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歷程與社會變遷鑲嵌和裹挾，個體能動性與時空延展性相似和相關。時空的理論經常試圖讓人看清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像費老的《江村經濟》所描述的，個體發展或被社會變遷阻礙，身處其中的人被裹挾著屈從于大環境下的命運安排：或被時勢推動，小人物難免也變成大人才。個體作為社會的產物，有無可否認的“人定勝天”的成功個案，也有無法擺脫“造化弄人”的不幸事跡；有避之不及的“飛來橫禍”，當然也有意外之喜的“天降橫財”。從個人生活史去探究社會大輪廓的奇妙之處就在于，它血肉豐滿且立體性感，從中既可觸摸到個體腦海深處對社會記憶的殘跡，又能延展到個人對社會時勢的判斷從而展開的對未來生活的期許，從而將線性的事件串聯出寬度，營造出美感。

“仁愛”與“希望”

與艾絲貝蕾莎（Esperanza的音譯，中文意思是“希望”，以下稱之為艾絲貝蕾莎）的相識相交相知，是我更加深入了解古巴歷史文化的起點，從個人到社會，從古巴到世界，我們談及的內容紛雜卻豐滿。也正因如此，透過她，我看到了更寬更遠的世界，從她的故事中，我俯瞰到了的古巴輪廓變得更加的清晰和豐滿。

認識艾絲貝蕾莎一個多月，她的博學廣識和無私慷慨地為我解答疑惑使我對了解古巴歷史文化的更進一步。每次跟她見面和交談都能讓我有很多不同得收獲，我總想為她寫一些什么，但也困惑于不知道該怎么組織語言來表達我對她復雜的情感，一直沒有找到書寫下這些文字的契機和動力。2019年11月3日凌晨十二點，古巴開始實行冬時令。時間突然在這片地區多出了一個小時，但鬧鐘卻還沒有調整過來。在我沒有得到任何前情提示的情況下，我用沒聯網的備用手機設置的北京時間七點的鬧鐘在哈瓦那時間的六點鐘就響了起來，本來相差十二小時一個晝夜的時間不知道從哪里多出來了一個小時。凌駕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抽象時間概念變換并沒有使得處在其中的人們和事物出現本質的區別，但是卻迫使著生活于其中的人被迫去適應新的一套運行規律。對數字和算數一直特別不敏感的我想了半天都沒有想明白這種轉換（cambia）是如何發生的，最后只能無奈地妥協，思考我該怎么度過這“早醒”的時光。窗外泛著魚肚白的淺藍色天空和泛著漣漪的馬雷貢（malecón）的海浪永不停歇，就像這個地方的人和事依舊對我有著很多謎一樣的吸引力。我拿起相機又記錄下了一張清晨的時光，這或許就是古巴對我長久的吸引力所在吧，我無法停止被它吸引，止不住地想探尋它，了解它，記錄它。歸因于此，我終于找到了那個讓我為艾絲貝蕾莎寫下一些東西的動力。

艾絲貝蕾莎，全名叫做“仁愛的艾絲貝蕾莎·貢薩勒斯·拉佐”（Esperanza de la Caridad Gonzalez Lazo），出生在1961年9月8日，這一天是在古巴宗教中最著名的守護神“科夫雷仁愛圣母”（La Caridad del Cobre）的慶祝日，所以父母就在其名字中加入了“仁愛”（de la Caridad）為其取名，認為她是被神靈庇佑的女孩。

“混合”與“獨特”

艾絲貝蕾莎的五官輪廓并不突出，皮膚黃褐色，頭發黝黑微卷，她告訴我“你可以在我的身上看到古巴‘混血’歷史的縮影”。緊接著，她就告訴了我她復雜且典型家族混合歷史。在她幼年的記憶里，她依稀記得她爸爸的爺爺，也就是她的曾祖父是一個中國人，而她的曾奶奶則是一個黑人。曾祖父跟一個白人女人有過一段的婚姻，生了三個孩子。她的祖父是三個孩子中唯一有中國面孔的孩子，離婚后，曾祖父強烈要求養育他，并帶著他娶了一個混血了白人和黑人的女人。她的爸爸雖然是來自于具有中國血統的祖父跟混合了白人和黑人血統后代的祖母所生，但她的爸爸卻更像黑人，但皮膚的顏色要淡一些。艾絲貝蕾莎告訴我，在古巴人們的身份證上一般會分為三類：“梅斯蒂索人”（Mestizo），“白人”（Blanco）以及“黑人”（Negro），但這種區分卻不帶有任何歧視性的色彩的，只是警察為了在發生民事案件或者刑事案件時候找人用的。區分這三種類別的過程也很簡單，負責評判的人僅僅依靠人們的外表就大概做出定論了。此外，“梅斯蒂索人”（Mestizo）混血大概也分為多種類型，比如是“特立格拿”（Trique?a），這一類人黑直頭發，皮膚淺色，而“穆拉塔”（mulata），頭發卷曲，皮膚深褐色……

古巴人民的混血歷史源自于殖民歷史的進程。1492年，帶著環球航行目標的哥倫布率領著他的船隊首次著陸于加勒比地區的土地上，欣喜，狂熱等情緒迅速在歐洲大陸蔓延，其打破未知領域的隔膜，拓寬世界的邊界等偉大的意義至今仍在全世界傳頌。然而，如若跳出那個光環圈外重新審視隨之而來的由于資本擴張引發的無休止的戰爭，殘酷的殖民統治和掠奪，對土著居民的殘酷屠殺以及開啟全世界的人口販賣鏈等歷史事實，“發現新大陸”的正義色彩難免因此黯然失色許多。歷史無法倒退，也不會因為人的主觀想法而有絲毫更改，卻也正因如此浸染上了幾分“宿命論”的色彩。

相比于加勒比的其他大部分地區，古巴的殖民歷史有著其獨特性和唯一性。殖民者進入墨西哥地區，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奮起反抗，浴血奮戰多年，至今仍未停止為爭取自己的權力而搖旗吶喊；殖民者進入古巴，當地的土著居民溫和謙順，安靜祥和的他們世代以捕魚狩獵和原始種植為生，與世無爭的他們從未想過平靜的生活會被陌生人的入侵而走向毀滅。西班牙殖民者在這片土地上殘酷地進行殖民推進，從未參與過大型斗爭的古巴土著居民幾乎遭到了滅絕式的屠殺。緊隨其后，由西方列強主導的資本擴張牽動了全世界的人口遷徙和轉移，在原住民幾乎消失殆盡的情況下，在古巴這一塊幾近空白的調色板上，歷史的更迭引導著它開始繪制著只屬于它自己的自畫像。殖民主為爭奪權利和財富引發的戰爭，來自世界各地奴隸苦力的販賣，跨種族的通婚和生育等事件在這片土地上屢見不鮮，與此同時使得這一片土地成為了滋生混合文化的搖籃。研修過加勒比歷史與文化的艾絲貝蕾莎告訴我，“即使與古巴相隔不遠的海地也是不一樣的狀況，雖然同樣是加勒比的殖民地區，同樣經歷過漫長的殖民統治，但很重要的一點是，海地最初的殖民者來自法國，法國人不屑于黑人奴隸通婚，因而在海地地區來自非洲文化和殖民文化保留得更加的充分，文化分層更加的明顯；而古巴不同，它的混合歷史和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獨一無二”。

艾絲貝蕾莎說“混血”是一件特別有趣事情，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的下一代會帶給你什么樣的驚喜。1987年，她產下了一名皮膚白皙，瞳孔隨著陽光強度會變成藍色和淺棕色，外表似歐洲白人，但輪廓卻又似非洲和亞洲人的孩子。孩子與夫妻倆相貌神似但卻又有更多的不同，這讓他們十分驚喜和驚奇。與此同時這也引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她笑著跟我說到“1995年我帶著孩子到中國工作，有一次跟孩子一起參加朝陽區舉辦的一個親子秀，當時的主持人笑著跟說我應該扮演一個黑人孩子的媽媽，而我的孩子媽媽則由另一個人來扮演”，“因為不是第一次受到這樣的懷疑了，我的孩子的確有太多跟我不相同的地方，我當時覺得無奈但卻又開心”。此外，由混血帶來優勢在她孩子身上也特別的明顯，她說當她們夫妻倆剛帶著孩子到中國的時候，夫妻二人忙著工作，沒時間照顧8歲的孩子，在沒入學的前兩個月，孩子光是靠在家里看動畫片和在小公園里跟小孩子們交流玩耍，就已經自學會了一些英語和中文的日常口語。當他們驚奇于孩子的語言天賦的時候，孩子只是淡淡說了一句，“因為我想跟其他的小朋友玩，想跟他們說話，所以就學會了”。此后孩子的表現同樣出彩矚目，這也讓夫妻兩倍感愉悅和欣慰。

“旅行”與“當下”

艾絲貝蕾莎經歷過多種職務，她曾任哈瓦那大學英語教師，歐洲-亞洲-非洲文化研究系的領導 （El jefa del Departmento de Europa-Asia-Africa）；共產主義青年研究委員會的領導（El jefa del Foncionaria de Partito Comunista de Union de Jovenes Communidad）；除此之外兼任過國家主席的翻譯和駐華墨西哥大使館的官員等多重要職。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古巴發展外交的蓬勃時期。1980年作為第一批從古巴政府選派到非洲埃塞俄比亞（Etiopia）的交換生，艾絲貝蕾莎與隨行的30個同學一起到達了非洲學習，學習的課題主要圍繞著阿姆哈拉語-西班牙語（Amharic-Espanol）的語言翻譯展開；此后，在國家外交需求的情況下，她跟隨國家訪問團隊出訪過中國，俄羅斯，朝鮮，法國，德國，西班牙，挪威，比利時，捷克共和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見過很多國家的領導人。

艾絲貝蕾莎傳奇而精彩的一生最終以一個平凡卻遵從內心的選擇而塵埃落定。2005年，在結束駐中國墨西哥大使館的工作后，她回到了古巴，成為一名家庭教師，教授古巴當地的年輕人英語，也教外國人西班牙語。

艾絲貝蕾莎說她很愿意將自己的人生比喻為旅行，她跟我說到“當一個人遍歷過世界之后，他的思想會變得更新和完善，見過不同的文化和習俗，就能包容更多不同的觀點”。她很享受當下的生活，也并不后悔自己當初所作的決定。我詢問她為什么最終會選擇回到古巴，她跟我說，本來有很多機會獲得其他國家的國籍，可以選擇留在其他國家的，但是當一個人見得越多時，你就會認識到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在其他地方都不能給的，只有古巴這片養育她的土地上才有。我好奇地問她她所說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為什么只有古巴才能給她？ 她的回答讓我十分的感動。

艾絲貝蕾莎說，她的前半生涉足世界上的多個國家，但讓她最為觸動的是在非洲和挪威的生活。當她在非洲學習的時候，住在學校提供的一個宿舍樓里，上下鋪，30名男女同學和一個老師同住在一間大房間里。“剛住進去的時候偶爾也會抱怨宿舍條件太差，但直到我了解到當地人的生活之后才知道學校已經將最好的生活條件留給了我們”。艾絲貝蕾莎說在她們的宿舍樓旁邊，住著一家當地人，祖父祖母，爸爸媽媽以及三個孩子擠在狹窄的一間房子里。他們的家里特別貧困，父母每天都在為家里人的基本生存掙扎著，三個孩子沒有鞋子穿，也經常吃不飽飯，其中最小的那個孩子深深地觸動了艾絲貝蕾莎。“他特別的聰明，有一雙特別明亮的眼睛，那天我路過他家，看到他光著腳盤坐在地上，就著門前的一塊大石頭上正認真地在一本殘破的練習本上照著報紙上的字在描紅”，“那一刻我的眼睛突然充滿了淚水，為他們沒有的東西，為我所擁有的東西”。“古巴雖然物資匱乏，但是政府卻給了我們免費的醫療和教育，滿足了我們基本溫飽的需求，有了它們，人們的生活能夠看到希望，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

與非洲條件截然相反的挪威生活同樣也讓艾絲貝蕾莎感觸萬千。作為共產主義青年研究委員會主席，艾絲貝蕾莎在1990年和2002年出訪過兩次挪威，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收集當地文化同時宣揚傳播古巴文化，增進兩國的外交關系。艾絲貝蕾莎講述到那的生活完全不同，你能看到人們都拿著很高的工資，享受著很好的社會福利待遇，但是除了必要的工作性交流之外，人們似乎都不愿意有更多的接觸；再加上挪威人帶著當地口音的英語，她很難融入那個很多人都羨慕的社會中。“你知道在古巴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人們之間建立關系是很容易的，同時頻繁地電話交流和親戚走訪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挪威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還是想念著古巴輕松自由，充滿情感交流的生活。”

作為加勒比海地區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從殖民國家走向獨立的民族國家以來，雖然卡斯特羅政府極盡努力，但古巴還是無法擺脫世界格局動蕩帶來的搖擺不定的國內形勢；然而，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即使處在美國的封鎖政策之下，古巴卻也不是一個孤立封閉的國家。在哈瓦那街頭觀察多日，筆者無法忘記每天都會有當地人主動向我問好的場景，也曾一度不能解釋在這片所謂“封閉”的島嶼上為什么大街上隨處可見的年輕一代人的日韓潮流穿搭，穿著耐克，阿迪達斯等美國品牌以及閃閃發光的耳釘眉釘鼻釘金項鏈金耳環等“重金屬”裝扮的非主流文化；此外，十月中旬古巴唯一的通信公司（ETSTCA）開放了LET網絡，雖然價格仍舊昂貴，但卻可以達到將近3.9G的速度，Facebook和Yutube已經逐漸在古巴社會普及開來，信息的傳播速度之快甚至體現在影像店里小販能在熱門電影上映的第二天就能用優盤拷貝進行倒賣。艾絲貝蕾莎感嘆，“通過很多社交媒體的傳播，現代年輕一輩的古巴人都對外邊的世界充滿了向往和想象，卻靜不下心來好好審視一下古巴這個國家”。她給我描述了在她班上學生的狀況：小班課上學習英語的學生大部分都是歌廳里工作的女孩和男孩或者就是想要出國留學的學生，她們年輕且朝氣，但是幾乎都是想通過學習英語之后移居到別的國家生活，“我們生活的國家是有很多的問題存在，這是必須承認的，但與此同時，它卻也有很多不可磨滅的優點，是無可替代的。年輕的一輩需要的是更真實全面地認識外邊的世界，才知道什么是生命中最應該被珍惜的”。

艾絲貝蕾莎身上散發出的恬淡氣息充斥著溫柔和慈悲，像賞析過天地之美同時又品嘗過眾生之苦之后的人找到了只屬于自己內心的寧靜和芬芳，讓人心生向往，如沐春風。

就像世間真正溫煦動人的美色，往往都依附著大地的滋養和日月的照料，厚重而廣博，恬淡而溫柔，艾絲貝蕾莎給我的感覺也正是如此。生命中有“根”，所以即便是遍歷了世界，她仍然能夠找到內心的歸屬和長久的滋養，而追溯源頭，其深深之處，便是她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和對人性的洞察和明了。因為看到了繁雜世事的真諦，勘破了欲望背后的心靈歸宿，當下的每一天都會是她最好的時光。

在哈瓦那已經居住了將近兩個月，我的足跡也大概涉及了大部分的地方，當地人的熱情和親近感讓人無比的動容，開放包容的文化讓身處其中的人感到自由和舒展。然而，與此同時，對古巴這個國家情感的兩級分化在日常生活中也清晰可見：年輕人對外面世界的熱切向往和年老一輩人對當下生活的無比珍惜，靠著想象他國生活的古巴人和真實體驗過別的國家生活的古巴人對古巴現狀的評價形成很大的對比；此外，即使在諸多政策限制之下，人們的生活消費水平的兩級分化也在旅游業日益開放的當下變成了不爭的事實：餐廳里的服務員，擁有老爺車的司機，做著私人生意的小販，有時他們一天的工資比大學教授一個月的工資高已經成為常態。

艾絲貝蕾莎語重心長地告訴我“生活在慢慢變好，同時新的問題也在源源不斷出現，這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時候也是無法權衡評估的，這樣的窘境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她頓了頓，繼續說“但是經歷過各種風云變幻的古巴人似乎早已就找到了從容面對的方法”。我忙問到那是什么，她說到“幾乎所有的古巴人對困境都有樂觀的態度，我們只生活在當下，從不擔憂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