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自古以來女性對挎包情有獨鐘？是日常使用還是特定場合使用？是衣服搭配包還是包搭配服飾？

中國服裝史一直以來較為忽視服飾中的挎包裝飾，本文利用新出土的中古壁畫和唐代各種挎包女性陶塑，對中古藝術(shù)中的挎包女性形象進行了初步分析。作者認為，“挎包女性”圖像賦予了女性非凡的人性精神。同時，作者還對外國該類形象的出現(xiàn)和流傳進行了梳理，依據(jù)現(xiàn)存圖像資料，指出中國古代女性挎包要比西方早出現(xiàn)幾個世紀。挎包、拎包具有時尚和實用美觀的意義，折射出古代女性鮮明的超前意識和服裝審美。

如果說女性服飾在某種程度上是衡量人類文明的歷史標尺，挎包則可以說是反映女性欲望的一面鏡子。

無論挎包還是拎包，提包還是背包，都是時代歷史演變語境下一種與服裝服飾相關(guān)聯(lián)的載體。“包”的出現(xiàn)體現(xiàn)了對身體制約的解放，女性的雙手從搬運中解脫出來，增加了新的可“置換”的空間，成就了新的面貌。而且，“包”被納入到服飾的范圍里，成為服飾史上一個代表性的見證者。

一

為什么自古以來女性“情有獨鐘”地愛包？是日常使用還是特定場合使用？是衣服搭配包還是包搭配服飾？從北朝到隋唐，正是外來文化傳入，求異心態(tài)強烈的時代，包的出現(xiàn)也許就是一個見證吧。

北朝隋唐的手提袋、挎包、背包，應該是中古時代出現(xiàn)較早的一種生活時尚的代表。有研究者稱挎包是為上流女性服務的，是奢侈服裝的延伸符號，但是挎包也有可能來自平民的簡約生活，又或是侍女或奴仆為負擔、伺候主人而使用的。我們無法查閱到“包包”的起源與雛形，但到了北朝隋唐時期，挎包女性的形象已經(jīng)十分成熟了。忻州九原崗北朝墓葬壁畫女性背的挎包〔圖一〕，似乎是現(xiàn)代手包的鼻祖，這個被畫家所畫上的華而不實的小包，為何會受到當時女性的追捧？這引發(fā)了筆者的諸多思考：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從長方形且質(zhì)地較硬來看，似為皮革制作的。中古時代女性肩背的小小的挎包，是裝女性化妝品還是裝絹帕？是夸示性還是實用性？恐怕不只是為了實用。與她并列的各色人物是胡漢均有〔圖二〕，北朝太原、忻州均為多民族混雜之處，其中“胡風”勁吹，曾有學者指出，陶俑中的挎包女性形象或許與唐代胡人的影響有關(guān)，我們不知道“挎包”是否與游牧民族有關(guān)，是否起源于騎在馬上的人放開了雙手，是不是胡漢民族服飾的邊界標識。令人驚喜的是，考古學者早已發(fā)現(xiàn)胡人斜挎背包的陶俑。1988年西安東郊韓森寨紅旗電機廠盛唐墓葬中出土的鼓目鷹鼻胡俑，身穿窄袖袍，脖頸圍有狐尾，從右肩至左肋斜挎一個半圓包，包被垂下的左臂夾在腋下〔圖三：1－2〕。如果這個解讀無誤，那么挎包真是全面繼承了北朝以來胡人的服飾風格，證明“包包”也與中古時期胡漢服裝文化交流密切相關(guān)。

此外，新疆地區(qū)出土了一些錦袋。從1995年新疆民豐縣尼雅1號墓地出土的漢晉“帛魚和虎斑紋錦袋”〔圖四：1〕和“綴絹飾暈繝緙花毛織袋”〔圖四：2〕觀察，袋子內(nèi)襯氈，內(nèi)裝有銅鏡、胭脂、線團、絹卷、木質(zhì)繞線板等女紅用品，袋體還綴有彩色絹帶。這應該是女性的小“袋”，錦袋小的長12.5厘米、寬10厘米，大的長17厘米、寬12厘米，可能是束帶攜掛在腰間，還不是后來出現(xiàn)的“包”。尼雅1號墓地出土的另一部分錦袋〔圖四：3－4〕也與“包”有所區(qū)別。

挎包的使用打破了貴族婦女繁文縟節(jié)的社交屬性。這些女性挎包而不是拎包，減輕了負重壓迫之感，使出行如同松弛走秀，反映了當時女性的風尚。挎包彰顯了當時女性的風度氣質(zhì)，成為現(xiàn)代“包包”的遠祖。

包的外形進化，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晚唐壁畫中出現(xiàn)〔圖五，圖六〕，北壁西側(cè)畫有在家受五戒的“近事女”（又稱優(yōu)婆夷）來寺院侍奉高僧，旁邊畫有一棵葉茂老樹，樹枝懸掛一個挎包，這個挎包應該是手工縫制的布包，包上有三葉形翻蓋，繡有穿環(huán)圖案，從樣式來看非常時尚。這個挎包是“近事女”使用的還是云游僧人使用的？需要思量。我傾向于是這個“近事女”使用的，她挎著包來寺院拜見、侍奉高僧，左手持杖竿，右手拿有巾絹，故先把挎包掛在樹上。若是僧人所用，也有可能，宋代佛教中“布袋和尚”以“布袋”而聞名，其布袋應該源于唐代。 

唐墓中的挎包女俑近年也屢有出土〔圖七〕，2014年3月陜西考古研究院在華陰市夫水鎮(zhèn)連村搶救性發(fā)掘了唐咸亨元年（670）沙州敦煌縣令宋素與夫人王氏合葬墓，該墓出土有武士俑、文官俑、胡人俑、駱駝俑等，其中挎包女俑形體完整，制作精美。

挎包畢竟不是藝術(shù)家的憑空想象，而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再現(xiàn)。有人說包“以身體為切入點，以人為最終目標”，“包”是一種解脫身體負擔的載體，象征了古代女性雙手的解放，因而被藝術(shù)家關(guān)注而留下藝術(shù)形象。而這種形象之所以得到塑造，應當與男性對女性挎包姿勢的欣賞有關(guān)。

二

傳說遠古時候女人采集野果和收獲果實時，將它們放入竹藤編織的籃中，久而久之，籃子或許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中變成了“包”，形成了一種穿搭習慣，成為了服飾的一部分。然而，這一傳說既沒有文獻記載也沒有考古印證，唯一期望就是能有遠古文物被發(fā)現(xiàn)。

但是合理的解釋是，挎包的使用解放了人的雙手，迎合了女性追求美麗的心態(tài)，特別是身穿全擺裙，可以充分釋放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愉悅”。挎包成了女性服飾的一部分，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內(nèi)化到女性心里，這就大大超出了一般層面的服裝風俗改革，融入了自身的審美追求。

包的起源是服裝的補充，因為衣服沒有口袋，包是衣服的“外掛”，是掛籃式的延伸。應該說從古至今，包飾的興起與服裝的演變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但從世界服裝史上看，包的線索卻是蛛絲馬跡、鳳毛麟角。4世紀羅馬壁畫上出現(xiàn)過庶民斜背一個小網(wǎng)袋似的包，但這和中國漢魏的鞶囊或囊袋差不多，還不能肯定是后世概念的包。那么，西方最早使用挎包是什么時候呢？ 女性用包又是什么時候開始，是屬于上層還是下層的配飾呢？

芭芭拉·伯爾曼（Barbara Burman）所著《袋史》中說，在幾百年前，手提包表現(xiàn)的是一個女人的窘境，因為自己提一個較大體積的手提包，向人暗示的是自己沒有女仆相隨或沒有雇傭女仆。這位研究者稱，15世紀人們開始提到的“包”，即是衣服外掛的口袋。經(jīng)過一個世紀的進化，16世紀初，歐洲皇室貴族夫人們流行舉辦舞會，為了能隨身攜帶胭脂、口紅等化妝品而不影響舞步姿勢，便讓裁縫們制作精致的小口袋掛在手腕上。但名媛們不愿公示手袋，選擇將其縫在裙服內(nèi)側(cè)或是內(nèi)衣隔層，外面完全看不到。17世紀開始，手工業(yè)的豐富使得生活零碎用品裝入衣服口袋的風氣開始蔓延。18世紀末，女性講究裙服雅觀，附有衣帶的波浪型裙子被修身的衣服取代后，女士們便紛紛去尋找可以裝載個人物品的袋子或是搭配服裝的包飾，開始流行用網(wǎng)袋裝扇子和香盒以搭配裙服，手袋才真正“登堂入室”，而挎在肩上的“包”也隨著旅行風靡一時，如果內(nèi)有隔層就可以裝更多的東西。

中國古代服裝史似乎一直沒有關(guān)注服裝上的口袋，也未關(guān)注挎包，這是刻意隱藏還是忽略不計，無從查起。春秋戰(zhàn)國以后“荷囊”作為裝細微物品的“小袋”，又稱“持囊”，到漢代則有佩掛的“腰囊”、“旁囊”。南北朝詩人庾信 《題結(jié)線袋子詩》寫道：“交絲結(jié)龍鳳，鏤彩織云霞。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詩中講到了“袋子”，但不是后世理解的“包包”。除了前舉新疆民豐縣尼雅墓葬出土文物中的“櫛囊”、“櫛袋”外，這種女性腰間束帶系結(jié)的服飾附屬物，在西安、洛陽等中原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女性陶俑腰間也較為常見。

存世文物中，唐代女性挎包形象較為普遍，除了上面所舉考古出土的挎包女俑，海內(nèi)外各個博物館還收藏有一定數(shù)量的挎包女陶俑，可見“包迷”不少〔圖八至圖十四〕。這些陶女俑的“包包”不論是包袱還是手袋、挎包，其款式和攜帶方式都與現(xiàn)代女性挎包基本相似。至于中國國家博物館1953年入藏的挎包女俑〔圖十一〕及洛陽出土的挎包女俑，究竟是左臂挽一包囊還是挎一布包，學界有不同看法，需要仔細辨別。早期的包袋可能只是簡單地用布巾對角捆綁在一起，以形成口袋裝物。但是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1923年收藏的唐挎包女俑〔圖十五〕攜帶的明顯不是包袱，而是提包。

可以說，中國古代出現(xiàn)挎包比起西方要早得多，挎包與否不單是功能性的變化，更是證明女性個人價值的方式，而且具有從女性身體上升到藝術(shù)想象的標簽意義。

包外形的進化，并非都是由功能主導，如果說挎包的功能性是首要的，那么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挎包的裝飾性“彰示”則越來越強，但古代包的款式似乎變化不大。這究竟是心理縮影還是對風尚的追逐，尚且難以定論。其發(fā)展軌跡亦值得探討。倘若說“包包”是服飾的升級版或“身價”尊貴的表現(xiàn)，與服飾一樣是“身體展示文化”，那么，挎包、手拎包、背包等姿勢則折射著不同社會等級心底的欲望。

三

古代壁畫或繪畫中一般很少見到女性挎包形象，幾乎所有的女性從不拎包，更不挎包，而北朝隋唐壁畫中出現(xiàn)的女性挎包是否隱喻著女性對美好生活的寄托呢？這個服裝外的挎包是否代表了她們的精神風貌呢？以往前輩學者對此研究較少。

筆者曾從女性生活的角度來思考，認為包囊出自女性之手，是古代“女紅”上乘之作。用針線融靈慧巧思于一體。“女紅”做包做囊是一種獨特家庭手工業(yè)，交織著閨房工藝的訓練。此外，還應從社會語境來理解女性挎包這一鮮活的圖像，探討中國古代女性獨特的審美風貌和記憶價值。

吾師孫機先生講述中國古代服裝史四次大變革，對筆者研究啟發(fā)很大，進一步拓展了“挎包女人”從服飾文化史向社會思想史轉(zhuǎn)變過程中的視野，以及挎包所附帶的文化含義和表現(xiàn)的歷史意義。挎包塑造了女性完美的公眾形象，標志著女性走上社會舞臺的歷史節(jié)點，身背挎包展現(xiàn)的不是柔弱的形象，或是庭院家舍里的閑情逸致，而是敢于自立的氣概。

從服飾上說，挎包可以與裙服外套、頭飾帽子、腰帶絲巾等搭配，標志著女性有了選擇搭配服裝的自由，從這一角度講，挎包可說是一個讓女性脫穎而出的衣飾配件。

從審美上說，女性的挎包經(jīng)常置于女性腰間或裙擺之下，而非縫制于裙子上，否則不便行走。從結(jié)果上看挎包提高了女性的腰線，其自身也從一件附屬品變成了獨立的配飾。

從功能性上說，挎包不是小眾女性的狂歡時髦單品，不是稀奇古怪的裝飾款式，它有著時尚的社交屬性以及輕便的實用性，如果說大包是生活必需品，那么小包是不是炫耀的配飾品呢？

從繪畫作品的細節(jié)上看，北朝和隋唐的女性挎包上可能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刺繡、鎖扣，敦煌17窟樹上所掛的包最為顯著。敦煌第443窟宋代壁畫上，包的類型已經(jīng)增多〔圖十六〕，其他如敦煌藏經(jīng)洞所出繪本中也有挎包圖〔圖十七〕，表明當時僧人在修道生活中使用包較為普遍。宋末元初龔開（1222－1307）《中山出游圖》（原名《鐘馗元夜出游圖》或《鐘馗嫁妹圖》）中，黑小鬼肩背挎包的形象非常鮮明〔圖十八〕。明代五臺山佛寺壁畫中有護教黑羅漢斜挎包的形象〔圖十九〕，這種包似乎是翻蓋式挎包，帶盤結(jié)。道釋畫中的挎包圖像可能與熟悉背負它的職業(yè)畫僧有關(guān)。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包的主要使用者是女性，男性用包在社會上并不普及。中國古代男性用“箱”代“包”較多，醫(yī)生出診攜帶藥箱，學子出外帶考箱，胥吏出行攜帶文匱，士兵野外攜帶物箱，如此等等。至于我們在隋代史君墓石槨線刻畫上看到的是胡商肩扛褡褳，遼墓看到當時人出行還是用的褡褳，元代郵差役夫后背上是長形木匣，證明當時背負的還不是挎包類裝備或輕便的軟型背包。“包包”很大程度上還是女性的專用物，男性僅在特定環(huán)境下偶有使用，如北齊士兵斜背挎包和羅馬士兵斜背方包，作為承載后勤事物的裝備，可能功能性更強一些。

挎包的使用從北朝開始到今天已經(jīng)1500年的歷史了，時尚風云變化從未撼動其流行的地位，雖然17世紀初歐洲開始出現(xiàn)服裝口袋，但在近代服裝史上，挎包并沒有被淘汰，反而越來越流行，從單肩挎包到雙肩背包，不僅被負荷重物的勞動階級大量使用，而且成為上層社會主導的正統(tǒng)服飾潮流。至于腰包、手包等，都隨著社會上新階級的誕生而跌宕起伏，歐洲皇室女性甚至偏愛手包、手提包，成為王室禮儀規(guī)范和公共形象的標志。可以說，挎包作為搭配服裝的經(jīng)典飾品已經(jīng)成為潮流文化和社群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為現(xiàn)代男女、各色人物不可或缺的標志物。

總之，中古壁畫中的“挎包女人”再現(xiàn)了服飾的歷史，陶俑又塑造了古代女性風采，平面繪畫與立體雕塑相互交織，意涵豐富，喚醒記憶，賦予了女性非凡的人性精神。女性所攜帶的包的類型與用途多種多樣，但是從物欲與精神的框架上分析：挎包、拎包既是物欲的，也是精神的，烙印著時代的變遷。女性敢于在大庭廣眾挎包、拎包，體現(xiàn)了社會認同和種族群體認同，其象征符號折射出非常明顯的社會化和審美化的意義。

附記：吾師孫機先生半個世紀來一直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享譽國內(nèi)外的服飾史研究專家。本文專為先生九十壽辰而作，以向?qū)O先生為中國古代服裝史所作的杰出貢獻，表達本人的崇高敬意。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原文發(fā)表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期，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