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30日晚，河南周口市一女青年王某回家途中被人攔截，被兇器擊打成重傷，搶救無效死亡。辦案人員認定時年25歲的謝哲海有作案嫌疑。后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謝哲海無期徒刑。入獄初期，謝哲海一直不肯認罪，頻頻喊冤。后經過減刑，于2018年9月刑滿釋放，服刑22年4個月。2019年2月，他向河南省高院提出申訴，被駁回。目前打算到最高院繼續申訴。

此案比較扎眼的情節之一，就是周口中院當年接到檢察院移交的案卷，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去讓補充證據。可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檢察院并未補充證據，又原樣移送法院，而法院竟然根據原有證據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謝哲海無期徒刑。當謝哲海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河南省高院時，后者也竟然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在一開始遇到黃燈之后，連檢方也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謝哲海案，后來竟然異常順利地一路綠燈，終于辦成了“鐵案”。只可惜，這“鐵案”太經不起檢驗了，22年后終于引發公眾質疑。

殺人犯罪破案和兇手認定，馬虎不得，因為這涉及剝奪兇嫌生命，弄不好容易釀成新的冤錯案，也會讓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所以不搞有罪推定，重證據尤其是物證，把案辦得無懈可擊，就顯得非常重要。而這其中，“疑罪從無”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個理念。

1996年3月17日全國人大修訂《刑事訴訟法》，一個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雖然說“謝哲海案”發生在當年5月底、新修訂的刑訴法次年元旦生效之前，但是周口中院一審卻是在1999年12月26日。更何況，最高法等部門早就多次發布過相關司法解釋，比如，最高法1994年3月21日在《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中規定人民法院對“案件的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充分，而又確實無法查證清楚、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從有關報道中可知，1996年6月25日，太康縣檢察院將“謝哲海案”退回給公安部門補充偵查，理由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由于是有被害人死亡的殺人案，后來由縣里移交當時的周口地區。河南省檢察院周口分院提起公訴，周口地區中院受理后，也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檢察院補充證據。按理說，一再被退回而又無法查證清楚、證明被告人有罪，那么周口中院也就應該直接宣告謝哲海無罪了。

可奇怪的是，在這之后，檢察院在沒有補充任何新證據的情況下，再次移送法院，而法院竟以故意殺人罪作出了無期徒刑的判決。2000年6月2日，河南省高院也駁回了謝哲海的上訴，維持原判。

既然證據不足，公安機關又不能補充偵查出新的證據，為什么不依法撤案？檢察機關憑什么依法批捕和審查起訴？法律監督職能何在？被告人上訴，省高院作為上級法院又是怎樣監督并重新審判的？這些問題，接下來如果有重審，都是需要有關方面解答的。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要做到這一點，不光是強力打擊犯罪、有案必破的問題，還得把案子辦得公平、經得起正義考驗。否則的話，草率地破了案、判決了，可真正的犯罪分子卻沒抓到，反而讓無辜者受到冤屈甚至付出生命，這到底是破案還是制造新案呢？“謝哲海案”審訊辦案手段本身就存在瑕疵，可仍然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檢察院和法院兩道關口也嚴重失守，豈不值得反思嗎？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公檢法通過打擊犯罪，把每一個案子辦好，讓人民群眾從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當然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在此過程中，嚴禁刑訊逼供，輕口供、重證據、重物證，轉變司法理念，不搞有罪推定，堅持疑罪從無，充分保障當事人的人權，可謂仍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