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中，由于對象年代久遠且沒有傳承，諸多缺少物質載體的信息（譬如儀式和觀念）已不可復得，唯有借助人類學理論方可構建一二。加之文本材料多為考古發掘所獲的出土文獻，因此研究者往往也關注考古學的進展。筆者所從事的古代兩河流域文明研究（亞述學）尤其如此。

一、陸啟宏（著）：《歷史學與人類學：20世紀西方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該書作者陸啟宏博士現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近現代社會文化史和西方史學史；已出版專著《近代早期西歐的巫術與巫術迫害》并發表了一系列歷史人類學和新文化史的論文。

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結合始于20世紀60年代。作者的博士生導師、西方史學史的資深學者張廣智先生在序言中寫道，年鑒學派的史家雅克·勒高夫提出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這三門最接近的社會科學可合并為一個新學科，是為歷史人類學。當然，“歷史學有自己的歷史人類學，人類學有自己的歷史人類學?！睔v史學家借鑒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人類學家則在歷史學的影響下從共時性轉向歷時性研究。簡言之，“共識性”分析是在特定時空中針對某一對象的個案研究，而“歷時性”分析著眼于對象在時間進程中的發展變化。

該著作上篇為理論篇（第一到第五章）?！拔幕笔侨祟悓W的核心概念，因此也構成了歷史人類學的基礎。第一章回顧了此概念自19世紀晚期以來的流變，指出文化的象征本質而非物質生產日益主導了其意涵。這正是人類學的“文化”與考古學的“文化”的分野之處。第二章則援引具體著作，探討了文化如何建構族屬共同體（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和科學共同體（夏平和謝弗的《利維坦與空氣泵》，以及文化本身又如何被建構（洛夫格倫和弗雷德曼的《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

第三到四章重在分析人類學家如何在消融結構主義人類學對歷時性研究的忽視后，從共時性轉向歷時性研究。馬歇爾·薩林斯主張人類學視域下的“結構”（即文化秩序中的象征性關系）實為一種歷史事物，藉此超越“結構”與“歷史”的對立。在歷時性研究中，人類學家面臨著如何認識傳統的發明這一問題，因為歷史意識的生產主要基于“人們對記憶的建構”。

第五章展現了歷史學在人類學影響下發展出微觀視角，文化微觀史和社會微觀史也隨之產生，近年來還興起了全球微觀史。為克服碎片化的傾向，歷史人類學致力于踐行“小地點、大問題”的范式。

第六到第十章構成了本著作的下篇（實踐篇）。第六章以社會人類學與歷史學結合最為成功的西方巫術史為例，說明人類學一方面拓展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使魔法和巫術成為后者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為巫術研究提供了方法和工具（如基斯·托馬斯的功能主義）。第七章則展示了在歷史人類學影響下，家庭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發展和微觀史學的興起。

第八到第十章聚焦于重要的學派和學者，依次為年鑒學派的第三代史家勒高夫和勒華拉杜里，美國學者格爾茲和達恩頓，以及美國歷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法國的歷史人類學有三大特點：它借鑒社會學的結構和互動理論，關注家庭和親屬結構、性別和年齡、以及階級和共同體；關注魔法因素和克里斯瑪；關注長時段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研究者們放棄了布羅代爾的宏大和長時段敘事，轉而關注社會文化史；在研究對象上轉向自下而上的歷史（邊緣性、地方性和弱勢群體的聲音），如心態史和微觀史。格爾茲視“文化”為可供解讀的文本，研究者的任務就是運用“深描”的方法解讀其中象征符號的意義。

新文化史家達恩頓1984年出版的《屠貓記》就是實踐這一方法的典范。這部作品根據18世紀巴黎一位印刷工人半虛構的自傳，分析了印刷所的工人和學徒把住所附近的貓（包括師母的愛貓）絞死的事件。達恩頓采用“深描”的方法，首先揭示了這一事件背后的階級矛盾。更具啟發性的是，他還引入了節日的角度，提出屠貓事件中的儀式場景與印刷行業學徒經歷的儀式之間存在關聯。此外，貓在西方文化中象征著巫術和性愛，“屠貓”不僅把矛頭指向師母，而且影射了她與神父的奸情。

戴維斯早期的人類學實踐則可稱為“歷史的人類學”——通過微小的現象來觀照社會層面的宏大問題。她后期的研究范式轉變為“人類學的史學”——運用人類學方法來研究史學，關注大聲喧囂、悼念儀式和大眾諺語等主題。2000年她出版了《16世紀法國的禮物》一書，其靈感顯然來自法國人類學家莫斯（1872—1950）。后者1923年出版了《禮物》一書，探討了“有償”的禮物所蘊含的社會觀念與道德原則及其導致的社會后果。

在最后的結語部分，作者指出，“擴大了歷史的可能性”也許正是歷史人類學給予歷史學最大的價值。

該著作內容豐富詳實，作者援引了大量人類學、歷史學、歷史人類學的著作和論文，對歷史人類學這一交叉學科的發展進行了歷時性的系統分析。無論是對于西方史學史的專業人士，還是對于筆者這樣對歷史人類學感興趣的一般學者，該書都是一本必讀的佳作。

二、Louise M. Pryke（著）：Gilgames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該著作是叢書《古代世界的神祇與英雄》（Gods and Heroes of the Ancient World）系列中的一本，作者露易絲·M.普賴克現任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古代以色列語言與文學系講師。

《吉爾伽美什史詩》（下文簡稱“史詩”）是古代兩河流域最著名的文學作品，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英雄史詩，堪稱兩河流域的文化名片。它的相關研究著作不勝枚舉，可大致分為出自專業學者之手的學術性著作和非專業學者的普及性著作。該書顯然屬于后一類。

除導論部分外，全書按主題分為七章。第一章“王權”和第二章“武士與英雄”聚焦于“史詩”的主人公吉爾伽美什。他身為烏魯克城邦的國王，卻一度沖破兩河流域國王傳統職責的樊籠，并以武力方式挑釁神祇的權威乃至試圖僭越人神之間的界限——希望獲得永生。根據作者普賴克的分析，吉爾伽美什最終意識到了武力的局限性，接受了人必有一死的命運，并回歸到城邦國王的傳統角色。第三到第六章分別圍繞著“動物界與生態學”、“愛和家庭”、“智慧與教化”和“死亡”展開討論。作者認為，自然與文明在“史詩”中構成了一對推進情節的張力，吉爾伽美什與好友恩啟都對自然的欣賞與熱愛也是文學作品中最早的范例。“愛和家庭”一章著重討論了母親寧蓀對吉爾伽美什的母愛，還涉及了他與恩啟都之間地位不平等的英雄之愛。在“智慧與教化”一章中，作者指出吉爾伽美什在整部作品中不斷從其他角色那里得到建議，包括他的母親、恩啟都、海邊酒館的女老板施杜麗以及獲得永生的凡人烏特納皮施提。其成長就是一個不斷增長智慧的過程。教化的作用則體現在恩啟都從一個自然狀態下的生物蛻變為人類社會的一員。在“死亡”一章中，吉爾伽美什經歷了從藐視死亡到恐懼死亡到最后接受死亡的心路歷程，這是他收獲的最重要的人生智慧。

本書的結語部分梳理了“史詩”對《圣經·舊約》、《荷馬史詩》、其他希臘神話和《一千零一夜》的影響，還討論了吉爾伽美什的形象在現當代文學和藝術作品中的二次創造。

目前，中文學界尚無較為全面地研究“史詩”的作品面世，所以該書不啻為一本優秀的入門和普及讀物。不過，這一特點同時也是它的不足之處：由于作者不懂楔形文字，寫作時僅能參考二手文獻，行文不免流于膚淺且缺乏深度分析。此外，該書正文的字體異常細小，引文更甚，讀來頗費眼力。勞特利奇作為一家國際知名的出版社，其出版物按理來說不應出現此類技術失誤。

三、【美】埃里克· H. 克萊因（著），林華（譯）：《考古的故事》，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

該著作英文原版名為Three Stones Make a Wall: The Story of Archaeology，2017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克萊因現為喬治華盛頓大學古代史和考古學教授，并任該大學考古研究所主任。他還是美國近東考古學界的頂級期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簡稱BASOR）的兩位主編之一。中信出版集團同年還翻譯出版了他的《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一書。

該書共分為六大部分，分別關乎：（一）早期考古學和考古學家，（二）非洲、歐洲、黎凡特，（三）青銅時代的愛琴海地區，（四）古典時代的希臘和羅馬，（五）《圣經》之地及以外地區，（六）美洲新大陸。東亞地區雖然沒有專門的章節討論，但在第五部分結尾處也有所涉及。作者的全球視野由此可窺見一斑，這與他在《文明的崩塌》一書中的視角是一致的。

如果把該書與另一本更早的知名考古學普及讀物進行比較，那么前者的上述特點就更為突出。國內讀者熟悉的《神祇、陵墓與學者：考古學傳奇》一書，由德國作家C. W. 策拉姆在1949年出版，其最新譯本由張蕓和孟薇翻譯，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出版。策拉姆的真名為庫爾特·W. 馬雷（1915—1972），曾任羅沃爾特出版社的記者和總編?！渡竦o、陵墓與學者》的第一部分名為“雕像之書”，主要講述了龐貝古城、古羅馬斗獸場、特洛伊、邁錫尼和克里特島的發掘；第二部分“金字塔之書”的重點在古埃及，包括象形文字破譯以及帝王谷和圖坦卡蒙墓的發掘；第三部分“廟塔之書”聚焦于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破譯和遺址發掘；第四部分“階梯之書”著重介紹美洲的阿茲特克和瑪雅文明；第五也是最后一部“尚未寫就之書”則綜述了當時尚未得到解答的一系列考古之謎。

筆者揣測，克萊因十有八九曾讀過《神祇、陵墓與學者》一書，因此在布局謀篇上有意識地與之錯位。此外，他作為職業考古學家，在著作中還關注了新興的考古方向（如水下考古、科技考古）和考古發掘面臨的法律和倫理挑戰（戰區和戰時的遺址保護以及文物歸屬）。書中還穿插講解了一些考古學的基本知識，包括發掘地和發掘方法的確定，文物的年代測定和得以保存的原因。

《考古的故事》僅在第一部分概述了傳統考古學歷史上的精彩故事，涉及龐貝古城、特洛伊、古埃及、兩河流域和中美洲等遺址或區域的發掘。第二部分的關注點就轉移到了史前的非洲早期人類化石和新月沃地上的農業革命。

在針對青銅時代愛琴海的第三部分中，他行文的重點不在特洛伊而在邁錫尼和克里特島上的王宮，還專門介紹了關于亞特蘭蒂斯（Atlantis）島所在地的爭論。根據柏拉圖在其著作中記錄，一位埃及祭司告訴來訪的希臘政治家梭倫，海上曾有一個名為亞特蘭蒂斯的島嶼，孕育了輝煌的文明，但大海在一天內就淹沒了這座小島?？巳R因認為它就是克里特島以北110千米處一個名為桑托林的火山島，上面的古城阿克羅蒂里如同龐貝古城一樣毀于火山爆發。作者還用專門的一章介紹了土耳其西南海岸的“烏魯布倫沉船”（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沉沒）的打撈和研究狀況，揭示了水下考古學這一新興方向的發展和潛力。

第四部分關乎古典時代的希臘和羅馬考古?？巳R因介紹了奧林匹亞（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地）、德爾斐（阿波羅神廟所在地）、雅典的市集以及羅馬城的發掘。

第五部分選取了美吉多、庫姆蘭洞穴（死海古卷發現地）和羅馬帝國時期的猶太要塞馬薩達作為《圣經》之地的考古案例。有趣的是，在美吉多遺址還發現了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期間留下的機槍彈殼，最后通過科技考古的手段證實它們源自捷克所制的機槍。馬薩達的發掘活動則因為以色列考古學家伊加爾·亞丁的政治立場而遭受爭議。根據猶太史家約瑟夫斯的記載，在公元73 / 74年，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960名猶太奮銳黨人寧死不向羅馬人投降，在馬薩達集體自殺。亞丁認為該遺址的考古發現證實了約瑟福斯的敘述。但有學者提出異議，指責他利用考古成果來構建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這部分的最后一章介紹了敘利亞境內的三處遺址巴爾米拉、埃布拉和佩特拉，表達了作者對戰時遺址遭到破壞的深切憂慮。

最后一部分概述了新大陸的考古發現：既有早已知名的秘魯內地沙漠地區的納斯卡線條圖和墨西哥境內的奧爾梅克遺址（約公元前1150—前400年），又有1987年在秘魯北部發現的西潘王陵（公元250年左右），還有美國本土的早期居民和印第安原住民的遺址。這部分的內容令人耳目一新，使讀者對古代美洲文明的了解不再局限于瑪雅、阿茲特克和印加。

該書集生動趣味和嚴謹詳實于一體，堪稱“大家寫小書”的一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