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歐盟以“隱私保護”、“公平稅收”、“反壟斷”等政策工具，加大了對硅谷公司在歐洲業務的監管，谷歌、臉書等寡頭屢屢折戟。“硅谷發展互聯網、歐盟監管互聯網”的“分工格局”由此形成。

去年5月，“史上最嚴”的隱私保護法案《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在歐盟范圍內生效，今年初，法國政府以違反GDPR為由，罰款谷歌5000萬歐元。今年7月、11月，法國、捷克率先單邊開征3%至7%不等的“數字服務稅”。

去年6月，歐盟委員會提議，設立歐盟首個“數字歐洲”項目，并向該項目撥款92億歐元，用于超級計算機及數據處理、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數字技術培訓推廣、電子政務等領域。今年9月，新一屆歐盟委員會主席、德國前國防部長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公布了班底，將建設“數字歐洲”列為歐盟未來三大任務之一。11月，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歐盟應守住“數字主權”，減少對硅谷云服務的倚賴。德國經濟和能源部部長彼得·阿爾特邁爾則歡迎各國公司加入歐洲云計劃（GAIA-X）——前提是“把數據留在歐洲”。

種種跡象表明，歐盟正致力于走出一條有歐洲特色的“數字歐洲”道路，其政策重心將逐步由傳統的“監管”走向“建設”；與此同時，由于歐盟內部發展不平衡、反一體化思潮的存在，疊加美歐經貿關系不確定性的作用，“數字歐洲”之路將任重而道遠。

GDPR催生“數據不足”

長期以來，歐盟視個人隱私為“基本人權”，在主張充分保護的同時，又擔心過分保護容易干預個人數據的流通與使用。可隨著硅谷平臺公司在歐盟的迅速擴張，歐洲人的隱私屢遭侵犯卻無處伸張，歐盟既在經濟成果分配上感到不公，也在人權完整上受到挑戰。這是GDPR經過四年討論后出爐的基本時空布景。

繼年初法國根據GDPR開出巨額罰單后，10月30日，德國柏林數據保護部門以違反GDPR為依據，對德國房地產公司Deutsche Wohnen SE開出了1450萬歐元的罰單。該公司經營中搜集了大量租戶信息，但租約結束后卻未予銷毀，違反了GDPR有關消費者信息搜集環節的“最小化”原則以及存儲環節的“僅限交易過程”原則。

德國雖然開出了首張千萬級的罰單，針對的卻是自家地產公司而并非硅谷，其中既有為歐盟統一政策背書的考慮，也有在美歐貿易談判預期下避免與美方直接沖撞的顧忌。巧合的是，此次罰單開出后不久，有消息稱白宮擬再次暫緩對歐盟汽車征稅六個月。德國似乎既秀了肌肉也沒有惹惱美國，美、德間某種默契正在養成。

實際上，無論是對硅谷公司還是自家企業，罰款只是歐盟的手段，“將數據留在歐洲”以驅動經濟增長才是目的。

隨著全球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美、日極力倡導數據跨境自由流通，但由于不同國家、地區間數字發展不平衡，后發國家對無限制的數據跨境流通有所保留。因此，無論在多邊的WTO（世界貿易組織）、G20（二十國集團）框架內，還是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當下的數據跨境流通無不呈現“有限”特征，“本地化”的訴求也從未消失。在歐盟內部，盡管英國、瑞典等主張數據跨境自由流通，但更具話語權的德、法傾向于將數據留在歐盟甚至本國。

硅谷的“數據劫掠”與國際層面數據跨境自由流通呼聲的交雜，加之歐盟的內部博弈，使得GDPR自始便呈現“內緊外松”的特征：條例嚴格限制個人信息的采集和存儲，但同時規定相關數據一旦被合法采集，其在跨境轉移至被歐委會認定為“具備充分數據保護水平”的12個國家、地區時，就無需歐盟再度授權。這和同樣鼓勵數據跨境流通但對公共服務、科技、電信、醫療等領域數據“出境”嚴加管制的美國形成了鮮明反差。

“內緊外松”的直接效應在于，雖然GDPR鼓勵數據跨境流通，但由于搜集個人信息本身已經變得復雜，源頭數據量大幅減少，而歐盟認定為“具備充分數據保護水平”的國家只有12個，加之德、法等國實際操作中往往通過法律之外的手段增加數據跨境流通的難度，“讓數據留在歐洲”正在成為某種現實。

“內緊外松”的深層影響在于，隨著互聯網加速進入以“大數據+云計算”為基礎并與傳統行業深度融合的產業互聯時代，個人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蒸汽”與“電力”的屬性日益凸顯。GDPR遏住信息采集的“源頭”，在限制硅谷寡頭擴張的同時，也造成歐盟數字驅動產業升級的“數據不足”。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荒”遠比被罰款更可怕。

GDPR出爐一年后的今年5月，專注于勞工、就業、福利和養老金事務的國際性律師事務所網絡Ius Laboris的調查顯示，拉脫維亞、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僅開出小額罰單，保加利亞的執法以發布警告和譴責為主，包括斯洛文尼亞在內的多國尚未完成根據GDPR制定相應國內法的立法進程。

此外，在硅谷巨頭歐洲總部林立的愛爾蘭，當局一年來雖收到上萬條有關隱私侵犯的投訴、發起正式調查21項，但至今未針對任何一家巨頭做出一次實質處罰。

無論是大國的“千萬罰單”，還是小國的執法不力，GDPR實施一年后，歐盟實則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

數字服務稅：集體行動困境

GDPR面臨的是脫離時代的風險，歐盟捍衛“數字主權”的另一張王牌“數字服務稅”，則面臨“出爐難”的問題。

從長遠來看，數字服務稅最終應是一項全球化的稅種，其初衷是為解決基于“實體存在”的傳統征稅依據不適應“數字時代”的問題。歐盟是該稅背后最為主要的政治推手：硅谷在歐洲攻城略地，卻通過“轉移定價”方式，把從英、法、德等互聯網大國所賺得的利潤，歸入愛爾蘭、盧森堡等“稅收低地”以避稅。例如，柏林用戶通過亞馬遜網站購物，發票開具方卻是盧森堡的亞馬遜歐洲總部，德國人為亞馬遜消費，稅卻沒留在德國。

但和在防務、難民等領域相類似，歐盟在“數字服務稅”立法上也面臨“集體行動困境”：

英、法、西班牙等國付出了消費者數據的代價，卻沒能從硅谷主導的數字經濟中分得一杯羹，因而極力贊同；愛爾蘭、瑞典等北歐成員國已經通過“搭便車”分享了硅谷紅利，它們擔心統一的數字服務稅讓自身的低稅率優勢不再，作為硅谷公司“歐洲總部”的地位不保，稅收銳減，因此竭力反對；德國面臨與英法同樣的困惑，但更擔心美國以加征關稅方式報復自家汽車工業，故而投鼠忌器。此外，產業界普遍擔憂數字服務稅可能阻滯全球資本要素的自由流通，且稅收最終仍將被轉嫁至消費者身上，故而態度審慎。

一番討論后，2017年以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醞釀出以“用戶參與、無形市場、顯著經濟存在”為核心的數字服務稅標準，今年10月以白皮書的形式初步厘定了“數字服務稅”四原則：以數字經濟作為征稅范疇；以實際銷售情況作為征稅依據；部分保留“轉移定價”規則；保證“稅收的確定性”。

白皮書明確兼顧“轉移定價”規則，即默許企業適當轉移利潤，顯然是為團結北歐國家；強調將不會重復征稅，意在回應輿論質疑，以降低數字服務稅的過關難度。種種跡象表明，圍繞數字服務稅的博弈仍將繼續，其最終版本將可能繼續縮水。

雖然歐盟希望在2020年統一歐盟數字服務稅標準，但由于協調進度緩慢，法國在今年7月已經率先單邊開征。夏天的西方七國集團峰會上，特朗普以對法國紅酒、奶酪征稅相要挾，換得法方“待歐盟版數字服務稅出臺后向美方返還差額稅金”的承諾。此次OECD白皮書出臺后，硅谷“長舒一口氣”，因為歐盟征稅標準將大概率比法國“先行先試”的版本低，法國給硅谷公司退款只是時間問題。法國之外，英國、西班牙正在研擬各自的征稅辦法，捷克也厭倦了等待，在本月提出了7%的捷克版數字服務稅征稅方案。

截至目前，歐委會尚未拿出數字服務稅的最終版本提交歐洲議會審議。10月，以馮德萊恩為主席的新一屆歐委會中3名委員的提名遭歐洲議會否決，新一屆歐委會正式運作時間也從原定的11月1日推遲到今年底甚至明年初。

新一屆歐委會的“難產”，預示著歐委會與歐洲議會之間未來纏斗的升級，而成員國圍繞該稅的不同看法，也勢必影響歐洲議會對于該稅的觀感，其在未來必將面臨來自議會嚴苛且耗時的審查。

歐盟的數字化轉型：“破”之外如何“立”

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互聯網企業榜被美（8家）、中（2家）瓜分。歐盟內部，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也多隸屬汽車和能源行業，互聯網公司無一入榜。歐盟整體產業格局中，“科技業”占比僅3%，遠低于排在首位的“除建筑之外的工業”（20%），甚至低于建筑、藝術娛樂業。

位于倫敦的風險投資公司Atomico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8年，各類資本給歐盟科技類公司累計投資230億美元，這一數字在2013年僅為50億美元；而據美國金融科技公司PitchBook統計，2018年，風險資本在硅谷總共投下1390億美元，是歐盟的6倍，在十年前的2009年，這一數字也已達315億美元。

歐盟一直在求變，但其前期的“招數”，無論是GDPR還是數字稅，對標的還是傳統硅谷，解決的還是消費互聯時代的問題，政策體現出濃烈的防御屬性。對歐盟而言，一味耽溺于“整頓硅谷”固然能起防守之效，但要追趕甚至反超，“破”之外更得“立”。

“數字歐洲”項目是去年6月歐委會在其2021年至2027年歐盟長期預算草案中提出。今年，德、法兩國在柏林簽署了《德法共同產業政策宣言》，主張補貼電池等重點行業、呼吁改革歐盟反壟斷法以將歐洲企業做大做強。從“追趕”方向上預判，歐盟數字經濟發展路徑與硅谷模式將大有差別。

首先，在資金來源上，硅谷倚賴風險投資，而傳統工業發達的歐盟則倚賴傳統產業資本和政府注資；其次，在核心業態上，受制于人口總量偏低、語言多元等客觀因素，歐盟幾乎放棄了以“圈用戶”為核心特征的消費互聯，轉而寄望于以人工智能、云計算、5G等“硬科技”賦能傳統行業為主要標志的“互聯網下半場”。換句話說，抵近技術基礎層、傳統實業的“數字化”將成為“數字歐洲”核心特征。

這方面的典例是工業制造強國德國。德國一方面低調運用GDPR、數字服務稅這些“舊工具”，另一方面高調主張“將數據留在歐洲”，呼吁建立歐洲云。在一個“數據至上”的時代，以制造業立身的德國深知，機器數據與個人數據同等寶貴，“數字歐洲”不見得要將硅谷在消費互聯網時代走過的路重新走一遍，通過在傳統行業中加入“硅谷元素”，助力傳統行業的數字化、智能化升級，是走向“數字歐洲”的一條理想路徑。

近年，奔馳向“準科技公司轉型”，在西班牙新設逾300人的人工智能實驗室，將首款新能源車的發布會選在“遍地都是程序員”的斯德哥爾摩；寶馬2011年即赴硅谷設立了專注于人工智能、云計算、無人駕駛技術研發的子公司，并收購十余家硅谷初創企業；制造巨頭西門子自2014年以來加速“數字化”，通過IT技術和大數據來服務客戶，開發出被譽為工業界“安卓”的Sinalytics工業操作系統。

實際上，即便在硅谷大本營美國，傳統行業也有自己當“互聯網下半場”主角的沖動。與西門子類似，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早在2010年便在加州設立數據中心，從谷歌、思科等傳統互聯網公司挖人，研發出面向工業應用、基于云端的操作系統Predix。GE堅信，面對硅谷，傳統制造業“要么被蠶食，要么制造出Predix”。

這就意味著，各方爭奪的所謂“數字主權”，其本質上是不分國界、不分行業的“硅谷權”。無論歐盟還是美國，無論是傳統公民社會、行業組織甚至是頂層制度設計，都切身感受到“硅谷權”的擠壓和侵蝕，抗爭也由此發生。從這個角度來看，歐盟限制硅谷在歐洲的活動，與通用電氣警惕硅谷將安卓系統“復制”到工業領域，以及美國兩黨擔憂社交網絡操縱選情，在行為邏輯上并無本質差別。

世界防范“硅谷權”的另一個典例是，盡管扎克伯格一再聲明，加密貨幣計劃Libra并不為臉書所控制，愿與一攬子貨幣掛鉤，且項目實體“Libra協會”將落地瑞士，但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都堅信Libra這一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足以消解傳統主權貨幣。近日，歐洲央行傳出正在研究歐盟版的數字貨幣，在可預見的未來，Libra在美國國會將極難通關，落地歐盟則幾無可能。

基于類似的邏輯，面對人力、科技、資本“三集中”的硅谷，歐盟決心以“保護主義”這一復古且粗暴的方式，通過將硅谷數字競爭者排除外或牽制其在歐洲自由行動的方式，以達到控制其向歐洲傳統行業的滲透的目的，防止硅谷贏了消費互聯，再贏下產業互聯。

為此，一種“政企分工”的默契正在歐盟內部悄然形成，即歐洲大國與政治精英憑借GDPR、數字服務稅、平臺內容管理等工具，嚴格限制硅谷在歐盟的活動，“斗而不破”，而產業資本則在人工智能、云計算等領域加緊布局，并通過強大的工業基礎實現技術的應用和變現，意圖將歐洲帶入工業4.0時代。在互聯網的下半場，歐盟即便不圖彎道超車，也至少有望縮小在消費互聯時代與美國的差距。

真正的挑戰

今年上半年，英國Hogan Lovells律師事務所以“反壟斷”、“改革稅收”、“保護隱私”、“不當內容管制”為標準，從包括中、美、韓在內的16國統計出452項有關要求加強數字科技行業管理的“政治訴求”、“立法動議”及“團體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該452項“提案”中，專門針對GAFA（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的只占17%，83%的“提案”指向了廣泛意義上的整個數字產業。這表明，“硅谷問題”有其普遍性，谷歌等公司之所以曝光率高，無非因其大，不代表類似問題在中小公司不存在。恰如扎克伯格在國會聽證時陳述的那樣，將臉書的大數據拆分到小公司里去，并不見得有利于數據的保護。

當世界仍在討論“上一代互聯網”遺留問題的時候，產業互聯已悄然來臨。互聯網新舊格局交替，過去的老問題非但不會因新時代的到來而自動消失，反可能因產業互聯時代人與機器的普遍交互，而日趨復雜棘手。

近日，咨詢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發布的報告《美國工作的未來》（The Future of Work in America）稱，未來十年，美國1470萬年齡在18歲到34歲之間的年輕工人會因自動化而失業，比例達40%，其中高中或以下學歷工人被自動化取代的可能性是擁有學士學位工人的四倍。

可以想象，在未來的“數字歐洲”，法、德等工業強國可能繼續向價值鏈中高端轉移，而工業基礎薄弱、處在價值鏈低端的東、南歐則可能面臨“人被機器取代”的風險。此外，當數據與醫療、自動駕駛、航空航天等行業深度融合，人們對數據存儲、傳輸及運算的安全性有著遠高于搜索或社交時代的要求。“數字歐洲”的路上，如何建構技術倫理，讓技術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將成為比防范“硅谷權”更為要緊的議題。

與此同時，民粹主義與單邊思潮近年來在歐洲頗為流行，半個多世紀以來以“單一市場”為標志的歐洲一體化趨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遏。以法國為例，盡管反全球化、反歐盟、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現已改名為“國民聯盟”）候選人馬麗娜·勒龐在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中最終敗給了中間派獨立候選人馬克龍，但后者執政以來提“多速歐洲”、單邊開征數字服務稅并批評歐盟產業政策的種種舉措無不表明，即便是堅持歐洲一體化、傾向自由貿易的馬克龍政府，也對如何實現一體化，有著出于本國利益的實際考慮。

和半個世紀以前不同，世界的重心已經從大西洋轉移到了太平洋，但歐盟的主要框架、政策設計都是基于舊日秩序，著眼的還是歐洲大國的內部事務，體現出極強的“內向性”。和歐洲議會花去四年時間討論GDPR一樣，未來任何有關“數字歐洲”的頂層設計從構想到落地，都將是一次漫長的旅程——如默克爾所言，歐盟在討論問題上耗費了太多時間，往往等到政策推出，世界已經變了模樣。

當數字治理與氣候變化、集體防務、難民問題交織掣肘，國際共治可能失敗。而如果進一步一體化的努力在多個領域相繼失去動力，英國的脫歐與極右翼主張的回歸民族主義，會不會是“數字歐洲”的最終命運？

對新一屆歐委會而言，其作為“數字歐洲”的頂層設計者與市場秩序維護者，將同時肩負裁判員與運動員的雙重身份。如何兼顧歐盟內外各方利益以促成交易，如何讓歐盟成員國心甘情愿地“跟上時代”，如何在與中、美競爭合作的同時還不讓“多邊、民主、自由、責任”等語詞蒙塵，如何讓人在“數字化”的世界中享有尊嚴與體面，將遠比過去對硅谷開出一筆罰單或發起一次訴訟，艱難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