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從2019年歲末到2020年的開端，伊朗成為了國際新聞的焦點。歲末一紙油價上漲的指令促發了底層困頓民眾的大規模抗議，抗議從伊朗相對貧困的城鎮爆發，很快蔓延到首都德黑蘭，被一些媒體稱作“燃油抗爭”。隨著特朗普在美國上臺，伊朗迎來了經濟寒冬，貨幣迅速貶值，生活成本增高，每一次物價上漲對于本就脆弱的底層民眾而言，都是巨大的沖擊。2017年末，伊朗的底層社會就因雞蛋漲價而走上街頭，引發全國多個城市大規模騷亂。兩年后，底層的生存狀況不但沒有改觀，反而在經濟持續下行中更加惡劣，人們也越來越憤怒。這場抗議隨著示威者被鎮壓而最終平息了下來。然而，死亡數字至今仍是個黑洞，給整個社會留下了巨大的傷口。

新年伊始，另一則關于伊朗的消息震驚了國際社會——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級將領蘇萊曼尼被美國“定點清除”。事實上，蘇萊曼尼之死仿佛給這個內憂外患之下搖搖欲墜的政權打了一針強心劑，百萬民眾在政府的動員下上街悼念“民族英雄”，緊緊團結在政府背后抵抗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然而民族主義情緒彌漫了幾天之后，迎來了戲劇性反轉：滿載伊朗裔知識精英、從德黑蘭飛往多倫多的烏克蘭客機墜毀。試圖掩蓋的真相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被戳破——政府承認，飛機是被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導彈擊中的。抗議再度爆發，學生和中產階級走上街頭，痛斥這個“遍布謊言、高度腐敗的國家機器”。

最近這兩場針對政府的抗議，一個屬于底層、一個屬于中產。在伊朗，二者不止經濟分化嚴重，而且在文化上經常以“世俗VS宗教”/“現代VS保守”的面孔彼此對立，將對方看作理想社會的包袱。本文作者2016年和2018年兩度造訪伊朗，在文中，她嘗試拋開普遍理解伊朗的“世俗VS神權”的假面，向下切入政治經濟結構，進而理解伊朗社會危機的病灶。

德黑蘭街頭交警。伍勤/攝影。本文配圖除特別說明外，均為作者拍攝。

驅車從德黑蘭的北部駛往南城，地勢隨著山體的坡度一路下降，城市愈發顯得破敗和嘈雜，貧民窟屢見不鮮。在目之所及的城市景觀發生變化之前，車窗縫隙鉆進來的愈漸干燥的空氣，讓皮膚與嗅覺先行感知到了掩藏在城市外衣之下的地表變化。

厄爾布爾士山脈（Elburz Mountains）位于里海的南岸，南部的山坡上坐落著德黑蘭這座容納了伊朗八分之一人口的、過度飽和的城市。自北向南，城市從山腳向下延展開，直入沙漠。德黑蘭的地形過分直白地再現著它自身的社會經濟結構——有產者和無產者自北向南、由高到低漸次分布，住在山腳下的有產者俯視著圍困于沙漠的貧苦大眾。

德黑蘭的城市地理“斷層”也是整個伊朗社會的縮影。在伊朗社會，中產階級與底層之間的割裂是觸目驚心的，除卻物理空間的區隔之外，在文化上還時常以“世俗VS宗教”/“現代VS保守”的不同面孔表現出來。兩個世界的悲歡、道德與對正義的感知并不相通。

然而，這些年來伊朗的內憂外患，讓即便是中上階層的伊朗人也脆弱不堪，倘若通貨膨脹影響的主要是收入微薄的“沙漠里的人”，那么如跳水般的貨幣貶值，則折磨著生產消費高度依賴全球經濟的“山腳下的人”。就像這個城市坡度所隱喻的：往下走是那么容易，向上走卻難如登天。

“沙漠里的人”

2018年初，我來到伊朗，這里剛剛結束了一場因雞蛋漲價而引發的中下階層暴動，德黑蘭暴動的“心臟”就在城南。我在德黑蘭時主要穿行于遍布公園、書店、購物中心和連鎖超市的城北，在那些中產階級的城市空間中，穿著鮮艷而得體的人們在街道間遛狗、散步、騎自行車和跑步。而越往南走，就越感到陌生和緊張：街道開始變得逼仄，摩托車橫沖直撞，宣禮聲也似乎愈發響亮，街上亂跑的孩子和穿著黑袍的婦女明顯增多。沿街的小商店販賣著各種廉價商品，高密度的修理鋪和水煙館標記著與城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伊朗最大的毒品交易市場也在城南，街頭彌漫著犯罪的氣息。

“沙漠里的人”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時間都花在祈禱和朝圣上，生活消費則圍繞著大巴扎打轉。不過，他們的高度依賴的大巴扎的店主們則通常住在城北，在現代的購物中心里消費。伊朗的傳統社會由清真寺-巴扎-社區構成，盡管這個格局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的四十年里一再縮水，但大致仍延續著革命前的面貌。清真寺和巴扎一直以來都是“沙漠里的人”最重要的公共活動和教育空間，這些場所無一例外由男性主導，女性則大多躲在一襲黑袍之內。周五主麻日，信徒們紛紛走入清真寺聽伊瑪目宣講，這些講話內容不僅是宗教的，更多時候是政治的，社區的清真寺扮演了傳統社會民眾了解國際政治最重要的場所，“Marg bar America/Marg bar Israel”（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是最常穿插于宣講之間的集體口號。伊瑪目全部由政權委任，這些政治宣講也必然服務于宗教保守派的利益。

德黑蘭街邊的書攤。

在抵入城南后，我幾度請求下車觀察，都被開車帶我們來的朋友帕爾瓦阻止了——“你們東亞人的面孔太招搖了，在這里很可能會被搶劫。”帕爾瓦的父親是參加過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庫爾德游擊隊員，她受到父親的影響，信仰馬克思主義。在最終無法忍受伊朗的經濟困頓而前往外國讀書之前，她長年在德黑蘭城南的阿富汗難民社群中做志愿社工，幫助難民的子女更好地融入伊朗社會。

在“沙漠里的人”中，阿富汗人也是處于最底層，他們住在城南，卻通常在城北的建筑工地工作，建設山腳下的高樓大廈。除了生活困窘外，他們還飽受波斯人的歧視——盡管他們大多與伊朗人一樣是什葉派信徒，但巴列維王朝時代盛極一時的波斯民族主義在今天被許多人重新調用，以反制政治伊斯蘭，反過來也培育出了種族主義的沃土。而伊朗政府在敘利亞的軍事介入，不斷征召平民入伍，內部的經濟寒冬和對外的“窮兵黷武”讓民間對此怨聲載道，政府便以授予合法身份作為誘餌鼓勵阿富汗難民替代伊朗人參軍打仗。一路上，我們感慨著帝國主義邏輯的再生產機制，中心與邊緣在全球不均衡體系的不同區域間瞬息轉換——伊朗痛恨美國的霸權政治，卻在中東區域內重復著相同的邏輯。

我記起2016年夏天第一次來伊朗時，整個社會都沉浸在喜悅之中。伊朗總統魯哈尼在2015年簽署了《伊朗核協議》，作為回報，國際社會對伊朗的長期制裁被解除了。幾乎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對我說，“改革派當政，制裁解除，伊朗很快就會‘正常化’。” 2016年，伊朗的GDP暴漲了13.6%。然而好景不長，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對伊朗的強硬政策，很快就讓里亞爾成倍貶值，GDP一落千丈，城市生活成本急劇提高。與此同時，伊朗南部的干旱與水資源短缺在近年也造成了嚴重的農業危機，許多農民不得不尋求貸款，而在無法償還累積的債務后，銀行沒收了他們最后的財產——土地、房屋或拖拉機。農村的抗議也持續不絕。

在經濟寒冬帶來的徹骨刺痛面前，宗教意識形態對底層的麻痹作用顯得愈發捉襟見肘。帕爾瓦告訴我：在不久前的一次農村的主麻禮上，當伊瑪目念出“我們要面朝我們的祖國，背對我們的敵人”時，現場的禮拜者紛紛扭轉身體，一起把后背留給了宣講臺上的伊瑪目。

帕爾瓦與她在德黑蘭大學讀書、組織學生運動的朋友們也參與了2017年末至次年初的那場抗議。每次上街前，她都把手機放在家里，穿上黑袍拿著菜籃，被警察盤問時就假裝是在買菜的路上偶然被擠進了暴動的人群，因此躲開了抓捕。不過其他“山腳下”的朋友們卻都對這場運動表現出冷漠，他們甚至懷疑它受到了剛剛選舉失利的保守派候選人易卜拉欣·萊西的煽動，目的是責難改革派。改革派領袖魯哈尼剛剛連任，“山腳下的人”仍然對他能改變這個國家抱有一絲希望。更何況，雖然對“沙漠里的人”來說雞蛋漲價是雪上加霜，而對于在城北的連鎖超市中買菜幾乎不會看價簽的中產階級而言，卻無關痛癢。

繼這場示威在2018年初被平息后，2019年末，底層的怒火又因一紙油價上漲的政令而被再度點燃。經濟每況愈下，“沙漠里的人”的生活比起兩年前更加朝不保夕，因而抗爭比起兩年前也來得更激進。即使虔信而保守的中年人依然忍氣吞聲，他們看不到出路的子女和那些逐漸落入底層的“中產階級窮人們”，無法對現狀保持沉默。高校的學生們也廣泛參與了進來，在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動員與信息傳播的角色。他們受到了世界各地如火如荼的抗爭運動的影響，占領了各大城市的街頭，學習黎巴嫩街頭的組織方式在街頭跳舞、打牌，唱著智利街頭集體合唱的抗爭歌曲，打出伊拉克街頭的反抗標語——這些標語往往正是反對伊朗政府的。和平示威很快暴力化，接下來政府在全國范圍內斷網，消息被封鎖。盡管伊朗媒體宣稱只有少數示威者死于暴力沖突，據“大赦國際”估計，至少304人死亡，路透社在隨后的報道則稱有1500人喪生。

倘若2017/18那場示威仍然只是將矛頭指向開出無數空頭支票的改革派總統魯哈尼，那么2019年末的這又一場大體上屬于“沙漠里的人”的抗爭，則開始直接向神權政治本身發難。

2019年末的抗爭，抗爭因油價上漲而引發，也因此被一些媒體稱作“燃油抗爭”。圖片來源：Fars News

“山腳下的人”

“山腳下的人”屬于另一個世界。這里生活著房地產商、銀行家、工程師、醫生、知識分子、文化名流……當然還有神權體制內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拿著雙重國籍，只是假期時回來德黑蘭城北消閑。城北的周末不乏在地下空間中舉行的搖滾和電子音樂演出，在家庭聚會和派對上，也總有人會帶酒。這些酒或是從亞美尼亞人手中購得，或是自家釀造——很多家庭在政治伊斯蘭的禁酒令下掌握了釀酒的技能。雖然幾乎沒有公開的娛樂場所，但是這個國家有經濟條件的年輕人，可以過上無異于任何西方國家的自由生活。

德黑蘭的地下音樂演出現場。

城北包括德黑蘭大學在內諸多高等學府提供著良好的現代精英教育，市中心的美術館、圖書館、電影院、購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可以滿足任何西方游客的消費需求。出版界、設計界的水平都令人贊嘆，藝術電影更是在國際舞臺上占有重要一席。

“山腳下的”社會幾乎無異于西方現代社會，它所代表的整個伊朗現代生活方式本身也由單一的西方現代性所塑造，它不但未被“伊斯蘭革命”所中斷，反倒在革命后的40年里不斷擴張。盡管并非出于政權的意愿，世俗化進程卻吊詭地在這個“政教合一”的國家突飛猛進，其程度遠高于中東那些政教分離的社會。

中國的社交網絡熱衷于傳播伊斯蘭革命前伊朗女性穿短裙和泳裝的老照片，卻不知道那僅僅是當時極少數精英階層婦女的特權。盡管巴列維家族統治下的伊朗政權是現代和世俗的，但彼時的伊朗卻依然是一個高度保守和宗教化的社會，絕大部分女性都裹于黑袍之中，并且難以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參與公共事務。與人們通常對伊朗女權發展的認知相悖的是，伊斯蘭共和國極大提高了婦女的識字率（事實上幾乎保障了全民的識字率和受教育權），在近十年間，大學里的女性比例甚至超過了男性。

人們在公領域和私領域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公共空間的意識形態展演聲勢浩大，無處不在的宗教警察時刻提醒著你需要服膺于伊斯蘭共和國的道德準則。然而，幾乎家家戶戶都裝有衛星電視，能接收到海外伊朗人建立的電視臺，它們播放的節目與官方意識形態大相徑庭。也是那個夏日，我和住在山腳下的學習比較文學出身的瑪麗亞一起走在街上，她突然指著一輛公交車車身上的政府宣傳廣告，以嘲諷的口吻翻譯給我聽，車身上寫著：“在instagram上發自拍，就像在大街上貼自己的照片一樣，都是不道德的。”瑪麗亞告訴我，因為女孩子在instagram上發的照片經常沒有頭巾，這讓這個政權驚慌失措卻鞭長莫及。這則宣傳顯現出的焦慮與笨拙，讓人忍俊不禁，它透露著這樣的訊息：保守的宗教律令在公共領域的規訓，已經無力守衛現代社會被新技術模糊的公私邊界。

2016年一則令人啼笑皆非的新聞：伊朗神職人員譴責伊朗女性服裝過于西化開放，這造成了伊朗南部河水干枯。眾多國際媒體予以報道。

國家展演出的意識形態與“山腳下”公民社會意識形態間的鴻溝，釀成了2009年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運動——伊朗綠色運動（Iranian Green Movement）。時值保守派民粹主義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第一任期結束，再次以候選人身份參與總統大選。他的任期內通貨膨脹嚴重，腐敗橫行，“沙漠里的人”仍被民粹主義修辭所蠱惑，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山腳下的人”則越來越不滿政府無能的經濟表現和日漸高壓的政治控制。與此同時，內賈德通過“強硬反美”制造外部敵人以鞏固國內專制統治和伊斯蘭意識形態霸權的姿態，令渴望多元文化的中產階級年輕人厭倦至極。

對于“山腳下的人”而言，世界早就不再是官方一再灌輸的“殖民的西方VS反帝的政治伊斯蘭”，抑或是“世俗的巴列維傀儡政權VS宗教的伊斯蘭共和國”這樣粗暴的二元對立了。受到多元的“地下文化”熏陶過的他們，不愿再忍受單一伊斯蘭文化的壓制。民族主義者開始自下而上調動民族意識，質疑統治階級一貫打著“維護民族利益”旗幟行事的合法性，也抵抗伊斯蘭共和國對伊朗民族身份的“什葉派穆斯林”定義（盡管比起巴列維時代伊朗人等同于波斯人的民族身份建構，“什葉派穆斯林”的身份在伊斯蘭共和國剛成立時容納了這個國家更多民眾。伊朗是多民族國家，僅有50%-60%的波斯人，而90%的伊朗人在當時可以被容納進“什葉派穆斯林”的公民標準）。

“綠色運動”期間，穆薩維出現在示威現場，被他的支持者環繞。穆薩維的競選色是綠色，抗爭者也以綠色標識自己的身份，于是這場運動被命名為“綠色運動”。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2009年，曾在1981年至1989年期間擔任伊朗總理的米爾·侯賽因·穆薩維重返政壇，承擔著人們對多元文化、民主與改革的渴望，他與在任總統內賈德同臺競選，卻出乎意料地敗選了。穆薩維擔任總理期間曾大力推行保障底層經濟利益的經濟政策和勞動法條，他被無論是伊朗的社會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都認為是真正的替代性選擇。選舉結果公布后，穆薩維指責選票作假，他的支持者走上街頭抗議選舉不公，要求內賈德下臺，訴求很快從重新選舉上升為要求伊斯蘭共和國進行政體改革，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數眾多的海外流亡者也參與了進來，他們中有保皇派、社會主義者也有伊斯蘭主義者，他們不甘于這個國家的歷史敘述被政治伊斯蘭的官方意識形態壟斷。這場運動在高峰時有多達300萬人聚集在德黑蘭街頭（德黑蘭常住人口在2009年約790萬），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大的騷動。

“綠色運動”持續了半年，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消極回應下，以失敗告終。穆薩維至今被囚禁于家中。“山腳下的人”的憤怒，僅僅是暫時被壓抑了下來。

“戴面具的人”

伊斯蘭共和國的合法性來源于1979年的“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那場革命本應被放在二十世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分析框架中看待，它混合了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和第三世界社會主義的思潮。然而，革命成功后的1980年代，推動革命的非伊斯蘭政治力量（主要是同樣追求反帝和民族解放的社會主義者）迅速被清洗，毛拉們占領了對革命的唯一解釋權。于是，這場革命被命名為“伊斯蘭革命”。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神權政府不斷調用這一政治資本，自上而下全面推行象征著“民族”的伊斯蘭化，同時將任何反對意見視作“殖民”的附庸。

政治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在伊朗也許并不那么固若金湯，卻強行地在伊朗的社會意識中制造了非此即彼的虛假對立，固著成一個難以跳出的二元框架：“殖民的現代性”和“反殖民的保守主義”（借用伊朗裔美國學者哈米德·達巴什的概念）。這二元的每一邊在給定框架內都把對方視作意識形態仇敵，最終將伊朗社會區隔為“現代VS保守”，“世俗VS宗教”，“西方VS伊斯蘭”的水火不容的世界。“山腳下‘有文化的’中產階級，和沙漠里‘沒文化的’窮苦大眾不得不按照各自被安排的框架說話、行動。“山腳下的人”自詡為現代世俗價值的踐行者，他們肩負著把這個社會帶出“前現代宗教恐怖”之陰霾的使命；“沙漠里的人”則堅定地捍衛“反殖民”的傳統價值，任何不被政治伊斯蘭首肯的道德，都是帝國主義的滲透。

德黑蘭附近的什葉派圣城庫姆的街頭。

這種對立，顯影于選票之上。盡管由霍梅尼發明的“法基赫的監護”（Velay at-e Faqih，法基赫即神權最高領袖，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制的權力樞紐）體制神秘而詭譎，但這個國家的確擁有一個在中東地區少見的民選政府。這套選舉制度大致把伊朗置于最高領袖之下“保守派”與“改革派”的競逐，這兩派剛好是社會心理中的二元對立在建制框架內的投射。

“山腳下的人”痛恨神權體制下的統治階層，認為這些吸血鬼劫持了這個國家的經濟，讓整個社會深陷泥沼。他們受到神權的加持，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宗教僅僅扮演了這些肉食者獲取利益的工具，是他們的“面具”。“戴面具的人”也住在山腳下的豪宅中，以高度現代化的方式生活，他們經常在海外坐擁資產無數，子孫也被送去西方“自由世界”。而他們在沙漠中的簇擁者們，虔誠卻一貧如洗。然而，工會和草根社會組織的缺席，讓底層社會不得不高度依賴于宗教社群的組織。“山腳下的人”幾乎從不會前往城南，卻在大選時要求“沙漠里的人”按照現代精英階層的意愿投票。每次總統大選臨近，選舉動員最激烈的時刻，穿著黑袍走在德黑蘭的街頭甚至會遭遇被改革派支持者當街投擲石子。

“山腳下的人”不遺余力地責備是“沙漠里的人”愚蠢，才在“戴面具的人”的洗腦之下，一次又一次在選舉中把票投給宗教保守勢力。傳統社會充當了政治伊斯蘭權力的宿主，因而必須被視作這個國家進步的嚴重阻礙。而“沙漠里的人”卻難以理解“山腳下的人”的現代化議程。帕爾瓦告訴我，那些染著藍頭發、粉頭發，穿孔紋身的德黑蘭女權主義先鋒派們，到南城嘗試動員“飽受傳統伊斯蘭社會價值壓榨”的家庭婦女們，總是以碰壁告終。這些“拯救”的嘗試，反而讓身穿黑袍的婦女們深感被冒犯，更加深信“女權主義是來自西方的腐壞觀念”。

事實上，選舉框架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兩種力量競爭的局面，反過來也進一步形塑了“山腳下的人”與“沙漠里的人”的割裂。在一些持社會主義立場的伊朗知識分子眼中，這個選舉政治下改革-保守的建制光譜存在嚴重的錯置：新自由主義推手哈桑·魯哈尼事實上在西方政治光譜上是保守派；而民粹主義面目的宗教勢力代言人萊希則是極端派。他們就類似于希拉里和特朗普，不過是“壞”與“更壞”之選。

“山腳下的人”和“沙漠里的人”難以共情，食利者總是藏在“面具”之后。這面具有時是宗教，有時是選舉制度，人們在“殖民的現代性”與“反殖民的保守主義”的二律背反中筋疲力盡。

被遮蔽的政治經濟沉疴

德黑蘭最重要的地標性建筑“自由塔”（Azadi Tower）位于城市的最西邊，標記著這座城市的入口。每年二月，慶祝伊斯蘭革命勝利的游行隊伍都從“自由塔”所在的“自由廣場”出發，聲勢浩蕩穿過整個城市。或許令外人感到費解的是，“自由塔”實際上恰恰由“伊斯蘭革命”所推翻的前朝執政者沙阿（國王，通常指穆罕默德·巴列維）所建造，它在當時叫做“沙阿紀念塔”（Shahyad Tower）。

德黑蘭西部的地標式建筑自由塔（Azadi Tower）。

被革命政權的紀念碑，耐人尋味地反被新政權當作革命的紀念碑來使用，仿佛拋出一個隱喻式的問題，革命究竟改變了什么？

提到伊朗，西方“自由世界”總是情不自禁地哀嘆那場革命改變了太多，它讓女性戴上了面紗，也粗暴打斷了原本線性發展的“文明”進程。這種把伊朗當代史視作現代世俗國家向保守宗教國家退步的觀點，過分夸大了伊朗政治中“世俗”與“宗教”的對立。這實際上和表面與之大相徑庭的伊朗國內官宣“政治伊斯蘭抵抗帝國主義”形成了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共同遮蔽了伊朗社會的真正病灶——巨大的貧富差距。在今天伊朗的一些政治諷刺漫畫中，沙阿的王冠被毛拉的纏頭所取代，暗示著“伊斯蘭革命”沒有帶來任何真正的權力結構改變，尤其體現在階級關系上。也因如此，一些學者將伊斯蘭革命稱作葛蘭西意義上的“消極革命”，即自下而上動員起來的革命力量最終被吸納進體制，成為統治機器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體制的外在面貌發生了變化，而體制的根本內核卻更加鞏固了。

事實上，在今天伊朗社會即便是對神權政治充滿敵意的知識階層，無論是社會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都不會否定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正當性。革命前的巴列維傀儡政府，持續為英美輸送石油利益，在國內維持著高壓獨裁統治。同時，沙阿野心勃勃的激進現代化工程“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導致了社會發展極度不均衡。革命前夕，68%的成年人口不識字，大學學位獲取比例在中東地區最低。而美國支持的土地改革事與愿違地使農作物利潤從農民手里流向了農村資本的手中，96%的農村沒有供電，土地的重新分配讓大部分農民無法自足。如研究伊朗現代史最重要的歷史學家Ervand Abrahamian在《兩次革命之間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一書中所言，巴列維時代成倍增長的油價和“友善的”國際環境，“并沒有結束伊朗的貧困問題，僅僅將貧困現代化了”。在一部分國民的生活質量提高的同時，另一部分人則在城鎮化的進程中，遭遇了原本農村生活的解體，住進了城市的貧民窟，他們享受不到國家的任何社會福利工程。巴列維父子“成功地”讓現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在伊朗的歷史舞臺上登場，并迅速成為了社會中最龐大的階級。盡管國民生產總值（GNP）在“白色革命”期間巨幅增長，然而與王室有聯系的社會上層收益遠遠高于中產和底層，地域、階級和族群間發展的不平衡也越發凸顯。這些都成了革命的動因。

研究伊朗現代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兩次革命之間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伊斯蘭共和國在1979年革命后迅速調整了以城市為中心、精英主義的巴列維時代經濟政策，把重心放在了農村和貧困人口上，試圖修正“白色革命”時期對農村的摧毀式掠奪帶來的問題，基礎設施的大量投入讓農村和城市底層居民享受到基本的供電和自來水服務。歷史社會學家Kevan Harris在《一場社會革命：伊朗的政治和福利國家》（A Social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Iran）中指出，在國際制裁下，伊斯蘭共和國未能搭上21世紀全球經濟“大躍進”的快車，整體財富相對比沒有顯著增長，但是伊朗卻建立起了福利國家。基于資源的國有化分配，醫療和教育保障覆蓋了幾乎所有人口，伊朗國民的識字率和平均壽命都得到了極大提高。

不過，這一經濟路線在霍梅尼死后的1990年代迅速終止了。

伊瑪目霍梅尼（Imam khomeini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霍梅尼所象征的1980年代是今天伊朗左派和自由派分歧最大的一個歷史時期。國際社會上了解伊朗革命和革命后的伊斯蘭社會最重要的文本無疑是電影/繪本《我在伊朗長大》（Perspolis，2007），這個文本以一個左翼家庭為背景講述了左翼革命者如何在革命成功、革命果實被攛掇后被毛拉們清算的故事。未被清算者則在革命成功后的1980年代（除了剛成功時短短不到一年的自由時期）過著極度壓抑的生活。有趣的是，這個文本雖然講述了左翼脈絡的伊朗革命的故事，而它的精神內核在伊朗今天的現實光譜中卻完全是自由主義的。

電影《我在伊朗長大》截圖。

對于自由派而言，1980年代是今天一切恐怖政治的根源。在那個年代度過童年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朋友勒扎，把它描述為伊朗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伊斯蘭理想主義的價值統領著社會，要求人們過純潔化的宗教生活。公共領域處處是黑袍，人民的任何娛樂活動都被禁止——家里如果有人玩撲克、喝酒、跳舞，就會被鄰居告發。電視上廣播里只有政治宣傳，城市中產階級大規模向海外移民，曾經共同推動革命的毛拉之外的政治力量被清洗殆盡，政治恐怖四處彌漫。

而對于左派而言，今天一切社會經濟問題恰恰是因為1980年代的終結。阿里是伊朗人民黨（Tudeh Party of Iran，前身是伊朗共產黨，伊朗二十世紀最有勢力的親蘇左翼政黨）的后裔，家里有不少親人在1980年代被清洗。盡管如此，他仍然認為那是一段“類社會主義”時期，是威權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混合物。雖然政治上壓抑，經濟上則實行資源國有化、推行保護工人的勞動法，伊朗社會的階級鴻溝在短時間內迅速得到了緩解。然而，兩伊戰爭迅速讓政府收緊權力，對曾經共同推動1979年革命的勢力進行肅清，而正是那段時期建制內對左翼的肅清，使私有化得以在1990年代在憲法之外順利推進，把今天伊朗的社會階層逐漸推回到了1979年革命前夕的撕裂狀態。

美籍伊朗裔學者Djavad Salehi-Isfahani在2009年對伊斯蘭革命前后伊朗的政治經濟研究報告顯示，2002年伊朗的經濟不平等程度與1972年幾乎一致。盡管貧困率從1970年代的25%下降到2014年的10%，然而，普遍不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威脅著大部分人。美國的制裁導致就業機會不足，伊斯蘭共和國又缺乏持續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今天，每四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社會中的一半人口從事不穩定的零工經濟，享受不到任何社會保障。在伊朗學者Ali Fathollah-Nejad看來，美國制裁的確壓制了經濟增長，但是它的作用廣泛被高估了，伊朗的經濟困境更多該歸咎于自身政治經濟結構的潰爛。

霍梅尼在1989年去世，哈梅內伊通過權力角逐坐上了最高領袖的位置。偏向底層的“福利國家”經濟政策在1990年代壽終正寢，隨之到來的是被一些學者稱作“專制的新自由主義化（illiberal neoliberalization）”的掠奪式積累進程。這一進程帶來了“恩庇主義”的私有化（clientalistic privatization）和對市場的放松管制，一方面讓一部分與神權體制有裙帶關系的人暴富，另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不穩定階層，數百萬人陷入貧困。美國制裁僅僅是加劇了這一“掠奪積累”進程造成的社會政治瓦解。

革命后在教育普及上的成就，與創造就業機會失敗之間的落差，導致龐大的“中產階級窮人”的出現。每年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在勞動市場上找不到工作，他們中沒能移民海外的（魯哈尼任期內，伊朗的人才流失率保持著世界紀錄）也自然成為了2017年底和2019年底這兩場屬于社會底層的抗議的支持者。

在經濟再分配問題上，伊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石油利益的分配，其分配與距離政治權力的遠近息息相關，與巴列維時代如出一轍——只不過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從王室家族搖身變成了毛拉的親信們。體制內的人把持著國家的資源，他們的子女在德黑蘭城北炫耀著他們的財富。蘇萊曼尼之死把伊朗革命衛隊帶入到了中國公眾的視野之中，這支革命衛隊不同于正規軍隊，它置身于政府之外，直接受神權政治的最高領袖領導，保衛“伊斯蘭革命”的成果。革命衛隊在伊朗社會臭名昭著，因為他們壟斷了伊朗的土地、石油命脈和商業帝國。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級將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80年代堅固的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隨著體制內官員明目張膽的腐敗和政權的親信們對公共資源的持續竊奪，在宣傳話語與行事邏輯難以彌合的裂痕中逐漸破產。社會對神權國家的抵抗意識在代際的更迭進程中越來越強，即便是虔誠的穆斯林也愈發懷疑自己的信仰被食利者劫持了。

面對內部積重難返的政治經濟沉疴，和外部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伊斯蘭共和國搖搖欲墜。

尾聲

2018年初春，我短暫地借宿于德黑蘭的朋友赫迪耶家。她畢業于最精英的理工科大學（Sha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有著穩定的中產工作，經濟獨立。那時她是現任總統魯哈尼的堅定支持者，我問她對剛剛結束的底層示威的態度時，她對我說，“我們上街時（指2009年的‘綠色運動’），他們（底層）不支持我們；這次他們上街了，我們也不支持他們”。

近年來幾度因為經濟下行引發的抗議示威，幾乎都是爆發于伊朗的貧困地區，示威隊伍里鮮有現代精英階層的身影。“山腳下的人”即便對神權體制恨之入骨，仍然難以與絕望困頓的底層大眾共情。與十年前的“綠色運動”相比，他們對這些抗議明顯缺乏熱情。個中原因很多，他們不相信困頓的民眾有設置議程的能力……他們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他們寧可寄希望于魯哈尼，相信法基赫體制內的“民主政治”部分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使伊朗在改革派的帶領下能夠逐漸懸置“神權”，也不想要一場革命……這種信心挺過了積年累月的經濟災難，直到2019年末政府對困頓的底層示威者的清場；或是直到2020年初，滿載伊朗裔知識精英的烏克蘭民航客機被伊朗革命衛隊誤擊墜毀。人們不再認為建制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有任何區別，在這個遍布謊言的國家機器中，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獨善其身。

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將軍蘇萊曼尼死于美國之手短暫地給這個搖搖欲墜的政權打了一針強心劑。“反美”一度是伊朗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伊朗人夾在外部的美國霸權與內部的政治伊斯蘭專制之間，喘不過氣。赫迪耶曾經篤定地對我說，“在伊朗國內，我選擇站在神權政府的對立面；但在美國面前，我就會選擇站在神權政府的一邊”。蘇萊曼尼的國葬禮，百萬民眾在國家的動員下走上街頭，悼念這位打擊ISIS、使伊朗免遭恐怖主義侵擾的保家衛國烈士。就像兩伊戰爭對當時新生的伊斯蘭政權的鞏固一樣，外敵當前，內部的矛盾似乎都可以暫時放下，保衛祖國才是當務之急。一時間，一個月前暴力沖突的傷口，仿佛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之中被撫平了。

然而僅幾天，飛機如何墜毀的真相被揭穿后，公眾的情緒立即反轉。向美軍駐伊拉克軍事基地發射的導彈僅僅是對國內民眾的安撫劑——導彈發射時美國軍事基地空無一人，而“報復的導彈”卻擊中了滿載伊朗裔知識精英的民航客機。2019年末“燃油抗爭”被清場的記憶再度被喚醒，死亡數字仍然是個黑洞，折磨著“沙漠里”和“山腳下”每一個普通人。在這個經濟每況愈下的國家，人們突然意識到，由自己“節衣縮食”供養的支持伊朗區域霸權的“超級軍隊”，竟然把槍對準自己，在象征意義上也許一直對準的是自己……

在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的號召下，“山腳下的”中產階級抗爭者和學生們憤怒地走上了街頭，幾日前還是民族英雄的革命衛隊，瞬間在人們心中成為了萬惡之源。這一波抗議攜帶著以往所有抗議所積累的憤怒，要求政府這個謊言機器還原2009年選舉操縱的真相、索要2019年末死亡人數的真實數據……街頭的騷亂目前已漸平息，但人群的憤怒卻并沒有，隨時等待著卷土重來。

阿里告訴我，高校學生和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的“中產階級窮人”，充當起2019年末和2020年初這兩場分別發生在“沙漠里”和“山腳下”抗爭的橋梁，學運組織大量地介入到這兩場運動之中。“誤擊客機”事件是否會成為伊朗的“切爾諾貝利時刻”尚且未知，但“沙漠里的人”和“山腳下的人”顯然在建立起愈漸相通的憤怒與絕望。伊斯蘭共和國靠“反帝”的大旗續命久矣，盡管伊朗人普遍痛恨美國的霸權政治，卻再也不想因此而站在假裝保護人民的“戴面具的”吸血政權一邊了。

2019年末底層民眾的“燃油抗爭”被清場后，赫迪耶發信息給我，表達她的悲憤和對示威者的巨大同情。2020年初，飛機墜毀的謊言揭穿后，她再度發來信息，這次，她走上了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