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平時私底下經常聽到關于國內各種攝影節的批評聲，但是在今年11月底去廈門看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之前，我還是抱了很大的希望。畢竟在這個攝影季中，能夠看到從法國阿爾勒國際攝影節帶過來的優秀攝影作品，以及集美·阿爾勒發現獎的提名作品，我相信一定會有所收獲的。

乘坐高鐵到達廈門北之后，才知道廈門已經開通了地鐵，這對我這樣一個喜愛軌道交通的人來說，真的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換乘途中，就已經看到通道上方的屏幕上正在播放有關集美·阿爾勒攝影季的消息，而馬路上許多地方也都能看到廣告，多少能感受到這個活動在廈門應該已經成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事件。 

因為到得比較早，正好趕上施瀚濤、吳鼎、嚴懌波三位同樣從上海去的嘉賓在言幾又書店做的講座《影像中的哲學思考》。看到觀眾濟濟一堂，踴躍提問，氣氛熱烈，而且所提的問題質量都相當高，真是讓人感到驚喜。我感受到，這座城市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做好了接受世界優秀藝術作品的準備。

看展覽：阿爾勒單元VS發現獎單元

今年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的展區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在廈門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內，主展場則設置在集美區新城市民廣場展覽館。據說，今年的規模已經有所縮小，往年在廈門島內也有一些展區，規模更加龐大。不過，在我看來，這樣的規模恰到好處，更有利于集中展示優秀的攝影作品，而不致于被多余的展覽空間所累，為了填充空間額外增加展覽內容，反而容易導致展覽整體質量下降。

本屆攝影季由印度影匯、阿爾勒單元、集美·阿爾勒發現獎、中國律動、無界影像等八個單元組成。今年的展覽主賓國是印度，在《回眸印度攝影：從殖民到當代》、《催化劑》這兩個部分展覽中，不僅能夠看到印度豐富的歷史影像資料，了解到殖民時代攝影在印度的運用，以及外國殖民者看待印度的視線與影像控制，還能夠看到一批當代攝影家在全球化、多樣化環境下對印度的觀察，以及對社會性別、身份政治以及移民、亞文化等諸多問題的探索與批判。

阿爾勒單元則帶來了今年夏天在法國阿爾勒攝影節上亮相的八個展覽，能夠讓我們領會到目前世界優秀攝影作品與相關的攝影研究。其中讓我感到相當震撼的是菲利普·尚塞爾的《數據地帶》，他以直接攝影的方式不斷拍攝、記錄并探索世界上的各種敏感區域，將世界各地的生態創傷、混亂的社會狀況、現代化的衰敗與危機展露在我們面前。展覽占據了相當大一個展廳，整個空間被若干粗大的支柱分隔開，照片與照片之間互相對照呼應，非常形象地交織成一個充滿危機的所在，讓人心生恐懼，不得不對人類所面臨的現代性危機進行反思。

伊萬潔利亞·科里亞特的《生者，死者和海上人》則向我們呈現了一個充滿悲情的光怪陸離的世界。攝影家所關注的是世界各地社會交易鏈條下的個體命運，在那些像電影場景一般充滿劇情感的照片中，那些被殘酷的現實逼迫到絕境的個體正努力追尋屬于自己的溫暖，守護自己的尊嚴。這些弱勢群體、邊緣人士的群像，將我們的視線重新折射回我們自己的身上，讓我們學會如何把握自己靈魂中該有的對抗之力。

當然，最讓我關注的還是集美·阿爾勒發現獎這個單元中的作品。相較于那些創作方式更趨向于傳統攝影方式的阿爾勒單元中的攝影作品，發現獎單元中的作品則更多地趨向于當代藝術式的創作模式。

例如本屆發現獎得主易連的作品《癡人說夢》就是用成百上千張他睡夢狀態下的肖像照來營造一個夢幻荒原，照片上如彈幕般寫滿了他所做的每一個夢，展廳中則設置了幾個影像裝置，播放他拍攝的一些錄像作品。這些錄像或荒誕不羈、或離奇詭異、或安靜神秘，建構出另一個非常具體的平行世界，人們在展廳中徘徊觀看，仿佛在現實與夢境之間穿行出入，身陷于某種亦真亦幻的漩渦之中。

轉身進入隔壁展廳，就會迎面撞上屏控小姐打出的“無意識拳”。所謂“拳”，就是對自身遭遇的現實問題的對抗，而“無意識”則精確概括了她“出拳”的狀態——某種直覺的、條件反射式的應激反應。在《退步的小動物》這件作品中，她將視頻的時間軸反轉，讓小企鵝的前進變成后退，并將影像反轉成為負片，產生某種抽象的效果，表達了她對“進步”與“退步”之間關系的某種反思。在《理想的圖》中，她將“理想（RISO）”速印機印制出來的圖像（Risograph）轉化成隱喻，借以表達自己對“理想的政治意識”的某種天真的想象。而圍繞在展廳周圍的一排標語“假如我獲獎我就，分參賽者一人十千？”，則直接將拳頭對準了既有的評獎機制。

在另一個展廳里，吳鼎運用攝影、錄像、聲音、語言、色彩、裝置等不同媒介手段，通過視覺元素來演繹哲學或精神性的話題，讓空間中的每個元素互相聯系、啟發、轉化，形成了某種理性的混沌場域，讓人從中體會到某種終極的秩序。

在劉紆的作品《停泊在車站的愚人船》中，一個個被現行社會秩序強行排擠出去的那些“愚人”——臺北車站里的流浪漢，正對著鏡頭外的觀眾絮絮叨叨地訴說這自己內心那片不為人知或者說人們不愿意去了解的世界。

同一面展墻的另一邊，展出的是嚴懌波的作品《渾沌》，他所關注的同樣也是社會上的一些邊緣人。他的作品賦予這些被人有意無意忽視了的群體以某種尊重的視線，凸顯他們在社會中的存在，同時他也以自己的方式探討了現在幾乎對所有人的生活都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監控問題。此外，張文心、彭可、唐晶等其他幾位發現獎的提名藝術家也都帶來了非常優秀的作品。在我看來，他們的作品即便是放在國際上也都毫不遜色。

聊問題：如何擁有一個良好的藝術環境

不過，本次攝影季也同樣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身為藝術總監和展覽執行的零零，在本次攝影季中既是女性攝影師獎的評委之一，同時也是被提名藝術家的策展人，這種情況難免會讓人產生疑慮。盡管事后有消息稱零零最終沒有真正參加評選，但是作為一種常識，理應從一開始就要避嫌，以免引發人們的合理性質疑。此外，在展覽制作上，也存在很多不專業的地方，展場搭建整體上品質較低，有很多地方木板變形、墻面不平，甚至一些照片粗糙的輸出裝裱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展覽的效果。

12月6日，微信公眾號“聯合公告”發表了一篇文章《行業失范已成常態，藝術家該如何應對——以集美阿爾勒攝影季為例》。這篇文章是由本屆及往屆集美·阿爾勒攝影季的部分參展藝術家聯合發起的一個聲明，文章中詳細講述了集美·阿爾勒攝影季存在的一些問題，除了上述這些情況外，還提到了很多藝術家、策展人在參與整個項目的過程中遇到的在評選、溝通、展覽準備、合同、布展制作、差旅條件等方面的各種問題。當然，其中提到的大部分內容，早就已經是國內藝術行業的通病，但恰恰因為如此，這樣的發聲才越發珍貴且有意義。除開藝術機構本身的問題不說，之所以這些問題會成為行業通病，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藝術家、策展人的集體失語。

這讓我聯想到今年8月日本愛知三年展期間發生的一個事件。本屆愛知三年展中有一個名為“表現的不自由展·其后”的展中展，展出了一系列曾經遭到審查并被撤展的藝術作品。主辦方加入這個單元，目的就在于反映日本藝術領域中存在的言論不自由的現象。然而，這個群展中有一部分涉及慰安婦問題的作品遭到了很多保守派人士的反對，在日本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甚至有人揚言要帶煤氣罐到展覽現場搞破壞。主辦方被迫于開幕后第三天關閉了這個群展。

然而，主辦方的這一舉措引起了很多參展藝術家的不滿。很快地，參加本次三年展的72名藝術家便聯名發表聲明，要求繼續開放“表現的不自由展·其后”的展示，并對來自日本社會的恐嚇威脅以及相關的政治介入表示抗議。終于，在藝術家們的共同努力之下，這個展覽于10月8日開始重新開放。開放當天，展廳外排起了長隊。

通過這一事件，我們可以明白，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藝術家之間的某種共識與力量，也能夠明白國外藝術家與藝術機構、以及政府機關之間的制衡關系。不難想象，如果他們在面對一些問題與壓力時主動選擇集體失聲的話，那么他們也就無法維護自己的權利，也很難維持自己的創作水平與展覽質量，甚至直接危及整個藝術行業的發展前景。可以說，他們在這次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是作為藝術家必須具備的基本素養與責任。

在我看來，聯合公告上的這篇文章，就是中國藝術家尋求主動發聲的一次積極的嘗試，他們的行為與“表現的不自由展”事件中的那些藝術家的行為并無二致，都是以合理的方式履行了自己身為藝術家的責任與義務。盡管這些藝術家選擇了匿名的方式，但這并不能說明他們怯懦，而恰恰說明了國內藝術行業內部的畸形與不健全已經嚴重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果仔細閱讀，就會發現這篇文章其實并沒有提出什么具體的針對性的訴求，既沒有要求賠償也沒有要求道歉，而僅僅羅列出了藝術家策展人所遭遇的各種問題。

顯然，他們并不是將自己放置在與藝術機構相對立的立場上，而是希望能夠與機構一起面對這些客觀存在的問題，通過自己的努力，幫助藝術機構正視并改正問題。這是一種開放式的態度，而非那種帶有功利性的、以徹底顛覆為目的的惡毒攻擊。歸根到底，這些藝術家、策展人也是非常珍惜、重視這樣的發表機會，抱著合理溝通、共同進步的目的提出這些問題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篇由多名藝術家、策展人及工作人員共同發出的公告才是本屆集美·阿爾勒攝影季的最佳作品。他們清楚，僅僅只是抱怨是于事無補的，因此勇敢地揭示出平時僅僅只存在于人們私下閑聊中的一些問題，用自己的行動來提示解決問題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同時，他們也用自己的實踐說明了一個非常切實的問題，那就是，如果藝術家、策展人自己不重視保護自己的權利，就不會有任何人替他們來重視并保護他們的權利。藝術家、策展人應該積極承擔起監督、修正藝術行業的責任和義務，積極而大膽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用合理的方式、開放地心態去提出自己的建議與看法，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擁有一個良好的藝術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