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族漢化、民族融合是永嘉之亂至隋統一南北二百余年間的時代主題。然而孝文過激的漢化進程，一度造成鮮卑人的族群撕裂，間接引發了毀滅北魏帝國的六鎮之亂。這場帶有民族矛盾與政治分裂雙重性質的大亂，孕育了北朝后期分峙東西的兩大政治集團，他們對于漢化態度，難免受到北魏后期漢化與胡化矛盾的影響。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便是最終完成北朝漢化任務的西魏宇文泰集團。

宇文泰的胡風與漢風

宇文泰家族是胡風濃重的鮮卑武人，同時也是孝文漢化的受害者。宇文泰之父宇文肱是武川鎮的低級武官，在北魏末年清濁分途的潮流下，宇文氏家族與獨孤氏、賀拔氏等都長久地被抑壓于沒有出路的軍鎮。所以當六鎮起義爆發后，宇文氏家族的表現耐人尋味，時而與起義軍作戰，時而又卷入義軍的隊伍中與北魏官軍作戰。宇文泰父子兄弟五人，四人都死于這場浩劫。可以說，宇文泰沒有任何傾向漢化的感情理由。

宇文泰倚之以成大業的軍事政治集團，也多為六鎮武人。以后世稱道的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而論，八位柱國中宇文泰、元欣、獨孤信、侯莫陳崇、于謹五位均為鮮卑人，趙貴、李虎則是鮮卑化的漢人，只有李弼一位是漢人。十二大將軍中，元贊、元育、元廓、侯莫陳順、宇文導、達奚武、王雄、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除李遠、楊忠外，其余全是鮮卑或鮮卑化的漢人。

這樣一個軍政集團，天然帶著濃郁的胡風，似乎已經決定了宇文泰集團是一個野蠻的鮮卑族集團。然而對比魏末諸帥，宇文泰的作為，卻迥異于爾朱榮、爾朱兆、高歡、賀拔岳等人，鮮少見到其狠毒殘暴酷烈的性格特征和行為作風，而更像一位傳統的漢人統帥。

《周書·文帝紀下》在傳論中頌揚宇文泰“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此言固是后見之明，宇文泰出身低微的鮮卑武人家庭，天生親近儒術自然不可能，所謂的崇尚之言，當是指平定關隴后，信用蘇綽、盧辯、盧誕等漢人名士而言。但以一位鮮卑豪帥、傖荒武人，而能不排斥漢人經學，亦反映出他性格中沉穩、中允及開明的優點。

宇文泰雖然終生不改鮮卑語，他的幾個兒子直到北周末年還能使用鮮卑語，例如周武帝接對群臣還經常說鮮卑語，據《續高僧傳》載，天和四年（569年）周武帝與眾僧人對話說的鮮卑話，眾僧無人能懂，后來還得靠一位懂鮮卑語的僧人法藏從中通譯，才能繼續問答下去。但宇文泰卻不固執地堅持沿用鮮卑胡風，從其諸子孫的命名變化中可看出端倪。

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之周武帝

宇文泰本無漢名，鮮卑名叫黑獺，后來功成名就，取漢名為泰，黑獺變為字。其三位兄長都只有名而無字，子侄輩如什肥、菩提、菩薩、元寶、薩保等名，皆是鮮卑的漢譯音或是宗教名，這都是鮮卑風俗。宇文泰諸子，皆以傳統的漢字名之，如毓、震、覺、邕、憲、直、招、達、盛等，都與漢人無異，區別只在于，宇文泰的兒子們仍有一個鮮卑語的字，如長子宇文毓字統萬突，三子宇文覺字陀羅尼，四子宇文邕字禰羅突，五子宇文憲字毗賀突，其余諸子均是以突結尾，周一良先生曾有專論考證，說這是鮮卑人取名的習慣。到了宇文泰的孫輩，則是名、字皆取以漢字。如宇文泰之孫、北周宣帝宇文赟，字乾伯，其兄弟輩名、字也全是漢字，已是濃濃的漢風了。

當然，只從風俗上看，并不能說宇文泰就是完全回歸鮮卑或是傾向漢化，判斷一個軍事政治集團的傾向，自然要以政治作為為依據。

粉碎貴臣政治

貴臣政治是北朝胡族政權的一大通病。其通常形態，表現為宗室貴族或是強力輔臣掌握朝政，強勢臣子的力量凌駕于制度之上左右政治走向。

北魏如此，全盤繼承北魏的東魏北齊更是如此。高歡建立東魏后，出現過“四貴”，即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高岳。北齊武成帝時，又有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等稱為“八貴”。北齊后主時，再次出現韓長鸞、高阿那肱、穆提婆“三貴”。貴臣政治在變亂時代有其一定生存土壤，蓋因其事權在人而不在制度，反應速度與變通度都很高，有利于應對頻繁的戰爭和變幻不定的政局。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貴臣政治不僅對制度造成侵蝕，更直接瓦解君權，給政權帶來極大不穩定性。高歡及后代君主慮不及此，一定程度上縱容了貴臣政治，高齊國祚短促，與此不無關系。

西魏也有自己的招牌貴臣，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的名頭比高齊的四貴、八貴、三貴更響，但柱國、大將軍是西魏府兵系統的官職，宇文泰將這些貴臣的權力牢牢限制在軍隊范圍內，不使其越界掌權。對軍權的控制，宇文泰也防范得十分嚴密。八柱國之一李虎因早年推戴賀拔勝接掌關中軍團一事，一直與宇文泰若即若離，李虎死后，宇文泰即圖謀將其軍權收歸中央直接掌握。

十二大將軍之一達奚武本有資格升任柱國大將軍，但他得悉宇文泰的意圖，堅辭不受，而是推舉元氏貴戚元子孝接任。這是師法另一柱國元欣“從容禁闈”的故事，讓元子孝當一個掛名的柱國，而另以下級部屬實領兵。達奚武辭讓后，元子孝接任，兵權果真被宇文氏的姻親閻慶接掌——閻慶之母系宇文護姑母，宇文護又系宇文氏核心成員之一。

宇文泰的這種防范收到了很好效果，其穩健的運行體制很好地頂住了貴臣的覬覦。宇文泰死后，遺命年紀較輕、資歷較淺的侄子宇文護輔政。八柱國中的元老普遍忿忿不平，當年立下翊戴之功的趙貴、獨孤信尤為憤怒，密謀發動政變廢黜宇文護。二人功勛名位都非常高，但苦于權力一直被死死限制在軍隊，個人威望不足以挑戰宇文泰遺命，結果被開府將軍宇文盛揭發，政變就此流產。

對文臣的防范，宇文泰也頗有獨到之秘。《周書》42列傳，其中文臣傳僅10篇，較為顯名者只有蘇綽、盧辯二人，這一比例遠遠低于同時期的北齊。《北齊書》列傳亦為42篇，但文臣傳多達22篇。不僅數量差距巨大，北齊地位較高的文臣，在政局中發揮的作用也帶有貴臣政治的特點。

文襄帝高澄任用崔暹、崔季舒、陳元康等文臣，二崔極力打壓鮮卑勛貴，一度凌駕鮮卑勢力之上，結果在高澄遇刺后招致強烈反撲，幾乎被處死。文宣帝高洋重用楊愔、燕子獻，楊愔權力過大，引發宗室力量的敵視，終于導致一場奪位斗爭。武成帝高湛及后主時代，祖珽一度擅權，親手導演了斛律光被殺事件。北齊文臣反復做出超越權力范圍的事，其實正是胡族貴臣政治的變相傳承。

宇文泰十分信任名士蘇綽，不僅全面接受了他的政治思想，諸如復周禮、行六條之制、推行文書賬目格式等等，還授予他極大的決策參與權。宇文泰每有外出巡行，為了不耽誤處理政務，竟能把預先蓋印的空紙留給蘇綽，允許他臨機制宜，事后只需及時匯報便可。蘇綽向宇文泰舉薦的人才，宇文泰知無不任，其中多有因此而當上大官的。

但是宇文泰骨子里對蘇綽也是有所提防的，并沒有無限制地讓他參與一切政治決策。以東西魏五次大戰為例，蘇綽僅參與了沙苑之戰的討論，其余歷次戰爭均未見其蹤影，這既可理解為術業有專攻，也可理解為宇文泰刻意將其擯斥于軍事之外，以防其涉及面過大。河橋之戰后長安變亂一事，更能鮮明地看出宇文泰的用心。

河橋大戰西魏失利，西魏安置在長安附近的原東魏降卒趙青雀率眾作亂，輔佐魏太子出奔避難的，是大將李虎和尚書仆射周惠達。特別是周惠達，此公雖位居高位，又是蘇綽的引薦人，但實在沒有什么過人之處。宇文泰將其尊于顯位，蘇綽卻始終屈居下僚，只任職行臺度支尚書，其政治地位與宇文泰表面上的信任并不匹配。

對受重用的人進行抑制，表面上看似乎委屈了蘇綽之類的能臣。但從長遠來看，既利于國也利于個人。西魏北周的文臣隊伍沒有出現擅權爭權的白熱化斗爭，在有力的皇權約束下，始終發揮的是積極作用，這是宇文泰嫻熟的政治手腕帶來的長遠效應。我們不能以后見之明，反過來推定宇文泰就是本著防范貴臣政治的原則限制文武貴官，而只能說，宇文泰成熟的政治心態與高超的馭下之術，達成了限制貴臣政治的客觀現實。

當然，必須承認，宇文泰死后，一度出現長達十余年的宇文護專政情況。這是不是貴臣擅政呢？其實當在兩可。宇文護輔政究其實質，是宇文氏皇權代際傳承的特殊形態，彼時宇文泰諸子不足以鎮懾諸老將，宇文氏宗室人丁單薄，皇權傳遞面臨極大危機，所以宇文泰去世前才冒著兒子被篡權的風險遺命侄兒輔政。而從宇文護后來履行職能的情況看，他很好的發揮了過渡作用，以貴臣命名其實并不準確。

辮發、窄袖的鮮卑服飾風格

復鮮卑姓與賜胡姓的爭論

宇文泰的諸項政治措施中，也有被目之為鮮卑化逆流的。比如復鮮卑姓與賜胡姓。

西魏大統十五年（549年），魏帝下詔“詔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復舊。”（《魏書·魏本紀第五》）這一政策，專門針對的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鮮卑人改漢姓。北魏帝室的姓氏由元氏改回拓跋氏，其余諸改姓者都恢復了太和漢化前的原貌。

魏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又以強力手段推行了賜胡姓。據《周書·文帝紀下》載：“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后，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后，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如果說第一波復鮮卑舊姓，還只是特定人群的改革，那么第二波次的全面賜胡姓，并且是賜了一些極不常見、已經無人使用的胡人老姓，這一行為的涉及面、影響力，就足以令論者坐不安席了。這難道不是對北朝民族漢化潮流的瘋狂反撲嗎？非也。

復鮮卑舊姓與賜胡姓，從時間點上看，都比較敏感。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便可發現一些端倪。大統十五年是西魏府兵建制比較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八柱國”中的六位，都先后晉升為柱國大將軍，這標志著柱國、大將軍體系的完善。府兵系統是西魏賴以生存的軍事根基，宇文泰一直對維系軍人凝聚力比較關注，甚至不惜采取重賦斂的方式維持府兵的供給。在如此重要敏感的關頭，宇文泰做出一些超乎常理的行動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復鮮卑舊姓便是這些超常行動中的一環。

如上文所述，柱國、大將軍中多數為鮮卑人或鮮卑化漢人，恢復舊姓相當于強化鮮卑民族認同，拉近宇文泰與諸大將的感情距離。這與宇文泰與柱國、大將軍廣泛通婚，從其意圖上看是別無二致的。

恭帝元年賜胡姓，歷史節點也值得琢磨。賜胡姓的內容其實有二，一者，對大量功勛卓著的戰將賜予鮮卑姓，《周書》中記載了多達30位的胡漢將領被賜姓為新的鮮卑姓；二者，府兵系統中按照部兵與主將同姓的原則賜胡姓，比如隋朝名臣高颎的父親高賓，因其隸于獨孤信的帳下，便被賜姓為獨孤，高颎直到隋朝建國后，還被文帝獨孤后稱之為“獨孤”。

若說以改易姓氏籠絡軍心，大統十五年的復舊姓已可籠絡大部分高級將領，為何恭帝元年又有如此大范圍地賜姓？其動力來自于宇文泰的政治意圖。

宇文泰扶立元氏建立西魏，前后經歷了四位元魏皇帝，分別是孝武帝、文帝、廢帝、恭帝。文帝在位十七年甘心當傀儡，與宇文泰相安無事，但元氏皇族并不甘于任宇文氏擺布。廢帝上臺后，隨即爆發了宗室元烈謀變之事，史書對之語焉不詳，宇文泰以雷霆手段處死元烈。廢帝對此頗有怨言，宇文泰隨即于553年逼其退位并毒殺之。

恭帝元年，西魏相繼吞并了漢中、蜀中和荊州，疆域大幅增加，國力不斷增長，宇文泰的政治威望也隨之不斷上升。之前宇文泰之所以沒有取魏而代之，就在于國內人心不附，還須借元氏的招牌籠絡人心。此時距西魏開國已過去了20年，若是再長久拖下去，難保不會夜長夢多，再出現元烈事件，那就是弄巧成拙了。

對比東鄰，高氏已在550年篡魏建齊，宇文泰大概覺得時機條件已然成熟，或許已在逐步展開禪代之事。而大范圍賜軍人以胡姓，加強對軍隊的控制，似是諸多準備工作中的重要一項。

然而無論本心如何，宇文泰復舊姓、賜胡姓，畢竟在形式上造成了一定胡化影響，對孝文帝以來已趨主流的漢化風潮是一大倒退。畢竟政治家也是人，人的所作所為不可能全都有客觀理由。作為鮮卑族的首領，又親身經歷了魏末漢化造成的災難式影響，宇文泰不可能不對本族文化有所認同，一些政策偶有回流，想來也是可以理解的。從大局看，這一形式固然造成不好的影響，但終究影響不了宇文泰主張漢化的主流意圖。

遠法周禮的漢化精神

漢化落實在政治層面，最核心的是制度的創革。在這一方面，宇文泰無疑引領了北朝的潮流。

宇文泰統一關隴后，對儒術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周書·儒林傳》載，“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

這段話的重點在結尾：復姬旦之茂典。

宇文泰并沒有受過什么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對儒術產生什么興趣，古奧艱深的儒家墳典并不是他一個代北武人所能理解的。支撐他崇尚儒術的動力有二，其一是尋找治國的理論武器，其二是占領政治法統的高地。

第一條好理解，畢竟十六國以來諸胡受漢化潮流影響已深，諸國基本上一建國就要全盤沿用魏晉舊制，石勒、苻堅開太學、重用儒生的行為，給后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真正能體現出過人之處的是第二條。

宇文泰擁立北魏孝武帝入關，從法統意上說，本來要比高歡擁立的清河王之子元善見更為正統。但孝武帝入關不久便與宇文泰發生齟齬，被后者毒殺。高歡抓住這一把柄，反復實施軍事、政治之撻伐，加之東魏擁有的國力優勢，西魏的法統基礎其實很薄弱。

相比一直自謂為正朔的南朝，西魏更無法與之相提并論。即如高歡，也自承不及梁朝法統，《北齊書·杜弼傳》載高歡之評論云：“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

面對東方和南方兩大強國，怎么辦？宇文泰石破天驚地創造出復周禮、設六官的手段。

從時間上看，宇文泰于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方始下令依《周禮》設六官，但這一過程卻不自當年始，而是經過十幾年的醞釀，政治和學術準備都達到了一定程度，才全面鋪開的。

西魏大統年間（535-551年），蘇綽就先后幫助宇文泰制定了二十四條新制、十二條新制，下發了復周禮的指導性文件《六條詔書》，其闡述的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等內容，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蘇綽還以革易魏晉以來浮華的文風為切入點，將官方文書格式改為西周的大誥，從各方面營造復周禮的氛圍。

復周禮的著眼點在于哪里呢？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宇文泰將西魏法統內涵直接上承西周，以復古改制的方式，對抗南朝傳承的中原正朔和東魏北齊的漢魏舊制。毫無疑問，在當時的狀態下，這是宇文泰解決法統危機唯一可走的路。關隴地區殘破的文化環境，迅速被宇文泰集團以周禮為旗幟統領起來。如《周書·儒林傳》所描述的：“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 同傳中肯地評價西魏北周的文化風氣，“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

宇文泰復古改制沒有走當年新莽復周禮的老路。周制六官的創設中，雖然恢復了西周公、卿、大夫、士，撰次周禮朝儀，車服器用全依古禮，但其實際行政制度，卻并沒有食古不化。

六官是指中央的六個行政部門，分別是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以其具體職能而論，大致能和后世的吏、戶、禮、兵、刑、工相對應。實際施行過程中，周禮官制其實僅在中央及少數州郡推開，絕大部分地方行政系統仍然是漢魏舊制，畢竟在實際運用中，漢魏制度比遙遠呆板的西周制度更為實用。六官制一度造成北周制度雜蕪之局面，但此事應當觀其大者，復周禮、設六官起到了紹緒古法穩定人心的作用，至于制度雜蕪這些技術層面的弊端，則是可以左右處之的小節，總體上看，宇文泰的復古改制是積極的進步的。

宇文泰一生對于北朝民族融合無疑是做出了積極貢獻的，雖然他依違于胡漢之間，對本族的風俗文化不能做到決然的斷舍離——這固然也是不符合人的基本情感認知規律的，但他終于能以靈活務實且大度的政治策略，在數百年漢化大潮中完成看似水到渠成卻也難能可貴的臨門一腳，這位杰出的鮮卑政治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