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人們也往往會帶著繼往開來的胸襟，來回眸逝去的365天。非常關心世界的中國人，自然也將東鄰日本納入了視野之中。

一說起2019年的日本，人們也許會認為，噢，2019年的日本，最大的事情，那當然是老天皇的退位、新天皇的繼位，當然，還有那年號的更改。在《讀賣新聞》公布的讀者對于2019年十大新聞的評選中，此事被列為第一位。確實，一次又一次隆重的典禮，各家媒體強烈的聚光燈，以及眾多國民匯聚在皇居外面的誠摯的熱情，“平成”的謝幕，“令和”的開啟，似乎都顯示了日本迎來了一個新時代。

可是我卻要說，新老天皇的更迭，年號的更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2019年的日本，或許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少，是一件不甚重要的事。日本沒有王朝的更迭，年號的改元，歷來都是波瀾不驚。唯有近代以后1868年的明治改元，遷都東京，可以說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上一年踐祚的年少的睦仁天皇，在一年多之后才將年號“慶應”改為“明治”，在倒幕派的輔佐下，結束了近700年的幕府政治，天皇再度登上了權力的中心，直到1945年8月，可以說是一個以天皇為最高權威的時代。而期間明治天皇駕崩、大正天皇繼位，以及后來“昭和”的改元，可以說都是波瀾不驚，在日本的近現代史上，也幾乎不具有實際的意義，盡管明治天皇去世時，也有諸如乃木希典大將帶著妻子一起殉死的壯舉，一時成為人們的談資，但最終也只是一個時代的小插曲而已。身智羸弱的大正天皇，自然也不可能開啟什么新時代，新即位的昭和天皇，結果與軍部的力量一起成了國家主義的強有力的推手，最終導致了近代日本悲劇的釀成。戰后，美國占領軍的進駐，迫使原來由權力扶植起來的天皇頭上的神圣光環，逐漸崩塌。1945年9月20日，昭和天皇自己去拜會了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翌日媒體發出了兩個人的合影，身材高大的麥克阿瑟雙手叉腰，而體格矮小的天皇則恭恭敬敬地站立在一旁，讓當時還在天皇光輝照耀下的日本民眾，看了心里好生憋屈。10月4日，占領軍發布備忘錄，廢除對于政治、民事和宗教自由的限制，天皇也成了民眾可以自由議論的對象。占領軍還要求天皇在1946年的元旦發表了一個“人間宣言”，向國民公開表態說，自己是人，不是神。這一年頒布的新憲法，明確表明天皇只是國民統合的象征，不擁有任何實際的權力。由此，皇室走向了親民的時代，據NHK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60年以來的五年一次的日本人生活實態的輿論調查，到了2000年前后，一般日本人對于天皇或皇室的感覺，已經由尊崇演變為親切，以前高高在上、如同神靈一般的天皇，已經成了和藹可親的一個存在。平成天皇的繼位，不巧成了長達30年的經濟泡沫崩潰后景氣低迷時代的開啟，但這完全怨不得平成天皇，天皇的更迭，在“萬世一系”的日本，本來就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有報道說，新天皇即位的大典那天，原本還是滂沱大雨，在天皇出場的那一刻，瞬間雨止天霽，彩虹驚現。于是就有好事者傳言，說到底是天皇的威光啊，登基的瞬間，竟有霓虹相伴。這樣的說法表達了人們的美好祝福，不過，那終究是自然界的天象，與人間的凡事，其實并不相干。日本，還依然是那個日本。

說起改元，“令和”的年號又引起了眾多的議論。日本啟用年號，最初自然也是仿效中國，最早是在公元645年，年號為大化，至今已經使用了248次，能查明出典的，都是源于中國的古典，唯有這次的“令和”，安倍晉三首相特別強調是出于日本的“國書”。遠的不說，我們就說近代以后的吧，“明治”來自于《易經》中的“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取之于《易經》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昭和”來源于《堯典》中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平成”則取之于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那么，為何這一次不再考慮中國的古典了呢？《朝日新聞》的報道評論說：是因為構成了安倍政權支持基礎的保守派人士，期待新年號不再依據中國的典籍，而選用日本的“國書”《萬葉集》，以此來彰顯日本人的民族意識。其實，這純然只是一種情感的張揚而已?！度f葉集》記錄的確是日本人的歌，與此前問世的《懷風藻》、《凌云集》、《經國集》等漢詩文集有異，但《萬葉集》的時代，日本的假名還沒有誕生，《萬葉集》還是一部完全用漢字撰寫的歌集，這次用作年號的原文，是梅花歌三十二首部分的序文，可以說完全是漢文，相關的是這么幾句：“天平二月十三日，萃于帥老之宅，申宴會也。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珮后之香?！毙履晏柕摹傲詈汀?，主要就是來源于“初春令月，氣淑風和”這兩句。有人指出，其實，這兩句是對漢代張衡《歸田賦》中“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的改寫，從張衡的語句中也可提煉出“令和”兩個字。這里就不咬文嚼字了。于中國人而言，沒有必要把一切光華都攬在自己的胸懷里；而對日本人來說，要把《萬葉集》歸類為純粹的“國書”，多少還是有些勉強的，第一它完全由漢字組成，第二選用的序文，是一篇純粹的漢文。當然，《萬葉集》出自日本人之手，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確實是一部“國書”，它與之前的年號直接選自中國的古典，還是有明顯的區別，只是，其間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聯，卻不是那么輕易可以割斷的。

說起中國文化，盡管近代以后的日本人對中國的感覺可謂是五味雜陳，主張擯棄中國的“脫亞論”者有之，倡導聯手中國的“亞洲主義”者有之，且早在18世紀的江戶時代，就有本居宣長等人鼓吹貶抑外來的儒學和佛教的“國學”，但中國文化陸續傳入日本，長達兩千余年，已經滲入日本人精神的骨髓，至少，日本人對于古代中國文化的輝煌，一直心生敬意。于是，2019年初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別展，引起了相當的轟動，持續一個多月的展出中，每日隊列如蛇陣，一般票價1600日元，不貴也不廉（1993年3月我在神戶博物館看盧浮宮畫展時，票價2000日元），中學生及以下免費。每日新聞社印制的畫冊，2852日元一本，每人限購三本。限購，說明了它的人氣。對于大唐，日本人至今依然心生憧憬；日本也是除中國之外仍在使用漢字的唯一域外國度。對傳統書畫的知識，日本人一點再也不在中國人之下，平安時代，日本就誕生了著名的書法“三筆”：嵯峨天皇、橘逸勢和空海，以后名家輩出，我曾在下關的“日清戰爭媾和紀念館”內，看到與李鴻章的真跡并掛在墻上的伊藤博文的題字，一樣的遒勁蒼郁。明治時代的日本人，無論文人抑或武夫，漢詩漢文乃至用毛筆書寫的文字，皆有不淺的造詣（被譽為近代日本陸軍和海軍第一人物的乃木希典和東鄉平八郎，都寫的一手好字）。不過，也不必自作多情，對古代中國文化的熱愛，并不意味著日本人對今天中國的喜愛。

日本人評出的十大新聞中，居第三、第八、第九的全是體育新聞，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如此重大的大阪20國集團會議的舉辦，有多達20國以上的世界上最重要國家的首腦云集于此，竟然都不在一般民眾的視野中。想來也是，這只是在日本某一地舉辦的一次國際會議，并未撩起一點日本人的自豪感，民眾對此也是淡然相待，這或許也是一個成熟國家的表現。整個大阪市，僅有局部的交通管制，鐵路公路進出大阪，也沒有任何的安全檢查，更沒有兩次三次以上的反復檢查，大阪的部分市民，或許感到了稍稍不便，但一切都很快地過去了。日本政府明白，擾民，是一切措施中的下策。大家從媒體的報道中也看到，會場只是沿用原來的設施，主會場甚至有些局促狹小，連一張氣派的座椅都沒有。但主賓各方，都沒有任何的自得和自失。各國的首腦，也只是到這里來開一個會，并沒有對珍饈佳肴和歌舞管弦的期待。大家都知道，花太多的錢，納稅人會有怨言。

說起納稅，2019年10月開始消費稅的上調，列在了上述調查的十大新聞第四位。消費稅從8%上調到了10%。增稅，往往是引起民眾劇烈不滿的導火索，消費稅又牽涉到了每家每戶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稍谌毡?，竟然沒有攪起一點波瀾。我初到日本的1991年，記得消費稅是3%（那是1989年才剛剛開始有的），后來先后調到5%、8%，現在竟然10%了。而據我看到的一份研究，一般日本人的收入，較30年之前，實際下降了5%左右，一進一出，日本人的實際生活水平，其實下降了15%（還不包括物價的微漲）。為何日本人就那么俯首帖耳，對政府的舉動不做一點反抗？我覺得如今的日本人真是一個明理的民族。日本從1980年前后，就開始進入了一個老齡化社會，隨著醫療營養水準的提升，人的平均壽命也一延再延，如今成了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與此同時，一個同樣嚴峻的問題就是少子化，家庭生育率從戰后初期的4.32人，下降到了2016年的1.44人（還在繼續下降），有效勞動力嚴重不足，創造的社會財富自然就會縮水，而退休者的養老金、必須的社會福利卻不能緊縮。日本政府就在今年12月20日剛剛通過了一項2020年度的預算案，財政支出較2019年增加1.2%，其中社會保障方面支出的費用大幅度上升5.1%，消費稅稅率提高獲得的財源將主要用于高等教育、幼兒教育和保育的免費。得之于民用之于民，增稅的最大受益者，還是納稅人自己。

是的，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于外界、尤其是政治的關切度日趨減低，對于奢華和虛榮的熱情也在逐漸冷卻，大多數人消失了前輩的昂揚斗志和勃勃雄心，但是他們對于社會的公平公正，還是非常在意。好在，經過了全體日本人的努力，戰后相對公平的社會肌體并沒有受到損壞，人們依然在平淡平凡的日常中，享受著可能會有的小確幸。也許，過度的奮斗，或許可以換得炫耀的光環，然而也有可能導致身心疲憊。今天的日本人，已經不想活得太疲憊。炫目燈光下的榮耀，與日常的一點幸福感，其實在內質上是一樣的。日本這個國家，日本人這個民族，整體上已經變得成熟了。如果七彩的霓虹一定要在猛烈的暴風驟雨之后，那這彩虹，不要也罷。

在我看來，日本的2019年，就是這樣一個平平淡淡、卻有滋有味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