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態與流變”學術討論會在中華書局召開，會議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辦。在20篇報告組成的5場主題討論中，與會學者進行了熱烈交流。經授權，澎湃新聞刊發各主題討論的文字內容。本文內容系第一場主題討論“正史的編纂與歷史觀念”。

史書以既有資料為依據，史書文本的形成過程主要是“編纂”而非“創作”。通過細致的文本比對與分析，了解這些文字被取舍改編的來龍去脈，了解史家工作的普遍規則與特別處理，是繼續探討文本背后的事實與觀念的前提條件。本場討論包括五篇報告：李霖（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從〈五帝本紀〉取裁看太史公之述作》、聶溦萌（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章懷注引用后漢史的形態與后漢史編纂》、苗潤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遼史·天祚皇帝紀〉史源新說》、陳曉偉（復旦大學歷史系）《大金國號金源說與祖先函普傳說——論女真文化本位觀念之演變》和邱靖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完顏撻懶死事之訛變——〈金史〉與宋代文獻記載的對讀》。

李霖的報告致力于挖掘《史記》作者的個人意圖和主張。史書作者的主觀因素猶如一面“歷史的透鏡”，并不直觀呈現客觀歷史，作者的主觀因素，與其視之為對客觀歷史的扭曲而摒棄，不如將其視為另一種客觀對象加以獨立地考察。

《史記》并不天然是歷史書，太史公本人自稱撰寫《史記》是在“述往事，思來者”，敘述過往的歷史，是指向當代、開啟未來的，就像《春秋》的性質一樣。《史記》的歷史敘述中包涵的太史公的意圖和主張，超乎多數學者的想象。發掘太史公的主觀因素，方法一是立足于《史記》的內證，在全書中作橫向比較。第二是做史源學的考察，討論太史公可能對史源所作的取舍、刪改和裁斷。

作為《史記》首篇，《五帝本紀》凝結了太史公的一些重要思考。通過對讀《五帝本紀》及其史源《五帝德》、《帝系》、《國語》、《尚書》等文獻，可知《五帝本紀》對五帝歷史的構建，背后遵循著一套關于王朝更迭的理論。《五帝本紀》開篇所以強調黃帝的戰爭，五帝三代血統所以皆出于黃帝，黃帝至禹所以同姓而異其國號，且皆行夏正，可能是因為太史公認為易姓受命必須通過戰爭來實現，且必須改正朔；而同姓則同德，同姓之間的王朝更迭是和平交接，也不改正朔。如此，《史記》五帝王朝更迭的原則才能與湯武革命、秦代周、漢滅秦等新王朝取代舊王朝的機理和合法性保持一致。

《史記》要處理兩千多年的歷史，王朝的更迭和興衰是頭等大事。《史記》對王朝更迭問題所持的理論是一以貫之的，形成了一套穩定的結構，既是思想結構，也是文本結構。在抄本的時代，文本是不穩定的，但作者的原意絕非不可把握。揭示一部文獻內部的穩定結構，研究“歷史的透鏡”的結構特性，可以豐富我們對該文獻的認識。

聶溦萌的報告從范曄《后漢書》章懷注入手討論諸家后漢書和后漢史編纂。諸家后漢史已經亡佚，研究相關課題必須以輯佚為基礎。傳統的輯佚以求全為主，重視旁征博引，但并未對每一種輯佚來源先進行深入研究。近來學者逐漸意識到這種做法的弊病，尤其是類書引文的書題往往名不副實，據之輯佚并不可靠。史注的引文標題比較準確，且注文還與正文存在對應關系，信息可能更豐富。因此本報告從史注所引佚文開始，對后漢史佚文進行基礎性研究，具體來說，調查研究的范圍是范曄書章懷注中的“史學性”條目，其中引錄的佚文以諸家后漢史為主，也包含少量郡書、雜傳、文集等。

對安帝以前史事，注釋引舊史以《東觀漢記》為主，與劉知幾說“至于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相應。安帝以來列傳注釋引用謝承《書》較多，但權重和文本貼合程度都不如《東觀漢記》之于安帝以前傳記。結合范曄《后漢書》列傳的時代布局，可以推論《東觀記》列傳只有安帝以前成型，而晚期東漢史以士大夫運動為重心而書寫，由此導致安帝以來與士人群體關系較遠的人物常被合入早期傳記中，安順時期更幾乎沒有獨立的傳記。

由于東漢史的編纂有上述過程，如何分插合傳可能成為不同史家反復嘗試的問題。同時，東漢史的類傳也在《東觀記》以后還經歷不少發展。合傳選擇及類傳設置都與雜傳的編纂密切相關。《東觀記》安帝以后傳記的欠缺，為后人留下了更開闊的歷史撰述空間。

苗潤博討論《遼史》中末代皇帝天祚帝本紀的史源。元朝史官編纂《遼史》諸帝紀，一般是根據遼耶律儼《皇朝實錄》和金陳大任《遼史》進行采擇、刪削。但遼末喪亂之際的歷史，在遼金舊史中闕略甚多，因此《天祚帝紀》的史源和編纂問題頗為復雜。

既往研究對《遼史》史源的討論，缺陷之一是對整體文獻源流把握不清，將文本的雷同簡單等同于線性傳抄，這主要體現在對《遼史》與《契丹國志》關系的認識上。《契丹國志》題為南宋葉隆禮所著，但實際上是一部拼湊宋代文獻而成的偽書。它所依據的文獻，有可能被元代史官直接取用。重新排查《遼史·天祚紀》與《契丹國志》的雷同文本，可以發現《遼史》文字雖總體更為簡省，但亦時有關鍵細節不見于《國志》，而這些內容又多可得到《三朝北盟會編》所引《亡遼錄》，或《裔夷謀夏錄》的印證。因此，《遼史》《國志》《謀夏錄》《會編》應是同源異流的關系，它們都曾直接取材于史愿《亡遼錄》，故而互有詳略。過去馮家昇先生提出《遼史》三源說，對《契丹國志》的史源地位定位過高，而忽視了《亡遼錄》及其他宋代的遼史文獻。

既往研究一般只在遼史相關史籍的范圍中考慮《遼史》史源，而元末宋遼金三史同修，在實際資料使用過程中常常互通有無，元代翰林院藏書實構成三史的共同資料來源。本報告由《遼史·屬國表》遼金交聘、作戰的記載切入，重新考察了《天祚帝紀》與金朝實錄的關系。通過文本對比發現，金朝史官增入的記錄，盡管還留有一些機械抄錄的破綻，但總體上經過打磨，錯誤較少，與原本的遼朝系統記載融合度較高。而《天祚帝紀》中元末史官新增的涉金史事則頗為粗糙，存在系年舛誤，且插入和刪改都很生硬。

此外，前人通常默認耶律儼《實錄》成于天祚帝初年，不記天祚帝事，因此在討論《天祚帝紀》史源時只關注陳大任《遼史》和《契丹國志》。本報告指出，《遼史·歷象志》閏考、朔考兩部分一直到遼朝滅亡不久前的保大年間仍標有耶律儼《皇朝實錄》的閏朔。而《天祚帝紀》的一些跡象也顯示出，它也存在一個遼朝系統的史源。因此，遼《皇朝實錄》也應部分記載了天祚帝史事，并成為今本《遼史·天祚帝紀》之一源。

陳曉偉圍繞大金國號起源問題進行討論。過去討論金朝國號的起源和含義，基本持非此即彼的態度，但若關注承載諸說之文獻產生的時間先后及文本源流問題，會發現金朝政治家對于大金國號釋義和理解可能存在歷史變化，從而可以發掘其背后所體現的政治文化特征。通過梳理“大金”國號諸說的各種史源，可以剝離出不同的文獻層次，可歸整為宋朝文獻系統和金朝文獻系統。研究發現，這些不同的敘述脈絡，顯然迎合了不同時期的歷史情境，抑或是為應對現實政治需要進行的宣傳。

家族記憶與國號取義的歷史敘述本是兩條獨立的線索，以《金史·世紀》為代表的早期記載中，女真始祖函普出于高麗，長期輾轉才到達按出虎水。再次強調女真整體民族源流與完顏氏統治家族起源相區分的學術意義，并從這思路對祖先傳說與按出虎水關系展開詳細分析。

苗潤博（左）、陳曉偉（右）

邱靖嘉討論金初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熙宗天眷二年的撻懶謀反案。《金史》稱撻懶在案發后畏罪自燕京南逃，后被殺于祁州，所記較為簡略，而宋代文獻卻留下了有關撻懶之死更為詳細的記載，其中有史料提到撻懶在被捕前曾有北逃沙漠之舉。前人研究皆傾向于前者，否定撻懶北逃說，但梳理宋金史料，會發現其其事件經過頗為復雜。

宋朝文獻中，應充分注意《神麓記》和《金虜節要》的記載。《神麓記》相關記載提到的地點、人物皆可在金、宋文獻中得到印證，且所述撻懶死事經過亦合情合理，可信度很高。據該書，撻懶被奪去兵權后，本欲親赴闕下面君，為引開追兵，遂派人佯裝北走，出居庸，取道山后，趨涼陘，而自己則從虎北口東出，然因蕭招折告密事泄，撻懶父子被宗弼擒獲，賜死于祁州。

《金虜節要》與《神麓記》有關撻懶死事的記載在某些具體細節上可以相互補充。然兩者相較，《金虜節要》將撻懶出走完全定性為一場叛亂，且僅言其北走“至沙漠儒州望云涼甸”，而不提撻懶實欲東出赴闕之事，很可能就是與撻懶早有嫌隙的宗弼奏報熙宗的說辭，以促使熙宗下詔賜死撻懶。由此，撻懶北逃沙漠之說便流傳開來。

后來的南宋史書記述撻懶之死，主要依據的就是上引《神麓記》和《金虜節要》之說，而從未提及如《金史》所稱的撻懶南逃奔宋之事。若其事屬實，宋人不應毫無記載，而《神麓記》所述班班可考，不大可能出于宋人杜撰。今《金史》所記撻懶死事當源出《熙宗實錄》，金朝史官編纂時一方面因襲宗弼上奏朝廷的說法，將撻懶出走定性為謀反叛亂之實據；另一方面，可能出于某種原因又將北竄沙漠改為南逃入宋，從而產生了“南走”之說。

對話一：太史公的“真”與“善”

羅新（北京大學歷史系）：我想請教李霖。你的文章是以《五帝本紀》作為《史記》研究的一個個案，而你說《史記》中有一以貫之的意識，太史公的信仰和他的史德是一致的，這在他全書當中都可以呈現嗎？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在討論久遠的事情時，他建立了非常符合他的意識形態思想的歷史秩序。但當他討論到晚近的事情，比如李陵這樣的故事，與他的歷史理想很不協調，他自己也寫下很多充滿疑惑的感慨，在較晚時代的敘述里他對歷史秩序的信念會不會動搖？

李霖：我認為司馬遷的理想和他對現實的感受是相互塑造的，所謂的“通古今之變”，古和今是相互影響的。您說的問題在伯夷、叔齊身上就很典型。伯夷、叔齊的德極高，但最后都餓死了，不得善終。太史公就在列傳的第一篇《伯夷列傳》中不斷追問和質疑所謂天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這樣的討論并不妨礙《史記》有一以貫之的思想。我所說的一以貫之，是指用同一個理論應對同一個問題；對于不同的問題，就會運用不同的理論，而不是要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理論使所有的局部都去服從。《史記》是多元的、復雜的，但同時也具有一個穩定的結構。

陳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我想再向李霖先生討教的一個問題。聽你的報告有一個印象，你把太史公作《史記》的思路大致歸結為兩條線索：經學系統的求善，和史學系統的求真。文章似乎比較強調前者，會不會是《五帝本紀》在反映太史公對于善的追求上是不是會比其他傳記更有力一些？當時有多種五帝說，給了太史公很大的選擇空間來求他的善；而對漢代人物，不太可能隨意選取史實。

陳勇

李霖：非常感謝陳老師指教。首先，文中的“求真”“求善”，是我為了便于讀者理解采用的一個說法。實際上漢代經學家、史學家的求真、求善是統一的，他們應該是真誠地相信，通過善的原則求得的歷史就是真實的。據我觀察，這不是太史公特有的，甚至不是漢代特有的，這種思維方式是有傳統的。

對于太史公當代的事情，在事實層面當然不容他信口雌黃。而他在處理遠古歷史時，也是要根據他能看到的文獻來說話，同樣不能信口雌黃。歷史本身就是一部教科書，就像《春秋》是一部教科書，太史公一定是尊重歷史事實的。

太史公甄別史料的工作，和今天實證史學里先確定歷史事實再以之“資治通鑒”的思考方式是很不同的。他利用一套價值觀來甄別那些離他很遙遠的歷史事實，而對于他所生活的時代，他的敘述當然是基于所見所聞，但并不妨礙他運用自己的筆法，寓裁斷于敘事，表達自己的傾向和態度。比如在《匈奴列傳》當中，每一次講態度武帝伐匈奴取得了勝利，接著就講第二年又遭到匈奴入侵受到損失，這樣一種敘述會促使讀者自己去思考，伐匈奴是否值得。而司馬遷之所以反對武帝伐匈奴，是和“五服”的理論密切相關的。這個理論源于《周本紀》穆王伐犬戎，天子對于要服、荒服去興兵征伐，是不正義的。在此《史記》的古、今是貫通的。只是對于遠古的事情，《史記》的表達會更明確，對于當代的事情，表達會非常隱晦。就像《春秋》對于傳聞的時代和孔子所處的時代，“書法”也會有所區別。

我對《史記》全書的內容已經大致形成了一套體系化的理解，其中《五帝本紀》是我覺得需要率先拋出來的，所以先寫了這一篇。《史記》對于很多事情都有非常強的個人態度和見解，而大部分都是通過敘述史事流露出來的。司馬遷的這些態度，史學研究者可能認為不影響客觀事實，所以可能不太重視。其實如果認識不到、不了解太史公的主觀因素，包括他評判史料可信與否的標準、他對史事的態度和評價、他所持的一些經學理論，那么對于我們今天通過《史記》認識歷史事實，也會帶來一些困擾。

對話二：統治家族起源與王朝起源

苗潤博：女真的家族起源和王朝起源敘述的分離非常明顯。直到元朝修《金史》時，還保持著統治家族阿骨打家族從高麗來的敘述，從沒改變過；但關于王朝起源，就像剛才陳師兄講的，是阿祿祖的故事。這種分裂，在以往北族王朝的歷史敘述里很罕見。應該怎樣理解這個個案？我覺得不是簡單的漢化胡化就能夠概括，如果說“金源”是對漢化的反動，它的統治家族和整體統治集團的分離該怎樣理解？

陳曉偉：我正好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與孫昊老師交流，他大概意思是金初是講祖先從高麗來，后來因為軍事實力強大，國際形勢的變化，逐漸抹掉高麗因素，用“金源”取代了原來的敘述，這個意見有道理，但會遇到一些反證材料。我個人還是主張，祖先記憶和王朝的起源應該是兩條線索，不能混同。

苗潤博：關鍵的問題是，以往關于北族歷史的敘述中，這兩條線索是合一的，而且家族敘述往往是構成王朝敘述的核心要義。我想金人的這種分離意味著他們的現實，這不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而是現實政治結構怎么來反映在歷史敘述中的問題。

羅新:我完全同意這個的思路。這不是簡單的有一個觀念去進行塑造，去調整，不是簡單的書齋里的工作。這應該是受制于當時的政治構造，他的政治體的構造使得統治家族和整個統治集團不能合在一起。他們處理得也很好，沒放棄任何一個，重心放在“金源”說上面。所以要知道契丹早期的構造怎樣搭建，才能理解這個問題。

邱靖嘉：相關問題很復雜。宋遼時期的女真人，最核心的部分應該是長白山的女真三十部，而我們現在講的建立金朝的女真并不在其中。后來完顏氏崛起，就把自己家族的歷史寫進了《金史》里。看起來《金史》在講女真人起源的歷史，實際上并不是當時真正的情況。而且女真人真正的族群邊界在哪里，也還有很多復雜的問題要討論，絕不是《金史》里講的那么簡單。

我也寫過祖先起源的問題。我認同曉偉的部分觀點，但有的我不太贊同。比如完顏氏家族把他們的祖先追到高麗，這沒有問題，但你認為后來女真和高麗是類似華夏和夷狄那樣的關系，我覺得風險比較大。你舉的一些例證我覺得也有問題，比如關于完顏和王家。

陳曉偉：對，華夏與夷狄這部分已經改動，修改稿基本刪掉了。而完顏與王家的問題，我仍保留自己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