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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脈·命脈:“坐標”河西探索環境史與邊疆史的融合
澎湃新聞記者 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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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3-14日,首屆“環境史與邊疆史研究的對話與互鑒”高級學術論壇在蘭州大學舉辦,會議由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中國環境史專業委員會、蘭州大學主辦,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西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云南大學、西北師范大學、東莞理工學院以及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近40位專家學者與會,從邊疆史、環境史、當代邊疆問題研究、環境科學研究等不同領域和視角展開對話,并在一天的研討會之后趕赴張掖、酒泉實地踏勘了張掖草灘莊水利樞紐、正義峽明長城防御系統與水文站、黑河濕地國家自然保護區等地,深入現場對西北內陸河用水分配、當代生態環境修復以及文物保護現狀做了初步的考察,更直觀地感受到干旱區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共生關系。
與會學者合影
立意:從“水”再出發的中國歷史
“地理舞臺說”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一個經典論述,而所謂“地理舞臺”,它不僅是歷史戲劇上演的場所、環境,更深刻地參與到歷史進程本身。比如水與水利的問題,就一直根植于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中,可以從古談到今,微觀處見百姓生計,宏觀地說可論歷史興衰。
中國大陸性季風性氣候顯著,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如何使水更好地與農作物生長需要所匹配,如何讓有限的水資源盡可能地惠及更多的人群,這些問題是中國歷史一直要面對和解決的。而圍繞用水和管水展開的歷史畫卷不可謂不精彩,其中既能看到先人的智慧成果,也有因水引發的利益糾紛,在歷史學界,關注水利史、水利社會史的研究方興未艾。
就在今年7月,云南大學舉辦了“第二屆水域史工作坊·從水出發的中國歷史”,當時與會學者涉及社會經濟史、歷史地理學、環境史、人類學等多個學科,研究問題涉及西北內陸長江中下游、黃淮流域、西南山區等不同地理單元,研究議題也頗為豐富,討論了關于的“水”的眾多歷史面相,“水利”“水運”“水上人”“自來水”“水上政治”“水利信仰”等等。透過這些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學者們試圖從“水”出發重新思考中國歷史的進程——這應該是一個“大工程”,跨學科、跨地域,而值得期待。三四個月后,在蘭州召開的“環境史與邊疆史研究的對話與互鑒”學術論壇,在議題的地域范圍上聚焦西北——以河西走廊為主,兼及新、蒙、藏等地,一方面似可看作是前一次會議更加“細部化”的討論,另一方面此次議題涉及邊疆治理、邊疆景觀等,既有延伸,也是本次會議“坐標”河西的題中應有之義。
自清代中葉西北史地之學肇興,邊疆史研究始終在學術界占有重要地位。近年來,得益于長期的研究積累以及對“新清史”等域外觀點的集中回應,作為認識中國歷史新范式的“邊疆史觀”隱然成型。與此同時,作為一種歷史認識的新視域與新方法,環境史研究在學界得到了普遍重視。而邊疆史研究中,環境要素又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基于此考慮,蘭州大學召開了這次會議。
在會議開幕式上,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楊紅偉教授介紹了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的科建設與改革發展情況,指出西北區域史以及生態環境史是未來學院促進學科融合、培育新學科增長點的重要努力方向,召開這次會議也是為了促進邊疆史、環境史兩個領域學者在問題、方法、規范等基本層面的理解與交流。蘭州大學社會科學處楊林坤處長也在發言中指出,蘭州大學以后還將積極促進學科融合、繼續發力。
研討會場
研討:期待邊疆史與環境史的對話與融合
本次論壇研討會分主題報告、圓桌討論、論文報告三部分進行。
在主題報告環節,中國環境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廈門大學鈔曉鴻教授就如何深化景觀史發表了看法。他指出,景觀史為多個學科所關注,但側重點有所不同,就國際學界來說,地質學家提供了景觀的骨架與結構,歷史學家則注重特征細節,而歷史地理學界則將景觀作為核心議題之一,并且研究側重從自然景觀向人文景觀轉移。鈔曉鴻教授認為,環境史視野中的景觀研究不應就景觀談景觀,需要將景觀與人文社會、歷史文本進行結合研究,不斷揭示景觀的原委、旨趣與實質。
鈔曉鴻教授
云南大學周瓊教授的報告關注邊疆環境史的當代價值,指出邊疆環境史研究在歷史進程及環境史學界長期缺位,當代環境問題及危機正呈現日趨嚴重的跨界發展態勢。中國邊疆環境史學興起及發展的學術價值及現實意義日趨彰顯,并影響國際關系及國家外交的政策及方向,將對當前的生態文明建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陜西師范大學黃達遠教授從方法論上對深化河西走廊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黃達遠教授指出,以河西走廊為代表的亞洲腹地區域研究既要避免歐洲中心觀也要避免中原中心觀,要站在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下,以國家需求為目標,將區域與國別研究方法進行必要的改造。
東莞理工學院生態環境與建筑工程學院鄭航副教授介紹了河西走廊水權制度的古今演變,重點介紹了河西走廊當代水權制度建設的主要歷程與方法。鄭航副教授指出,水權制度建設是干旱區流域生態恢復中的關鍵鑰匙。河西走廊三大內陸河流域的水權建設各有其歷史淵源與機制特色,對干旱區其他流域水權制度建設具有不同的借鑒意義。
鄭航副教授
會議的論文報告環節由《近代史研究》主編徐秀麗研究員、《學術月刊》編審周奇主持。云南大學潘威副教授、西北師范大學潘春輝教授、蘭州大學張景平研究員從不同角度討論了干旱區水利史上的環境、技術與社會組織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張莉副研究員論述了清代新疆自然災害對邊疆安全的影響,西北大學席會東副教授分析了明清河西走廊古地圖與地方景觀之間的關系,廈門大學王炳文助理教授勾稽出唐代北部馬政背后的制度與環境信息,云南省社科院曹津永副研究員展現了云南三江并流地區的“宗教—生態”耦合景觀,蘭州大學王志通研究員討論了抗戰中甘南藏區對國家宣傳的因應,王興振老師討論了清代草原民族捕魚禁忌背后的政治文化。北京大學韓茂莉教授、廈門大學鈔曉鴻教授、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譚徐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學袁劍副教授就上述報告分別作了點評。
本次會議召集人張景平研究員宣讀其報告
會議進入圓桌討論環節,氣氛活躍,學者們紛紛就與環境史研究與邊疆史研究交叉后所產生的一系列新問題發表意見。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韓茂莉教授與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王乃昂教授都強調了引入地理學視角與方法的重要性。韓茂莉教授認為,歷史時期邊疆地區的環境問題固然復雜,但具體研究首先還是要從具體的地理與氣候要素研究入手,不能將一切歸結為一兩種統而論之的分析范式;比如農業史的研究不能繼續執著于“人地矛盾”式的單一視角,要把農業生產中人與各自然要素的關系進行更加微觀的定性定量研究,研究西北邊疆地區的農業就必須更多考慮水、沙漠等等復雜要素。王乃昂教授坦率地指出,站在地理學研究者的立場,深感歷史學家們對于空間要素與空間分析方法的重視是不夠的;在邊疆地區歷史環境問題的研究常常面臨史料不足或矛盾的問題,此時歷史學者應該更重視地理學者的空間分析結論,并能夠將其視為補充或辨析史料的重要依據。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利華教授與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席會東副教授從不同角度討論了邊疆史與環境史交叉后面臨的文獻史料與學術傳統問題。王利華教授指出,政治邊疆的變動性與環境演化的連續性之間實際上構成一種張力,這意味著邊疆環境史的史料分布不可能同質化與均勻化,“空白”必然大量存在,必須借助民族史、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視角方能完整揭示邊疆地區人與自然相互動的歷史圖景;相關學科經歷長時間的積累,其成果中已經蘊含了對于許多環境史學者關注的問題,需要充分學習借鑒。席會東副教授認為,西北邊疆地區的環境史研究與清代西北史地之學有著明顯的承繼關系,對邊疆史料的不斷挖掘整理是一個持續的、漫長的工作,直至今天仍然是推動西北邊疆歷史環境研究不斷推進的基礎工作;每個時代的史料挖掘整理既要繼承傳統,也需要體現出學術前沿的時代要求,需要學術界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
圓桌討論發言者照片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譚徐明教授與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武沐教授的發言則聚焦邊疆地區環境演化中的國家角色問題。譚徐明教授指出,歷史時期西北邊疆地區的水利事業對環境產生了巨大的塑造作用,但這些水利工程多數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因此可以說西北邊疆的環境演化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國家意志作用于邊疆環境的歷史。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武沐教授贊同譚徐明教授的發言,但認為作用于邊疆的國家意志不能隨意加以概括,需要在全局與區域兩個層面進行首尾本末的細致考索;許多國家意志的初衷與實際效果之間可能不盡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研究國家介入下的邊疆地區環境變遷亦是如此。
在最后的總結部分,鈔曉鴻教授高度肯定了此次會議,認為此次研討將不同學科的學者集聚一堂,對水利工程、邊疆民族、生態環境、政治秩序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進而又綜合各議題形成了多視角的全面研究視野,邊疆環境史研究將成為未來重要的學術方向。本次會議的召集者、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景平研究員則表示,蘭州大學相關團隊將以此為契機把水資源開發作為西北環境史與邊疆史研究的核心之一,堅持跨學科、長時段的研究優勢,不斷擴大研究領域,逐步將整個亞歐大陸干旱區納入視野,也期待其他學者對這一提議投以關注、共同探討,“環境史與邊疆史研究的對話與互鑒”高級學術論壇作為一個跨學科、跨領域交流的平臺將長期舉辦,歡迎各界學者的大力支持。
踏勘:走進歷史現場,尋找地理感覺
13日的會議討論之后,與會學者連夜趕赴張掖,14日一早短暫地參觀過張掖大佛寺之后,一路向西,重點踏勘了黑河草灘莊水利樞紐、正義峽明長城防御系統與水文站、黑河濕地國家自然保護區等地,傍晚趕到酒泉,在日落余暉中結束了一天的考察行程,本次高端論壇也在夜幕中宣告結束。
本次田野考察重點是黑河及其流域。黑河是中國第二大內陸河,也是河西走廊中部的母親河,發源于祁連山北麓中段,流經青海、甘肅、內蒙古自治區,最終匯入巴丹吉林沙漠西北緣的兩片戈壁洼地,形成東、西兩大湖泊,西湖即西居延海,東湖即東居延海,兩湖總稱居延海;而鶯落峽、正義峽將黑河全流域分為上中下游三段。本次行程中的黑河草灘莊水利樞紐,即位于黑河鶯落峽出山口下游10公里處,而正義峽地處甘肅張掖市、酒泉市和內蒙古額濟納旗交界之地,黑河出正義峽入內蒙古境內的黑河下游,即稱弱水。所以,考察團隊此行一天兩百多公里,基本走過看過了黑河的中下游段。
途經的黑河中游段
黑河草灘莊水利樞紐是明清張掖地區八條引水干渠的共同取水口所在地,史稱“黑河總口”,如今是國家批準修建在黑河干流上的第一座灌溉引水樞紐,也是黑河草—梨—西(草灘莊樞紐、梨園堡水庫、西總干渠)工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察團隊中很多歷史學者是第一次來到這里,在工作人員的導引和介紹下參觀了控制室、進水口以及溢洪閘門啟閉機,對這里執行的黑河干流水量調度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近年來,居延海復流,重新煥發生機的消息見諸媒體,背后起了重要作用的就是草灘莊水利樞紐的調水工作。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黑河中游地區大規模農業開發,用水量不斷增加,致使黑河下游到額濟納的水量逐年減少,出現了多年的斷流。而居延海的干涸又使其成為西北、華北等地區的沙塵策源地。2000年6月,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成立了黑河流域管理局,正式啟動黑河干流水量調度、全流域水資源統一管理。2000年8月21日,黑河歷史上實現了第一次跨省區調水,從位于甘肅張掖的黑河中游調水,保證下游內蒙古額濟納旗的用水、地下水補充及生態恢復。據中國水利網發布的“黑河水資源統一管理與調度20年——數字篇”(2019.11.7),“全線閉口70次,集中下泄1617天,20年累計向額濟納調水超125億立方米,額濟納綠洲胡楊林面積增加至45萬畝,東居延海水域面積常年保持40平方千米”,東居延海實現連續15年不干涸(中國水利網,2019.8.20)。而這些數字的背后,涉及百姓民生、分水的技術方案、區域利益的協調和分配等多個層面的現實問題。值得一提的是,當代出于生態保護目標的黑河調水方案在論證、制定、實施與宣傳中,都將其歷史淵源自覺追溯到清代為解決中下游灌溉糾紛而執行的黑河“均水”制度,由此構成水利事業中現實與歷史密切聯系的一個經典案例。
黑河草灘莊水利樞紐
有了黑河水,才有“金張掖”。對中游城市張掖來說,黑河水對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分水亦是“鐵令”,接受節水改造的過程自然要經歷一番“陣痛”,在這次行程中,這方面的事跡考察團隊也有所見聞。最直觀的一點,時值深秋,考察行程路過的鄉野村邊隨處可見在院中曝曬的玉米,屋旁剁起的秸稈——這正是農業大市張掖在節水要求下調整經濟結構模式的結果。以前是小麥套種玉米,需水量較大,在節水要求下農民被鼓勵種植玉米、馬鈴薯等高效作物,如今,張掖是中國最大的地市級玉米制種基地。這些都是正當下的“水利社會史”,走進這個現場,親聞親見,回過頭再思考歷史研究中“爭水糾紛”者如民間械斗、“水利信仰”者如“油鍋撈錢”等議題,即使涉及的地域不同,依然也能多幾分走進歷史的真切體驗。
正義峽,原名鎮夷峽,位于甘肅省高臺縣城西北60公里處的羅城鄉天城村,是黑河干流切穿合黎山的形成的天然峽谷,也是河西走廊綠洲通向蒙古高原的要隘。明永樂年間在黑河北岸筑哨馬營,在天城鎮(現天城村)設鎮夷守御千戶所。明代天順年間城被洪水沖壞,遂在舊址東北另筑新城即天成堡。如今這里還有明長城高臺天城段遺址。走進這個由峽谷、邊墻、城堡構成的方圓大概十幾、二十公里“現場”中,也才對歷史上所謂“邊關要塞”、所謂“要道咽喉”產生地理感覺。與會學者在訪古之余,還參觀了黑河正義峽水文站,詳細了解了自動化水文站的運行原理以及在黑河調水監測中發揮的作用。科技加持下的當代“治水”與長城印證下的古代“固邊”,在此交相輝映。
正義峽
其實,無論古今,人在土地上謀生計,始終有不變的理,當然也有變化中的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次高端論壇關注的議題——邊疆與環境,頗具價值,既有歷史深度,又有現實關懷,既涉及社會人文層面的問題,也牽涉現代水權觀念、分水實踐的討論和研究。于不同領域的與會學者而言,這次論壇誠然是一個探索的開始,未來值得期待有更多學者的參與其中。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余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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