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單身女性凍卵起爭議

上周，全國首例因“冷凍卵子”而引發的一般人格權糾紛公開開庭審理，帶動了單身女性生育權的相關話題，在倫理與法律層面之外，這次的討論似乎還有關于技術。

據澎湃新聞報道，12月23日上午，全國首例因“冷凍卵子”而引發的一般人格權糾紛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了此次案件中的當事人徐棗棗（化名），獲悉徐棗棗提出的凍卵需求卻因為其身份為單身女性的原因遭拒，“在向多個法院請求立案被拒后，今年9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最終受理了這起全國首例因‘冷凍卵子’而引發的一般人格權糾紛案”。徐棗棗對澎湃新聞表示：“我咨詢了中介機構，目前只能去國外凍卵”，去泰國凍卵費用大概10萬，美國需要20萬，這還不包括每年存儲的費用。

在知乎相關條目下，有網友指出“凍卵這項技術原本就是為癌癥病人發明的，因為化療有一部分概率會對生育能力造成永久性損傷”。該網友作為“癌癥患者、凍卵親歷者”引用英國的例子稱：“英國……癌癥患者凍卵是免費的，然而如果單身女性為了生育保障去做凍卵術，花費還是很可觀的，一輪凍卵就要花費8-9千英鎊，每年的冷凍費也要1000鎊左右。”另據《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的報道，“在日本一個取卵周期下來，需要花費兩萬多元（人民幣）”，而“在美國，一個周期取卵的價格要在2萬美元左右”。

2003年7月10日原衛生部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冷凍卵子即人類輔助生育技術的一種。

根據澎湃新聞的報道，徐棗棗及其代理律師于麗穎認為這是一起影響性訴訟——雖然是個案的私利救濟，但背后有公共意義的討論價值。于麗穎認為原衛生部2003年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作為一個部門規章，已經有較為明顯的滯后性，亟須根據社會現實做出修改和調整。

“單身女性是否具有冷凍卵子的權利？其實，上述衛生行業的管理規章都沒有做出明確規定。有觀點認為，《規范》第三部分第13條的規定否認了單身女性冷凍卵子的權利，但是該條只是規定禁止給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法律學者王文娜在澎湃新聞發表的《單身女性凍卵爭議：技術進步了，法律也要跟上》認為：“冷凍卵子不屬于《規范》第13條規定的不能對單身女性實施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現行的規章并沒有直接限制單身女性冷凍卵子的權利。”關于單身女性凍卵爭議，她提出觀點：“隨著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親子關系的認定將變得更加復雜，還是希望正在修訂的《民法典》回應這些爭議問題，公民的生育權利本身不宜由衛生‘技術規范’來決定。”

知乎網友TEDCJK在相關話題下提出“生育與婚姻綁定才是本案的實質”，他認為：“現有法規中，輔助生殖措施的適用對象主要是醫療目的的夫婦，之所以單身女性被單列禁止實施人力負責生殖措施，是因為現有技術條件下單身男性無法獨立生育，因此只要禁止單身女性實際上就相當于禁止了所有單身人士（反之則由于捐精、捐卵的存在，特定情況下女性可以獨立生育）。”此外，他也提到在某地方條例中有支持單身女性生育子女的相關條文“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并無子女的婦女，可以采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手段生育一個子女”，此信息尚未及核實。

中新網在報道《單身女性凍卵起爭議：未婚凍卵為何成法律空白？》中采訪并引用了長期從事性別社會學研究的天津師范大學教授王向賢的觀點：“‘單身女性凍卵并無不妥。’她分析稱，傳統公序良俗里，生育和婚姻是捆綁關系，但婚姻實際上并非保證子女健康安全的防線，即便單親母親也能養育好孩子。”王向賢認為，“單身女性凍卵并不會與非婚生子產生直接關系，因此無需上升到絕對禁止層面，更應保證女性的選擇自由”。

該報道同時也引用了其他法律人士的分析：“如果當下即刻允許未婚女性凍卵，背后同樣涉及諸多法律禁止的活動。……如凍卵之后，可能會滋生買賣卵子、代孕行為等一系列目前法律禁止的問題。同時，若被凍卵人不幸去世，卵子的歸屬問題也牽扯其中。”

【國際】雷蒙·威廉斯談撒切爾英國的文化抵抗

英國大選在工黨大敗、黨魁科爾賓辭職中落下帷幕，盡管它對全世界進步主義者產生了不小的打擊，但關于英國政治的討論還在國際輿論中升溫。近日，雷蒙·威廉斯學會網站（The Raymond Williams Society）發布了一篇首度被翻譯成英文的1980年由迪迪埃·埃里本（Didier Eribon，法國作家、哲學家）對威廉斯的訪談。訪談首發于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在訪談中威廉姆斯討論了大眾傳播、新左派、文化研究、六十年代、工人階級以及對撒切爾的文化抵抗等議題。1970年代后期英國遭遇金融危機的沖擊，撒切爾剛剛帶領保守黨贏得選舉成為英國首相，便大刀闊斧開始了新自由主義改革。英國的工人階級進而成為了遭受打擊最嚴重的群體。威廉斯在1980年提出的文化領域在抵抗中的位置，在今天依然有著參照性。（訪談由Edward Lee-Six從法文譯為英文。）

“文化”與“意識形態”之爭

威廉斯首先談及1960年到1980年這二十年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在英國的發展。他指出在1960年代之前，一些認識論的方向改變已經在發生，比如在文學領域，研究者開始對其提出社會學性質的問題，但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社會學方式回答這些問題，六十年代見證的顯著變化與新左翼思潮的發展相關，那時出現的新作品都與政治現象相關。這些研究有三個表現：首先，對典籍文學的研究引入了社會學角度。第二個發展很快的是對通俗文化，尤其是電視、電影和通俗小報的研究。第三，與通俗文化研究齊頭并進的是對亞文化的研究，及社會中的少數群體的另類文化，因為研究者不可能滿足于把大眾文化當作資料集合那樣研究，而不考慮這些群體如何使用這些資料。這些研究都很活躍，生產出很多意義非凡的政治性著作。

在這過程中也有很多理論性的探討，最重要的是圍繞著“意識形態”問題。阿爾都塞的研究被以一種不加批判的方式從法國進口到英國，與英國強調“文化”的觀念形成了強烈碰撞，這一碰撞所形成爭辯基礎一直非常活躍。出于歷史原因，英國的社會學研究一直以”文化“的概念為中心展開，威廉斯自己早期工作完全集中于追溯文化觀念的源起，以及不同群體對“文化”多樣性的實踐。他在《文化與社會》中強調了“文化”一詞的三種意義。第一，它在非常反動的意義上被用來指認與現代發展相對立的傳統價值。第二，它也被用來區分“文化”和“文明”，前者是知識與藝術范疇，后者是物質范疇。第三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文化概念，它被視為與社會組織有必然關聯的活動范疇。英國知識界的傳統就問繞著“文化”這些相互沖突的意涵而展開。威廉斯將文化觀念的源起追溯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試圖探尋哪些知識群體在使用文化的哪一種意涵。《文化與社會》一書嘗試區分這些不同意涵，以便說明有效的、真正的“文化”意識是第三種，即文化必定是社會生產和社會組織的組成部分。

而在威廉斯看來，引入“意識形態”的概念與他所提出的文化的第三種意涵并不必然沖突，只是需花一些精力來澄清，因為在嚴格意義上，意識形態并不承認文化的“雜交屬性”，而認為所有的文化生產要么是統治階級的意識產物，要么是被統治者的從屬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分析文化，就僅僅需要展現它在社會不同階層中的位置即可。然而，從威廉斯提出的文化的第三種意涵出發，盡管文化被理解為社會生產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更為復雜的性質，不同于“非統治即被統治”的邏輯，它還有另外的特征，即威廉斯所稱的“剩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和“新生文化”（emergent culture），前者指從社會組織早期形式中遺留下來的，而后者指的是從給定社會中的反抗性/替代性運動中產生的。它們盡管受到統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卻不能簡化于此。這就是“文化”與“意識形態”概念的沖突之所在。這種爭論對新左派在1960年代行動路徑中有著直接影響，因為那些對“意識形態”持教條觀念的人宣稱，認為存在剩余的、替代性的、反抗性的文化僅僅是幻覺，所有的文化僅僅在統治意識形態的框架中運作。而威廉斯和其同路人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但同時“新生文化”的空間一直在被創造，而政治活動正應該在這里展開，因為政治活動也包含了創造這些替代性空間的努力。

“大眾傳播”之辯

這種思考模式與新的傳播媒體所扮演的新角色相關：電影，廣播，電視，民間小報等。這些新生工具被英美文化研究領域的一些人稱為“大眾傳播”，而威廉斯和另一些人則反對“大眾傳播”這一提法所產生的暗示。首先因為這個概念是從大眾市場的資本主義描述中借來的，對其運作過程中充滿變數和復雜過程的理解則不被允許。在這里，你必須區分所謂“大眾傳播”的不同受眾，比如電影的社會學空間是聚集在一起，而電視的社會學空間則是分散的——很大的觀眾群卻分散為以朋友、家庭甚至個體的社會關系結構。把這些不同的狀況拉在一起置于“大眾傳播”旗號下在威廉斯看來是一個錯誤。在他看來，真正的大眾傳播屬于早先的處境：大眾的集會、大規模的人群聚集在單一空間。而新的媒體則帶來了新的處境：受眾巨大卻分散。而把媒體作為“大眾傳播”研究的人，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工具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生產了一種浸透性意識，讓受眾無法在媒體所言之外做出任何反應或思考。

盡管威廉斯在對這些媒介的研究之中，批判了這些媒介的絕大部分文化生產。但他認為在1960年代，電視所構成的空間讓反抗性和替代性文化與新觀眾建立了聯系。在1960年代，新的“激進”劇場，“激進”紀錄片都在電視上找到了自己的空間。當然，當權者注意到了，于是機會受到了限制，這些縫隙進而被關停。但是需要注意從威廉斯所批判的觀點來看的話，這些縫隙本就不可能產生，因為“大眾傳播”的觀念意味著這些大眾傳播工具僅僅表達主流社會的價值，即統治階級的價值所提煉出的可被粗暴傳播的形式。

文化領域的斗爭作為抵抗運動前線

回到現實，即威廉斯所接受訪談的撒切爾執政的1980年代，他認為對那些激進實驗的消滅已經完成了。這時候在英國看電視，會得到簡單的“大眾傳播”派式的解讀，但是在另一方面，威廉斯并不認為人們會像“大眾傳播”理論讓我們所相信的那樣不加批判地接受那些電視上的議程。談及英國彼時的經濟危機，威廉斯談到了英國的右轉。在過去幾年的工黨執政中，方向也和保守黨并無二致。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危機在文化上得到了調解，即大量涌現出所謂的“解決方案”，而這些解決方案無不圍繞著對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壓制而展開。這是一次非常公開的攻擊，與“正常的”對工人階級的敵對有很大不同。“工人階級和工會是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確鑿的解釋。這一文化意義上創造和傳播的解釋驚人的成功，而對示威抗議行為的壓制立場也同時誕生。特定的解決措施是以“工人階級是一切邪惡的根源”的假設為根據，包括增加失業率、關閉工業區等針對英國某些工人階級地區的“懲罰性措施”。

被問及文化領域的斗爭在當前撒切爾主義的保守時代是否還那么重要時，威廉斯指出，威權主義與英國式生活的某些領域真正的自由主義傳統相沖突，逐漸顯露出來自由抵抗運動似乎不足以抵抗威權主義浪潮。但是，1960年代的運動讓此前主導英國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共識不復存在，但抗爭者所以為的1960年代的共識可以存留下去，卻被右翼打破了。在這種情況下，威廉斯認為文化斗爭至關重要，因為這是對危機建立解釋的地帶，以便其它實踐行動可以跟隨。保守黨政府的議程僅僅是改變工人的態度，讓他們不再從組織好的工人階級和工會的視角出發來看問題，于是他們便可以更溫順的從“國家利益”出發。

回到前面提到的“替代性空間”，威廉斯指出，各種反對派和另類組織在工廠層面開展的草根自組織比這個世紀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但是很難預測這僅僅是極少數活躍分子的成果，還是一個更廣泛的工人（以及那些被危機所影響到的人）抵抗運動的第一步。在威廉斯的印象里，這些文化抵抗運動正在英國特定地區發展，尤其在威爾士、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這些地方受到的打擊沉重，當然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之間萌芽。正是以文化抵抗為前線，整體的斗爭持續展開。盡管有人懷有恐懼，但是左翼真正打開空間的可能性比過去十五年來更為現實，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右翼強硬進攻的唯一實際的替代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