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在一個由復雜系統所組成的動態環境中彼此聯系的。”

——拉塞爾·艾柯夫（運籌理論學家）

中國即將實現第一個百年發展目標，這些成就值得肯定。但近些年來，中國經濟面臨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三大攻堅戰”、經濟發展與人民福祉的多目標需要不斷向前推進。201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必須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

各項改革是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要用系統思維來思考和優化經濟改革工作。因為系統性思維提供了一種更加綜合的視角和許多有益的概念、工具和方法來幫助我們理解復雜系統的問題。正如德內拉·梅多斯（2008）在《Thinking in Systems：A Primer》（中譯版《系統之美：決策者的系統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里所言：“不存在分割的系統。整個世界都是一個連續的系統。一個系統的邊界依賴于我們所要分析的目的——想要回答的問題。……只要我們觀察到了系統結構和行為之間的關系，我們就需要理解系統如何運行，什么因素導致了不合意的結果，如何將它們轉變為更好的行為模式。隨著我們生活的世界在持續、快速地變得更為復雜，系統性思維將幫助我們管理、適應和擴充工具箱。”

那么，什么是系統？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個系統，系統是普遍存在的。大至渺茫的宇宙，小至微觀的原子：人、細胞、地球等等所有的事物以其自身的行為模式在整體層面相互聯系。整個經濟系統也是如此，它的運轉方式會影響到置于其中的每個代理人（家庭、企業、政府和外國）的行為模式及其相互聯系。當然，我們也能在腦海里思考魯濱遜在孤島上為了生存而努力的自然經濟法則。但魯濱遜并不需要與經濟系統中的其它代理人相互影響，這就使得我們必然不能達到整個經濟社會層面。現實經濟系統中，家庭供給勞動給企業，也在金融機構儲蓄，金融機構貸款給企業，企業利用勞動和資本生產出產品，這些產品在家庭、金融機構、企業和政府之間進行分配，代理人之間通過要素市場、產品市場相互聯系，彼此影響，但每個代理人又都具有自己的行為模式，個體行為又會反饋到整個系統。因此，我們需要基于系統論來解釋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并按照系統性思維來制定經濟政策、優化經濟行為模式。

加布里拉·拉莫斯等（2019）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系統性思維：系統性分析在解決21世紀全球政策挑戰方面的潛力》中闡述，系統性思維并不僅僅是提高多學科綜合屬性和改善跨部門協作的一種方式，它更能為系統行為管理提供至關重要的方案。這些都是建立在對系統的嚴謹分析之上：系統動態、反饋、敏感性和非線性響應；內在性質所驅動的系統行為的出現；不同時間、不同群體的系統運行控制和優化；系統性風險的預期與評估；受到外部變化或沖擊時的韌性等。

經濟系統是由不同類別的代理人組成，每一類代理人又由許多個體組成，而每個個體都具有其自身的行為模式。那么，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個體活動或行為如何影響更高層面的事物，例如社區、國家或者世界？”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在《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中舉例：當人們進入報告廳去聽一場重要的經濟學報告時，他們會選擇不同的位置坐下。乍一看，我們可能會推斷這種位置選擇是隨機的，事前并沒有經過嚴密的思考。但是仔細想來，許多人并不會選擇第一排——這就像在課程中，學生選擇座位一樣。即學生的心理都是盡量遠離老師能看到的座位。第一個進入報告廳的人可能會選擇最后一排。這要么是因為想要欣賞其他人，要么是因為最后一排可以最先離開。而且第一個到達的人選擇了最后一排之后，后來者會受到影響，最起碼不能選擇第一個人選擇的位置。有些人有“類似”偏好，因此，當最后一排占滿之后，再進入者就只能選擇倒數第二排的位置，以此類推，直至整個報告廳坐滿。可是，并不是每個人都開心自己坐的位置，因為最后達到者并沒有太多的選擇。

“這就好像在一個發動機氣缸中氣體混合物發生爆炸時一樣，分布在多個自由度中的熱能轉化為活塞的動能，最終驅動汽車。我們還將發現，微觀能量轉變為少數幾個自由度的宏觀能量，看來是生物過程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是赫爾曼·哈肯在《協同學》（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中的論述。復雜經濟系統的協同一直是人們與政策制定者關心的問題，無論是經濟波動、產業結構還是地區協同發展等等。在協同學看來，經濟均衡狀態只有一種，而經濟波動則是常見的現象。而內外部條件變化會使得經濟系統的某種均衡狀態不穩定，因此，經濟在多個均衡之間波動。隨著某種均衡力量的不斷增長，直到最后占據優勢，并支配經濟系統進入這種均衡。但是這有兩個問題：第一，在均衡之間波動的時間多長？第二，什么導致其中一種均衡占據優勢？自然科學、工程學和社會科學要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基礎。目前，這些學科“各自為政”，系統論與協同學就為各門學科之間的交流搭建了橋梁。

如何去應對經濟系統的波動？梅納德·凱恩斯（1936）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提出政府應該使用逆周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加速經濟波動向均衡的轉移。這就涉及到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同配合。Mitchell等（2019）在《宏觀經濟學》中指出，貨幣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政府接受貨幣來支付稅收。這就是所謂的“現代貨幣理論（MMT）”基礎。但是，格雷格.曼昆（2019）認為，MMT只是在重復新凱恩斯主義的一些論述和觀點。在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并沒有明顯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因為貨幣政策對通脹的反應一定是積極的，這就使得財政政策不能主動調整，而要根據積極的貨幣政策來實現預算平衡，否則模型系統不穩定，因此，在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只有“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消極的財政政策”。而“價格水平的財政理論”則給我們從財政跨期預算平衡的角度來看待貨幣政策消極時，價格水平由長期赤字現值和政府債務余額決定，這樣就給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消極的貨幣政策”的組合。John H.Cochrane（2019）在《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一書中為我們詳細的闡述了價格水平的財政理論，并將這些理論與價格水平的貨幣理論進行比較來看看財政理論如何能更好地解釋經濟現象和數據。此外，與傳統新凱恩斯主義模型的貨幣政策跨期替代傳播渠道相比，異質性代理人新凱恩斯主義模型（HANK）更加強調以邊際消費傾向和預防性儲蓄動機為基礎的分配傳播渠道，這就勢必引入財政轉移支付規則，而且貨幣政策的效應更加依賴于財政政策。這些理論進展都越來越突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

不得不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政府決策部門也越來越重視系統論在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政策制定者也越來越多的借助系統性思維來全局性思考經濟發展，優化經濟結構和政策。正如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數學規劃與經濟分析》（中國金融出版社，2019）中所述：“數學規劃是一種尋找最優化的方法，比較典型的有線性規劃、非線性規劃、動態規劃等。經濟主體的行為大多可以理解并表達成數學規劃中的最優化問題。經濟學中最典型的假設是，市場經濟里的企業和個人都是謀求自身利益的，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勞動者謀求自身收入和消費效用最大化，同時在勞動和休閑之間進行優化選擇。對于一個政府而言，可以考慮比GDP更綜合的目標函數。如果用數學規劃來考慮這些問題，會有很多優勢，有些問題能夠看得更透徹，并以一個更精確的角度來分析問題。數學規劃要運用到經濟分析中，就需要考慮目標函數、約束條件、拉格朗日乘子和拉格朗日函數等諸多要素，其中涉及多目標之間的沖突、多層次目標協調機制、等式約束抑或不等式約束、對偶約束、影子價格等許多問題。還需要運用一些數學方法和模型，包括計量模型、博弈論、控制系統理論、信息論等。”

宏觀經濟學理論很多，但理查德·瓦格納（2019）在《Macroeconomics as Systems Theory: Emergence,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cess》里指出應該將宏觀經濟學看作是系統論來進行重新表述。在米歇爾·德弗洛埃的《宏觀經濟學史：從凱恩斯到盧卡斯及其后》（中譯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一書中，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動物精神”，希克斯的“IS-LL”“市場的次序屬性”，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理論”，帕廷金的“一般均衡與貨幣數量論”的結合等等無不隱含著系統論和系統性思維方式。

遺憾的是，這里似乎并沒有中國（人）什么事。但是，欣喜的是中國經濟已經成為當代宏觀經濟最重要、最耀眼的研究主題。正如De Vroey所說：“我意識到宏觀經濟學在中國是一個蓬勃發展的領域。既然西方國家普遍認為‘大圖景式’的學術研究必不可少，那么推測在中國也不會例外。”

筆者在武漢大學讀書時，每每經過張培剛銅像前，不禁想起經濟學大師們的神來之筆。張培剛的《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1949，影印本）更是被張五常奉為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經濟發展學說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誰是創始者有兩種說法。一說起自R. 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說起自我們的張培剛在哈佛大學獲獎的博士論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書出版。今天回顧，從影響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遠為優勝。這是不幸的，因為這影響帶來數之不盡的怪誕不經的理論。如果當年經濟學界以張培剛的論文作為經濟發展學說的基礎，我們的眼界與思維早就有了長進。如今塵埃落定，我認為張大哥還是勝了。二十年來中國的驚人發展，是成功的農業工業化。大哥的思想早發晚至。”（張五常，2002）

文一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中寫道：“中國崛起無疑是人類歷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全球性歷史事件。”隨著40多年的中高速增長，使得中國作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突然出現在地平線上，震撼了全世界。正如Blanchard（2017）在《宏觀經濟學》中說：“中國每天都會出現在新聞里。它已經越來越被當作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力量之一。”

（作者許文立為安徽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