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什干火車站南邊不遠是東正教圣母升天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也是這座城市的東正教社區中心。在任何城市我都會關注到少數族群社區，到了伊斯蘭國家，我喜歡關注基督徒社區。

雖然這座圣母升天大教堂完全開放給游客，但并不是純粹的景點。教堂非常醒目，天藍色的外墻，白色墻邊和柱子，金色尖頂十字架，儼然是童話中的畫面。在我接下來的旅行中，發現這種天藍色與白色的搭配，是烏茲別克斯坦的東正教堂常見的顏色，不同于我之前見過的暗紅色、棕色和綠色為主的東正教堂，這種配色略顯得輕巧。

一進大門，我就聞到了一股焚燒香料的味道，即便不是周日彌撒，只是個普通的下午，卻有很多俄族人在這里禱告，教堂內也有神職人員。教堂里的信徒不只有老年人，還有很多年輕人，這是一個宗教社區的良性狀態。教堂前面的院子里有很多擺攤，售賣一些本地教徒自制的蜂蜜、奶油之類的農產品，也有宗教書籍和圣像畫之類的宗教用品。我買了幾塊蛋糕點心，味道很好。雖然蘇聯解體后很多俄族人搬到了俄羅斯，但留下來的人依然維持著他們的生活方式。錢就直接放在一個捐款箱里，收入用于教會的慈善事業和教堂日常維護。我繞到教堂后面，看到有一座建筑正在被修建，兩個工人在繪制外墻上的圣像。

東正教在中亞的歷史并不長，而且與俄國的軍事擴張關系密切。1865年，俄國取得了對塔什干的控制權。接著大量的俄國士兵和移民到來，人們開始有修建教堂的需求。1868年，當時的俄國突厥斯坦總督考夫曼（Konstantin Petrovich von Kaufmann）提出在突厥斯坦成立一個特別的東正教教區，由于當時的突厥斯坦地域廣闊，教堂很少，所以大部分教堂由軍隊進行管理，這也是中亞東正教堂早期的主要特點。

塔什干早期建造的教堂基本都沒能保存到今天，在十月革命前，塔什干大約有30座教堂，大部分在革命之后被關閉，只有兩座沿用至今，圣母升天大教堂就是其中一座。

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建造始于1877年，取代1871年在塔什干醫院公墓建造的圣潘泰萊蒙教堂的舊建筑。1922年，與中亞的大多數教區一樣，塔什干教區也歸東正教革新主教會管轄。1933年，這座教堂被關閉，一直作為軍事倉庫使用。1945年教堂被歸還給信徒們，之后以圣母瑪利亞升天的名稱被重新使用，成為塔什干主教大教堂。1990年代初期，大教堂的鐘樓和圓頂進行了重建。

在這座教堂的歷史中，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東正教會革新主義運動（Renovationism）。我坐在教堂院子里，一邊吃東正教徒們制作的蜂蜜蛋糕，一邊了解這場影響了俄國絕大多數東正教堂的運動。這場運動最初是在俄國東正教會神職人員內部的改革，起源是20世紀初在神職人員中進行的有關教會改革的辯論，這些辯論是因為神職人員們對教會在帝國中的地位感到不滿，因為長期以來在俄國，教會要屈從于帝國的政治利益。

1917年，俄國革命使得一些神職人員認為推翻君主之后的改革還不夠激進，他們認為教會要適應新政權的現實，改變其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并對自己的規范和禮拜傳統做出重大改變。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們拉攏了許多具有改革意識的東正教神職人員，他們宣稱對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完全忠誠。蘇聯政府對這些革新派團體產生了興趣，革新主義者與共產政權之間的合作導致了教會的分裂。

在1920年代初，蘇聯政府開始迫害和鎮壓東正教會，一群以改革為導向的東正教神職人員占領了宗主教的職位，宣稱自己是教會的最高權威。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革新派占據了上風。他們全面支持蘇聯當局，掌握了一些教堂和教會資產，得到了蘇聯政府的認可，被他們所掌握的教堂得以保存，而更多的教堂在1920-30年代被關閉。

在塔什干，圣母升天大教堂成為重要旅游景點，而另一座靠近城市邊緣，在墓地中更加安靜的圣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東正教堂（Cathedral of St.Alexander Nevsky），可能更屬于本地俄族人的日常生活。

每到一地我都喜歡去墓地走走，墓地當中凝固了這座城市關于人的記憶，是那些被不斷翻新改造的景觀建筑之外的城市歷史。

這座博特金公墓（Botkin）在塔什干的東南邊，也被稱為第一城市公墓。我從大路拐進一條巷子里，兩邊都是和殯葬業相關的店鋪，賣花的、定制棺材的、雕刻墓碑的等等，和中國很相似。這片墓地里過去埋葬的大部分都是斯拉夫裔僑民，還有幾塊區域是猶太墓地、天主教徒墓地和基督新教徒墓地。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墓地關閉后，塔什干釀酒廠的老板把這塊地捐贈給了教會，成為了主要的墓地。

墓地大門口一位老人在吹奏樂器，曲子簡單卻很悠揚。我走進墓地里，發現本地人習慣在墓碑上雕刻照片，這一點我在旅順的俄僑墓地也見過，最早應該是貼紙質照片，但容易損壞就改為蝕刻，所以在墓碑上能看出墓主人的長相，還有生前的工作和生活場景。這座公墓里埋葬了很多塔什干的名人，學者、軍官、運動員和宗教人士，也包括了幾位東正教大主教、俄國二月革命后臨時政府領導人克倫斯基的母親和妹妹，還有詩人謝爾蓋·葉賽寧的女兒塔季揚娜。

沿著墓地中間的路走到深處，面前就是圣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這座教堂始建于1902年，教堂外觀配色和圣母升天大教堂正好相反，主體是白色，點綴著天藍色的墻線和瓦片，新古典主義建筑搭配這些顏色，少了一些肅穆，但很夢幻。教堂面向西南，入口兩側有兩座鐘樓，中殿被五個洋蔥圓頂覆蓋，象征著耶穌和四部福音書作者。

這座教堂以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名字命名，他是諾夫哥羅德親王，一生屢次在戰斗中獲勝，去世后被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封為圣徒。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中，他的名字被授予俄羅斯很多教堂。在俄國征服突厥斯坦之后，由于大部分教堂都屬于軍隊管理使用，所以喜歡這種英雄圣徒含義的命名。除了圣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之外，天使長米哈伊爾、圣喬治、圣塞爾吉烏斯這些和戰斗勝利有關的名字也是教堂常用的。

從俄羅斯墓地返回市中心的路上，我經過了一座德國路德會的教堂，這座教堂隱藏在路邊茂密的樹影中，小巧精致，棕黃色磚砌的新哥特式建筑，被稱為德意志教堂或福音路德教會（Kirche），是塔什干唯一的路德教堂。

這座教堂是塔什干路德教會在1899年建造的，而在1885年，塔什干就成立了福音路德教區。最初，教堂是為塔什干路德教會的德國人建造的，他們是在俄國軍隊中服役的德國士兵。在蘇聯時期，教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用作倉庫，1970年代末移交給塔什干音樂學院，并進行了重建，設立了歌劇工作室，定期舉行風琴音樂會。在1990年代，最終被移交給恢復活動的路德教會團體。

在俄國葉卡捷琳娜女皇統治時期，一大批德國人移民到俄國，他們由于在伏爾加河流域開墾而被稱為伏爾加德意志人，其中又有一部分移民到了中亞，帶來了不少現代化技術和文化遺留。雖然如今已幾乎沒有移民后代，但在后面旅途中，我發現了更多和他們有關的過往痕跡。

離開這座德國路德會教堂，不遠處是高大醒目的耶穌圣心大教堂（Sacred Heart Cathedral），這是屬于羅馬天主教的教堂。在我的故鄉沈陽，最大的主教教堂名字也叫耶穌圣心大教堂。

這座哥特式建筑的教堂非常雄偉，里面只有一位老人負責看管教堂，為偶爾前來參觀的人們開燈。教堂一樓有個大廳，大廳里有個有趣的裝置藝術品，中心是象征耶穌基督權柄的球，向四方延伸出光芒，背景則是耶穌的手勢。

管理人帶我走上二樓的禮拜堂，通道里展示了教堂的建造歷史。天主教在中亞的傳播開始于19世紀后期，同樣是伴隨著俄國的軍事擴張，早期的教徒是波蘭人、立陶宛人、德國人和法國人，他們是沙皇政府的軍事人員，也有戰俘、流亡者和逃犯，他們被派往遠東、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等地開墾和定居。

1883年，俄國突厥斯坦有了第一位正式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費迪南德·森奇科夫斯基神父（Ferdinand Senczikowsky），他努力計劃在塔什干建立一座天主教堂。塔什干許多天主教徒都是熟練的技術人員，他們參與了教堂的建設，1912年教堂建成，開始進行宗教活動。十月革命之后，約瑟夫·索溫斯基神父（Joseph Sowinski）秘密地為剩下的天主教徒舉行宗教活動。

1987年，烏茲別克斯坦的天主教組織恢復活動，波蘭方濟各會的克齊斯托夫·庫庫爾卡神父（Kszisztof Kukulka）重新管理這座教堂。教堂通道的展示中，提到1993年教堂的修復工作，從老照片的對比上可以看出，1926年時，教堂已經連屋頂都沒有了，只剩下基本的框架，今天的修復與1912年剛建成時基本相同。

從教堂的分布可以看出塔什干的城區結構。烏茲別克人原本聚居的舊城區在西面，俄國人修建火車站選在離舊城區稍遠的東邊，方便建設和駐軍，這一點和中東鐵路沿線城市的布局很像。移民們總有聚集的習慣，以火車站為中心，附近是不同移民群體的教堂、墓地和社區，他們或許不愿靠近本地人聚居的西邊，把教堂建在火車站的南北方向。

返回地鐵站的路上，我無意中發現街頭公園里的一座雕像。一眼看上去，雕像人物不像烏茲別克人或者俄羅斯人，而是南亞著裝，走近一看，是印度總理沙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的紀念碑。原來他是在這里去世的。

1965年印巴戰爭，為了結束兩國之間的持續對抗，蘇聯要求印巴領導人在塔什干進行談判。1966年1月10日，印度總理沙斯特里和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簽署了塔什干宣言，這是停止戰爭和建立雙方貿易關系的開始。當天晚宴后，凌晨一點，沙斯特里死于心臟病。

在蘇聯時期，作為向第三世界國家展示蘇聯美好生活的圖景，塔什干舉辦了大量的國際會議、比賽和文化節，是面向中亞甚至面向東方最有影響力的城市。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的那一年，他前往烏茲別克斯坦視察工作，在塔什干發表講話，表示了對中蘇關系正常化的期待，以及蘇聯對華的友好政策，這一講話被認為是中蘇關系最早的解凍信號。

地鐵站旁還有一座詩人博物館。我努力拼出上面的人名，謝爾蓋·葉賽寧（Sergey Esenin）。雖然我在俄國墓地中知道葉賽寧的女兒塔季揚娜埋葬在塔什干，但并不知道葉賽寧本人和塔什干有什么關系，甚至不知道他來過這里。

這座居民區里的博物館更像民居宅子，一個熱情的大媽和她的兒子接待了我。實際上，葉賽寧只在十月革命后來過一次中亞，而且沒有停留很長時間，他從未寫過和中亞直接有關的詩歌，但博物館中還是陳列了當時的照片和他的作品。葉賽寧在1921年到塔什干拜訪他的朋友——另一位詩人亞歷山大·希里耶維茨（Alexander Shiryaevets）。在塔什干，葉賽寧對游歷老城區有特別的興趣，他受到公共圖書館館長的邀請，向藝術工作室的市民們發表演講，還短暫前往撒馬爾罕和布哈拉。

葉賽寧的幾次婚姻生活都非常短暫，1917年他和第二個妻子齊納達·賴希（Zinaida Reich）結婚，然而1920年就和當時懷孕二胎的賴希離婚，賴希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塔季揚娜（Tatyana）和康斯坦丁（Konstantin）。二戰期間，塔季揚娜和丈夫孩子搬到了塔什干，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幫助他們獲得了一座小房子，她在這里生活了半個世紀，直到1992年去世，就埋在我剛剛去過的那片墓地中。

離開葉賽寧博物館，我去在一家當地有名的民族餐館里吃晚飯，服務員極力推薦代表烏茲別克民族菜的抓飯和烤肉，然而與新疆并無差異。唯有俄羅斯紅菜湯引起我的興趣，在中國喝到的改良羅宋湯并不是正宗的做法，沒有使用紅菜，而是用卷心菜加番茄醬，番茄醬的工業酸甜感非常強烈，而且正宗的做法會在湯上加酸奶，而由于飲食習慣，有些中國餐館加的是奶油或什么都不加。

雖然獨立之后，烏茲別克斯坦的飲食文化由政府主導恢復民族特色，建成了游客風靡的中亞抓飯中心，但民間飲食依然帶有濃郁的俄國習慣。雖然是穆斯林民族為主的國家，但街頭很多賣酒的商店，餐廳里也都供應酒類。這里的小麥類主食是馕，可能比新疆維吾爾族人的馕略小，更軟更厚一些。餐館服務員把這個叫作面包，不知道是歐化的習慣，還是看到我的東亞面孔，以為我不知道什么是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