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7日，華盛頓是個蕭瑟的陰天，年輕的民主黨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一襲綠裝，被一群年長的議員簇擁。她在這里與麻薩諸塞州參議員愛德華·馬基（Edward Markey）共同舉行一場新聞發布會，宣布同時在參眾兩院提交一份決議案，將一個名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構想正式列入國會議程。

3個月前，這位年僅29歲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經濟學優等畢業生和前餐廳服務員剛剛以綠色新政、全民醫保、聯邦就業保障、廢除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等綱領在中期選舉中勝出，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女議員、一顆最明亮的政治新星。勝選一周后，她出現在青少年環境運動“日出運動”（Sunrise Movement）在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希·佩洛西辦公室的請愿現場發表演說，共同請求即將成為議長的佩洛西在國會推進“綠色新政”，讓氣候行動全面升級。此后“綠色新政”的媒體曝光和網絡搜索量都直線飆升。

綠色新政，這個得名于“羅斯福新政”的美國夢，不僅重塑了美國乃至歐洲對氣候政策的想象，而且由于它需要巨大的公共投資，也促使一派源自凱恩斯主義的非主流宏觀經濟學思想向主流經濟學發起正面挑戰。

要氣候行動，也要社會正義

這份14頁的決議案名為《認識到聯邦政府創造一個綠色新政的責任》，計劃提交參眾兩院投票表決，如果通過，它也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有助于凝聚國會共識，是一個宏大政治愿景的第一步。

決議案在開頭，引用稍早聯合國旗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關于實現控制溫升1.5°C的特別報告和美國聯邦科學家制作的最新全國氣候評估報告，指出應對氣候變化的極端緊迫性，這意味著如果應對不力，人類將面臨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和一系列嚴重自然災害，經濟將受到重創，國家安全亦將受到威脅。而為了實現世紀末1.5°C的控溫目標，科學界的權威評估指出人類必須在2030年之前將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減少40%～60%，并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這意味著在這場新聞發布會發生的時候，人類還只剩下11年來確保1.5°C目標不提前成為泡影。

決議案繼續指出，這只是美國與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美國還有自己獨特的問題——嚴重的經濟、社會不平等。40年來，美國工資增長停滯，國家經歷了去工業化，勞動政策傾向于反勞動階級，這些讓美國面臨著1920年以來最大的收入不平等，2008年開始的大衰退的最初幾年，1%的人收割了全國91%的收入。與此同時，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縮短，對很大一部分美國人來說，清潔空氣和水、健康食物和充分的醫療、住房、交通和教育等基本需求都難以企及。而氣候變化，已經并只會持續加劇這些不平等，美國的原住民族、有色人種、移民、去工業化和人口空心化地區居民、窮人、低收入工人、女性、老年人、無住房者、殘疾人和年輕人，首當其沖。《決議案》將上述種種人群統稱為“前沿和脆弱社群”（frontline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所謂“前沿”，離害最近之謂。這些社群，在美國歷史上屢遭剝奪，又往往難以分享發展的果實，即便在挽救美國于大蕭條、貢獻于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的誕生的“羅斯福新政”中，其中一些群體也被排除在外。而面對氣候危機，和它向人類提出的盡快實現能源轉型的任務，美國迫切需要一場堪比羅斯福新政的“綠色新政”，通過規模宏大的聯邦政府干預和財政支出來促進可再生產業發展，同時創造“數以百萬計”優質就業機會，從而首先解決美國面臨的雙重挑戰，繼而引領世界轉型。這將是美國自羅斯福新政和二戰動員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經濟和產業動員。

具體而言，《決議案》提出：由聯邦政府啟動一個為期十年的全國動員，一方面大力投資于基礎設施的升級和維護，在2030年動員期結束時，實現美國100%電力來自可再生、零排放的清潔能源，并具備高能效、分散式的智能電網。與此同時發展清潔的制造業和運輸業，提高建筑物能效，降低農業排放。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綠色新政創造高質量的有工會的就業機會，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和發展機會，并確保受到能源和經濟轉型沖擊的工人得到薪酬保障和福利補償。其中或許最引人矚目的，是它還提出向所有美國人提供就業保障（jobs guarantee），并附帶 “足以支持家庭的薪酬”、充足的假期和退休保障。

“今天我們真正開啟了一個全方位實現美國經濟、社會和種族正義的議程。”奧卡西奧-科特茲在發布會上說。

但是，在美國的政治語境中，擴大社會保障必然會引發意識形態沖突。有記者問奧卡西奧-科特茲，是否擔心這會大幅增加政府赤字，給特朗普和共和黨提供口實，民主黨將要搞大政府？奧卡西奧-科特茲答道：“我覺得這很可笑，因為現任總統試圖把政府擴大到女性的身體（指反墮胎），希望擴大政府從而在我們南部邊境上建設拘留中心，把孩子和他們的父母分離，他們希望擴大政府來擴大軍費支出，即便我們沒有戰爭要打或應該去打。所以，這不是誰在擴大政府的問題，而是服務于誰的問題，而我們選擇服務于美國人民。”

盡管修辭有力，但并不足以平息質疑。《決議案》沒有涉及預算，也沒有籌資方式的說明。盡管奧卡西奧-科特茲在6月表示預計10年總耗資“至少10萬億美元”，但是2月發布會第二天Bloomberg上一篇評論估計每年將耗資6.6萬億美元，是聯邦政府每年稅收的三倍，是美國GDP的34%，文章的標題叫“綠色新政將讓美國開支到湮滅”。同月，又有中右翼團體更把加碼推上了10年93萬億之多，并將其換算成每個家庭的稅收負擔，好更準確地扣動普通選民的神經。這樣的數據和修辭被不斷重復。繼而，右翼將綠色新政視為用氣候政策外衣推進左翼議程的“特洛伊木馬”；“務實”的聲音則指出，應當將氣候政策與社會政策區分開來，捆綁在一起必將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

3月，由于參議院民主黨人抵制共和黨人的程序操縱而拒絕投票，《決議案》未獲通過。而同為民主黨人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也尚未同意為綠色新政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推進綠色新政立法。

但是，綠色新政的提案無疑極大地改變了公眾和政界對應對氣候變化途徑的想象力和抱負。對公眾來說，原來覺得應對氣候變化是高度專業化的事情，屬于精英，與自己的直接聯系可能是未來會征收的碳稅——一種再怎么也算不上令人愉快的代價。而綠色新政則，不再是關于稅收而是政府支出與工業振興，不是關于精英行話而是關于普羅大眾的新的權利和福利，因此贏得了廣泛的民眾支持，尤其是年輕人。在它的啟發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經開始實施自己的綠色新政計劃。它也深刻地影響了民主黨的選戰。在迄今26名民主黨2020總統候選人中，18名表示支持《決議案》。它也被認為成功刺激了民主黨候選人大幅提高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投資價碼。伯尼·桑德斯在8月推出的氣候綱領提出聯邦政府在十年的動員期中投入16.3萬億美元，尋求到2030年讓美國的電力和運輸系統實現完全零排放，到2050年整個美國經濟實現擺脫化石能源，與此同時，創造2000萬個就業機會，從而“終結失業”。

綠色新政的立法也在繼續推進。2019年11月14日，桑德斯又與奧卡西奧-科特茲聯合提出了一份新的法案《公共住房的綠色新政法案》。它與《決議案》中的愿景相契合，再次將氣候政策與公共福利政策結合在一起。它提出以1720億美元的政府投資對美國全部120萬套因政府投入欠賬而年久失修的公共住房進行翻修和升級，提高其能效并建設就地可再生能源設施，由此產生的減排效果相當于減少120萬輛燃油汽車。與此同時，桑德斯和奧卡西奧-科特茲預計該法案每年創造24萬個就業機會，而且，它們盡可能被提供給居住在這些公共住房中及其鄰近地區的低收入者。

綠色新政不僅是一個美國夢，而且也得到了國際的回響。英國工黨在2019年4月提出要開展一場“綠色工業革命”，政府推動的經濟轉型與社會正義相結合的路徑，與美國的“綠色新政”若合符節，但汲取了自己的歷史資源。同月，前希臘財長、政治經濟學家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衛報》撰文提出實施一場“國際綠色新政”，將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范式從氣候談判的那種以自我犧牲為前提，因而國國有動機推卸責任的“囚徒困境”，變為效仿二戰后重振歐洲經濟的馬歇爾計劃，各國相互配合加大投入推動綠色經濟轉型，在應對氣候危機的同時終結2008年經濟危機后的財政緊縮政策造成歐洲國家普遍公共投資嚴重不足的情況，共享綠色經濟轉型的果實。他認為，以財政平衡、“量入為出”為信條的緊縮政策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困頓，仇恨排外政治的抬頭也肇端于此。在10月的另一篇文章中，他警告一輪新的衰退正在來臨，一場綠色新政是唯一合理的應對方式。

可以說，無論是何種版本的“綠色新政”，都涉及雙重的“從節制到擴張”——從把注意力集中在“節制”各國的排放量，到“擴張”新能源產業和綠色經濟；從財政的“節制”（緊縮），到財政支出策的擴張。而綠色新政構想的來源，要從這個詞在上一次被密集討論說起。

金融危機中的“少數派報告”

有可能最早使用“綠色新政”這個概念的，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他是《地球是平的》的作者、自由放任全球化的鼓吹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在2007年初的一篇評論中提出應該實施一個“綠色新政”，來推動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發展實現能源轉型，同時刺激經濟。同年秋天，一個由經濟學家、財稅學家、記者編輯、社會活動家組成的小團體在凱恩斯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安·佩提佛（Ann Pettifor）在倫敦的公寓里頻繁聚會，討論如何規劃一場“綠色新政”。佩提佛在2006年曾以《迫近的第一世界債務危機》（The Coming First World Debt Crisis）一書預言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到來。他們的報告在2008年7月發布。他們預見到，正在降臨的這場金融危機可以與30年代大蕭條相提并論。而氣候變化、金融危機和不斷上升的化石能源價格提供了一場“完美風暴”帶來一場新的“新政”，在應對這多重危機的同時改造制造了這些危機的世界金融體系，使其重拾公共性，服務于大眾福祉。

后來發生的事情眾所周知。美國政府用公共財政拯救制造問題的銀行，美歐央行進一步將利率降到趨近于零試圖恢復市場的借貸信心，又先后利用非常規手段“量化寬松”（央行用新增貨幣向市場購買政府債券）向銀行、養老基金、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輸送大量貨幣，希冀它們能夠積極借貸或投資從而激活經濟。可是，經濟一片蕭條，利率卻探底，機構雖有了錢但不愿借貸或投資于實體經濟，寧愿用它購買債券和股票等資產，推高了其價格，使富者益富。原本是希望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涓滴效應”流經金融系統潤澤整個經濟，不想卻成了“推繩子”——對一頭的推動影響不到另一頭。但不管怎樣，全球經濟病人得到了挽救，但卻是帶病延年。經濟止跌回升，失業率得到控制，但工資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擴大。

一個顯著的現象是，在低利率和量化寬松創造的寬松的借貸環境下，歐美上市公司紛紛用向銀行借來的錢回購自己的股票，從而炒高股價，增加股東收益，卻不愿投資于生產與創新。研究股票回購的經濟學家William Lazonick認為這就是美國為什么沒能率先開發出5G的原因。

而與此同時，政府卻開始勒緊褲帶。2008年后，歐洲在經歷了短暫的經濟刺激之后，轉而開始聽從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教誨，向已經深陷蕭條的經濟施加財政緊縮政策，因為據說這會讓私營部門預期未來的稅負和利率都會更低，因而對未來更有“信心”。這套邏輯被稱作“擴張性財政緊縮”——政府花錢越少，民間投資就越多。而美國本就崇尚“小政府”，在危機爆發后短暫的財政刺激后，美國從2010年也開始大幅削減政府開支。緊縮政策拆除社會安全網，使在經濟危機中生活已經陷入困境的普通人陷入更深的困境，引發了抗議和騷亂，乃至如今排外政治的抬頭。不僅如此，緊縮讓成千上萬普通民眾手頭吃緊、消費不足，因而延緩了經濟復蘇。與此同時，政府投資嚴重不足——在美國，凈公共投資（投資減去折舊）只占不到GDP的0.5%；在歐元區，這個值十年來持續是負數。

2008年金融危機與美國大蕭條時的相似。兩者都是因為全民過度舉債投機遭遇崩盤后陷入深度恐慌，社會對經濟的信心崩潰，造成銀行系統停擺，經濟陷入嚴重通縮。羅斯福在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影響下選擇“反周期”行之，通過加大政府支出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它通過在公共部門創造大量就業，把斷裂的貨幣經濟鏈條重新接續起來——讓一部分人有錢可花私營企業的產品就有了銷路，繼而帶動更多的就業，繼而是更進一步消費和生產的循環。這個過程中完成的公共工程，則服務于此后的長期的經濟增長，或實現了環境的修復。

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的美國工人。

在相似的語境下，“綠色新政”一度頻頻被作為應對危機的政治提案提出。聯合國環境署、歐洲議會綠黨成員、英國工黨戈登·布朗政府，以及奧巴馬在競選期間和上臺后都提出或部分實施過不同版本的“綠色新政”。后兩者的方案得到實施，但后來，財政緊縮邏輯在大西洋兩岸占據了優勢，工黨根據佩提佛的“綠色新政小組”的建議組建的國有綠色投資銀行，被隨后上臺的保守黨政府私有化，奧巴馬政府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提供了900億美元推動能源轉型，被稱作美國“史上最大的能源法案”，但在中期選舉之后也偃旗息鼓。

距金融危機爆發11年，落下的病癥仍在，經濟仍然貧血，產能開動不足、勞動力參與率都處在歷史低位、工資增長停滯，而繁榮只屬于金融市場。有了這樣的歷史語境，如今新一波的“綠色新政”呼聲就更容易理解，只不過，氣候危機離我們更近了。

在危機面前快速實現整個經濟的去碳化，必然需要大量的技術創新。而說到創新，意識形態爭論又躍上前臺——“綠色新政”要求政府“看得見的手”的強力干預，而這只手不擅長引領創新，那是自由的市場競爭的成果！但事實似乎并非如此。為了破除這種教條，奧卡西奧-科特茲及其同僚在準備綠色新政方案的過程中與經濟學家馬里亞納·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密切合作。后者的研究顯示，與通常認為私營企業是創新的引領者不同，歷史上關鍵的技術革新幾乎總是由政府用公共財政進行的先期投入的成果，從飛機、核能、登月、計算機、互聯網、生物科技到iPhone和特斯拉電動車。變革性的、能夠創造新市場的技術風險太大，不能用單純的成本收益分析來衡量，需要公共財政耐心的長期投入。而毫無疑問，這種投資的成果，也應普惠于民。

公共機構不止是監管者，它們是創新的主要資助者——2018年9月在與奧卡西奧-科特茲初次見面時，馬祖卡托讓她使用這樣“正確的語言”與公眾溝通，不然在公眾眼中，“你就只是一個好心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無聊的左派政客。”

“我們支付得起我們能做的事”

回到前面的那個問題——政府是否支付得起綠色新政？

“是否支付得起？”是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也是個蹊蹺的問題。它經常與其說是個問題，不如說是個陷阱；與其說是提問，不如說是在恐嚇選民。奧卡西奧-科特茲在一次接受CNN訪問時說：“我們只有在談到具有道德正當性的事情的時候口袋才是空的，但說到給億萬富翁減稅和發起無盡的戰爭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輕松地變出錢來。”她同時提醒觀眾關注公共投資的收益，以及不投資所付出的社會代價。

特朗普在2018年給富人的減稅達到兩萬億美元，同時，根據美國政府自己的估算，按照現有的排放軌跡，到世紀末氣候變化每年給美國造成多達5000億美元經濟損失，幾乎是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的兩倍。而氣候變化的破壞絕不限于經濟。

但是，這樣的“拆招”只是政治回答，要贏得普通大眾的支持，還是需要經濟學回答。

佩提佛曾在2018年奧卡西奧-科特茲競選議員期間為她的“綠色新政”計劃出謀劃策。她2019年出版的《綠色新政的理由》（The Case for the Green New Deal）一書的第一句話是“我們支付得起我們能做的事。”（We can afford what we can do.），概括了這位凱恩斯主義者的財政觀。她在2019年9月發表的《綠色新政之美在于它能自己買單》一文中寫道：桑德斯提出通過削減軍費，并向大企業加稅來支付他的16.3萬億氣候預算，但是在她看來，加稅總是會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即便明確只針對大企業加稅，右翼也總會辯稱這最終會被轉嫁到普通消費者和勞動者身上，即便事實并非如此。她建議不用加稅的方式，而是通過向商業銀行和央行獲得信貸，并向退休基金、保險公司和個人儲戶借入其既有儲蓄來籌集資金，而這些債務最終都可以用經濟增長創造的稅收來償還。

但是，即便用舉債拖延避開公眾對加稅的膝跳反應，大規模赤字也仍然面臨著觀念障礙。這種觀念認為政府赤字不僅削弱“投資者信心”，“透支未來”（好像不應對氣候變化就不透支未來），而且如果涉及向央行借貸（通常所說的政府“印鈔”），還會造成惡性通脹，物價飛漲。魏瑪德國和津巴布韋的惡性通脹總被引為前車之鑒。

現代貨幣理論：從重新理解錢開始

有一派經濟學家不僅對這種恐嚇不屑一顧，而且甚至不認為赤字終究需要用稅收填補。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經濟學教授、伯爾尼·桑德斯競選活動經濟顧問斯蒂芬妮·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在2018年11月的文章《我們支付得起綠色新政》，試圖打破公眾對通脹成因的定見。她寫道：“通脹并不是由政府創造的貨幣量引起的，而是貨幣試圖去購買的生物物理資源的多寡，比如土地、樹、水、礦產和人力資源”，“只要政府支出不超出經濟體的完全生產能力（full productive capacity），即經濟學家說的‘充分就業’，那么物價就不會失控。”換句話說，只要一個經濟體的產能還沒有充分開動，政府的“印鈔”就不會帶來惡性通脹。更多的貨幣能激活更多的產能，從而“吸干”貨幣量。

2018年斯蒂芬妮·凱爾頓在馬里亞納·馬祖卡托的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院一個活動上。

凱爾頓是一場正在興起的經濟思想運動的一員，這就是“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這是一種被歸為“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少數派思想。除了凱恩斯，其思想還汲取了德國經濟學家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克納普（Georg Friedrich Knapp，1842～1926）的“貨幣國定說”（chartalism）和經濟學家阿巴·勒納（Abba Lerner，1903～1982）的“功能財政”理論（functional finance），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之到來的緊縮政策的陰影中逐漸受到重視，如今在綠色新政的聚光燈下又獲得了全新的能見度。尤其是奧卡西奧-科特茲在2019年1月向媒體表示“對現代貨幣理論保持開放”、“它完全應該成為一場更大的討論的一部分”之后，這場原本主要在博客和社交媒體發表和討論的非主流經濟思想運動，徹底突破了媒體圈層，“MMT”成為一個熱詞。

現代貨幣理論，首先是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貨幣數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正面駁斥。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最近發表在《紐約書評》的文章《反對經濟學》反的就是貨幣數量理論以及它所帶來的財政平衡/緊縮意識形態。文中寫到這一理論可以一直追溯到16世紀，當時有人發現大航海使美洲的金銀得到大量開采之后，歐洲的貨幣就開始出現嚴重的物價上漲，因此認為通脹的成因是貨幣數量的增加。但是格雷伯指出，這一理論的致命錯誤在于，歷史上絕大多數南美黃金和白銀并沒有抵達歐洲，而是在中國和印度購買香料、絲綢等奢侈品花掉了。而且，對貨幣的需求和鑄造本身也是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結果，因此通脹有更復雜的成因。

但不管怎樣，貨幣數量理論認為，流通中的貨幣數量的增加，會導致物價成正比上漲，卻未必帶來實際產出的增加。上世紀60年代，芝加哥學派領軍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將建立在貨幣數量理論基礎上的“貨幣主義”思想發揚光大。貨幣主義認為保持貨幣供應穩定是政府經濟政策的第一要務，這樣才能保證物價穩定，市場于是會自動實現“充分就業”，政府過度干預只會導致經濟失衡。但弗里德曼的“充分就業”與凱恩斯主義的不同，他的是在政府不加干預情況下經濟達到“平衡”之后的一個“自然失業率”，但在凱恩斯看來，正如側翻的船依然可能“平衡”地浮于水面，經濟也存在“就業不足的平衡”，需要外力干預來實現真正的充分就業。戰后歐美政府在凱恩斯主義的主導下，靈活調配利率、稅收和公共開支矢志實現真正的“充分就業”，與貨幣主義思想正面沖突。1968年，弗里德曼聲稱正是這些調控造成了貨幣的過度供應，釀成了當時的通脹。這一聲稱影響深遠，撒切爾和里根上臺后，貨幣主義決定性地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在經濟政策中的地位。“穩健財政”（量入為出）成為業已奪權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被越來越多的政府主動或被動接受。一場以1936年《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開啟的“凱恩斯主義革命”就此偃旗息鼓。

但是，現代貨幣理論對貨幣的性質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不同于貨幣數量理論把貨幣想象成一種由外部輸入的物質實體——多少噸的金子、銀子，多少萬億由銀行單方面創造的鈔票。它認為貨幣是“內生”的。貨幣就其起源而言本質上是信用、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借據”——持有這張“借據”的人未來可以用它換回相應的產品和服務。在金本位被廢除之后，現代經濟體的貨幣再次成為一種純粹的信用安排。

這體現在一個并不廣為人知的事實——現代經濟體中絕大多數的貨幣其實并不是人們想象中那樣，由央行發行的，而是由商業銀行通過放貸創造的。人們一般以為銀行放貸資金來自它所吸收的儲蓄，但是事實是，當有人去銀行申請一筆信貸的時候，銀行就以一筆新增電子存款的形式把新的貨幣創造了出來，并無需印成紙幣。所以說，是信貸先于存款，而非相反。由于絕大多數的人都把絕大多數的錢都存在銀行里，因此即便不以儲蓄為基礎，銀行系統一般不會出現“缺錢”的問題，只要大多數人都能按時還本付息。商業銀行滿足一定的監管條件就可以創造貨幣，國家承認這些貨幣等同于法幣，銀行放貸的規模也不像人們通常以為的那樣，受制于央行的“貨幣乘數”，央行在通常情況下只是通過利率來調節全國貨幣的總量。

這本不是國家機密，但當英格蘭銀行（英國央行）在2014年3月發布了一份報告證實這一點的時候，還是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不僅公眾感到意外，倫敦智庫“正向貨幣”（Positive Money）在201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英國議會85%的議員也不清楚貨幣的創造機制。每天都在公開進行，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事情知曉率卻如此之低，很可能不是偶然。有人認為這是崇尚金融去管制的經濟權力刻意用學科教條遮蔽的結果。

貸款并不來自于他人的儲蓄，而是來自商業銀行發放的信貸，而且這些放貸行為往往極為草率，這進一步解釋了為何金融危機之前經濟體中信貸泛濫，而且這些錢絕大多數沒有進入生產領域而是被用于房屋按揭，推高了房價。以英國為例，盡管40年來消費物價通脹平均約為4.4%，但據“正向貨幣”的統計，在大約同期該國貨幣的增加速度卻達到每年11.5%。

既然現代貨幣的本質是信用而非實體，可以由商業銀行在可以收回貸款的預期下憑空創造出來，那么公共財政也是一樣的道理。在現代貨幣理論看來，它可以被認為是全體公民授予國家政府的一種信用，擁有貨幣主權（可自主發行貨幣且匯率浮動）的國家政府可以在預期新增貨幣還能夠繼續促進經濟繁榮的前提下持續地發鈔來滿足財政需求，而無需依靠稅收和舉債，也無需“平衡財政”。“我們支付得起我們能做的事”，同樣是現代貨幣理論派的信條，但凱恩斯主義通常認為，應該只在出現大量失業的時候實施大規模赤字開支刺激經濟，而現代貨幣理論派卻不僅不認為財政赤字是問題，而恰恰認為財政盈余才是問題——政府的盈余意味著民間的虧空，政府的赤字則意味著民間的積蓄。用充分的開支追求充分就業，才是公共財政的目標。

另一方面，現代貨幣理論認為，只要經濟體尚未達到充分就業，只要仍然有閑置的人力、物力會因為新貨幣的注入而煥發出經濟活力，惡性通脹就不會發生。但它也關心通脹問題，畢竟在貨幣供應超出實現“充分就業”所需后，通脹依然可能發生。不同于貨幣主義傾向于使用加息來減少貨幣流通，現代貨幣理論則是主要靠加稅。稅收的目的不再是為政府籌資，而為了回收貨幣、防止通脹。同時，稅收還有助于確保法幣的地位，因為人們需要用法幣來納稅。此外，稅收依然可以被政府用來調節財富分配和懲罰污染等不當行為。用現代貨幣理論旗手之一，美國巴德學院經濟學教授拉里·蘭道爾·雷伊（Larry Randall Wray）的說法：“我們拿稅收收入怎么辦？燒了。”

巴德學院經濟學教授拉里·蘭道爾·雷伊。 

奧卡西奧-科特茲的綠色新政方案中引發尤其多爭議的是“全民就業保障”計劃。雖然美國人經歷過羅斯福新政時期的“以工代賑”并從中受益，但是“全民就業保障”的深度與廣度都遠超前者。批評者認為這種“大鍋飯”將過分耗費政府財力，其產出質量也值得懷疑。但是，在現代貨幣理論中，全民就業保障不止是一種福利，而且是維持經濟平衡運轉的一個重要零件。

什么是就業保障？根據澳大利亞經濟學家、“現代貨幣理論”的命名者和第一本教材的合著者威廉·米切爾（William Mitchell）的解釋：就業保障是指政府在任何時候向任何一名想要接受保障就業的公民無條件提供一份不限期的工作，并向其提供固定的最低工資，以及與其家庭結構匹配的福利。

這自然讓人想起羅斯福新政時期由政府直接雇傭的從事公共工程建設的就業機會。但是米切爾認為，這些就業機會都不夠穩定，更關鍵是，由于其工資水平較高，與私營部門爭搶勞動力，推高了工資，因而具有通脹傾向。而全民就業保障恰恰是有助于抗擊通脹的。這是因為，由于支付的是最低工資，與私營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價拉開了差距，因此保障就業不會與市場化的就業競爭勞動力，而是永遠扮演著一個隨時準備著接納被經濟周期沖刷下來的勞動力的“緩沖庫”的角色。而建設這個緩沖庫，非但不會加劇通脹，反而有助于抑制通脹。因為，當工資水平較高的私營部門工資相對物價開始變得太高，有可能引發通脹的時候，政府就更可以放手通過加稅和減少公共支出來制造衰退，抗擊通脹。原本這種局面下勢必出現大量失業者，但現在他們就可以進入就業保障這個“緩沖庫”繼續就業。這樣，抗擊通脹就不必支付過高的社會和道德成本。而主流經濟學在通脹面前，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自然失業率”概念所表露的那樣，將失業視為反擊通脹的“必要的代價”，任其“自然”。但是在現代貨幣理論的倡導者們看來，這一點都不自然，而只是貨幣主義“穩健財政”意識形態的結果。這么做的結果（即便不是意圖），是把決定就業水平的權力留給資產階級。

威廉·米切爾等合著的現代貨幣理論視野下的教材《宏觀經濟學》。

在米切爾看來，全民就業保障也是“綠色”的，有助于將經濟產出引向環境可持續的方向。因為，為了避免沖擊私營企業，公營的保障就業工作內容應當與私營部門充分拉開差距，而私營企業通常不會做的是那些體現為大量公共利益的工作，最典型的就是環境保護，比如森林復植、固沙、治理水土流失等等。與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諾德豪斯這種認為應對氣候變化不應妨礙經濟增長的新古典主義者不同，威廉·米切爾寫道：“未來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必須考慮經濟增長的環境風險因素。潛在的臨界點效應和不準確的自然資本生命周期數據告訴我們：一種風險厭惡（risk-averse）態度才是明智的。”除了環境保護，米切爾認為社區服務工作，如老年人與兒童照護、邊緣青少年支持、刑滿釋放人員回歸社會等，也同樣是可以用就業保障補上的短板。

斯蒂芬妮·凱爾頓在前述赫芬頓郵報的文章中也提醒讀者：拋開對財政赤字的執念，轉而關注“真正重要的赤字”—— 生物多樣性赤字、潔凈水赤字、環境消納污染能力的赤字，以及教育赤字、與家人共處時間的赤字、身心醫療服務赤字、預期壽命赤字，以及免于失業、免于被迫接受“饑餓薪酬”的自由的赤字。就是說，生態和社會可持續的發展才是最“經濟”的發展，永遠值得用公帑投資。

邊緣經濟學的歸來

作為反對主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一聲集結號，現代貨幣理論自然招致了對手的頑強抵抗。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eth Rogoff）將其稱作“災難配方”、“巫術經濟學”、“胡扯”，將現代貨幣理論派稱作“邊緣”（fringe）經濟學家。而后者的回應總是不甘示弱，并通常能在博客和社交媒體獲得大量網絡擁躉的力挺，甚至有一群關注社會正義的黑人牧師發表聲明支持現代貨幣理論，譴責薩默斯所代表的經濟瀆職。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政府系教授詹姆斯·加爾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之子）在回應羅格夫的批評時寫道：現代貨幣理論首先不是一套政策方案，而是對凱恩斯在《貨幣論》中就曾揭示的現代信用經濟運作方式的一種描述——即政府通過開支創造貨幣，通過稅收消滅貨幣。批評者的指責大多緣于不能接受這種貨幣理論。

因此，在現代貨幣理論派看來，批評者認為政府“印鈔”會引發通脹是故意忽視這一理論獨樹一幟的通脹應對策略；而至于批評者們認為的政府赤字開支會抬高利率，從而“擠出”私營部門投資，那是因為他們假設貨幣總量是固定的。另一種批評是，現代貨幣理論假設經濟體是封閉的，而如果是開放經濟體，那么政府大量發鈔會導致本幣匯率崩潰，導致進口昂貴，外幣債務更加難以償還。而現代貨幣學派則回應道：國家應盡可能避免借入外幣債務，因為這本身風險過高，同時應開辟自行賺取外匯的渠道解決外匯開支需求。這自然令主流經濟學界大跌眼鏡。《經濟學人》雜志的一篇文章說和現代貨幣理論派談經濟學，就像和人一起看足球而對方堅持認為球沒有動，動的是球場和門柱。

現代貨幣理論不僅面對新古典主義的批評，也來自“凱家”同門的批評。比如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新凱恩斯主義者”保羅·克魯格曼在與斯蒂芬妮·凱爾頓的公開論戰中，同樣認為政府赤字會“擠出”私人投資。凱爾頓則回應稱這是因為克魯格曼使用了她作為“后凱恩斯主義者”所拒斥的“IS-LM”模型（希克斯-漢森模型），該模型甚至被其創造者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自己拋棄，因為它忽視了凱恩斯對“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強調，簡化了宏觀經濟現象。

事實上，這反映了凱恩斯主義的內部分裂。在凱恩斯《通論》出版后，從約翰·希克斯、莫里斯·阿萊（Maurice Allais）到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等一批經濟學家開始將其“吸收”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把它的宏觀經濟學觀點重新安在后者基于“理性人”假說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上。這套新的框架被命名為“新古典主義綜合”，由此發展出的宏觀經濟學思想被稱作“新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主流中占據一席之地；拒絕這套思想的則成了“后凱恩斯主義”，進入經濟學的“邊緣”，大多沒能在一流大學獲得終身教職。但是他們稱新凱恩斯主義為“雜種凱恩斯主義”（bastard Keynesianism），為新自由主義的崛起鋪平了道路。

用英國政治經濟學家、上議院議員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凱恩斯：大師的歸來》（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這本觀照現實的思想史著作中的說法，新凱恩斯主義者“由于接受了把凱恩斯所拒絕的古典理論以數學形式復活的理性預期理論，他們把通行證賣給了新古典主義者（New Classicals）。”后者也被斯基德爾斯基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與新凱恩斯主義共享著“主流經濟學”的桂冠，兩者都試圖以微觀的個體的“理性”行為來解釋并預測宏觀經濟現象，同時相信市場在長期中可以實現自我平衡。但凱恩斯思想的認識論基礎恰恰是人類無法逃脫的“不確定性”，人們往往無從獲得充分的信息以作出明智的經濟決定，而人也并不總是“理性”，這導致市場難以自我達致平衡同時實現充分就業。因此需要政府“看得見的手”以財政支出形式加以干預。這不是因為政府就能掌握充分信息，而是因為它能提供確定性，能未雨綢繆。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凱恩斯：大師的歸來》。  

斯基德爾斯基，這位歷時30年完成三卷本《凱恩斯傳》的經濟思想史家在今年8月的《就業保障的理由》一文中說他尚不確定現代貨幣理論就是挑戰正統‘穩健財政’思想的最佳途徑。但他贊賞美國綠色新政方案中提出全民就業保障背后的精神和意圖。他寫道：“在凱恩斯革命崩潰后第一次有嚴肅的政客提出政府具有維持充分就業的道德和財政責任。這就是給就業保障一場公平試驗的最好理由。”但他看到，這場試驗依然面對巨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障礙，他引用凱恩斯在1943年對現代貨幣理論的原型、勒納的“功能財政”理論的評論：“他的觀點無懈可擊，但是請老天幫幫任何想在我們理念發展的當前階段用它來說服普通大眾的人。”

但是，理念也正在發展。當氣候危機的籠罩，一場“以毒攻毒”的救市沉疴泛起，反財政緊縮的抗議幾乎同時在法國、智力、厄瓜多爾、黎巴嫩等國的街頭進行，新自由主義的死訊開始密集流傳。此時，“邊緣”經濟學的起義本身也是對大眾理念的重建。如果新自由主義已經死于2019，那么2020，會不會是歷史重新開啟的一年？

（蔣亦凡是一名關注國際環境政治的記者。他的郵箱是：yifa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