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明清區域史研究的活躍現狀令人矚目，一方面跨學科交叉的研究路徑得到廣泛認可與運用，田野調查、數據及圖像的引入等為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學者之間的交流愈發便利，以往在專門領域各自前行的學者逐漸形成學術共同體，交流和碰撞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研究主題上，“江南熱”和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進一步刺激了相關區域研究成果的誕生，民間信仰、宗族、水利等過去較為“冷門”的話題也有越來越成熟的討論。

為進一步推動史學界關于明清地方社會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于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舉行“經濟脈動、文化調適與明清地方社會”學術研討會，來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山西、安徽等地多個科研院所的四十余名學者參與交流。

歷史研究所所長郭長剛教授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地方史、區域史的研究是目前國內外史學界方興未艾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有著深厚的學術積淀，也有助于學界加深對整體中國歷史的理解。就上海社科院歷史所來說，也希望通過本次會議與來自不同區域，研究不同區域歷史的學者展開互動，相互學習，進一步推動該所的江南史研究。上海師范大學的唐力行教授在隨后的致辭中，深切回憶了上世紀80年代初與歷史所已故的王守稼先生的一次見面，指出王先生等一代學人在當時對明清社會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性等問題的思考是十分深刻的，對于當代史學的發展仍有其積極意義，也是今天歷史所的一筆寶貴財富，應該繼續加以繼承和發揚。

唐力行、錢杭、范金民、常建華、王振忠五位教授做了大會主旨發言，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在此整理幾位學者的主旨報告，擇其精要，與讀者分享。文稿經所有主講人審定。

清代蘇州是一座什么樣的城市？

蘇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蘇州通史》是第一部完整的蘇州通史，歷經十年編纂，于2019年出齊十六冊。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唐力行、王國平負責其中清代卷的編寫，唐力行教授在會上做了題為《關于<蘇州通史>清代卷的編纂》的報告。

報告指出，明清交替之際，一向被視為“民風柔軟”的蘇州人顯示了“威武不屈”的另一面，從乙酉“剃發令”的血腥屠殺，到清初江南政治大案，哭廟案、奏銷案、科場案等，使得蘇州在近半個世紀里社會動蕩、經濟蕭條。

描繪清代的蘇州是宏大而復雜的主題，又處在歷史發展的轉捩點上，著述有難度。唐力行表示，《蘇州通史》清代卷編纂中尤其注重三個方面：一是重大歷史事件對蘇州的影響，二是強調蘇州的特色，三是社會史的視野。

在敘述具體的重大歷史事件時，既考慮其與整體的關系，也將局部視為相對的整體。例如太平天國，對于蘇州來說是一重大的歷史事件，深刻影響了蘇州歷史的走向。兵燹將蘇州閶門外二十里商業中心化為灰燼，蘇州財富與精英向上海租界逃亡集聚，田地荒蕪，人口凋零，蘇州由盛轉衰。

而通過對蘇州特色的研究，該書指出蘇州是移民城市，打破了過去通常認為蘇州人口流動較少的刻板印象。同時提出蘇州不僅是太湖邊的城市，還是一個海洋邊的城市，強調了蘇州在海洋貿易中的地位。

該書從細微處考察清代蘇州城市的變遷，例如在城市空間的現代演進這一節中，為讀者展示了了盤門－胥門－閶門商貿區的開發；滬寧鐵路通車與城北商貿區的成型；觀前街區的初步形成；教會小區的出現等城市史的細部等等。

在社會面貌方面，該書首先重視蘇州人文薈萃的世家望族。官宦富紳和眾多文人引領著蘇州文化，明清蘇州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確立，和那些著名的家族之間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清代蘇州有進士600名，狀元26名（占清代狀元的22.8%），他們從世家望族中走出，或造就新的世家望族。

蘇州社會信仰多元，與商業的繁榮密切相關。蘇州人信佛道者頗多，民間往往佛道兼敬。從社會史的視野，還研究了蘇州社會生活的基本細胞——清代的家庭、人口；蘇州人的衣食住行、人生禮儀和歲時節令。呈現了蘇州下層民眾色彩斑斕的社會生活。

據唐力行介紹，《蘇州通史》清代卷在蘇州的文化藝術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不僅涵蓋了海內外所諗知的吳門經學、史學、詩詞、小說、書畫、園林、藏書、科技、教育等成就，還涉及原不見于正史的昆曲、評彈、吳歌、工藝美術等，尤其是昆曲、蘇州評彈和蘇州發展的關系，使清代蘇州的文化藝術得到了充分展示。

明代江南的房地產買賣為何盛行“找價”？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范金民的報告題為《明代江南田宅買賣的“找價”述論》，探究了明代后期江南房地產買賣中盛行的“找價”現象。

田宅交易在絕賣之時沒有完成過割轉移手續，在一定的時間內，原主提出加價要求，這就是時人和今人所說的“找價”。“找價”在明末江南的田宅交易中極為流行，幾乎是“凡賣必找”，甚至田產賣出后一二十年，原業主仍會要求回贖或者加價。官府對賣主的找價訴求也予以認可，清初以后在民間已經形成“一賣三添”的慣例。

明后期文獻的記載認為，這種風氣起源于海瑞任應天巡撫時期濫受民間詞狀，鼓勵小民告狀批準找價后成為定例；而范金民教授通過梳理和分析當時田宅買賣的制度規定、實際案例，指出它應是買賣雙方長期博弈的結果，而不是海瑞短短幾個月治政江南所能促成的。他認為，清初江南等地田宅找價“一賣三添”形成定例，應與晚明民間與官府的實踐密切相關，是明后期歷任地方官從實情出發，支持小民為維護產權與強勢者——尤其是巧取豪奪的紳宦——抗爭的結果。此外，田宅找價也不是江南一地特有的現象，而是牽涉全國諸多地方的普遍現象，但江南尤為突出。

范金民教授從《皇明條法事類纂》、《大明律附例》、《云間讞略》、《退思堂集》、《按吳檄稿》等各類文獻整理出35例明末江南田宅買賣中的找價實例，并指出當時的制度規定和實際情況有較大出入，田宅糾紛頻繁發生，找價屢屢釀成事端。而地方官員在處理復雜的民間糾紛過程中，往往“憐貧”——在稍開貧人一線生計的指導思想下，沒有按大明律懲罰加價漏稅者，而是承認民間的找價習俗，在三次或三次找價以下的，一般適量滿足要求；但對于找價次數過多、歷年長久者，不予支持，依律懲罰，從而適當維護小民財產的正當權益，兼以平衡貧富利益。

關于明后期江南找價之風盛行的基本原因，范金民認為，其一是田價持續看漲，時價不斷超過現價；其二是明后期江南土地兼并進入了新階段，田宅交易確實存在買主乘機抑勒價格變相掠奪財產的現象。而制度規定未能有效地保障弱勢群體所有產權的無償或低償轉移，未能體現社會運作過程中的紛繁復雜情形，不能應對鄉紳不擇手段的產權兼并，原業主便通過不斷找價，持續抗爭，得以保留原有產業的部分權利。這種手段收到實際的效果，成為一種解決田宅買賣糾紛的慣例，并為后世所沿用。

徽商如何在龍游商人的地盤上開典當行？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做了題為《清代徽商在浙江龍游的活動——以歙縣許氏之典當經營為中心》的報告，通過探析清代許氏徽商在浙江龍游的經商個案，推測龍游商人與徽商之盛衰遞嬗。

清人記載的俗諺“鉆天龍游遍地徽州，紹興人還在前頭”反應了江南各地商人的活動盛況，其中龍游商人早在明代就相當活躍，16世紀有文獻稱“龍游善賈，其所賈多明珠、翠羽、寶石、貓睛類較輕物”。而位于浙江的龍游地區也是徽人外出務工經商的要沖之地，是徽商重要的經營區域之一。

王振忠教授利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中的抄本《清同治歙縣巖鎮夏官第許氏輯錄道光許惇大號典規文約簿冊》（《簡稱典規文約簿冊》），從股權變更、規章制度等方面較為細致地分析了清代許氏徽商在浙江龍游的典當經營。他表示，自清代以來，在龍游商幫的桑梓故里，徽商的活動就頗為活躍，《典規文約簿冊》提供了一個細致的個案。而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龍游商人的衰落。

同時，王振忠指出，雖然龍游商人是否能構成“商幫”仍有爭議，但“遍地龍游”之說并非空穴來風。據他推測，“遍地龍游”的盛況應當主要是在明代。此后隨著生存競爭日趨激烈，龍游商人逐漸位居下風，而其他商幫則乘勢而起。

在明清時代的一些文獻如《笑林廣記》中，徽商和龍游商人被相提并論，互為映襯。而民國十四年（1925年）的《龍游縣志》則感嘆：“‘遍地龍游’之說久不聞矣。”有兩個與龍游商人相關著名俗諺，一是“遍地龍游”，一是“鉆天龍游”。而在乾隆年間的文獻《娛目醒心編》中有“鉆天洞庭遍地徽州”之語，在這里“遍地龍游”被“遍地徽州”取代，“鉆天龍游”則被“鉆天洞庭”取代。綜合種種文獻資料來看，晚清以后，徽商對人們來說仍然耳熟能詳，而龍游商人卻早已成了明日黃花。

方志、族譜的史料價值與運用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錢杭錢杭做了題為《明清方志中的幾幅湘湖示意圖》的報告。他通過考證湘湖跨湖橋在方志圖中出現的歷史，提供了一個以方志中圖像史料進行個案考察的范例。

有關明代跨湖塘和跨湖橋的建設過程，明代文獻幾乎沒有記載；后人引以為據的亦多為清代文獻中的追溯。據錢杭教授考證，《永樂大典》中所收宋元以來湘湖圖中沒有橋，但到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蕭山縣志·蕭山縣境圖》，首次出現了“跨湖橋”三個字。錢杭指出，這是跨湖橋在圖上“從無到有”的一張圖，但并不具體，也沒有標注位置或其他描述，說明編者并不在乎其具體形制，很可能跨湖橋在這幾十年間作用不大。

明萬歷十四年（1586）《紹興府志》卷7的《山川志四》首次以圖形的方式對明代跨湖塘、跨湖橋在湘湖中的位置進行了明確標識。這是我們所見最早的湘湖跨湖橋示意圖，有橋墩，有拱形，顯示了橋的形制。

這幅湘湖及跨湖塘橋圖，亦成為此后同類圖形之本。如三年后的明萬歷十七年（1589）《蕭山縣志》卷首《蕭山湘湖圖》2，八十五年后的清康熙十年（1671）《蕭山縣志》卷1所附《蕭山湘湖圖》3，一百三十三年后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紹興府志》卷7所附《湘湖圖》4，都源于萬歷十四年的《紹興府志》。

錢杭表示，這是寫作《湘湖通史》過程中關注到的一個個案，對思考方志中圖像史料的價值及運用有所啟發。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常建華做了題為《隱逸與治家：明萬歷浙江<重梓遂邑純峰張氏宗譜>探析》的報告，通過明人張邦聘纂修《重梓遂邑純峰張氏宗譜》揭示了萬歷時期浙江遂安純峰張氏宗族的生存樣態與宗族治理實踐。

常建華教授指出，研究明代宗族通常有一定的史料限制，因為現存明代族譜少有徽州地區以外的留存，只能通過清代資料間接進行研究。流傳至今的明萬歷浙江嚴州府遂安縣《重梓遂邑純峰張氏宗譜》屬于極為珍貴的明代徽州以外地區的族譜資料，他以這一材料為中心探討明代地方宗族的狀況。

該族地處山區，既隱逸山水，又艱于農耕，《重梓遂邑純峰張氏宗譜》記載了遂安的山水之勝以及族居者的怡然自得。常建華指出，南中國士大夫宗族強調在景色宜人的自然環境中族居，從事多元性經濟活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常建華對張氏《家訓》做了進一步分析，指出《家訓》的制訂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教化實踐。他將家訓的內容分為五個方面，即明倫常，治家族；訂禮儀，行教化；盡人道，遵法紀；立獎懲，善持家；保族產，護風水；認為《家訓》符合儒家修齊治平的意識形態，以治家維護社會秩序，忠于國家，顯示出家國一體的特色。

常建華指出，遂安的生態環境雖稱得上是士大夫審美的佳山水，但也是不利農業生產的山地之區，本地普通民眾之民生艱難，未嘗不會影響到當地的社會秩序。因此，作為“司道者”的地方官一直在進行移風易俗的社會建設活動。而至晚明時期，遂安官府更以鄉約、宗族治理地方，地方上的宗族鄉約化，推動著宗族的組織化與普及。并且這一歷史趨勢在入清以后仍在持續，至光緒時期，“士庶之家，各有宗祠……族長率眾至祠……”，宗族組織進一步深入了族人生活。

常建華表示，將宗族研究和生態、景觀結合起來思考，是有待探索的新課題，而《重梓遂邑純峰張氏宗譜》難得地提供了相關信息，值得進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