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寫作文，涉及上海最常用的形容詞是“日新月異”當時并無特別感受，只是覺得身邊不斷建起新的高樓、廣播里越江大橋、隧道通車的消息越來越頻繁。或許“只緣身在此山中”，當時對上海的變化只以為是生活的日常。

時隔20多年，近日在中華藝術宮“2020-上海-你好”迎春系列展之“曾經的印記——館藏上海風貌攝影作品展”中看到陸元敏、陳剛毅等拍攝于1990年代的黑白照片，忽覺時光悠悠。一代上海人記憶中的生活形態和印記，就在他們的冷靜而誠實的記錄中娓娓道來。

陸元敏和陳剛毅同為1950年代出生的攝影藝術家， “曾經的印記——館藏上海風貌攝影作品展”中的展出作品或以嚴謹的認真的教科書式拍攝，或以先鋒、前衛的觀念攝影形式，以紀實的視角記錄了世紀之交中上海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

在這些作品中，遠處已可看到矗立的高樓，但弄堂里的“老克勒”還保留著自己最后體面，城市和時代的變化在他們的照片中沉淀和凝固，而他們自己是用攝影記錄時代的人，更是對變化的時代有深刻體會的人。

陸元敏，“辰光好像停牢了一樣”

1950年，陸元敏出生在上海襄陽南路一間屋子中，直至1990年代他拍攝《蘇州河》和《上海人》時，他依舊居住在這間屋子中，不同的只是自己和兄妹均已結婚，屋子做了簡單的阻隔。“1990年，我40歲了，人越長越大，但生活的關系還是老樣子，我們住在老房子里，我每天翻過蘇州河上的橋去普陀區文化館上班。”陸元敏說。漸漸地，他那臺攝影比賽獲得的獎品——“海鷗300”相機配上35mm鏡頭對準了蘇州河。

如今再看近30前拍攝的蘇州河，陸元敏依舊清楚記得照片外的故事：

“這張是比較典型的蘇州河上的運輸船，與現在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這條河流用來運輸。現在用來觀光旅游，這種船其實當時已經不多了。”

“當時船停靠的時候是互相挨著的，人可以從這條船跨到另一條船上去，因為有些船上還可以買東西，所以走來走去的人很多，我拿著相機去拍，大家也不干涉，還是依舊做自己的事情。”

“我的照片很少從高處往下拍，因為覺得人家不愿讓你自由進到樓里。有次發現蘇州河有一棟樓可以進出，所以碰到上海難得下雪，就馬上到樓里去拍了。”

“這張是葉家宅橋，祖父母帶著小孩玩耍，小孩總愛往高處走，家長就在一旁牽著。這座橋后來改建了，建了羅馬柱，就和當時很不一樣了。”

“這張是90年代末中遠兩灣城要開始改造了，開了一個文藝晚會，就抓住了這個有節奏感的形態。在文化館的工作。可能就是拍一些舞臺上演出的照片，但是我自己會帶一個黑白相機，拍一些舞臺的背后。”

在幾乎拍《蘇州河》的同時，陸元敏還拍了《上海人》，陸元敏說至今都是一個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人，所以拍攝的多是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上海人》的拍攝也多集中在自己熟悉的襄陽路周邊：

大冷天的襄陽公園，梧桐樹葉已經落盡。“只有這個時候可以看到新樂路上的東正教堂，這兩個人，興趣老好額，佝頭縮頸在擇象棋。我拍好照片的時候，手冷得來。” 陸元敏回憶起那天的冷，那么的清晰，似乎這張照片就發生在昨天。然而卻已經都變了。其實，以為不會離去的人，不會倒下的建筑，不會改變的關系，其實早已面目全非。

陸元敏所拍攝的1990年代拍攝的《上海人》中，有一些就已經離開了，比如一位原本住在寶慶路三號的人，他叫徐元章。他曾經居住的花園洋房有5000平方，但后來因為家族原因搬離，不久也就走了。

另外一位原本遛彎時常能遇到的老人，現在也走了，他叫賀友直。就像陸元敏所說的那樣：“鄰家的小孩突然變得比我都成熟了，弄堂口的老人突然消失了身影……”

賀友直和陸元敏的緣分，來自于崇明農場。“當時專業畫家下生活和我們一起創作連環畫，賀友直正好是我的老師。” 陸元敏說，“賀老人真是太好了，后來我們熟了之后，我們家也住得比較近，就因為創作連環畫互相走動了起來。那時候我就和他學了幾招。像是布局，賀老說‘每個畫面都會講故事，每個道具都有象征意義’我記得有次他一個板凳上畫了兩個人，他說代表這兩人同流合污。但可惜沒有繼續畫畫，去拍照片了。賀老后來看到我還說，‘儂這把火么烊起來。’”

正如陸元敏所說，他的攝影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賀友直的影子，攝影構圖中，他也善于以一些靜物講故事，一個背光站立的人影中，左邊是鋼絲床、右邊是一架鋼琴，是其中包含著什么故事？一位抽煙男青年面前，飯罩子里的飯菜為誰而留？《上海人》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按下快門的一刻，那些心事被相機捕捉。“歷史”落到他們具體的“生活”中，又如同吐出的煙圈穿行而過。

2000年左右，陸元敏搬離了住了50年的襄陽路，如今的陸元敏住在上海虹橋地區的一處公寓中，一只被他稱作“黑臉包公”的博美“晶晶”成為他每天街拍的伴兒，在陸元敏給澎湃新聞記者展示的近期照片中，幾乎家附近的拍攝都有“晶晶”的影子。

他也經常乘10號線到市中心，上海圖書館、新天地、南京路、豫園是最常下車的幾個站點，不同于2000年之前拍了照片迫不及待地去暗房自己用簡陋的設備洗照片，現在幾乎都用數碼相機拍攝，但幸運的是當時配在海鷗300上的35mm鏡頭，在安裝了一個配件后可以和數碼相機適配。陸元敏帶著這套設備走街串巷，拍下了當下的上海。有地鐵中的上班族、有夜幕下弄堂深處的依然亮著燈的煙紙店，還有順昌路上解放前上海美專的內部。

“我覺得近期的照片，可能因為現實距離還是太近了一些，不會有太多信息，還是要有一段時間，大家才會感興趣。” 陸元敏說，“和過去一樣，我現在拍照片還是選擇了比較體面一些的畫面。當然照片也就不怎么自己印了，很多都存在電腦里，技術上我是拍出來怎么樣就怎么樣，PS我用不來。”

那間陸元敏和兄弟姐妹住了50年的襄陽路的屋子，目前正面臨翻新改造，樓里的老人們在欣喜之余還有一絲愁緒，他們都在此生活了幾十年，歲月累積下了很多東西，留下什么舍棄什么，讓他們發愁。而陸元敏已經離開那間屋子20年了，但至今做夢無論好壞，都還發生在那間屋子里。

近日，陸元敏用數碼相機配35mm的鏡頭拍攝上海夜幕下的小店

陳剛毅，“一進老城廂，所有的記憶都回來了”

與陸元敏的照片中，始終保有“體面”不同，陳剛毅的攝影記錄了另外一種上海市民生活。他們拎著馬桶穿過街道，蹲在地上斗Zhan Jie（蟋蟀）、以及風光不在的“老克勒”。

這些照片同樣拍攝于1990年代，拍攝地點多為上海老城廂（大致在過去的盧灣區和南市區），這一帶被認為是上海歷史的根，比外灘、西區租界更早，擁有七百多年甚至更長的歷史。過去居住此地曾是當時的文化人和精英家族。但隨著城市的發展，這一帶成了需要舊改的老城廂。

但是，老城廂卻保留著很多上海的傳統，尤其在1990年代。攝影家陳剛毅自己就出生在類似的環境中，對董家渡、小南門等地的弄堂都特別熟悉。“一進入老城廂，好像所有的記憶都拉回來了。” 陳剛毅說。

2011年，陳剛毅的作品在上海美術館展出，很多上海人走進展覽，看到這些照片，回憶如潮。當時看這些照片，雖然只過去十多年，但已經是上個世紀，感嘆光陰消逝太快。

如今照片中的景象和事物，大多已經留存在記憶中，也許很快記憶也將模糊。距離拍攝過去20多年，距展覽過去近10年，再看這些照片。尤其感嘆1990年代變化之快，去老虎灶泡開水、箍馬桶、修傘，很多延續了一個世紀的生活，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都變了。

在這些照片中，陳剛毅記憶最深刻是一位殷先生：“這個地方是梅溪弄，因為有個老虎灶在，所以一直人來人往。現在這些人估計都搬走了。我那時偶爾經過這里，發現每天早上會有一大群養鳥的人帶著鳥來喝茶聊天，這位殷先生便是常客。

殷先生在那群人顯得德高望重。后來我們熟了，他告訴我，他有一套香云紗的衣服。我們就相約第二天他穿來，我給他拍照。第二天殷先生穿來了那套咖啡色的香云紗，戴了一個碩大的手鐲來了，此外他還把家里的水煙斗、雪茄都帶來了。” 陳剛毅回憶說，“我感覺他的裝束、口氣、養鳥、和旁人的接觸方式很像老城廂里的‘老克勒’，但又和梳大背頭，穿背帶褲的‘老克勒’不同。他完全是土生土長的，我覺得他能夠代表在過去時代中，生活的比較悠逸的過來人。”

此外，照片中新天地太平橋動遷尾聲，一位少女在廢墟中望向未來的眼神讓人難忘；在董家渡地區小普陀街，一個小胖墩、一個小女孩和一位老先生一起展示肌肉讓人忍俊不禁。

“從拍攝者來說，我不想去解答任何問題，我把照片的許多故事和問號留給讀照片的人。但是照片中的那些生活和我們的居住環境不能分割的，如果把這些東西切斷了，我們就什么都沒有了。” 陳剛毅說。

在1990年代，照相機對普通市民而言是稀罕物，而且拍攝成本很高。很多人都背著相機去外地拍名勝古跡，陳剛毅還因為拍生活中的老城廂被人嘲笑。

如今名勝古跡還在，陸元敏、陳剛毅等用相機記錄的城市曾經的風景卻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當我們回頭去看，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在溫暖之中飽含著上海的性格、上海人的品格。當我們回到現實，這些遠去的歷史將成為上海城市巨大進步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