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1897—1945）從納粹黨運動興起伊始便是黨內核心成員之一，并參與了納粹黨崛起之路的諸多決定性時刻。納粹黨掌權的12年中，國際局勢日趨緊張，并最終爆發了世界大戰。在歷史學家眼中，更為重要的是，戈培爾在他生命最后的20多年里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且寫得頗為細致。僅1923年至1941年間，戈培爾便密密麻麻地記了六七千頁的日記。這份日記是納粹精英分子政治活動的重要記錄，更是透露納粹黨人的思想、信仰、誤判與癡心妄想的絕佳材料。

盡管戈培爾主要負責宣傳與媒體工作，但他也參與外交決策，特別是涉及制造他國輿論。更重要的是，戈培爾會出席重大外交決策前的不少討論會。因而，他的日記也是反映重要歷史時期納粹黨高層各色觀察與心態的第一手信息來源。戈培爾幾乎每日都能見到希特勒，為我們提供了這位德國獨裁者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詳盡記錄。可以說，戈培爾日記是對官方歷史檔案的寶貴補充。借用其中一位戈培爾傳記作者的話，戈培爾“生前便意識到他的日記是一份珍貴的史料，曾設想將來某一時刻能修改出版，為此他每日投入數小時撰寫日記”。

戈培爾日記文風明顯短促簡潔，一般是缺少動詞的短句，帶有其早年文學抱負的印記。此文風也能從側面反映出日記的內容更多反映了作者的情感與心態，而非冷靜的分析。引用其中一位德文編輯的話，戈培爾的日記“幾乎都不是冷靜與綿密思考下的產物”。但正是如此，他的日記可以為我們詳細揭露納粹黨精英層的生活狀況。

戈培爾對中國及中國人的觀感

戈培爾年輕時對中國人的評價整體較為正面。在其中一則日記中（無記載確切日期，大致是1921年3月至1923年1月間），戈培爾記錄了與“我的中國人劉先生（Mr.Lia）和毛先生（音譯——譯者）會面”，并補充道“毛先生是我的朋友”。在稍后的一則同樣無確切日期的日記中，戈培爾提到他遇到了一位“中國紳士”。多年后，1934年2月28日的日記中，戈培爾寫道：“星期一：中國使者崇杰。我與其交談。中國人一貫紳士。”戈培爾在這指的是劉崇杰，1934年1月至1936年1月派赴德國的公使。戈培爾顯然犯了西方人常見的錯吳，把中文姓與名顛倒了。這表明戈培爾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相當粗淺。戈培爾寫錯了紳士的復數，反映出20世紀早期德國教育系統對英語不甚重視。

同樣地，戈培爾的日記也反映出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譬如，1923年1月至8月間一則同樣未注明確切日期的日記中，他提到閱讀“中國與日本的詩歌”。這是日記中唯一提及中國文學之處。類似之處，1937年3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閱讀一本饒有興味的中國書。”這本書的書名已無從考證，但是與他接觸中國詩歌相似的是，這是日記中僅有的提到閱讀關于中國的出版物。

戈培爾早年日記中僅有一處抒發了對中國人的負面情緒。1926年4月30日的日記中，他記下了自己走訪德國漢堡臭名昭著的風月場所的感受：“在街上，金發姑娘向傻笑的中國人投懷送抱！警察卻只在一旁大笑。這就是你所在的資產階級國家！”不過，這句話夾雜在對當時道德墮落的冗長謾罵之中，并不是專門針對中國人，而是反映了戈培爾對當時社會沉迷狂歡的沮喪，他認為，邊界、種族、地域等在當時已支離破碎，傳統價值觀也已喪失殆盡。

戈培爾對日本的觀感

德國外交部與軍隊指導層有一部分親華勢力，同時外交部內部又有親日的小派系，以德國駐英國大使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為首，兩者意見分歧，而戈培爾明顯與后者立場一致，而且在中日戰爭爆發前的數個月便已如此。1936年11月27日，日德簽訂防共協定后兩天，戈培爾在其日記中高度評價了日本訪德代表：“日本人令人印象深刻，（他們）代表了一個強國。”

傳統觀點認為，希特勒在與日本簽定防共協定后即轉向保守的對日政策，部分原因是希望能繼續與中國保持應有的聯系，同時也擔心與日本過從甚密，會使德國不得不卷入東亞的大戰中。而這一政策導向是軍方所歡迎的，他們希望保有在中國的軍事利益。

然而，即便如此，戈培爾還是在日記中表示出積極支持日本的態度，顯然與親日派串通了聲氣。1937年1月23日，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了他與里賓特洛甫的一次長談。在談話中，除涉及其他議題外，亦談及日本的角色。正是這次，戈培爾在日記中首次明確闡述了日本的主要作用，即遏制蘇聯的威脅：“日本堅定地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的協定只是冰山一角。在協定背后是覆蓋面頗廣的軍事協議，并且目標全部指向俄國。”

1937年5月15日，因為德國外交部對日本海軍訪問德國北部表現得較為謹慎，戈培爾在當天日記中表現頗不耐煩：“日本軍艦訪問基爾一事應盡可能大肆宣揚。外交部認為此作法并不明智，會令倫敦方面不安，但我們不應為此擔憂。”

戈培爾對中國戰場的觀察

1937年夏，戈培爾并非第一時間了解到中日戰爭的爆發，但當年余下的日子里，他不時對戰事特別是淞滬會戰有所評論。盡管日記缺乏對戰斗細節的描述，但是隨著戰事的推進，戈培爾支持日本的態度愈發明顯。與此同時，戈培爾對德國媒體同情中國抗日的論調頗為不滿。

1937年7月13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不到一周，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了中國的戰事情形：“新的沖突消息。大炮的轟鳴聲在中日雙方間回響。戰爭似乎將要爆發。”7月15日，日記中認為中日兩國爆發全面戰爭似已難避免：“日本行事更加果斷。中國人也未被嚇跑。如果他們不妥協，戰爭就將不可避免。日本拒絕了來自南京的抗議。”7月21日的日記重復了類似的議題：“日本正在中國展開行動。南京方面在盡力抵抗。蔣介石意在拒絕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現在戰爭幾乎不可避免。”

8月中旬，當主戰場移至上海時，戈培爾反應仍較滯后，8月18日才注意到上海已成為戰場：“上海正陷入血戰。預知戰事結果仍為時尚早。但也并非疑云密布。中國人正傳出捷報，而同時日本也在給予致命打擊。”1937年9月14日的日記中戈培爾明顯偏向日本：“日本正在上海集中大量精銳兵力，以展開大規模攻勢。現在是時候了！……日本在上海已獲得成功，繼續努力！”1937年10月28日，戈培爾提及日本新任駐德大使東鄉茂德，并評價日軍在上海的持續進展道：“東京極重視我們。日本已拿下上海北部，似正在策劃重大行動。”

1937年最后兩個月的日記記錄了上海與南京的陷落，而且戈培爾得意地認為九國公約會議并無效用。11月上旬，九國公約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而德國與日本均拒絕參加。11月13日，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倫敦與東京就上海問題發生爭執。但是東京已占據上海，不用在乎倫敦的態度。日本拒絕了布魯塞爾的邀請，就應該如此。勝利者不必參加此種會議。”六天后，他贊許日本的同時還唾棄了布魯塞爾：“日本離南京只剩15公里了。好極了！悲慘的布魯塞爾！”12月11日，戈培爾又補充道：“日本人正在猛攻南京。他們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絕。戰斗已到了慘絕人寰的地步。但大局已定了。”

德國媒體與中國戰場

1937年8月17日，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道，他交給了他的親信阿爾弗雷德·伯恩特（Alfred Ingemar Berndt）一項任務，即讓德國媒體“冷靜下來”。“在我看來，媒體在這場東亞沖突中太支持中國了。這就是胡鬧，實際上也好，政治上也罷。首先，中國人正在節節敗退，再者，他們是半布爾什維克。而總有一天日本人將幫助我們對抗俄國人”。僅僅兩天后，戈培爾的命令似乎已傳達到各媒體。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給媒體方面的指示起效了。關于中國的報道明顯降溫了。”

8月23日，戈培爾再次提到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強調“必須相當小心，避免我們的媒體突然又退回親中立場。這就是多愁善感的德國人。就像兩年前，幾乎所有人都站在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一邊”。這則日記表明納粹政府與德國媒體在對世界局勢的觀察上存在明顯的差距。前者視國際政治為國家存亡的殘酷斗爭，而后者則仍保留著1933年納粹掌權前的“充滿感情”的觀點立場。無論是阿比西尼亞抵抗意大利，還是中國抗擊日本的侵略，許多記者在歷次沖突中本能地支持弱者。而在戈培爾看來，這些觀點需要被嚴厲地壓制。

在德國體制內，戈培爾的觀點并非得到商界的認同。8月26日，戈培爾接到駐華德國外交官的報告，他們認為中方已經觀察到德國媒體中逐漸顯現的親日傾向，并且這可能會給德國在華經濟利益造成一定的影響。戈培爾對此回復稱：“我不會允許我自己被帶偏，我們要堅持一貫以來的立場”，“我們要貫徹現實政治。只有日本才能對我們有所助益。盡管不會完全相同，但中國終將成為下一個阿比西尼亞”，堅持他的判斷立場。

希特勒對中日戰爭的觀感

戈培爾的日記還隱約揭示了希特勒對中日戰爭的態度，以及納粹領導人與軍隊領導之間的分歧。根據傳統觀點，希特勒對日本的保守政策至少延續到戰爭初期。歷史學家約翰·福克斯（John P. Fox）在他關于德國應對遠東危機政策的經典研究中寫道：“至少在1937年夏天短時間內，希特勒、德國軍隊和外交部三者的對日政策其實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盡管這種一致性的背后有不同的原因，但至少有一點共性，即不允許德國在特定時期與日本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過從甚密。”由于戈培爾當時能夠比其他德國人更近距離接觸希特勒，所以他能極易察覺希特勒任何情緒變化的跡象(無論是他自認為的還是實際如此)。中日戰爭爆發時，戈培爾即暗示道，希特勒不會被中方的要求所左右。

戈培爾的這一觀察針對的是一部當時新上映的德國冒險電影《北京警報》（Alarm in Peking）所引發的小型外交事件。該電影的歷史背景是世紀之交的義和團運動。南京國民政府為此提出抗議，認為影片中有反華內容。戈培爾在1937年6月30日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希特勒的態度：“元首拒絕禁映《北京警報》這部電影。如果我們讓歷史影片受制于他國的情感態度，那我們又算什么？元首寧可放棄德國在華的全部利益。他抱怨了國防部門中的親華政策。元首寧愿站在壓迫者一邊也不愿成為被壓迫者。我知道現在必須致信駐華大使，（就拒絕禁映該電影）做一番詳細解釋。我對此十分期待。”而戈培爾在1937年7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北京警報》仍然允許放映，元首不會因中國的威脅影響其判斷力。”更重要的是，日記中有關該電影的論述，體現了希特勒在東亞問題上的某種意識形態觀念，譬如他寧可站在壓迫者的立場而不愿受人壓制。納粹政府在國際政治問題上篤信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只有那些最強悍的民族國家才能在土地和其他有限資源的國際競爭中存活下來。

1937年8月1日，在訪問下西里西亞省布雷斯勞市（the City of Breslau in Lower Silesia）期間，戈培爾和希特勒討論了德國政府對中日戰爭應取的態度，并最終決定采取自防共協定簽署以來最為親日的路線：“我直接找了到元首。我們立刻陷入了激烈的辯論：中國正遭受猛攻。因此，(我們決定)對新聞界指示如下：對日本嚴守中立，但表示仁慈的同情。我給柏林發出了相應的指示。”這則日記具有一定的意義，因為此前有人認為，希特勒僅在8月16日與外交部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和德國武裝部隊總司令維爾納·馮·布隆伯格（Werner von Blomberg）的會晤中表達了他對中日沖突的看法。根據福克斯的標準敘述，希特勒在這次會面中表示“他原則上堅持與日本的合作，（但）強調德國在當前情況下必須保持中立”，而這則日記表明希特勒在兩周以前已對中日戰爭有所表態。同樣重要的是，戈培爾的日記表明，希特勒的觀點可能被紐賴特和布隆伯格曲解了，實際上希特勒在戰爭初期對日立場，較他們二人的詮釋更為積極。

9月中旬，戈培爾日記中有兩處表明，希特勒更堅定了其親日立場。其一，9月9日的日記記道：“中午晉謁元首……他在嚴厲地批評中國。他應該告訴軍隊方面。”5天后的中午，戈培爾再次面見希特勒，并留下了類似的印象：“他（希特勒）又在挖苦中國。披著獅子皮的羊是不會成為獅子的。他是正確的。”希特勒的此番比喻證實了當年早些時候戈培爾的一則日記。在那則日記中，希特勒被描述為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眼光看待中國的戰事，并暗示這位德國獨裁者支持日本，并不僅僅是出于現實政治和爭取日本對抗蘇聯的考量，部分原因還與納粹的意識形態，以及納粹統治者將世界視作國家間無休止的斗爭，只有強者才能生存的觀念有關。

從此直至1937年年底，戈培爾的日記中便再也沒有在中日戰爭的語境下提及希特勒。1937年12月15日，戈培爾寫道：“日本在中國扶植了一個唯命是從的新政府。這是他們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蔣介石現在僅僅是一位邊緣人物……倫敦與華盛頓方面只能感到震驚，并夸張地抱怨一番！而事情正朝著其既定的軌道發展。倫敦方面除了抗議無事可做。對我們而言是多么美妙的勝利。現在我們至少部分消除了俄國的威脅隱患。元首再一次證明他是一位天才的戰略家。”

戈培爾并未就希特勒的“戰略天才”進一步論述。但是他似乎將日本在長江中下游的勝利，英美的無能以及日本對蘇聯重新構成威脅等一系列事件，都歸因于（至少是部分地）希特勒長久以來的戰略導向。一種解釋是希特勒并未扮演此種角色，這只是戈培爾對他敬仰的元首無限崇拜的又一例證。另一種可能是，1937年夏以后，希特勒確曾采取更為支持日本的外交政策。通過在德國媒體中支持、放任親日派，以及同意不向布魯塞爾會議派出德國代表等舉措，希特勒可能促使了日本在遠東的積極行動。

在戈培爾非黑即白的國際觀中，他對希特勒英雄式崇拜的另一面，便是他對親華的外交部與軍隊方面的徹底否定。1937年9月13日的日記記錄了戈培爾與納粹早期成員，20世紀30年代初曾任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克里伯（Hermann Kriebel）的會面。與其他對華軍事顧問一樣，克里伯堅定地支持中國，戈培爾在日記中認為：“至少是在長遠意義上，他基本上是完全錯誤的。”

1937年12月9日，當日本似乎將要贏得戰爭之際，日記中充滿了對德國軍隊領導強烈的嘲諷論調：“日本人已有部分入駐南京。（他們已經下達了）對中國的最后通牒。蔣介石逃了。正如我們所意料的，戰爭很可能要結束了。我們應該怎么告訴參謀本部中的‘聰明人’呢？和阿比西尼亞戰爭時一樣，他們就是可憐的失敗主義論者。他們又一次下錯了賭注，因為他們根本不懂政治。”12月15日，戈培爾似乎已經相信，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他寫道：“對我們的外交官與軍官來說多少難堪啊，他們念叨著一個覺醒的中國。這就是他們的所得所獲。”

戈培爾的疑慮

日本占領上海與南京后，勝利的喜悅還未退去，戈培爾便開始心生疑慮。1937年12月4日，他開始意識到戰爭遠未結束，因為不僅蘇聯在援助中國，而且在上海占領區內抵抗運動日益升級：“南京有300多架蘇聯飛機。不過莫斯科不會主動干涉戰事。在上海市內，日本的勝利游行中（被投擲了）中國手榴彈。”當月稍后，戈培爾承認日本可能不得不升級戰爭，并將中國的形勢描述成“血腥的和平”。類似的議論在1938年的日記中同樣存在，1938年5月13日戈培爾寫道：“日本又進攻了，而中國則在堅決抵抗。”1938年8月10日，戈培爾記道：“上海處于緊急狀態。日本人害怕反抗行動。現在他們并沒有什么值得開心的事。”

1940年3月5日，希特勒、戈培爾會見蘇格蘭裔的奧地利旅行家、作家科林·羅斯（Colin Ross）的情形，與1937年秋天戈培爾與克里伯的對話形成鮮明反差。克里伯與羅斯都認為中國長期的勝算高于日本。1937年戈培爾認為這一觀點基本是錯誤的，而到了1940年他卻認為羅斯很可能是對的，這表明這期間中國勝敗形勢的轉變：“（羅斯）向我們談了他的旅行：日本陷入中國的泥潭，無法前行。地域空間太大。據羅斯言，蔣介石是一名偉大的強人。只要他掌權，中國根本不會投降。蔣介石能熬，而日本不能。日本甚至不能想像進入新的戰事沖突。因為要保留顏面，所以日本也不可能與蔣介石議和。（羅斯的）描述總的來說是準確的。”

戈培爾意識到日本已經陷入與中國持久戰的泥淖，日本對蘇聯的威脅也遠不如此前預想那般。1941年，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前，各類談話與報告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1941年3月18日的日記中，戈培爾復述了由一位上海歸來的德國記者的話：“他認為局勢簡單明了：日本已陷入泥淖，并且不能消化廣大占領區。中國方面避免決戰……雙方可能都渴望和平，但又不愿意喪失顏面。在此情形下，日本無法在他處發起任何大規模行動。我認為他的描述是正確的。”一個月后，他在日記中寫道：“中日戰事沖突已陷于停頓，日本已無力采取外交或軍事行動。”1941年6月11日，德國對蘇發動攻勢的11天前，戈培爾流露出對當前局勢的悔恨之意，自認為是德國造成了中國的現狀：“來自中國的影像紀錄。戰爭！到處都是戰爭！受苦受難的人類何日再得和平？”

結論

完整版的戈培爾日記可能將修正歷史學家的部分觀點，包括中日戰爭前后數月間德國在國際事務與遠東危機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本文以1937年這一關鍵年份為中心，初步考察了戈培爾日記。筆者認為，盡管戈氏對柏林的實際決策影響不大，但是他作為旁觀者的身份參與決策過程，使戈培爾日記能夠展現柏林方面在重大決策前詳盡的討論經過。特別是戈培爾與希特勒的親密關系，使日記能夠幫助闡釋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之初希特勒如何制定針對華、對日外交政策。

與此前一般看法不同的是，本文認為1937年早些時候，希特勒便已經倒向親日路線。盡管戈培爾日記中沒有確鑿直接的證據，必須通過梳理其他德國史料，甚至使用他國史料加以佐證。本文還證實，迫使蘇聯在亞洲持續面臨威脅的遏制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權力政治的現實，才是決定德國對華政策與亞洲政策的主要因素。意識形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則較為復雜。一方面，那些一般意識形態的對華觀感，似乎并不影響德國人的立場，戈培爾在早年生活中便曾數次表現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另一方面，戈培爾日記中也有數則表明，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影響下，納粹的國際觀可以概括為民族國家間永不停歇的斗爭與“適者生存”，而這一國際觀實際影響了德國對華立場。

諷刺的是，正是這一“適者生存”的國際觀，反而迫使戈培爾與其他納粹分子重新看待與評價中國。1937年的短暫頓挫后，中國比他們所預料的更加堅韌不拔。從1938年初開始，中國已經能夠打一場持久抵抗戰爭，把日本拖入戰爭的泥淖之中，最終使之走向1945年戰敗的末路。

（本文原題為《“戰爭！到處是戰爭！”：戈培爾日記中的中日戰爭》，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何銘生為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跨文化與地區研究系研究員；譯者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有刪節，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