到限制,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應該這么來看,人權其實也分好幾層,有一些人權,比如行動自由的權利,在這樣的傳染病面前,可能就是首先需要被犧牲的一種權利了。

但是不要忘了,人權里還有更根本的一部分,那就是生命權,或者我們國人常說的“生存權”。

那么,隔離措施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生存權?

其實是有可能的。比如剛才提到的威尼斯的例子,那就是一種前現代隔離手法,可以說是“草菅人命”,讓被隔離的人自生自滅。

這當然是一個古老而極端的例子,可是試想,如果我們現在進行隔離管制的時候,沒有一套完善的配套資源組織工作,這些被隔離的人,他們的生命權或者生存權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

比如,隔離區域內有沒有考慮到醫護人員的安全移動,有沒有考慮到病患的移動;有沒有保證食物與基本防護裝備的充足供應,同時有沒有必要的物流,能夠保證物資高效地抵達真正的需要者手上,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再比如,要考慮隔離本身會不會造成交叉感染的風險等等,這些都可能對人的生存權利造成威脅和侵害。

所以在進行隔離措施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人權負擔的問題,并不只是關于人的言論及行動的自由權利,最重要的是隔離措施究竟有沒有妥善保障人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4.

別因為本能的恐懼,

放棄了共情的能力

最后,我還想回頭談一談我們最開始所說的那種恐懼。

今天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我們當然不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恐慌。可是,真正能夠有效應對這樣傳染病的方法,往往需要我們控制住這種本能的恐慌,甚至做一些需要違反我們本能的事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口罩。

想必大家都知道,目前口罩短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辦法從各種渠道搶購口罩,那些有能力、有地位獲得口罩的人,更是希望自己能夠一次性拿到越多越好。可是,這真的是我們個體應對這場疫病最好的解決方法嗎?其實并不是。

最近幾天,我注意到在廣東和香港地區,有一些朋友在呼吁這樣一件事:如果你有足夠的口罩的話,不妨多帶幾個出門,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些人沒有佩戴口罩,或者那些還在堅持工作的基層工作者,比如清潔工,他們沒有口罩,希望能把自己手上富余的口罩送給他們戴。

聽到這樣的呼吁,你的本能肯定認為這是很不利己的做法,違反我們本能的做法,現在大家都拼了命想要多存口罩,我憑什么還把自己的口罩分給他人?

理由其實并不復雜,從某個程度上來講,佩戴口罩這件事有點類似于我們接種傳染病疫苗,它當然可以保護我們自己,但它更大的作用其實在于保護整個社會。

我們知道,當整個社會接種疫苗的比例足夠高,就像今天如果整個社會佩戴口罩的比例足夠高,甚至能達到100%的情況下,那么這些通過呼吸道傳播的病毒,它想要通過一種方式登陸到我們身上就變得更加困難了。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更有可能有效地控制住傳染病的繼續蔓延和爆發。

所以,佩戴口罩不只是為了防止自己被感染,更重要的一面,是幫助阻斷病毒的傳播,保護自己的同時也是保護他人。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手上囤積了好幾箱的口罩,盡管他一個人夠用,卻根本比不上將這些口罩更合理地分發給更多人,因為后面這種方法才能從更根本上抑制病毒的肆意蔓延和疾病的繼續發展。

不過,真要做到這樣的事情,我們首先要學會克制自己的很多本能。

不僅需要應對自身求生的本能,還需要克制基于求生本能而來的種種恐懼和恐慌,以及由恐懼產生的對他人的不信任和排斥——

這樣的恐懼、恐慌和不信任,以及相互歧視和排斥,才是大規模的流行傳染病里傷害我們最深的事情。

佛羅倫薩當地華人組織“意大利中意青年聯合會”做了一個街頭實驗,許多意大利民眾主動上前與他擁抱。“我不是病毒,我是人類,請不要歧視”。

內容編輯:貓爺

本期音頻編輯:大壹、mu

原標題:《疫病之下,一種不成正比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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