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空前緊張的背景下，今年家鄉在過年期間有著許多與往年大為不同的景象，可以明顯看出，家鄉的基層組織和普通村民對于疫情均是嚴陣以待。

一、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的疫情防控措施

對于疫情防控，家鄉的村級組織和基層政府采取了多方面行動。

首先，疫情監控早就深入到了村里。例如我本人是1月20日從武漢回家的，第二天就被要求到鄉鎮衛生院檢查體溫，并進行登記；我的一位親戚家的女兒和女婿1月22日從宜都市回家陪老人一起過年，當時尚且沒有封路，因而得以進村，村干部得知消息后立刻到他家檢查體溫，并進行登記。這一操作基本實現了對所有可疑人員的全面監控。

其次，從1月24日下午6點到次日中午，家鄉經歷了一個從“封城”到“封村”的過程。1月24日下午6點，家鄉市區開始嚴格管制車輛進出，實現“封城”；次日上午，鄉鎮之間的道路均被封閉，人員和車輛可出不可進；中午，我們鎮的村莊之間也設置了路障，禁止人員進出。在封鎖方式上，高速公路采用的是關停的方式，縣道采用的則是“路障+人員盤查”的方式，而對于鄉村公路，由于人員不夠，于是則直接采用了在道路上放置巨石和停靠大貨車的方式，極為“硬核”。

最后，鎮政府規定，取消所有的酒席和春節活動，避免人群聚集。在家鄉，春節前后是村民辦酒席最為集中的時期。往年的時候，在臘月末和正月初，我們家常常需要一直不間斷地參加十幾天的人情酒席，有時一天就需要參加好幾場酒席。但是在今年，由于疫情防控，基層政府一方面明文規定禁止村民舉辦酒席，另一方面采取了封路的方式禁止人們集中吃酒席，給這個“傳統風俗”剎了個車。不僅如此，家鄉村里以前每年過年都會舉辦一個晚會活動，讓全村村民聚在一起，觀看表演，增進感情，但是今年這一活動也取消了。

二、村民生活方式發生了轉變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很多村民都逐漸自覺轉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首先，打麻將的風氣突然剎住了車。在往年，打麻將是家鄉村民在春節期間必不可少的娛樂活動，我們家因為有麻將桌，因而在春節前后，每天都是人來人往。但是在今年的春節期間，我們家的麻將機就只啟動了一次，起原因是很多都有了防范意識，盡量避免相互接觸。我們自然村的微信群是村民彼此邀約打麻將的主要途徑，而今年即使有人在群里發起倡議，并艾特相熟的牌友，對方只會提醒他現在疫情嚴重，不要打麻將了。

其次，大部分村民都自覺不走親戚了。在以往的家鄉，春節的主要活動就是走親訪友，在臘月里，親朋好友之間需要相互“辭年”，在正月里，則又要相互“拜年”。但是今年絕大部分村民都改變了這一習俗，不再走親訪友，而是通過打電話、微信視頻的方式來辭年和拜年。在我小姨約我母親去看望外公外婆的時候，我母親還援引了一句在抖音上看到的話：“等鐘南山說可以走親戚了我們再去走親戚。”

再次，大部分村民對個人衛生的重視程度都得到了提升。出于對新型肺炎的恐懼，大部分家鄉村民的個人衛生意識都得到了顯著提升，例如以前村民在洗手的時候往往都是簡單地用水沖一下就完了，但是現在很多村民都在洗手池上放上了香皂或洗手液；同時，少部分村民漸漸學會了在出門時戴口罩。當前國家正在農村大力推進的“廁所革命”對農民的衛生習慣改變提供了硬件上的支持。

最后，村民都主動拒絕“吃野味”了。家鄉森林覆蓋高，野生動物較多，在以前，吃野味對于村民而言是一件極為常見的事情，而這一次的疫情爆發和新聞宣傳讓所有的村民都迅速認識到了“吃野味”的危險性所在。突然之間，以前經常上山“打野味”的一戶村民變成了眾矢之的，很多村民均表示，“希望他早日被警察抓走”；而以前喜歡“吃野味”的村民則紛紛認識到，“看來這些東西還真不能亂吃”。

三、依然存在的問題

雖然鄉村兩級的基層治理組織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同時絕大部分農民也開始自發地采取防疫措施，但是在我看來，家鄉農村的防疫工作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以下幾點：

1、基層組織的防疫宣傳不到位，很多村民并未建立對于疫情防控的正確認識。作為一名普通村民，我很少接收到來自我們本地基層政府或村級組織關于疫情防控的信息，我獲知疫情信息和防疫措施主要來源是網絡。但是當下的農村并不是一個均質社會，村民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例如有的村民較為年輕，經常使用手機，因而能夠及時地接觸并接受新的信息，但有的村民年齡較大，較少接觸互聯網，同時很少外出，因為對于很多通過網絡途徑發布的信息并不知情，即使是知情，也并不接受，在他們看來，只有政府和村級組織這樣的“正式單位”的信息才是可信的和重要的。

基層組織在防疫宣傳上的缺位導致了兩個嚴重后果，其一是部分中老年村民難以建立對于疫情防控的正確認識，不愿采取相應的防疫措施，在個人生活習慣上仍然我行我素，這導致的后果是將自己置于了巨大的安全風險中。例如我本人是剛從武漢回來的，正在進行自我隔離，但是還是有很多親戚來我家做客，并主動找我聊天，置自身于危險當中；其二是各種關于疫情和防疫措施的謠言快速傳播，例如我們村就有很多村民依然認為疫情并不可怕，只要堅持喝“生姜熬可樂”就可以防范病毒。

2、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不健全，難以做到更為專業化的防疫。我們村是由三個自然村合并而成，2010年剛合并時有三個衛生室，每個衛生室都有一個醫生，但是隨著老一輩的鄉村醫生漸漸退休，新一代年輕人又不愿意回村成為繼任者，現在村里已經只剩了一個衛生室和村醫。由于我們村位于山區，且由三個村合并而成，面積廣闊，人口眾多，僅憑一個衛生室和一個村醫很難做到防疫知識的快速傳遞，更難對村民進行更為專業化的疫情監控，像我這樣需要重點監控的對象，村里也只能做到讓我在回家時自己去鄉鎮衛生院檢查一下體溫，甚至都沒有人能夠告訴村民在疫情防控期間需要做什么，全憑村民自發行動。

3、農村防疫物資匱乏，難以做到有效防疫。在防疫過程中，口罩是最為基本的物資，而我們鄉鎮僅有兩家藥店，其出售的口罩早就被鎮上的居民一搶而空，等到我們村的村民到鎮上購買口罩的時候，早就已經售罄。由于口罩不夠用，我們家在防疫上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讓我戴上口罩，防止我可能攜帶的病毒傳播開來，但這顯然只是權宜之計。

四、農村疫情防控的建議

從短期來看，農村疫情的防控的關鍵在于強化宣傳。在我們當地，村支兩委和鄉鎮干部即使是大年三十當晚也依然戰斗在防疫第一線，但是他們將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對回村人員進行監控以及對道路進行封鎖等“硬工作”上，而在對疫情狀態和防疫知識的宣傳工作上依然存在很大不足。村民主要是通過網絡來獲取各種信息，一些村民難以獲取網上的信息，另一些村民則對網上的信息難以識別。這導致依然有很多的村民沒有形成對于疫情的正確認識，進而難以形成相應的防疫意識，同時也難以獲得正確的防疫方法。實際上，在農村防疫工作中，首要問題就是幫助農民建立正確的防疫意識以及掌握正確的防疫方法，否則其他的各種防疫手段都會難以奏效。例如在我們村，即使村級組織和基層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將道路封鎖，但是依然有少量村民采取步行、爬山和走小路的方式來走親訪友。因此，當前農村防疫工作不僅需要做好“硬工作”，還要做好相應的宣傳“軟工作”，讓村民從意識層面得到改變，進而將每一位村民動員起來，自發進行疫情防控，軟硬工作結合，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從長遠來看，農村防疫的關鍵在于強化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隨著老一輩鄉村醫生逐漸退休，而新一代的年輕人又不愿回村擔任鄉村醫生，當前農村基層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已經進入了青黃不接的階段。不僅是在我的家鄉，筆者在其他地區調研時也發現，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正在走向瓦解。例如筆者在中部某地區的一個“縣衛健委”調研時發現，該縣當前有5%的行政村沒有衛生室，更嚴重的是，鄉村醫生平均年齡在50歲以上，每年都有大量的鄉村醫生退休，但每年招收鄉村醫生時連50%的缺額都難以填補，這意味著再過幾年，該縣沒有衛生室的村莊會越來越多。衛生室是農村公共衛生工作的前沿陣地，也是農村防疫工作的第一線，隨著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弱化，既有體系的壓力會越來越大，農村的防疫工作顯然會越來越艱難，甚至會出現部分農村游離于公共衛生體系之外的情況。因此，著眼于未來，國家應該要相應地提高農村公共衛生的投入力度，不能放任其“自然死亡”，積極改善農村作為公共衛生薄弱點的樣態。

最后，政府應該適當加強對農村防疫物資的供給。由于遠離市場和醫療機構，實際上農村當前對于各種防疫物資更為短缺，物質短淺是農村防疫工作難以高效展開的重要原因，這需要政府在更高層面和更大范圍內做好防疫物資的調配，進而緩解農村社會在疫情管控中必要物資缺乏的尷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