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齒的有機力量

在人體器官中，牙齒顯得有些特別。和大多數柔軟、柔韌的器官不同，牙齒是堅硬的，更類似于骨骼。但它既不像骨骼那樣被完全包覆而不可見，也不像多數頭面部器官那樣全然外露：牙齒一半深埋于齦肉，一半暴露于口腔，平時隱而不彰，當人咧嘴歡笑、張嘴吞食時，便會顯露出來。

堅硬而部分可見、可觸摸甚至可刷洗清潔的牙齒如此有別于人們對人體器官有機物的常規印象。雖然事實上蘊藏著牙神經，但牙齒不同于多數有機體的質感與它切、撕、碾、磨的機械般運作機理，都似乎為人體的有機環境帶來了些許的“無機感”。

硬如骨骼的牙齒扎根于溫軟的肉身，牙“根”仿佛蘊含著某種植物學的隱喻意味。牙體靜止而冷靜，卻是蘊藏力量的有機體，就像大多數植物的植株，靜靜地根植于大地，內中涌動著生命的能量。現代口腔醫學術語——種植牙更是徑直運用了植物學的修辭及其有機意義：縱使以金屬螺釘楔入牙槽骨，也要實現人造牙根與天生牙床、人類機體的“有機共生”，這樣的種植牙才算“成活”。

事實上，牙齒的植物學修辭由來已久。《詩經·碩人》云：“齒如瓠犀”，“瓠犀”指的是瓠瓜的種子，顏色潔白而排列整齊，除了形象地描摹出牙齒之貌，同樣蘊含著植物種子般萌發-生長的有機隱喻。《釋名》曰：“齒，始也”，牙齒與種子相似，都是有機體的能量之“始”。學者們還普遍認為，“牙”與“芽”相通，可以指涉生命勃發的最初狀態。

而在神話故事里，牙齒真正成為了被播種、被種植的對象。忒拜傳說中的英雄卡德摩斯殺死毒龍，依照神示將龍牙埋入地下，爾后眾多武士便破土而出。在伊阿宋獲取金羊毛的神話中，國王埃厄忒斯也以龍牙試探英雄：當它們被播種到阿瑞斯田野的壟溝中后，同樣長出了巨人武士，而伊阿宋必須將其擊敗。播種龍齒，收獲戰士，這算得上是對牙齒所蘊含神奇偉力的極致想象了。

拔牙：“以力抗力”

牙齒不僅蘊藏力量，而且本身就能成為施加力量的工具，這是其最古老、也最日常的功用。它們是生命體汲取能量的“關口”，關乎著消化過程的頭道環節。撕咬、啃食、咀嚼，牙齒的力學實踐記錄著生命演進的歷程，詮釋著物競天擇的法則。無論人類如何文明化，牙齒依舊是身體上某種蠻力與利己主義的“殘余”，正如巴赫金的精妙論述：

這個肉體來到世界上，它吞咽、吮吸、折磨著世界，把世界上的東西吸納到自己身上，并且依靠它使自己充實起來，長大成人。人與客觀世界的接觸最早是發生在能啃吃、磨碎、咀嚼的嘴上。人在這里體驗世界、品嘗世界的滋味，并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身體內，使它變成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這種人與世界在食物中的相逢，是令人高興和歡愉的。在這里是人戰勝了世界，吞食著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吞食。（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

牙齒的力學實踐令“人與世界在食物中的相逢”充滿歡欣，但當這一力學體系發生反轉，當施力的工具成為受力的對象，有機體便會感到巨大的無力與威脅——這就是令人生畏的拔牙。

牙齒貌帶“無機感”，實則“根深蒂固”、充滿力量的生命本質，決定了拔牙“以力抗力”的艱辛與粗暴，這是一個阻斷骨肉間綿密的有機聯系，將作為器官的牙齒從機體中分離出來，徹底實現其“去有機化”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意欲拔除的對象本質上是生命體向外部世界施加蠻力，“啃吃、磨碎、咀嚼”世界以充實自身的工具，因此拔牙不僅是與機體的生理結構、有機連接相抗衡，更是與基于生存本能、在“吞食世界”中享受歡愉的“生命意志”在抗衡。牙與拔牙這種微妙的力學關系，在“虎口拔牙”中能夠得到最集中的體現：“虎口”放大并提示了牙齒的暴力本質，也讓人體會到拔牙“以暴抗暴”的意味。

“拔牙史”敘事

或許正是由于對力量的高度依賴，拔牙一度讓人們覺得不涉及多少精細的技術或超高的技巧，在客觀機理上就如從田里奮力拔出根系茁壯的植株那樣簡單。另一方面，牙齒有別于其他器官的半呈露特性、堅硬的“無機感”以及機械般的運作方式，也使它與任何一種易被處置、可被拔除的無生命物那樣相像。因而長久以來，拔牙在認識與實踐的層面，都無法被納入真正意義上的醫學范疇，這是一部獨特的“拔牙史”。

在西方歷史上，掛著牙齒項鏈、行走江湖的“拔牙者”通常與“雜耍賣藝的藝人和變戲法的猴子”為伍，他們在集市上搭起舞臺，鼓勵人們掏錢拔除爛牙。17世紀產生了“牙齒操作工”的稱謂，指的是“擅長拔牙和鑲牙的人”。而理發師也曾長期提供拔牙服務或所謂的“外科治療”。（道布森《醫學圖文史：改變人類歷史的7000年》）

在東方，情形十分類似。作家余華曾是一名牙醫，他說“在我們中國的過去，牙醫是屬于跑江湖一類，通常和理發的或者修鞋的為伍”。這樣的“牙醫”們“和修鞋匠一樣挑著一副擔子游走四方”，停留下來時，便“在繁華的街區撐開一把油布雨傘，將鉗子、錘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開，同時也將以往拔下的牙齒一字排開，以此招徠顧客”。（余華《我為何寫作》）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余華曾經工作的國有醫院，前來問診的病患也“很少有人認為我們是一家醫院”，而是會稱“牙齒店”。在“牙齒操作工”或“牙齒店”的語詞之下，被客觀對象化和商品化了的牙齒具有了更為顯著的機械“無機感”。在語詞所折射出的觀念層面，“牙齒店”中的拔牙、補牙、治牙“操作”，長期以來都更接近于一種低門檻、“類醫學”的實踐。

在“拔牙史”悠久而多樣的敘事中，“簡單粗暴”的拔牙不僅一度是江湖游醫式、低技術含量的，而且可以是高度戲劇化的。大量再現拔牙場景的視覺藝術作品都極力刻畫被拔牙者痛苦的面容、拔牙者夸張的姿勢、令人生畏的拔牙器械或是圍觀者們的“觀看”。而拔牙對外部蠻力的依賴，以及“意外”力量瞬時爆發時對恐懼感的抑制，還催生了各種花式拔牙術：鞭炮拔牙、摔門拔牙、射箭拔牙、標槍拔牙、遙控車拔牙……至今，它們仍可作為戲仿與諧謔的形式，書寫“拔牙史”的當代敘事。

拔牙的恐懼

多數人要親歷拔牙時，總是充滿恐懼，英文中的dental anxiety就是專門形容看牙醫時的心理波瀾。事實上，在麻醉技術成熟的現代口腔醫學治療中，拔牙時不會產生顯著的疼痛。人們懼怕拔牙，并不主要源自生理上的即時性痛感，而來自對于拔牙“施于肉身”之“暴力性”的感知、想象與敘事建構。

“以力抗力”甚至“以暴抗暴”的拔牙機理是顯而易見的，而這種將牙體從齦肉中連根拔起、“施于肉身”的“暴力性”，在各種拔牙器械及其關聯動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牙科醫療器械仿佛是工程類工具的迷你、潔凈版本，這些通常作用于鋼筋磚瓦等堅硬無機物質的器具，竟要深入口腔，作用于有機體的肉身，并可能展開鉗、敲、掘、撬、鑿、切、鉆等一系列動作。拔牙與工程相比，力學的作用工具與作用機制如此相似，作用對象卻變成了具有知覺的生命體。19世紀的《芝加哥先驅報》甚至稱“牙科工具僅僅是西班牙宗教法庭和倫敦塔中對待難纏的囚犯所用刑具的縮小版”，它們“能穿過壞牙的牙齦，從你的意識深處撈出一聲呻吟”。（轉引自道布森《醫學圖文史：改變人類歷史的7000年》）

現代醫學誕生后，拔牙時的局部麻醉雖然抑制了痛感，卻并不會消除知覺；而牙齒與口腔如此接近大腦，拔牙的力學實踐位置甚至可以說是高度貼近知覺的中樞。人們在拔牙體驗中敏銳而震驚的視覺、觸覺、聽覺、嗅覺、味覺感知，沉淀為經驗，甚至凝結為某種創傷記憶，最終成為拔牙恐懼感的重要來源。

當牙科無影燈亮起，與仰視的目光相撞，等候拔牙的生命體仿佛受到刑訊般的凝視。打麻藥時是有痛感的，隨后不自然的麻木感泛起于嘴角，延伸到嘴唇。拔牙時，器械與牙體相觸的聲音通過骨傳導更加微毫可辨，拉力或沖擊力也能帶有頓感地被感知；牙根與齦肉分離的時刻，人們甚至能感受到植株被連根拔起、絲絲縷縷的根須被連綿扯斷般的斷裂感乃至微妙聲響。最后，棉球被有力地壓迫到創口并被咬住，之后的數小時，主體會漸漸獲得痛感，也許還能嗅到或嘗出一絲血腥的氣味。

對于沒有“親歷”卻已“久聞”的人來說，拔牙所能帶來的恐懼往往更為強烈。因為拔牙的體驗或經驗每被一個個體如此講述或再現，受眾就進行了一次創痛敘事的擬想，拔牙的恐懼也就完成了一輪層累與建構。

“命定”的智齒

換牙期的兒童拔牙，多是為了給新生的牙齒及時騰出空間，可謂孕育著新的希望。而其他的絕大多數拔牙情形，卻都代表著病痛或衰朽。縱使令人懼怕，但當患牙反復造成疼痛又無法治療保留時，便只能拔除。這是通過犧牲一個異常、“失序”的局部，確保整個有機體的舒適、健康。為了維護有機體的生命秩序，待拔之牙需要被真正地“去有機化”，被清除。豐子愷將拔牙比喻為“口中剿匪”，就是因為患牙“不但毫無用處，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淺”，而拔牙“猶如把盤踞要害的群匪剿盡，肅清，從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樂業”。（豐子愷《口中剿匪記》）

異質化了的患牙是要被“剿滅”的對象，有機體曾經親密的一部分，如今成了要被排除的“異己”，這是誰的責任？隨著牙體牙髓治療技術的發展，如今因齲齒拔牙者并不多了，牙周疾病則是拔牙的最主要原因，而嚴重的牙周炎大都導因于長期以來對口腔衛生維護的不到位。在這一后天的人為原因之外，另一大類需要拔除的患牙就絕非主體責任所導致，反而會令主體感到深深的無辜與無奈。它們是個體生命歷程中最晚長出的臼齒——智齒。

據說，智齒和闌尾一樣，是人類進化的某種遺留物，最初用于咀嚼、研磨植物等的粗纖維。進化后的人類頜骨體積變小，因而智齒常常會由于空間限制侵犯鄰牙、難以清潔，甚至成長受阻、無法萌出，進而造成牙周疾病，必須拔除。但它們在口腔中最深入，最粗壯，多深埋，甚至阻生，所以又最難拔。拔智齒絕不是江湖游醫拔牙那般“簡單粗暴”的力氣活，而算得上是技術要求頗高的口腔外科手術。許多人對于拔牙的創痛敘事乃至創傷記憶，都源自與智齒艱苦卓絕的斗爭。

智齒“與身俱來”，是否會在生長時造成病痛，并不受主體意志或后天衛生習慣的影響。智齒之痛是先天的、“命定”的，這與其他多數拔牙病患的后天病因如此不同；拔智齒時是生命體最精壯的年歲，這又與拔牙慣常關聯的“失序”或衰朽那樣反差劇烈。難怪生命力最為勃發的青壯年在拔智齒面前也會瑟瑟發抖，感嘆“命運多艱”；而智齒拔除以后，人們仿佛就在這個心智成熟的年齡又通過了一場“成長的考驗”，也為拔牙經驗的個人敘事賦予了些許“反抗命運”的“英雄主義”意味。

人類學和考古研究表明，在一些古代部落或族群中，拔牙曾被作為成人禮或新婚禮的一種形式。就“成人”“成長”的意義而言，儀式性的拔牙是以生理性的犧牲尋求精神性的成長，它所要克服的，不僅是有機組織扎根、相連的力量，也不只是切膚、“切肉”、切身的疼痛，而且是被想象、被建構的恐懼。而非儀式性的拔牙，作為一種清除生命體局部“失序”的醫療實踐，也能提醒我們：“見慣不驚”的有機體是多么精微，沒有病痛的日子是多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