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日，由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舉辦的史學沙龍第92期·專場——“中古與近世：對話歷史人類學”學術工作坊在京召開。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首都師范大學、深圳大學等科研單位的十余位學者、師生參加了此次工作坊。

此次工作坊的召集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游自勇教授首先作引言。近年來，“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徑在中國近世歷史研究中取得了斐然成績，成為一股新的潮流。這些歷史人類學者走向歷史現場、從人的行為出發理解國家制度、關注區域社會與中國文化整合的一系列學術實踐，都體現出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的研究視角的轉向，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關注。2017年7月3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了“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南方經驗與北方經驗”論壇，可以看作是這種研究取徑的一次較為集中展示，頗為遺憾的是與中古史學者的討論未能深入進行。此后，2018年10月20日，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范兆飛教授召集了“古代史研究新視野”第八期，主題是“比較視野下的中古士族與近世宗族”。2019年7月18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了“書譜石刻：中古到近世華南與西域研究的對話”論壇?？梢?，中古史與近世歷史研究應該進行深入對話，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然而，中古史領域的學者是如何看待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徑？如何在受材料條件限制的中古史領域開展此類研究？雙方可以從對方的研究中汲取什么？這些疑問缺乏面對面的坦誠交流。為此，本次工作坊邀請了一些較為活躍的學者就此議題進行交流與深入討論，以期打破學科、斷代隔閡，推動學術發展。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游自勇

本次工作坊有六位學者發表報告，分三場進行，最后是綜合討論。

第一場由清華大學歷史系侯旭東教授主持。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魏斌教授首先發表報告，題目為《漢代神祠的信仰形態——重讀六通元氏漢碑》。他總結了自己近幾年的關注點，從漢到魏晉南北朝，從神廟祭祀到佛教、道教興起之后的信仰景觀的變化。通過重讀元氏縣的六通碑刻，魏斌教授探討了漢代神祠的運作形態。報告圍繞三方面展開：神祠的位置及其具體面向；神祠、巫祝與官府關系；神祠與民眾組織問題。他認為東漢神祠祭祀形態以民眾祭祀為主；組織方式可能以同姓家族和地緣性“私社”為主等。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魏斌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賀喜在評議中認為，這篇文章讓她看到宋以前的研究與宋以后的研究有很多相似性，可以嘗試進行討論，但要提醒自己是否在用后人的一些觀念討論更早期的社會。此外，她提出了一些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比如：神祠面對的是山神，“山”在那個年代有怎樣的意義？求法食是怎樣的程序？“法”在當時又是怎樣的概念？文章將主簿身份認定作廟巫，但既然叫主簿，為什么又稱其為廟巫？巫是由誰認定的？她認為討論這些身份時，用民間部分來判斷是與官府相異還是對官府的模仿，可能有點危險。另外，當沒有具體地點甚至神的概念時，該怎樣去回復這樣的民眾組織或社會形態？

隨后的自由討論環節，學者們紛紛發言，氣氛熱烈。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杜正貞教授率先提問：文中《白石神君碑》所列四位神君，與三公山神之間似乎有特殊的關系，那么這些信仰背后的信眾是同一群人嗎？關于這些碑刻背后的社會人群有沒有更進一步的材料？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仇鹿鳴副教授認為漢代祭祀過程中，官方承認與民眾推動是一體兩面的，當時社會中也許沒有強烈的官方、民間對立感。之后，廈門大學歷史系鄭振滿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趙世瑜教授分別對石碑的設立者、碑陰的題名格式表示感興趣。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劉永華教授認為，文章從神祠角度切入討論信仰問題，如果拋開神祠去了解信仰形態，會不會有其他史料揭示出不同的面向？侯旭東認為，一些概念的使用要謹慎，對于早期或中古老百姓組織的程度，需要再考慮。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夏炎教授建議在文中整體展現錄文，目前是選擇性的寫作方法，因為要寫民間信仰的層面，相對忽略了官方層面的內容，另外，對《白石神君碑》碑陰、碑陽是否同一時間書寫感到懷疑。

魏斌從多方面對學者們的提問進行了回應，對于有些問題，他同樣存在疑問，比如漢代祠廟祭祀是否形成了固定化的社會組織，但沒有材料可以展開進一步討論。他認為對話歷史人類學，做前代研究的時候，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理論建構的問題，而是材料的碎片難以拼成讓人覺得比較能夠有指向的場景，但也不能不做。

第二位報告人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賀喜，題目是《“祭”：中古史與歷史人類學的對話》。賀喜在報告中認為，不僅中古史，任何時段的材料都不是百分百呈現，“如何從文字出發進行研究”是個問題。她圍繞“祭”字討論了禮與俗、祭與產等方面的話題，提出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研究者應用的絕大部分歷史材料，是文本的。書寫文本的參與者，在這個編造傳統的博弈之中，絕對不是中立者。歷史人類學堅持有聆聽文本以外的聲音的需要，也接受文本的傳播往往引發文本創造者意想不到的效果。這是歷史學者下結論前需要面對的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賀喜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特聘副研究員李丹婕的評議主要針對文中有關“中古史與歷史人類學根本分別”的提問，作出回應。她認為中古史是文本決定性的，但文本形態非常多樣，關鍵是如何看待、解讀以及怎么撰述歷史的問題。另外，如何了解不用文本的人們的生活，確實是中古史研究中比較困難的地方，中古史學者也一直在嘗試面對并解答與此相關的問題。歷史學的問題永遠是五個W，即何人在何時何地做了何事以及他為何（能夠）這么做，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古史研究與歷史人類學的提問并無不同，是完全可以對話的。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特聘副研究員李丹婕

自由討論環節，趙世瑜建議可以先明確“文本”的概念。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胡鴻教授對此表示認同，并認為存在著對行為的一個文字、語言翻譯或轉譯的問題，這樣的轉譯過程是如何成立的，值得思考。仇鹿鳴指出過去的史學工作，無論是從文本還是現場記錄的時候，一個傾向是分出層次來，而歷史的現場，本身是混沌的，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侯旭東認為，賀喜提到的要關注文獻以外的聲音，是很大的挑戰，目前除文字材料以外，只能在遺存歷史中做田野，依舊是個無法克服的問題。

賀喜回應表示，幾位老師提到的看法都很重要，認為中古史與歷史人類學進行的對話，彌合了很多分歧。但如何接近、轉譯不同邏輯的社會，仍然是困難、不可回避的問題。她希望通過對談，幫助她對宋以后的社會有更多了解，也表達了跟隨史學同仁們一起探索更早期社會景況的心愿。

第二場由劉永華教授主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夏炎教授首先以《祈禱獲驗與德政宣揚——唐代州縣祈雨祈晴與地方治理》為題，發表報告。以往有關州縣祈雨已不乏精到研究，夏炎主要從地方治理的角度展開討論，揭示水旱祈禱與地方治理之間的關聯。內容分三部分：古人把水旱祈禱和地方官施政相關聯的原因；祈禱成功與地方治理的關聯；地方官祈禱時，如何凸顯自己話語權的問題。報告提出唐代州縣官府水旱祈禱不僅僅是禮制和信仰問題，更是一個政治社會問題；地方長官通過祈禱獲驗而被賦予的德政，可通過地方與中央兩個途徑加以宣傳，進而達到地方治理的目標等重要觀點?？傮w上，通過從上到下的視角，為我們展現了唐代州縣水旱祈禱的另一歷史景象。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夏炎

杜正貞在評議中認為，夏炎的報告內容非常豐富，并且注意到了各種不同文獻、文體間的差異性。但仍存幾點疑問：一是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在不同的寫作目的、寫作對象下，為什么表現出同樣的寫作格式、文體格式？二是從文獻去解讀唐代情況，雖然知道存在多樣性，但還是會解讀出模式化的東西，這到底是文體上的現實，還是社會生活的現實？三是唐代祈雨祈晴過程中的格式化現象，其制度上或文體上都應該有更長的歷史淵源，這個歷史過程是怎樣的？

自由討論環節，仇鹿鳴認為，我們所看到的歷史敘事，有格式化或模式化的一面，突破這樣的敘事，需要一些想象的成分，夏炎的討論試圖和以往學者不一樣，把祈雨放在了考課這樣的制度化系統上來。侯旭東認為夏炎與杜正貞的報告，分別代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取向，二者結合，才更能接近全貌。趙世瑜表示對祈雨背后的地域、人群因素感興趣，指出祈雨祈晴背后的區域史或地方史脈絡問題同樣值得關注。

夏炎在隨后的回應中提到，寫作過程中對于找尋唐代特色感到困惑，魏斌給了很好的建議，唐代強化地方官政績方面比漢代要突出。唐代最有意思的是集體政績的書寫，無論是祠廟碑還是各種類似的修廟碑，很明顯要突出地方官作用。夏炎表示，現在也在尋找宋代地方官碑刻描寫是否有所不同，如果有這些變化脈絡，可能唐代的特色會更突出一些。

杜正貞教授的報告題目是《訴訟實踐中的意義之網與關系之網：社會關系網絡視角下的清末民初龍泉司法案例》。她從晚清到民國浙江龍泉山村的法律案件入手，討論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當事人怎么理解和試圖改變地方的社會關系。一方面，在訴訟中原來的日常人際關系網絡是被當事人自己調動、構建和呈現的，另一方面，他們也把調解、訴訟作為一種改變社會關系的策略。這個過程中，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傳統訴訟中“圖告不圖審”和“捏名幫控”等訴訟策略，這反映當事人對于社會關系的理解。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杜正貞

仇鹿鳴評議認為杜正貞的報告非常清晰，把檔案所呈現的事實和實際事實的張力、悖反展現了出來。另外，我們過去對關系的理解是組織化的理解，是結構功能主義的靜態描述，通過關系分析可以發現，一旦這樣的結構放在具體事件中，結構是失效的。而這樣的分析，造成的對過去的靜態的批評，是不是足夠有力，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維度。另外，報告中提到朝代轉變時，用了“新舊”一詞，怎么理解當時用這些話語的人？到底是應對朝代轉換的敘述策略，還是那些人真正意識到自己的新舊？還有怎么處理經驗事實與理論的關系，是材料更多的領域里的學者要面臨的挑戰。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仇鹿鳴

自由討論環節，侯旭東認為，研究還需進一步延伸到社會關系怎么去強化。胡鴻認為當事人為什么選擇訴訟這種斗爭的策略，怎么掌握這種策略，是可以考慮的面向。作為長時段的研究，把不同類型、層級的斗爭都對比起來可能更有意思。

杜正貞回應時提到，聯系侯老師的問題，如果我們系統梳理明初到現在的訴訟材料和地方社會材料，的確可以進一步延伸討論訴訟與地方秩序之間的關系。另外，她表示雖然文章從對組織化的反思考而來，但不是批評組織化的理解不對，而是希望通過比較多的細節、個案，去看所謂的組織到底是怎么形成、運作的，組織背后的流動性，是她更關注的問題。對于朝代更替的問題，故意用的“新舊”一詞，因為這樣晚清到民國的社會變化過程是延續性的。她比較感興趣的是，在近代史料相對豐富的條件下，是否有可能盡量讓原來在歷史敘述中沒有太多話語機會的人，用其自己的觀念、行動說出自己的故事，因為這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第三場的主持人是魏斌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胡鴻教授首先發表報告，題目是《寇謙之的密碼：一個宗教敘事的解讀》。胡鴻以北朝道教史上資料較為豐富的寇謙之為研究對象，對其在嵩山降神故事中隱藏的時間密碼給予解讀。他猜想寇謙之的構思過程分四步，比如將大神降臨的時間確定在三會日之下會，即十月五日等，環環相扣，嚴絲合縫，為寇謙之的遇神經歷賦予了充分的神秘性，同時其非人力所能為的精巧，也有力支持了神跡的“真實性”。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胡鴻

魏斌表示，胡鴻原來以民族史研究知名，這是他第一篇與宗教相關的論文，跨出了原來的知識領域，但寫得很精致，其精巧的史料處理，有點像日本小說的推理，很能代表中古史學的一個特點。

劉永華在隨后的評議中認為，關于寇謙之的問題，以前學者做過比較多的研究，胡鴻的貢獻在于，為崔浩與寇謙之的關系添加了新的面向。他提出兩點疑問：一是原本的文本本身，是在同一時間形成，還是不同時間形成的？即文本本身序列問題。二是如果文章討論的事件不視為整體合一的關系，而是視為三個不同時間建構出來的文本，那三個不同時間節點上，所面對的群體有怎樣的變化？將文本生成的層面、過程，及在生成過程中所面對的基本社會、政治脈絡列入考慮，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對密碼的解讀，會變成更貼近當時寇謙之面臨的時代境況的解讀？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永華

自由討論環節，鄭振滿提出疑問：當時的人能否看出背后這套密碼，如果看出來，會怎么樣？早期道教文獻中，術數處于什么位置？游自勇也提出了疑問：寇謙之找出這么巧合的時間，是自己追述的還是修道時設計好的？如果人的一生恰恰沒這么吻合的時間，會怎么辦？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提問：當時是否有改正朔，如果有改，對推論有什么影響？賀喜提問：不同天師身上，太上老君是否都會親臨？

胡鴻對這些疑問逐一作了解答，幫助我們了解有關寇謙之密碼，更多豐富的細節。比如：文中提到的文本，就算之前有別的編法，最后可能是一次加工成型；寇謙之的說法，設定的聽眾就是崔浩這樣的人；另外，如果寇謙之沒有發現時間的巧合，可能會去利用別的祥瑞；這個時期，神君降臨情況，跟后代還是不太一樣等。

最后一位報告人是深圳大學歷史系張小也教授，題目是《中古與近世：墳山爭訟的歷史考察》。她首先總結自己以往對于清代法律史的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墳山爭訟，從這一清代民事糾紛的焦點問題出發，她發展起自己對于宋代以后法典與民事習慣的認識。她的報告在管業、風水、祖先三個方面通過清人的邏輯去反觀中古到近世發生的制度與觀念的變化。她認為，在歷史人類學的問題意識指導下，可以說從墓田到墳山是一個唐代到宋代的問題，也是一個北方到南方的問題，其發展到清代的狀態是歷史上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第一，唐代對于墓田范圍的統一規定轉為宋代以后墳塋范圍的多樣化的區域民事習慣。第二，唐代已有的風水觀念轉為影響墳塋相互位置的民事習慣。第三，宗族組織的普遍發展，使得墳（山）的歸屬（祭祀權）趨于單一化，糾紛也主要集中在不同宗族之間。

深圳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小也

游自勇在評議中認為，不同于張小也從后往前追、要找出墳山在唐宋時期的歷史淵源來的思路，他的方法是從前往后看，考慮墓田在唐宋的發展變化，兩種路徑也會有一些問題、矛盾出現，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他認為在管業方面，自己與張小也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中古時代，很難存在墓田爭訟的環境。另外，他提出墓田、墳山、祖先等，其實有些概念的轉換，有些是對“墳”本身的爭奪，有些其實是對祭田的爭奪，這些怎么去定性？中古時代墓田到底是什么樣，是否涉及到占地要不要交稅等問題？他還表示，不太能理解，報告的最后為什么要強調從北方到南方的問題。

侯旭東認為早期爭墓的情況比較少出現，關于風水問題，很早就有，只不過以前很多和方位有關。另外他針對游自勇所說，早期平民可能沒什么墓地范圍的情況，指出其實也有，比如敦煌地區就有塋域。杜正貞認為討論相關問題時，墳、墳山、墓田，特別是涉及管業層面，可能還是有區別的。仇鹿鳴認為，就這個問題而言，唐宋之間的變化很大，唐代關于擇墓的材料，從墓志表達來看，對墓葬風水選擇的材料遠遠少于選擇時間下葬的材料。

張小也回應時，對墳山概念，特別是這一概念所反映的從唐代到宋代、從北方到南方的歷史發展變化過程進一步作了解釋。她提出，對風水問題的強調，從宋代以后多種文集中的說法分析而來的，也許存在過度詮釋問題，但是從這些文本，乃至墓志這樣存在套路的文本中發現歷史的變化過程，是歷史人類學的題中之意。此外她也舉了在廣州花都區所做的駱秉章家族墓地案的研究作為例子，解釋歷史上墳山與土地權利之間關系。

六位學者報告之后，進行了綜合討論，由趙世瑜教授主持，鄭振滿、劉志偉、侯旭東分別發表引言。學者們各抒己見，主要探討了中古史、歷史人類學各自面臨的困境、如何對話與共同發展等問題，“材料”、“視角”、“人”等話題是討論的焦點。

趙世瑜認為，中古史與歷史人類學交流的機會非常重要，這次會議學者們的討論很充分。不管做哪段研究，共性大于差異。從資料和材料角度來講，好像也不會造成中古史與歷史人類學交流的隔閡。他提出兩個可供探討的問題：一是中古史研究與歷史人類學各自面臨著怎樣的困境？這可能需要雙方探討，從中找到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二是作為中古史來講，和歷史人類學的明清史，進行對話的可能方向在哪里？他覺得中國的特點就是文獻積累很早、很多，不能忽視這樣的基本事實，所以作為歷史人類學的另外一種含義，他認為可以替代為文獻人類學，對文獻作人類學思考。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世瑜

鄭振滿在引言中提到，我們之所以做歷史人類學，是想知道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是什么時候留下來的，通過怎樣的機制留下來。同樣的道理，做明清史的學者需要知道，前代留了什么給他們。一些問題，源遠流長，顯然不能只在明清談。歷史人類學歸根結底，其實是回歸到人?，F在核心的問題，就是搞明白不同朝代的人具體是怎么活的，由此去寫那個時代的歷史。所以應盡可能地回到現場，觀察其運行生態。

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振滿

侯旭東提出疑問：人類學究竟帶來的是題目的擴張，還是視角的轉變？他認為，過去的研究多從國家角度出發，自上而下去觀察，這種傳統現在仍然是主流，怎樣去突破這種習以為常的思路，去找更多的觀察過去的視角，把更多聲音納入研究的視野，歷史人類學其實給中古史包括其他斷代史提供了參照。他認為，歷史人類學實際上是一種觀察歷史的角度，怎樣進入歷史現場去分析研究對象，創造他們的歷史，是中古史和歷史人類學面臨的同樣的問題。另外，他表達了對歷史人類學的期望，希望在明清史研究中，開展更多的課題，帶給我們更多傳統問題里的老樹發新枝，更多的對歷史多樣性的理解。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

劉志偉認為問題不在于中古甚至更早歷史時期的研究，能從歷史人類學學到多少，首先要問的是在學術史上，歷史學與人類學是怎樣一種關系。中國現代史學發展從一開始就深受包括人類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影響，從梁啟超提出新史學開始，中國歷史研究就已經有歷史人類學的色彩，上古史和考古學的研究最為明顯。中古史與明清史的對話背后，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歷史人類學的味道。其實，新史學的目標，實質上是回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原點，就是“人”是怎么生活的，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人類歷史活動的邏輯起點。所謂歷史人類學不外乎如此。中古史也好，明清史也好，都需要對話，更應明白這種對話的共同前提是什么，這個前提就是不管哪個時期的歷史都是人的活動。歷史學研究還是要打通不同時段的。斷代史研究制造了不同時段的歷史有非常大的差異的圖像，這種認知上的差異一方面會使學者對每個朝代形成更深入的理解，但也打斷了本來貫通的歷史。在歷史人類學的歷史觀下，我們通過中古史與明清史以及不同時代的歷史的對話，將被朝代分割的歷史重新打通。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志偉

自由發言階段，夏炎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中古史的材料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征，就是寫意性很強，不是非常具體的材料，中古史所能觀察到的人，只是存在于精英眼里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古史和明清的歷史人類學，在展現歷史細節方面是有區別的，中古史想挖掘歷史細節還是非常困難的。第二是理論建構的問題，中古史理論建構特別突出時代關懷，一開始就非常宏大，不像明清史一開始可能材料多，建構的細節比較細膩。所以現在中古史和后半段歷史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材料給予施展的空間非常狹小。另外，他認為中古史和歷史人類學的對話應該繼續下去，從“人”的角度尋找歷史的發展規律是非常重要的話題。侯旭東認為總體來講，材料不太夠的問題不止存在于中古，所以應該思考怎么閱讀。趙世瑜則認為標準也很重要，材料不夠充足，卻非要做到非常細致，這樣的標準肯定不行，關鍵是能否把所見材料的精華，敲骨吸髓得全弄出來。

劉永華認為中古和明清的差別，本質來說可能還是在視角方面。從這個角度，中古史更有自己的優勢。中古因為時代久遠，相當大程度上，我們對其生活有很大陌生感，這種陌生感是十分有幫助的，不會讓人想當然。另外，把研究對象放到整體網絡里作思考，也是我們解讀資料時需要考慮的面向。

仇鹿鳴談到自己對華南研究的感受，認為更適合和華南研究作比較的是江南市鎮的研究，徽州地域史的研究。如何理解華南研究的特色，不在于研究尺度和區域性上。另外，從文獻出發對人的理解是偏向的，華南研究某種程度上，把田野經驗作為對文獻上可能造成的偏障的解毒劑?；氐剿约旱难芯款I域，仇鹿鳴認為有些問題不完全是材料問題，某種意義上更大的是對于人研究的理解與回應。華南的工作對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如何在共情的情況下理解“人”，而不是研究文獻上的“人”。

張小也表示，相信歷史人類學的方法會發展、會拓展，并認為大概所有利用散碎文獻的人終歸要建立起一種感覺。

胡鴻表示，做中古民族史研究，也非常受益于華南族群研究。區域文化傳統融入中國所謂主流文化之后，是疊加而不是取代的過程，疊加總是會留存原生文化的底色，因此，有時需借鑒明清時期更細致的研究去補充中古破碎的拼圖。另外，有些問題意識是共通的，比如都強調多樣性等等。

杜正貞認為，每一個“人”的觀念和行為中都承載著經過他自己主動選擇和詮釋過的“歷史”，所以對近世的“人”的理解，需要中古歷史研究的支持。另外，她認為，研究者意識到并時刻警醒于自己與研究對象間的鴻溝，是一件重要的事，所有理論存在的意義，在于給她提供更多的方法和角度，讓她更好地接近研究對象。

李丹婕回應中古史研究的困境時提到，認識問題時有通史眼光很重要，有時“時刻”也很重要，不只是研究“人”，也要從“人”的尺度出發做研究。

工作坊最后，游自勇作了總結。他認為從本次工作坊的效果來看，明清的歷史人類學學者和中古史學者進行了廣泛、深入、坦誠的交流，雙方都在努力尋找研究的契合點，以尋求深入對話的可能性。是否認同把歷史人類學作為史學研究范式，涵蓋整個歷史研究范疇，那是另外的話題，但目前至少雙方可以討論共同關心的話題，在研究視角及方向上并無根本性的分歧，這是現在能達成的基本共識，也達到了本次工作坊的目的。希望今后能持續開展這樣的深入對話，增加了解，推動學術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