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張元濟先生（號菊生，1867—1959）是近代中國出版業的奠基人，畢生從事古籍的搜集、整理、校勘和出版事業。他還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張元濟、張樹年、張人鳳祖孫三代人均為上海文史研究館官員，該館菊生堂即是為紀念張元濟先生而設立的會議室。

近日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和上海辭書出版社在文史館菊生堂聯合舉辦《張元濟研究文集·續編》座談會，張元濟嫡孫、《張元濟研究文集·續編》作者張人鳳，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的學者專家及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代表等出席了座談會。

張人鳳先生多年來致力于張元濟先生生平、事業、思想的研究，以及商務印書館館史、中國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他此前的一批研究成果已出版《張元濟研究文集》、《張元濟全集補編》，而輯入本書的論文、回憶文章和資料評介是其2007年以后的主要研究成果，命名為“文集續編”。該書系上海文史館館員作品系列之一。

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時期，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印書作坊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出版企業；他組織編寫的《最新教科書》風行全國，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是有抱負的，去商務印書館并不是為了賺錢，主要是希望普及教育的思想能夠通過商務印書館得到實現。果然他投身到商務以后，新出的教科書一炮打響。”張人鳳說。

張人鳳在《商務印書館版教科書和張元濟的教育理念》一文中探討了商務版教科書成功的原因，以及張元濟的教育理念，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節選。

商務印書館于1904年出版了《最新教科書》，這是我國進入近代以來第一套完善的、成功的教科書。這套教科書按照政府規定的學制，按學年、學期，分學科編纂，還配有相應的教學參考書，即《教授法》。它的出版，在我國教育史上有著里程碑意義。它直接推動了我國廢除科舉制度前后新式學校教育的蓬勃發展；又在我國出版史上成為一項具有十分重要價值的出版成果，不僅為商務印書館此后三十年迅猛發展奠定了經濟和社會知名度的基礎，也為后來幾十年間我國教科書編纂出版提供了范例。

世界進入近代以來，各國政府對教育都比較重視并加強了管理。其體制一般由政府（或社會）制定學制，規定各級各類學校的組織系統和課程設置、學習年限等，并設定教育目的，即提出對受教育者在質量和規格上的總體要求。在此前提下，進一步規定各門學科的教學大綱、教育計劃，同時編寫教科書。這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工程，各個環節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既密切關連，又相互制約。教科書是其中最為基礎的一環，它既是學生學習的主要材料，又是教師教學的依據；它不是一本科學研究的專著，但內容必須科學、真實、正確，對現有的知識成果進行綜合歸納和系統闡述。它還必須服從各門學科的教學大綱，其內容既屬基礎性，又具時代性。形式上還要保持字體、插圖、版面的美觀。教科書是學生從童蒙開始，在教師引領幫助下，登上知識殿堂的階梯，如果編寫得當，則教與學兩方面都可以取得較高成效，反之，教師和學生會感到疲勞、厭煩而收效式微。由于教科書關系每一個學生，對學生知識結構和品格培養以及他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極具意義，其影響既面寬而又深刻。它有著塑造學生未來，因此也是整個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奠基性功能。因此，教科書是影響國民素質和國家前途的一項基礎性工程。

正是有鑒于教科書的重要性，因此對教科書的編纂者及其出版工作的主持人，有著極高的品質要求。除了對各學科的基本知識的科學、正確的認識、熟諳和掌握之外，應該具備對教育科學的深刻理解和認知，對教育規律、學生學習心理的認知，也必須了解同時期外部世界教育科學發展進程及其前沿性的成果。更為重要的是主持人必須具有為國家的發展和強盛有責任擔當的品格和抱負，對教育在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有充分的理解和深刻的認識，對通過他的團隊編纂的教科書所培養的成千上萬學子今后會生成怎樣的社會中堅群體具有設想和預見。

有幸的是，這樣一批有識之士出現和聚集在了商務印書館。先是夏瑞芳在業務中結識了任南洋公學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的張元濟，夏表明了想在印刷廠基礎上發展出版業的意向，并請張為之主持。“夏君招余入館任編譯，余與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夏君諾之。” 張元濟早在1901年就表明了他對教育的看法：“國民教育之旨即是盡人皆學，所學亦無取高深，但求能知處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則未有不為人奴，不就消滅者也。” 他應夏瑞芳之邀，于光緒二十八年末辭去南洋公學職務，光緒二十九年正月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長，“余既受商務印書館編譯之職，同時高夢旦、蔡孑民、蔣竹莊諸子咸來相助。” 高夢旦在日本考察教育，認為“日本所以興盛之由，端在教育，而教育根本在小學”。 蔡元培除了翰林院編修的身份外，還有豐富的創辦新式學校的實踐經驗，在哲學、倫理學方面著譯頗豐，且此時已在中國走向共和的革命道路上邁開了步伐。蔣維喬也是一位熱衷于新式教育且有實際教學經驗的教育工作者。此外，莊俞、杜亞泉，以及任館外編輯的伍光建、夏曾佑等，都成了編譯所的骨干力量。經過他們共同努力，《最新教科書》問世之后，獲得了極好的聲譽和驕人的市場占有率。此后，商務幾十年間有多部成功的教科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相繼問世，更為年輕的編纂人也不斷涌現。然而貫穿在商務版教科書中，由張元濟開創的教育理念，卻被傳承下來，這些理念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被今天出版史、教育史專家所肯定。

以下就筆者的見解，列出六項商務版教科書反映出來張元濟和他的編纂團隊所具有的教育理念。

一、自主

1903到1904年，近現代教科書在中國開始大規模出現的前夜，沒有現成的樣板，雖然已經有了南洋公學陳懋治等人自編的《蒙學課本》和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全書》，但后來與商務《最新教科書》相較之下，他們只能退而居其次。那么能不能從國外引進已有的成功模式？張元濟早在加入商務編譯所之前，就有明確的意見表述：“勿表講求西學之名”，“勿以洋文為常課”，“勿以外人主持學事”，“勿沿用洋人課本”，“勿濫派游學” 。其中“勿沿用洋人課本”稱：“童子于入學之始，腦質空靈，先入一誤，始終難拔。無論洋文讀本宜自編纂，即華文教科書各教會學堂所刊者，大都以闡揚彼教為宗，否亦取徑迥別，與中學絕無關合，愚意均不可用。最上速自譯編，其次則集通儒取舊有各本詳加校訂，雖未必佳，而流弊要較少矣。” 這倒好像預感自己日后將投身教科書編纂事業而先立下了規矩。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成立之后，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教科書，開始時先有編纂蒙學讀本之計劃。關于蒙學讀本最早的文獻資料記載是蔣維喬1903年6月22日日記 ，然而到這一年底，蒙學課本并沒有定稿。1904年1月5日編譯所第6次會議上，與商務合資的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說：“小學讀本及續編蒙學讀本由數人具稿，并可選用日本成書材料及支那古人文章之適合者，其搜輯編次之事由張君總其任，與長尾會商。” 也就是說，原亮三郎給出了小學教科書的模式，照日本成例，適當加入中國古代故事，并指定此事由張元濟操辦。后來事情的進展沒有依順原亮三郎的思路，兩個星期后的1月18日，張元濟經過深入的分析研究，決定不采取日本現成教科書的模式，原來已編的蒙學課本也要推倒重來。是日上午，他去對蔣維喬說：“蒙學讀本，東西方各國考定者，皆以筆劃繁簡定淺深，已編之稿須將第一編重編。” 接下去，張、蔣、高及兩位日本合作者開始圓桌會議，討論編纂原則，有關內容多篇論文都有引述，本文不再贅言。總之，《最新教科書》的出版，非常好地反映了張元濟及其編纂團隊從他們一起步就形成了自主編訂教科書的理念。

二、普及和公平

張元濟說過：“今設學堂，當以使人明白為第一義。……無良無賤、無智無愚、無長無少、無城無鄉，無不在教育之列。” 這是教育公平的理念。因為他不是政府主管教育行政的官員，手中沒有掌握去推行這種理念的權力，他只能在他從事的教科書出版這項工作中去努力實踐。舉一個例子：女子教育，在封建時代，女子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連癸卯學制都還未能把女子教育列入正式的教育體系，直到1907年，清政府才有《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就在這一年，商務馬上出版了《初等小學堂用女子教科書》。雖然當時受限于男女分校，但這套教科書大大地助力了女子小學堂的發展。書中有《纏足之害》一課，說道：

衛生之道，運動為上，纏足則艱于行路矣。持家之道，勤勞為上，纏足則憚于操作矣。由是身體日弱，家事日廢，其危害非難知也。

光緒二十七年，特頒明詔，禁止纏足，至今其風稍戢也。

既痛斥纏足之弊害，又看到清末禁纏足之社會進步，正是適合女子教科書的好選題。

另一個例子是商務印書館十分重視南洋華僑子弟的教育。張元濟1906年到北京拜會清政府學部侍郎嚴修時就請他關注南洋華僑子弟的教育。商務印書館在此后的數十年間，也一直傳承這一理念。20世紀初，隨著國內停罷科舉，興辦新式學校，南洋華僑子弟教育也幾乎同步從設在宗祠、寺廟內的私塾、學堂轉向新式學校，大多采用了國內相同的商務版教科書。1930年代初，當地政府加強了對華校教科書的審查，同時也為了更好地為華僑子弟服務，商務在1930年代初開始編寫南洋版教科書。現存于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內最早的南洋版教科書是《南洋國語教科書》（初級小學第二冊），版權頁署“民國21年6月國難后第一版”，它直接證明了1932年1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總廠被日本侵略軍炸毀之前，就已有了南洋版教科書，只是“國難前”的版本目前尚未能找到。隨后，商務又出版了南洋版《復興教科書》，諸如南洋群島為什么沒有四季變化（《自然》），南洋諸島的面積（《地理》），南洋各國的歷史（《歷史》），南洋各國貨幣換算（《算術》）等具有南洋特色的內容十分豐富。這些教科書都在香港廠印刷后直接銷往南洋。

以上兩則，以及1907年為適應邊遠、貧困地區辦學需要而出版的簡明、簡易兩種教科書，能看到張元濟和商務編譯所諸君，目光不局限于少量精英，而是面向邊遠貧困地區學生、女生、華僑子弟等人數眾多的板塊，為教育普及和公平盡了最大的努力。

三、以人為本和人格培養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對受教育者的人格培養和知識傳授，二者不可或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格培養尤為看重。《最新教科書》在《編輯初等高等小學堂國文教科書緣起》中，開宗明義，指出“凡關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飲食衣服言語動作衛生體操等、居家如孝親敬長慈幼及灑掃應對等、處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愛國等，以至事務淺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動物植物礦物生理化學及歷史政法武備等，皆萃于此書。其有為吾國之特色如開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賢之嘉言懿行等，則極力表章之；吾國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纏足鴉片等，則極力矯正之，以期社會之進步改良。” 足見編纂者編纂國文教科書，不僅要使學生學會語文知識，同時要讓孩子們學會起碼的為人處世之道，學會將來長大成人后必須具備的品德和行為規范，也從入學之初即注意到了對學生正確世界觀的培養。這都是“怎樣做人”的教育，很好的反映出了張元濟和編纂者們不是把受教育者看作只會吸收知識的留聲機或攝錄設備，而是首先把他們看作有獨立人格的人，明確要從小培養他們成為能在社會上立足的人。這就十分明確地反映出張元濟團隊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商務版教科書中，對學生愛國思想的教育培養尤為重視。1912年6月至8月出版的《高等小學用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一套六冊，莊俞、沈頤編纂，高鳳謙、張元濟校訂，其編輯大意就有“表章中華固有之國粹，以啟發國民之愛國心” 一項。直到1932年“國難”后，國家民族的危亡意識十分突出，商務版《復興教科書》對愛國教育更為著重。《小學復興國語教科書》編輯大意中有“指導兒童從閱讀有關國家民族的文藝中，激發其救國求生存的意識和情緒” 一項。《共和國教科書》第四冊，即小學二年級下，學生識字不多的情況下，就有課文：

中華，我國之國名也。自我遠祖以來，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傳，以及于我。我為中華之人，豈可不愛我國耶。

其他如通過國旗、疆土、文字、語言、武備知識、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故事等來培養學生愛國意識的課文很多。

國文課本中對學生品格養成直接有關的課文不少，有些采用古人嘉言懿行，有的則是簡明說理，使學生在學習語言文字過程中潛移默化。以下兩課課文分別是講述尊師和節儉：

路遇先生

余兒行路中，遇先生，鞠躬行禮，正立路旁。先生有命，兒敬聽之，先生有問，又敬答之。俟先生去，然后行。人皆稱為知禮。

賈易

賈易七歲喪父，其母彭氏紡織以自養，令易入學讀書，有時與以錢，為果餌之費。易不忍用，積得百錢，仍以還母。

商務版教科書融匯德育教育，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從家庭倫理，個人日常生活細節入手，進而推及堅韌、信義、守法等，步步深入。其《修身教科書》，則完全是講人格、品德的養成。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髓融入近現代教科書之典范。

四、兼容中西

中國進入近代，對外部世界的了解的必要性逐漸為社會所認識，而維新派人士則是起著這方面的引領作用。商務編譯所在教科書內介紹西方文化，無疑是領先的，步子也不可謂不大，其實他們的起步，比后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早了十幾年。清政府壬寅和癸卯兩個學制本身在中國教育史上可以說是革命性的，幾乎完全是采用了西方的教育體制，而商務立即緊隨，編出《最新教科書》，也正是張元濟等人迅速領會和接受這個新教育體制的反映，也是他們大膽地付諸實踐后的成果。《最新教科書》和《共和國教科書》中，介紹西方優秀文化的課文也很多，試舉兩例：

汽機

英人瓦特少時見壺中水沸，壺蓋自開，怪而求其故，始知沸水化汽，其力甚大。遂因其理創制汽機。其制有鍋爐、有汽筒，有機輪，鍋中煮水，通汽于筒，激動其機，則輪自旋轉。汽力愈大，輪轉愈速。今日工廠、舟車均利用之。

時辰鐘

在講解完時鐘后有以下一段課文：

吾聞英人最重時刻，凡一舉一動，莫不嚴守規定之時刻，故成功既多，而精力不疲。我國則不然，飲食臥起，率無定時，操業就職，作輟無常……時辰鐘一小器耳，觀于用器之人，可以覘文化之高下矣。

此外，如《伊索寓言》故事，也已經在1904年編的教科書中出現。后來，張元濟、高鳳謙、蔣維喬編纂的《最新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中，就有介紹英國人司替芬孫研制蒸汽火車，世界博覽會，魯濱孫漂流記以及外國風景名勝等多篇。

張元濟兼容中西的教育理念，把受教育者置于世界之中，拓寬其視野，使其從小就了解中國之外的外部世界，這一理念一開始就得到了很好地發揮。然而，他是有尺度和底線的。“必學為中國人，不學為外國人”，“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種種學術，以與吾國之民質、俗尚、教宗、政體相為調劑，掃腐儒之陳說，而振新吾國民之精神。” 張元濟有堅守中華文化的定力，他吸收西方文化是為了豐富中華文化，發展中華文化，而不是用它來取代中華文化。這一理念在他主持編纂的商務版教科書中得到很好的體現和反映。

五、科學性

張元濟教育觀中的科學性，應該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教育工作必須符合教育科學的規律；二是教育內容必須是科學的，他特別提倡當時在中國還十分落后的自然科學。此兩者在商務版教科書中都得到反映。

《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編輯緣起中指出：“我國仿西法設學堂，迄今幾四十年而無明效大驗者，弊在不知普及教學原理，無小學以立之基，無國文以植其本，貿貿然遽授以高尚學術、外國文字，雖以適救時之用，而凌亂無章，事倍功半，所以行之數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 張元濟與編譯所諸君經反復研究，都認為“我國文字無字母，無假名，筆畫較繁，最難限定” ，這在國文課最難把握。他們堅持由淺入深的教育原理，講過摸索，做到第一冊出現的生字“第一課至第六課，限定六畫；第七課至第十五課，限定十畫；全冊限定十二畫。間有十余字過十二畫者，皆甚習用之字，且列于三十課以后” 。筆者做過統計，第一冊出現的漢字，平均筆畫數為8.0筆，這在繁體字時代應認為是比較少的。《國文》第一冊編寫過程中，編纂者注意到每課課文的字數從第一至四課每半課四字開始，以后漸次增多；深奧、冷僻之字及兒童很少聽到過的字，一概不予采入；德育和智育方面的取材，都選用兒童家庭、學校常見的事物，甚至講到花草景物，都要與學期、教學進度的時間相配合；書中配有大量插圖，足以引起學生的興趣。這一切都符合學生認知心理。如果編纂人沒有科學性理念，就不會尊重教育科學，不會去了解、認識、領悟學生學習心理的規律，更不會在編纂過程中時時處處采取必要和有效的措施，以臻出版物之完善。

《最新初等小學筆算教科書》編輯大意說，中國古代有六年授教之說，但沒有定期，后來對數學就略而不講，這就造成了人們雖已成年，卻不懂加減乘除為何物的狀況，小則日常生活中計算困難，大則測量、天文無從措手。“我國民智識卑陋，此亦其一原因也” ，對我國舊式教育中重文輕理的知識結構提出批評。《最新教科書》數學、自然科學各學科教科書齊全，《最新中學教科書》中的《植物學》和《生理學》（亞泉學館編撰）、《代數學》（謝洪賚編）、《熱學》和《磁學》（伍光建編纂），在1903年至1905年間陸續出版，這在我國近代理科教科書出版史上也是一批重要的成果。即使在《初小國文》教科書中，也有不少介紹當時最先進科技成果如電話、電報、蒸汽火車等的課文。

六、與時俱進

隨著時代演變、社會進步，教育科學、教育事業包括教科書編纂出版，必須做到與時俱進，相反若墨守成規，則必將使事業停滯和夭折。商務印書館的靈魂人物張元濟深諳此理，而反映在商務版教科書的編纂出版史上，是很明顯的，這一理念后來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承。

商務編譯所成立之始及其后的數十年，中國社會正處于大的轉型期。《最新教科書》獲得空前的成功之后，到1911年便走到了盡頭。1912年初按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指令做了一些訂正之后，集中力量在1912年年中推出整套《共和國教科書》，這是商務版教科書史上第二部大型的、課目覆蓋完全的教科書。它不僅宗旨適合于共和，文字也趨淺近，如《共和國新國文》第一冊第一課至第三課把原來《最新》版的“天、地、日、月”變成了“人、手、足、刀、尺” 。這套課本一直沿用到1920年代。

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對商務版教科書的發展影響很大，商務也適應形勢的發展，在1919年8月出版了由莊適編纂、黎錦熙等校訂的《新體國語教科書》，并逐步推及各學科。這里關鍵在于把“國文”改為“國語”，成為我國最早的白話文教科書。從文言到白話是一個巨大的轉折，不能一蹴而就。早在1916年7月22日，張元濟就“與夢旦談編輯《國文》事，前四冊可用語體” 。1917年2月4日張元濟與高夢旦、莊俞、莊適等談話中，說：“《國文》主張先編言文一致者若干……（《歷史》）不敘時代，仿外國演劇體。” 3月12日“托陳筱莊訪能編白話書人材” 。可見商務采取了穩步漸進的工作方式，起步早，而又不急于求成，幾年的積累，成就了白話文教科書出版史上的冠軍。1920年出版的《新法教科書》取得了進步，其《國語》編纂者有錢基博、黎錦熙、朱經農、周予同等名家，課文更為通俗易懂，貼近兒童生活。1923年2月商務版《新學制教科書》是為適應政府改用仿照美國“六三三”學制的新學制而編纂的，亦是商務版教科書中頗有影響的一部。權威學者吳研因、王云五、高夢旦、朱經農等46人參與編纂。今舉其《國文》第四冊第五十課《什么時候好》課文為例：

什么時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厭，聽不了，園里鮮花樹上鳥。什么時候好，夏天早晨好。月光淡，星光小，綠柳枝頭風裊裊。什么時候好，秋天早晨好。葉半紅，花半老，點點露珠霑百草。什么時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滿瓦霜花白皓皓。

此時張元濟、高夢旦已退居二線，王云五主持編譯所，編纂人團隊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更新。課文中生動活潑的白話，朗朗上口，風格與《最新》、《共和》大不相同，而與時俱進的教育理念卻得到了很好的傳承。

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諸君的教育理念，是從他們關心國家前途命運出發，基于對教育在其中的根本作用的認知，經過多年對教育的觀察、思考、研究甚或實踐而得出的，是他們對教育價值取向、教育宗旨、教育目的等的一種傾向性的觀念。他們的職務是編譯，因此也只能局限在教科書編纂，而不可能在辦學、教育理論研究等方面得到反映。然而，正是由于他們具有高屋建瓴式的理念作為工作的指導，才最終取得了半個世紀商務教科書編纂出版的時代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