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態與流變”學術討論會在中華書局召開，會議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辦。在20篇報告組成的5場主題討論中，與會學者進行了熱烈交流。經授權，澎湃新聞刊發各主題討論的文字內容。本文內容系第二場主題討論“中古時代文獻編纂的全景”。

官修-私撰是史學史的重要視角，但將其作為對立概念討論中古史書常面臨困境。史書是多次編纂的產物，在文本積累的過程中，官與私的雙重因素層疊交織。學術風氣、官方意志、官方制度等在制度性地塑造中古文本形態，最終影響文獻世界整體面貌。本組將圍繞職官書、地理書、類書的文本形態特征及其成因展開討論，包括以下三篇報告：黃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齊職儀〉與官修政典的興起》、林昌丈（廈門大學歷史學系）《觀念、制度與文本編纂——論魏晉南北朝的“州記”》和付晨晨（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修文殿御覽〉編纂考——南朝類書的北傳與北朝類書的修撰》。

黃楨的報告從《齊職儀》切入，關注官修政典的出現。報告第一部分討論漢晉制度之學的發展，第二部分說明《齊職儀》在這一脈絡中的重要意義，第三部分試圖揭示《齊職儀》與《唐六典》的聯系。

考述官制是東漢后期才興起的一個學術領域。新出現的官制之學有兩個面向值得注意：一是同《周禮》的緊密連結，二是對經世性的強調。六朝隋唐的職官著述都帶有這一底色。伴隨漢末以降的局勢動蕩，官制之學又與政治進程相纏結，其現實功用在歷史中被反復驗證。進入南朝，統治者主動支持官制之學的拓展，因而有宋齊之際《齊職儀》和梁武帝時《梁官》的誕生。關于《齊職儀》，可以發掘其三方面意義。

劉宋元徽二年敕令王珪之編纂《職儀》，在覆蓋時段和內容上都追求完整。《齊職儀》的第一個重要意義是對于此前官制撰述傳統的突破。其所以實現，與官方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以前的官制書寫依靠學者個人的見聞，而王珪之能夠自由利用宮廷圖籍，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變化，其知識產品也得以跨入新境，是為第二方面意義。最后，官修的性質也不可避免地使這部政典蒙上濃厚的政治色彩。《齊職儀》承載的是經朝廷認可的官制通史，當代制度作為歷史發展的結果，在敘述中無疑會被正當化。

過去圍繞《唐六典》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唐玄宗一朝的政治、文化環境，忽視了其與南朝官制撰述的聯系。《唐六典》同先唐職官專著一樣，仿擬《周禮》，以職為綱，收錄沿革、職掌、禮遇等信息。韋述是議定《唐六典》體例的主要人物，他在職官之學上頗有造詣，南朝官修政典的體例、內容等具體操作很可能通過韋述注入《唐六典》。《唐六典》的取材也能證實《齊職儀》的影響。另外還可參考禮典編纂的情況，與《唐六典》同期撰修的《大唐開元禮》，建立在兩晉南朝開啟的傳統之上，已是學界公認的事實。

林昌丈討論“州記”的編纂。此前林老師曾討論郡記，關注郡記的史源，“郡記”資料和上計文書間的密切關系，“郡記”擁有的行政功用等問題，當時感到常被統稱為州郡地志、地理書的郡記和州記并不完全一樣，不能一概而論。從形成時間來看，“郡記”文本早在兩漢就已有之，而相對于東漢時期就已確立的州級政區而言，真正與當時州級政區匹配的“州記”要遲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由此推測，“州記”的出現本來與州的行政運作沒有直接關系。“郡記”對應一郡行政運作，但與州相關的文本類型更為復雜：兩漢三國時的“州箴”和“州論”性質與“州記”不同；比一州之記更早出現的是全國諸州總志。這些都無法放在以往解讀郡記的框架內理解，有必要對“州記”進行專門探討。

在“州記”形成前史中，漢代的“州箴”是為官治民的箴文，曹魏的“州論”是問對講論，但它們都和“州記”一樣是以“州”為單元進行撰述，在內容上涉及地理、物產和歷史、人物等，因而不容忽視。

前人對州記的輯佚、考訂成果很多，重新搜集、梳理州記佚文和各種相關記載，會發現很多州記的成書年代、編纂者、編纂背景等問題還可以重新認識。在此基礎上可以發現，單記一州的州記的編纂與制度密切相關，而諸州總志編纂中值得注意的則是觀念，這是報告題目“觀念、制度與文本編纂”的由來。

魏晉人士對《禹貢》“九州”觀的推崇，直接影響了總志的體例和內容。南北朝對峙時期，闞骃《十三州志》和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都不依從它們當時的政區劃分，而以兩漢“十三州”“十二州”或西晉“十九州”制為框架編纂，反映了分裂時期被強化的“大一統”觀。對應某一實際運行的州級區劃的州記，其編纂與州級長官及其僚屬、州中正有密切關系。它們的產生，受到州級政區的軍政民事權力不斷壯大和州府行政運作的影響。不過這一類型的“州記”，還未像隋唐以后形成定期編纂的規定，也沒有相對固定的體例、內容。

付晨晨在唐以前類書發展的脈絡及中古知識史的背景下討論《修文殿御覽》的編纂。報告想特別關注的是，《修文殿御覽》在哪些方面繼承《遍略》，哪些方面存在變化，這些同與異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修文殿御覽》在《華林遍略》基礎上增補書籍，不是單純為了豐富內容。增加《十六國春秋》和魏史是出于正統性目的，增加六經大概是由于南北經學差異，需要增加北方常用的章句注釋。《修文殿御覽》的更多引書是繼承自《華林遍略》。自西晉末南北分裂以后，南方書籍的北傳，見諸記載的主要是重要的史書、文集。而《華林遍略》的引書中包括大量魏晉以后的史、子之書，應該是北朝難以見到的。大膽推測，《華林遍略》的北傳意味著大量魏晉以后的文獻流入北方。

《華林遍略》的引書順序是字書、經書、按時代順序排列的其他文獻，《修文殿御覽》則按照經史子集排序。這種引書順序的變化也有深層原因。《修文殿御覽》是為北朝皇帝編纂，發凡起例者是北方士人，具體執行編纂的則主要是南方士人。在《修文殿御覽》以前，北朝編纂的幾部類書在內容上側重于政治、歷史，有幫助帝王治國理政的目的，所謂“御覽”之名就是在北朝出現的，北朝其他為帝王撰述的文獻也有同類傾向；而南朝類書《華林遍略》則體現了博極群書的精神。《修文殿御覽》在引書順序上的變化，大概就是為了調整《華林遍略》的意義取向，使之更符合北朝帝王書的需要。經史子集的排序強化了經書、正史的地位，恐怕是出自陽休之等北朝士人的設計。

綜觀唐以前類書的發展，從《皇覽》到《華林遍略》的背后是魏晉以下知識體系的擴展，其中包括大量書籍的生產、傳播、被篩選而經典化的過程。從《遍略》到《修文殿御覽》則主要是南北知識體系（或曰新舊知識體系）的沖突與融合，并逐漸走向唐代類書。

對話：中古時期的“官修”

林昌丈：我們幾個人的研究都會涉及一個大問題，就是官修和私修。我們對于官修私修界定的外延可能并不一致。比如我說的“州記”，在胡寶國老師看來都是私修，而我把它看作都是官修。有些地理書，個人色彩很濃，但如果把州記全部定為私修，按照胡老師的論述，私修具有游山玩水的性質，就會把州記的興起歸因于對山水的興趣。在我的討論里，把一些州記拉到了“官修”的范圍，雖然它的內容看起來官方味道不那么強，但它整部書編纂的出發點還是匹配這些州級政區的，當然我說的是東晉以后。

聶溦萌：我看到三位老師報告，也感到他們各自對官修的界定標準或者指代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是不是可以根據我們背后的問題意識，來靈活地界定一個自己討論的課題中的“官”是指哪個層面的官？比如昌丈兄討論的地理書，地理書的資料來源比較多樣化，它在資料來源的層面上就可以看到“官”與“私”之別；可是對職官書來說，它的資料源嚴重傾向于官方檔案文獻，就很難按照地理書的標準來研究。

景蜀慧（中山大學歷史學系）：黃楨的文章里說官制著作的資料來源也有個人和官方的不同。有些書籍的內容是作者通過在官場中的觀察和記錄得來的。但是像王珪之《齊職儀》這樣的官修典籍就是依靠朝廷收藏的各種法令、檔案、書籍進行編纂。

黃楨：我把“官修”理解成朝廷布置、推動的文化工程，修纂者因而得到國家的支持，比如職局的設立、資金的配備，以及調閱官府文籍的特權。

付晨晨：我覺得在討論“官修”“私修”以前好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更根本的“官”和“私”在當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區分開來？我是從知識史的角度而不是行政運作的角度來考慮。比如黃楨老師說《齊職儀》用了大量的官方文獻，但當時是士族占有的文獻更多呢，還是朝廷官方占有的文獻更多呢？以及到宋齊梁陳以后整個南朝的政區設置，它到底是反映官方的行政理念，還是士人們更加傾向的行政理念？

景蜀慧：我們以前認識一部文獻，都要看作者有條件接觸到哪些材料，他的編纂可能有什么樣的背景，都要考察，但好像也沒有因為這樣來分辨“官”和“私”。

唐雯（復旦大學中文系）：關于“官修”和“私修”，我覺得司馬光的《通鑒》是個很好的例子。修《通鑒》緣起于司馬光私撰《通志》，呈交給皇帝后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就從私撰文獻開始，變成修撰一部官修文獻。所以我非常同意黃楨前面說的“官修”和“私修”的一個標準，就是有沒有官方的認定，而不僅僅在于你的職位或你是否利用公家的書。比如《開元四部錄》是一部官修目錄，但毋煚作為參與其中的執筆人，對這部集體著作不滿意，所以他自己利用了這一批材料，他也在這個職位上，但私人地編纂了《古今書錄》。唐宋以后這些情況比較容易判斷，魏晉南北朝時期記載非常零碎，具體分辨起來似乎比較困難，但總體來說它應該還是有這樣一脈相承的傳統。

苗潤博（北京大學歷史系）：如果判斷標準是官方的認定，還有一個問題是具體在哪個環節認定？在修纂過程中就有官方的介入和認定，是官修；但是像歐陽修《五代史記》，本來是私修，后來進入官方收藏，也得到了官方認定，但這是另外一回事，我認為這不能說是從私修向官修轉變，而是一部私修文獻進入官方系統，這兩者不同。我覺得要把標準卡在修纂過程中有沒有官方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