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脈動、文化調適與明清地方社會”學術研討會于11月30日-12月1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學者們圍繞“科舉與地方文化”、“水利與地方社會”、“地方信仰文化”、“地方社會秩序與社會階層”、“地方家族與人物”、“地方城鎮與商業活動”等主題進行了分組討論，話題多元，討論集中，充分反映了明清區域史研究的活躍現狀。文稿經主講人審定。      

科舉與地方文化

科舉取士不僅僅是明清時期國家選拔人才、構筑官僚體系的一條重要途徑，是普遍大眾得以進身的社會階梯，更是一種兼具政治、文化、社會等多重功能的制度體系。地方社會也圍繞這一制度開展地方文教事業的建設以及實踐基層治理，這很大程度上也在不斷重塑不同地方的地域文化與社會風氣。近年來有關地方科舉事業的相關研究不斷涌現，針對地方文教方面的考察也日漸增多，本場討論中的五篇文章即是聚焦于此。這一組討論由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張傳勇主持。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朱海濱首先發言，題目為《明代溫州科舉的衰弱》。南宋時溫州進士人數高居浙江第一，全國第二，入元以后，其進士人數迅速下滑至浙江中下游水平。朱海濱通過對明代溫州進士人數的詳盡統計，發現明前期六十多年間溫州進士涌現率一度居浙江省中上水平，但在正統年間之后，本地科舉迅速式微，延至明末，溫州已成為浙江全省科舉最為落后的地區。通過進一步地統計和分析，朱海濱認為導致明代溫州科舉衰弱的深層次原因有五：一是元代科舉長期中斷、科舉不力直接導致溫州本地民間讀書風氣、辦學風氣的衰減；二是科舉制度變遷使溫州處在不利的條件并始終面臨強勁的競爭對手；三是商品經濟大倒退造成了溫州民間社會的貧困，四是戰亂連連使得溫州民不聊生；五是明代中期之后杭嘉湖地區文化的強勢崛起使得包含溫州在內的浙江南部地區迅速下沉，終明一代，溫州一直受到浙江省內經濟文化更為發達的杭嘉湖寧紹地區的全面壓制。

第二位發言人是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的陳時龍，其發言題目為《王恕的六諭詮釋及其文本傳播》。明太祖朱元璋發布的“圣諭六條”在起到基層教化教旨作用的同時，也成為了明代中后期鄉約的精神內核。成化后期任職應天巡撫的王恕，通過對“圣諭六條”的詮釋第一次將圣諭六條從《教民榜文》中獨立出來，而因其官聲隆譽，該詮釋文本也在成弘年間得以流行。王恕雖是現在所確知最早對六諭進行詮釋的學者，但有關其詮釋的時間、動機甚至文本的名稱、內容都不甚清晰，因此陳時龍考察列舉了王恕六諭詮釋的現存四種文本，并且針對現存四種詮釋文本的異同，進行了對照考察。最后，又對有關王恕六諭詮釋文本在明代中后期傳播、演變的過程與特點進行了詳細的論證。

第三位發言人是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的丁修真，發言題目為《專經的競爭：明代鄉試的再認識——以福建地區為例》。有關明清鄉試的研究已經較為深入，但仍然在觀點和史料方面存有一定空間，一是明代早期鄉試錄的缺失，使得明初的情況難以具化。二是大部分的考察，重點在于人數的考察與籍貫分布的統計，鄉試取士應有的題中之意仍有待于揭示。有鑒于此，丁修真利用現存福建地區的鄉試錄匯編《閩省賢書》為依據，對明代福建 90 科鄉試的錄取情況加以復原，同時結合近年來較受關注的專經視角，以舉人本經為單位，結合明代解額制度的實施情況，分階段討論了福建各府近三百年取士的競爭變化情況。最后以閩縣《禮記》為例，進一步探討了該地區專經現象產生的制度與社會背景。

之后，由來自上海博物館的陳凌發表題為《從松江到上海——基于明清上海地區畫派遞變的考察》的報告。明清上海地區先后出現了松江畫派和海上畫派，這兩個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影響極大，陳凌通過對這兩個畫派基本情況的梳理，考察兩者之間的關系與差異，發現明清時期在上海地區產生的這兩個畫派之間基本不存在什么承繼關系，反而是有著很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是背道而馳。首先，從創作主體來看，松江畫派畫家多為松江本地人，而海上畫派則以移民畫家為主，籍貫來源甚廣；其次在創作導向方面，松江畫派作畫多為自娛，而海上畫派的娛人傾向明顯；再者從作品成果來看，前者之畫作多為以山水畫為主的文人畫，而后者作品多以人物、花鳥為主，商品化性質顯著。

最后，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徐佳貴作題為《區域組織與國家文教革新——晚清與五四之間的江蘇省教育會》的發言。江蘇省教育會是一個近年日漸引起學界重視的組織，其名義上僅為一省級組織，卻長期擁有全國性的權勢與影響力。徐佳貴通過研究認為，江蘇省教育會通過一系列關乎信息攝取與社會網絡重構的組織建設，積極追逐文教之“世界新潮”，由此突破區域性組織的定位限制，參與帶動全國思想文教之革新。但在另一面，其鼓吹的文教新潮仍有明確的政治關懷，而未與涉及政學關系的傳統完全決裂。概言之，晚清與五四之間的江蘇省教育會，很大程度上正是將自身編織進一系列多維度的網絡，從而維持并顯著發展了自身“帶動”國家之革新的意愿與能力。

水利與地方社會

明清時期，水利事業的建設直接關系到地方的農業生產和環境穩定，甚至可以被視作國家與地方政府最為重視的領域之一，這一點之于江南地區尤為顯著。江南地區臨江靠海，水網密布，其地方社會的興衰往往與“治水”這一主題息息相關，因此近年來眾多學者都開始關注到地方社會的水利建設等問題，有關所謂“水利社會”抑或水利共同體等理論的討論也較為熱烈，相關的研究也不斷細致且深入。本場討論中的五篇論文即是對不同歷史時期江浙地方水利社會的相關研究。本場討論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孫競昊主持。

首先，來自上海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張佩國作題為《清代海寧州的水利、市場與地方善舉》的發言。張佩國通過研究發現，太平天國戰后，浙江省杭州府海寧州的秩序重是圍繞著硤石鎮、鹽官鎮等市鎮的興衰及區域市場一體化而展開的，而本地的海塘修建、河道疏浚，善堂、書院乃至州衙的重修等活動，主要經由厘金和商捐籌措經費，由此地方秩序的社會一體化進程得到具體的呈現。同時，例如太平天國戰爭中的某一次戰斗，海塘修建中皇帝的巡幸，河道疏浚中官員的“觀風”，善堂興辦中善捐征收的紛爭等等均可在某種層次上構成“事件史”意義，并對區域社會一體化的“整體史”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另外，張佩國認為學界現在對有關“施堅雅模式”的認知可能有一定誤解，因此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其后，南京大學歷史系羅曉翔進行發言，其發言題目為《治水之后：江南水利與地方利益》。羅曉翔認為，學界現有的水利史研究往往主要關注治水策略的酌定、治水工程的開展等方面，而對于治水活動之后的地方群體間利益關系等方面較少關注。因此，她以清代太倉地區為例，嘗試對江南治水活動之后圍繞閘壩而產生的社會矛盾進行了解讀，并認為，如果從人與資源的角度來審視水利問題，則任何水利工程都是對自然環境的改造，以及公共資源的再分配。這就意味著，治水活動之后所造成的的利益格局并不會使社會秩序就此安定，相反地，“資源消費者的利益沖突，往往在治水之后表現得更為激烈”。這是導致清初以后江南水利事業發展陷入困境的一條重要主線。從清代太倉的水利實踐來看，由于地方整體利益的不統一，使得治水無論采取何種策略，都無法滿足所有群體的利益訴求。盡管時人多從技術角度爭論治河方略的合行性，但其實都是各“衛”其“利”。因此羅曉翔認為，清代以后地方官員治水的意愿不斷降低，地方水利事業的不振，地方水環境與社會生態的惡，可能都緣于此。

隨后，來自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大學作題為《清代海塘沙水奏報制度的實踐、決策功能與研究價值初探》的報告。王大學的研究認為，海塘沙水奏報制度在清代的正式形成，與乾隆第三次南巡關注海塘密切相關，但在此前，未曾制度化的沙水奏報其實已經存在。第四次南巡諭令在塔山護壩竹簍新立標記及時了解水沙情況，以便開挖中小門引河。第五次南巡諭令老鹽倉后柴塘改為石塘、第六次南巡在范公塘續修石塘，但決策均失當，另外，皇帝命人勘察新塘時暗示不要揭出太多問題，以免影響自己光輝形象。此大背景下，乾隆時刻關注海塘，促成了南岸志樁訂立，而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兩浙塘工停頓，同治末年恢復。沙水奏報剛開始頻率過高，工作繁重，匯報間隔旋即不斷延長。輿圖繪制不認真屢被乾隆批評，說明該制度執行不易。除乾隆通過沙水圖“遙制”塘工外，沙水奏報在塘工決策中幾無作用。王大學認為，兩浙海塘沙水奏報制度的起因，就是皇帝希望通過該奏報隨時了解海塘相關動向，以利于自己“遙制”。但就整個海塘沙水奏報實踐歷史來看，唯有乾隆通過沙水輿圖“遙制”中小門引河、坦水、盤頭和部分石塘建設等，此后的沙水奏報大多成為一種機械制度，在海塘建設決策中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之后，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健作題為《清代前中期上海地區內河水利疏浚述略》的發言。王健認為，清代前中期上海地區的治水承襲了前朝遺規，即“以浚治三江為主，以疏通港浦支流為輔”，且歷任負責主持的慕天顏、莊有恭、陶澍、林則徐等名臣都富有治水才能，能夠因地因時制宜興建水利工程，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這一方面無疑為境內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并且更為一些市鎮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例如地方官府難于協調利益關系而致使工程無法按時有序地開展從而貽誤時機；地方胥吏從中貪墨導致百姓賠累日甚；蘆洲漲灘問題不得妥善解決因此導致河流淤塞等。

最后，贛南師范大學歷史系的陳濤進行了發言，題目為《明代浦陽江改道與蕭紹平原水利轉型》。陳濤的研究發現，完成于明中葉的浦陽江人工改道工程，導致了蕭紹平原的水利事務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轉型：一是水利事務的重點從空間上由平原內部轉向平原外圍；二是水利事務的內容從“興利”轉為“除患”，即內部以儲蓄淡水為主的水庫（湖泊）型轉向到外圍以抵御外部江、海侵擾的塘、閘、壩等工程。據此，陳濤通過深入地分析進一步提出，此種水利轉型促使蕭紹平原河湖水系聯結成了一個完整的水利系統，在區域大環境和局部小環境變遷的雙重影響下，平原上蕭山、山陰和會稽三縣圍繞三江閘、江海塘和麻溪壩等主體工程的創建與維護，構成了以水利為核心的“山會蕭”地域共同體。

地方信仰文化

隨著近年來社會史研究的不斷深入，民間信仰這一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開始愈來愈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已然成為了當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尤其是明清時期，地方社會民間信仰與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通過對地方信仰的考察來透視地方社會控制、地域社會變遷以及地方民眾心態也成為了一種較為成熟的研究范式，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有關地方文化的歷史考察。本場討論中，不但有對道教、全真教方面的相關研究，也有對城隍信仰、地方神明的考察，甚至還有對天主教這一外來宗教的關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研究的視野。本場討論由上海大學人類學民俗學所張佩國主持。

第一位發言的是山西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張俊峰(由其學生王洋代為宣讀)，其發言題目為《“至元焚經”前后的全真教與山西社會》。位于山西芮城縣永樂鎮的純陽萬壽宮是元代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也是山西社會中首屈一指的全真教宮觀。張俊峰等依托純陽宮的多通碑文，結合山西區域社會的其他碑刻資料，對“至元焚經”之后全真教宮觀在困局與轉機中生存發展的過程進行了梳理，通過對元代中后期純陽宮道眾生活圖景的描繪與分析認為，純陽宮所做的努力與博弈大致圍繞以下二個目的進行，其一是在多變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之下維持宮觀的威望；其二是盡可能保護廟產的完整。此二個目的建立在“至元焚經”之后純陽宮“身份轉換”的基礎上。這一轉換過程可能相當艱難，在世祖后期，憑借前代高道宋德方、潘德沖的威望和余蔭，純陽宮依舊試圖維護之前的生存方式與社會關系網絡。宋金儒士的余蔭可以通過家族世代業儒，考取功名的方式延續下去；而元代全真教宮觀內師承和派別關系更為復雜，由于過于依靠政治局勢，多任掌教往往隨帝王更迭驟升驟降， 這種模糊的人才選拔方式決定了多數宮觀在前人開創基業后，只能以經營廟產的方式進行發展。另外，張俊峰發現，在未獲得其他蒙古王侯的青目，尤其在科舉恢復后道教的話語權進一步壓縮的背景下，純陽宮開始將注意力投向了當地社會，道眾開始頻繁地參與地域社會間的種種事務，包括農業生產、敬宗收族、民間信仰等等。這體現了當時基層社會的一種格局，也體現了純陽宮作為一座擁有龐大廟產的道教宮觀，積極適應社會文化傳統、應對時代風潮的策略。

第二位發言人是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張小坡，其發言題目為《清至民國徽州的演戲習俗與地方社會》。明清以來徽州社會的演戲活動興盛，在人從生到死的生命歷程中，有求嗣演戲、誕子演戲、科舉中第演戲、結婚演戲、祝壽演戲、神主進祠演戲、祭神演戲等各種演戲需要，并日漸衍化為地方習俗的組成部分。張教授通過研究發現，戲曲是擴大迎神賽會活動影響力和輻射力的助推器，而演戲也被徽州宗族作為懲戒族人，維持地方社會秩序的一種手段。而迎神賽會中的演戲活動往往成為無賴地痞聚賭抽頭的重要場合，甚至有人開設賭場抽頭演戲，此風對地方社會治安造成了沖擊，成為官府和宗族整治的對象，因此明代萬歷歙縣知縣傅巖、清末徽州知府劉汝驥都頒布了禁演淫戲的告示，地方宗族也屢次呈官請禁，但都收效不彰，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演戲以及圍繞演戲生發的各種習俗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另外也說明將演戲作為教化手段已成為傳統時期徽州官府、宗族治理地方社會的一種方式。

第三位發言的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張傳勇，發言題目為《明清城隍神的等級性及其表達》。城隍神是明清時期最為重要的神祇之一，由于它連接官民，成為透視傳統信仰與社會的重要窗口。因此，張傳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明清時期城隍神的等級性及其表現形式做了系統的考察。他認為，等級性是城隍神的基本屬性，其深刻影響到城隍廟的建置與城隍信仰的諸多方面，而這一點在明清時期尤為突出。進一步地說，明清城隍神等級體系是依照現世行政體系建立起來的，因此 城隍廟相應地主要建于都、省（首府）、府、州、縣治。上級城隍廟通常以下級城隍神祔祀，表示上下統屬關系；處于行政體系末端的州縣城隍廟，則多以鄉里土地神祔祀。另外，隨著行政區劃的變動，相關的隍神祔祀體系亦會相應變動。“自大” 觀念的存在，則使得城隍能夠超出應有的等級，城隍神等級體系變數增多。

第四位發言的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巫能昌，發言題目為《清代以來浙南石倉鄉村的神圣空間》。宗教信仰和村落空間、社會經濟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明清社會史研究的重要議題，而近年浙南石倉文書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跨區域移民語境中對該議題進行討論的契機。報告以曹樹基等編《石倉契約》，尤其是其中收錄的神明會簿和相關契約為中心，結合族譜等文獻和實地考察，梳理了清代以來浙南石倉鄉村的壇廟情況，進而以定光古佛信仰和祈雨儀式為中心，指出了神明信仰和儀式傳統于閩汀籍移民在浙南石倉“本地化”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五位發言者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許蔚，發言題目為《真君醮的初步考察》。“醮”是廣受海內外多學科學者關注的儀式詞匯，這一詞匯背后蘊含了綿長的歷史與復雜的情景。許蔚就其目前收集及見到的幾種“真君醮”科儀文本，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和分析，并發現盡管許真君信仰在唐代已廣播于長江中下游地區，但其核心始終都是所謂洪、瑞二境。許蔚主要處理的《許真君醮科》與《清微正醮真君科》，其核心可能都是進表，這其中所體現的是進表儀節的醮儀化。并且，作為均是來自湖北地區的科儀抄本，這兩種醮科體現出湖北與江西等地的相關醮科儀式之不同，有著濃重的本地化色彩。

最后，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史習雋作題為《明清上海天主教會財務狀況淺析：以<敬一堂志>為中心》。明清在華天主教會的經濟狀況一直是該領域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環節，同時對于各地教會的具體運營狀況，學界探討亦非常有限。近年出版的漢語天主教文獻《敬一堂志》詳細記載了天主教堂“敬一堂”的設立與運營，以及明末清初上海教務發展的基本情況，提供了大量關于當時上海天主教會財務經濟狀況的寶貴一手資料。史習雋便是以該文獻為基礎史料，從上海天主教會的收入與支出兩個方面，系統考察了明末清初特殊的經濟環境下上海天主教會的財務狀況與發展實態，并探討了其經濟運營體系所具有的特點。

地方社會秩序與社會階層

地方社會秩序與社會階層都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學界有關這兩方面的研究也由來已久。地方社會秩序的構建與維持是觀察明清時期國家與地方社會權力互動的關鍵切入點，對于不同特定社會階層的考察也是我們不斷加深對地方社會認識的重要方式。兩者自成一體又多有互涉，本場討論中的諸位學者即聚焦于此。浙江師范大學歷史系胡鐵球主持了本場討論。

首先，來自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孫競昊作了題為《當國家遇到社會：明清時期濟寧地方社會中的權力網絡與機制》的發言。孫競昊通過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濟寧地區的商品化、城市化是由于大運河修筑和使用所致，一方面地方經濟很大程度上由政府的漕運引發和支持，而另一方面，大運河的運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濟寧的國家—社會關系。中央政府在濟寧設置了龐大繁復的行政、軍事官僚機構，因為它不僅作為一個地方行政中心，而且作為一個運河戰略要地，受到國家的格外重視。其中，不僅運河最高管理衙門在地方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衛所等建制也制約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而濟寧士紳作為地方利益和要求的代言人，在各種權力的博弈與調和中積極作為，其影響之大在北方城市里可為異類。他們發展新的生活方式，試圖建立一種地方文化認同。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馮賢亮作了題為《明清時期的富民階層論述與地方社會》的報告。明清時期地方上大姓富室的存在與穩定，對于區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長期流行的“保富”論，更為重視“富民”的社會表現。馮賢亮通過梳理明清時期國家與地方社會對富民階層的不同論述，以及這個階層的分劃或分層，更加清晰地解釋了“富民”這一社會表達的實際意義。馮賢亮指出，在明清交替之后，更多的本富與末富之論為社會主流階層所關注，但就總體而言，富民階層的能動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對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國家，其明顯處于被控制與調配的地位。

之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包詩卿作了題為《明代后期嘉定地方社會的權力關系：以<折漕匯編>為中心》的報告。包詩卿通過梳理相關資料發現，光緒年間的折漕報功祠祠位圖詳列出經辦折漕官員、紳士和民人等，但在相關文獻記載中，卻出現種種歧異之處。因此，他在實錄、方志和文集等資料基礎上，著力復原出萬歷十一年前后嘉定地方社會的權力關系，并對當時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更為立體的透視。

隨后，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趙思淵作題為《土地登記與社會秩序——<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再讀》的發言。近20 年來，有關明清土地產權實踐的解釋越趨豐富。更多研究強調，明清社會中存在著靈活、豐富的產權形態與實踐，從而逐漸發展出活躍的土地市場。趙思淵認為，如果我們在社會經濟史的意義上應用“制度”這個詞，影響地權形態與土地市場發展的土地制度就不僅僅是中央王朝有關土地的典章制度，還應包括有關地權實踐的社會秩序。因此，他通過回顧明清土地制度的早期研究，并以章有義《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為例，探討了早期的研究框架中所注意到的社會現象，并且思考了在近年來所積累的經驗研究及分析框架中應當如何進一步解釋。趙思淵指出，以徽州小溪項氏宗族的祠產經營為例，我們可以注意到地方志中所呈現出的作為個體行動的置產往往也是合股經營祀產的一部分。進而，以“戶”為單位討論地權分配時，不僅“戶”意味著一定的社會集團，“戶”與“戶”之間的社會聯系也存在不同的指向。另一方面，從土地冊籍所看到的“地權分配”，在祠產經營中則可能意味著資產配置與管理的策略。宗族發展中的祠產擴增，同時可能意味著賦役制度中對賦稅困境的解決。

中山大學歷史系任建敏所作的報告題目為《清咸同年間廣西象州武裝勢力的消長與秩序變動》。象州地處廣西中部，歷史上是漢、瑤、壯等民族雜處之地。自道光末年以來，就是上帝會及“堂匪”、“股匪”、“艇匪”等各色勢力活動的交匯地帶。任建敏以象州為例，討論了道光三十年到咸同年間活躍在當地社會的各種類型的武裝勢力的消長，尤其是“外匪”與本地武裝勢力興衰的關系，任建敏認為，象州的地方形勢以咸豐五年為界，此前以“外匪”為主，此后則以“土匪”為主，地方官員、士紳、“豪強之家”、客民等各種力量均被裹挾進而在這一時期的地方亂局之中。

最后，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蔣宏達作了題為《嘉靖倭亂前后的沿海衛所與地域庇護網絡——兼論晚明江浙海疆安寧局面的一個成因》的報告。報告人認為，與閩粵一帶的情形有所不同，嘉靖倭亂以后江浙沿海進入了一個相對安寧的歷史時期。這一安寧局面的形成與倭亂前后當地社會的內在庇護網絡的演變緊密相關。以倭亂為轉折點，沿海人群的離心態勢得到壓制，海疆社會與王朝國家經歷了重新整合。江浙一帶也藉此進入相對安寧、繁榮的晚明時代。

地方家族與人物

家族史研究長久以來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學界有關明清地方宗族的考察也極為豐富，明清以來的江南地方大族更是眾多學者格外關注的對象。地方宗族作為明清以來地方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維持地方社會秩序、推動地方事業建設甚至輔助國家的基層社會治理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有關民間宗族組織的考察對于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來說是極為必要的。本場討論中，眾位學者便對地方家族及人物予以了極大關注。本場討論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陳時龍主持。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學強首先發言，發言題目為《明清時期的江南大族與地方社會：對上海龍華的考察》。龍華位于黃浦江畔，浦溆瀠洄，這一帶先后出現了村、鋪、鄉、鎮，其范圍亦屢有變化，長期以來以“古村居”而聞名。龍華緣寺而成市成鎮，在此過程中集聚了一些大族，陸續興起瞿、張、沈、趙、徐諸姓，龍華的這些世家大族在本地社會構造、文化塑造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近年來，馬學強及其團隊以上海龍華作為地方社會變遷的一個“樣本”，連續開展了多項專題研究，內容包括居民構成、家族變遷、消費狀況、風俗演變、地方管理多個方面，并且發現，在從傳統“鄉土龍華”到現代“都市濱江”的演變中，這一地域的形象復雜多變，其內涵、功能亦因時而異，背后凸顯的是城鎮化、工業化進程。清時期的家族在地方中扮演的角色無疑提供一個重要的參照。馬學強從“龍華的鄉土世界”、“大族在鄉土龍華中的表現與表達”、“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家族力量”三個方面展開，圍繞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家族與官府，從龍華一帶的大族活動中揭示了地方社會的復雜變動。

其后，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徐茂明作了關于蘇州大阜潘氏家族歷史變遷的報告。徐茂明回顧了蘇州大阜潘氏這一清代標準的科舉家族與文化世族自明末徙居蘇州地方以來，其歷世子孫在政治、 經濟、文化、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建樹與造詣，以及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地方和國家作出的貢獻，并且結合自己多年來對蘇州文化世族的系統研究，認為大阜潘氏堪稱“邦之楨干、里之儀型”的世族典范。

之后，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黃敬斌作題為《忠良之后：江南盛氏族譜中的“平燕將軍”敘事及其流衍》的報告。明清以來的族譜文獻中，對于家族起源之時間地點人物、本支來源、先祖功名道德形象的描述，無疑是家族歷史構建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江南盛氏有關其祖源存在一種奉明初“靖難之役”中一度在山東阻擊乃至擊潰北兵，獲封歷城侯、平燕將軍的盛庸為始祖的敘事。這在常州地區最為流傳，稱為“平燕將軍敘事”。黃敬斌通過對“平燕將軍敘事”的構建及其流傳演變展開分析，冀通過這一個案，呈現了江南地區族譜編纂及其祖源構建的一些特點。

其后，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志茗發言，其發言題目為《趙鳳昌與孫中山交往考述》。李志茗考證了人稱“民國產婆”的上海紳商趙鳳昌與近代革命領袖孫中山之間相遇相識、往來接觸的過程，并勾勒出了兩人往來互動的真實情境，為我們呈現了清末民初士人交往的多元面相及其背后的復雜政治生態。李志茗的研究認為，根據已知的、公開的資料，趙孫二人在民國成立前后“的確有過接觸，但似乎沒有那么密切”。除公開的見面外，趙鳳昌和孫中山雖存在私下接觸的可能，但不能僅憑現有史料就妄下結論，還需更加直接有力的史料來證明。

之后，天津師范大學羅艷春作題為《陳寅恪之先世：讀同治<陳氏合修宗譜>札記》的發言。雖然并沒有明言，陳寅恪對其家之“先世”與“家世”還是隱然有所區分的。其生前最后之作《寒柳堂未記夢》之中的相關敘述就表明了，陳寅恪追溯的“家世”乃自祖父陳寶箴始，此前則為“先世”。已有研究多采用“倒放電影”式的研究方法，以解讀文化世家興起之原因為主旨，雖然已經注意到前后發展階段之差異，但本質上仍然是將陳氏家族歷史視為連續的統一體，這為從更廣闊時空語境中揭示陳寅恪之“先世”與“家世”的歷史意義，留下了繼續梳理討論的空間。同治二年（1863）編成的《陳氏合修宗譜》，被認為是義寧陳氏宗族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部族譜，也是目前所知唯一被公藏機構收藏的陳寅恪家族相關譜牒。羅艷春以上海圖書館藏同治《陳氏合修宗譜》為討論底本，參酌以劉經富新近輯錄的嘉慶至民國年間陳氏祠志、宗譜等文獻，并輔之以實地調查，對宗譜編纂時的文本語境、陳寅恪先世家族的發展歷程進行重新梳理，并對二十世紀中國譜牒研究的學術理路作了一定的闡發。

最后，東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楊茜作了題為《從富戶到士族：明代江南家族轉型之路探析》的報告。生活于浙江嘉善縣北部的香湖丁氏家族，因明隆慶五年中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的丁賓而聞名。從南宋至明中葉，丁氏家族經過多代人在經濟、文化上的不懈努力，終于從庶民富戶轉型為科舉士族。這一過程中，丁氏面臨著制度與社會環境造成的機遇或危機。起決定性作用、又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迫使丁氏家族采取機變策略。

地方城鎮與商業活動

商業市鎮的高度發展，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作為開展商業活動的重要場所，地方市鎮更是是觀察明清社會經濟變遷的主要對象，也歷來為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所關注。明清以來地方市鎮經濟的發展和城市變遷愈來愈受到學界的重視。學界有關江南地區商業市鎮方面的研究已經成就頗豐，但對于北方地區的相關研究卻略顯不足，因此近年來學者們也開始關注到以山東等地為代表的北方市鎮。本場討論的文章中，既有對明清以來江南蘇松地區市鎮和城市發展的考察，也有對北方山東地區市鎮變遷的相關研究，另外，也關注到了明清時期票單制度體系的流變。本場討論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馮賢亮主持。

來自蘇州大學歷史系的吳建華作了題為《繁華姑蘇：明代蘇州史的研究與寫作探討》的發言。吳建華以《蘇州通史·明代卷》的纂修探索為中心，探討了有關蘇州史研究與寫作的各類問題。《蘇州通史?明代卷》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探求：一是把握明代蘇州發展的總體體系，由X（政治、軍事、外交、經濟）+2（社會與文化）組成。二是挖掘利用明代蘇州史料，本著實證研究的原則，以史料為根基，大凡如明實錄、明會典、檔案、碑刻、方志、文集、筆記、家譜、文藝資料以及《明史》等類別的多種資料都在盡量開發利用，認真考訂版本，反復核實原始資料，糾正訛誤，給與合理解釋。三是開拓研探明代蘇州史內容，例如在“明代蘇州社會生活”一章，增加或增重了人口、社會風尚、宗教、民間信仰、宗族的節目，如佛教與道教發展概況、家族與社會，完全屬于初創和試探性研究。四是把明代蘇州發展客觀地分為三個階段，即明初洪武時期（1368-1398）的 31 年蘇州社會恢復性發展、明初中期從建文到弘治時期（1399-1505）的 107 年蘇州社會持續性發展、明中后期從正德到崇禎時期（1506-1644）的 139 年蘇州社會轉型性發展，找出蘇州區域發展的特色，認為它是當時的人口、經濟、文化中心和社會先導之區，進而探索本土社會發展歷程，試圖對明代蘇州史給與恰當認識與評估。總體觀點上，認為明清蘇州傳統社會發展到了它的鼎盛期，明代是蘇州本土發展最為輝煌的開始，且時間上是完整的朝代，自身發生著轉型，走著自我發展的路子。

浙江師范大學胡鐵球作題為《明清串票流變考釋》的發言。胡鐵球的研究認為，為了有效推行比限制度，防止賦役征收過程各種弊端，明清時期地方政府開始建立起票單制度體系，為了明確各納戶應納賦役數額以及防止私派、暗加等弊而建立了“通知單（由貼、由單等各類名色）系統”，其對應著“督催體制”；為了迅速查核欠數以及防止侵吞、挪用等弊而建立了“串票（截票、執照等各類名色）系統”，其對應著“收納體制”；為了明確追征的對象以及防亂征、多征而建立了“追征單（差票、火票等各類名色）系統”，其對應著“追征體制”。由于票單制度包裹于比限制度之中，因此這個系統的建立，強化了以“比限”為中心所構建的賦役征收體制，即督催、收納、追征三大征收體系愈加強化，人員系統分工更加明確。在比限制度衍生出來的票單系統中，串票無疑是最為重要的。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李嘎作了題為《市鎮發展、礦徒之變與明代山東顏神鎮城的創筑》的報告。位于魯中山區腹地的顏神鎮有著悠久的市鎮成長史，北宋時已是居民“蓋千余家”的可觀聚落，歷經金元兩代，至明代發展為“人民庶繁、商賈湊集”的山東“巨鎮”。李嘎通過梳理和分析相關史料發現，工礦業的發達和交通道路的持續開發是驅動該鎮不斷發展的兩大因素。不過，與明代顏神鎮的繁盛狀貌相呼應的，卻是“礦賊”頻發的混亂之象。圍繞如何彈壓“青州礦徒”，官紳內部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爭論，最后以于鎮筑城為爭論畫上句點。李嘎認為，筑城作為地方的大事件，其所揭示的并非僅是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系，一地的經濟開發、市鎮成長、社會生態、多層次的官方結構及各自態度、士紳群體的“積極主義”抑或“消極主義”，皆是筑城與否、早筑抑或晚筑的牽制因素。嘉靖三十六年最終屹立于地表之上的顏神鎮城并不僅僅是一堵冰冷的石質墻體，這一建筑景觀背后實在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意義。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黃阿明作了題為《何以為鎮：以七寶鎮為例》的發言。市鎮是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尤其農村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針，其促進與推動了國內貿易的發展。了解當地市鎮發展的實況，有助于了解明清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極限。七寶鎮，是一個結構相對比較簡單的鎮。過去學者們在論述明清市鎮時多有論及，但多是利用晚出《蒲溪小志》平面、靜態的描述之，簡略證明清時期農村商品經濟之發展狀況。黃阿明通過對七寶“鎮”發展的歷史過程的研究，認為就七寶“鎮”來說，如果說明清之際時期，從居民居住、商業貿易來說，一個完整的七寶“鎮”就出現了的話，至清朝滅亡，七寶“鎮”始終都不是一個完整統一的行政單元。它的內部事務的運作，南北都是由分屬的婁縣和青浦縣各自獨立實施行政管理。就目前所見資料來看，除了疏浚水道這樣的公共工程，僅少數時間是由一縣負責進行，絕大多數的歷史時候都是由二縣、三縣、乃至四縣共同集體進行的外，賦稅征收分南北，貞節烈女奏報樹坊也是各自為政，等等。

最后，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曉東作了題為《略論清代松江府與中外貿易交流活動》的發言。張曉東指出，到 1842 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共八十五年的時間里，廣州是中國沿海唯一口岸，這段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關系基本上是廣州貿易。然而上海在絲路國際貿易網和國內貿易網中所形成的顯赫聲譽引起西方新來者的注意。在這個重大歷史交替時期，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凡是在傳統絲綢之路上以貿易航運發達便利而著稱之地，都引起西方殖民者和商人的覬覦與開拓，上海地區同樣經歷了兩種貿易的銜接與轉變，也引起了西方人的關注。當時這些洋人了解到的情況未必全面可靠，但是其中反映了絲綢之路末期上海地區在中國東南地區與東亞各地之間貿易交流中所形成的特殊地位及美好聲譽已經積淀成為一種歷史傳統及其記憶。這種現象說明雖然絲綢之路結束了，但是絲綢貿易并沒有結束，國際貿易的總趨勢是上升的，上海，還應該包括其他不少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樞紐由于地理優勢不變，歷史傳統積淀深厚，在近代實現了某種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