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首屆“藝術與設計創新未來教育博覽會”（FutureLab，簡稱教博會）在上海西岸藝術中心開幕。同一天，教博會團隊舉辦了“全球校長論壇”，國內外藝術學院院長以“在藝術學校里必須學的一件事”為主題分享了他們的觀點和經驗。澎湃新聞從中節選了部分發言。

高世名（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

在藝術學院里應該學些什么？在今天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因為我們正處于一個巨大的變局當中。技術正在加速，世界正在加速，我們正在切身參與一次極具顛覆性的技術和認知的變革。同時我們也共同在見證一個哲學、藝術、技術、政治和倫理都在全面重構的時代。

對藝術教育而言，教與學、藝術的感性經驗、知識的生產與傳播，甚至人的形態和自我的意義，都正在這場技術的加速度中被重新定義。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想象一種藝術教育的新方式和新框架？對新方式和新框架的想象，未必是一味地瞻望未來，未必一直往前走，有時候也意味著要回溯本源。中文非常古老的“藝”字，原初的寫法本來是一種種植和培育，這在我們藝術與教育那種原始的關聯性，二者都統一于人的成長與培育。

在二十一世紀最初二十年，技術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存在著巨大落差，這需要我們重新回歸到藝術和教育的本源，就是關心自己，并且重啟一種自我的“技術”。當下藝術和教育的根本責任，就是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時代推進人的發展。為此學院和教育者們需要構建一個多元化的思想空間，需要重新思考藝術和教育、創造與傳播、生產與消費、社會與自我之間的復雜關系，我們需要共同追問面對技術、信息、資本網絡，如何重塑藝術的創造和藝術的教育，作為一種仁學的藝術和教育應該如何展開。

在中國美術學院有三種不同的教育觀在同時起作用，第一種認為學院提供的只是土壤，園丁的工作就是培育土壤，讓土壤盡可能養料豐富、成分多元。第二種是“鍛煉說”，認為藝術教育就像鍛鋼打鐵一樣，在敲打中把鐵中的雜質逐漸剔除。這種藝術教育的過程，也就是自我創作的過程。第三種是“感染說”：藝術中最根本的東西是無法教的，只能喚起。這種意義上的教育像是某種心情的傳遞，甚至像是醫學上的“感染”。通過這種感染，一個人開始變得善感、不滿，開始變得更加敏銳，變得漸漸渴望改變。

學院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能夠意識到世界上存在種種不同的世界觀，在世界觀的交互中激發他們想象世界的能力，讓他們對事物的復雜性和敏感性慢慢地呈現出來，讓他們逐漸體會到有那么一些眼光、做法、感覺，甚至活法。這個意義上教育問題就是藝術問題，老師和學生的關系，不是藝術家和他觀眾的關系，而是藝術家和同行的關系。

我認為目前在藝術學院中最應該學的就是成為自我的創作者，因為藝術教育的過程首先就是創造出藝術主體性的過程。當然藝術家的目的不只是創造自我，他還要改變世界，這兩者息息相關。

最后我想以不久前去世的校友、藝術家黃永砯的三句話作為結尾：1.藝術是一種危險的生活；2.創造力從來不能單獨存在；3.藝術必須超越藝術本身。

納仁·巴菲爾德（Naren Baefield，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副校長兼教務長）：

很多傳統認為學校的目的就是傳授技能，讓畢業生變成藝術家，讓他們在工作場合當中成為一個成熟的專業人士。而在藝術學校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還加了理念、思辨精神以及表達的能力，確保這些大學生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生。我覺得美術學校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獲得文憑，而是培養一個問詢的精神，這將會是終身學習的關鍵。

我們如何為學生應對明天的挑戰做好準備，讓他們在接下來四十甚至六十年當中取得成功？我們如何確保他們在美術學校當中通過對于昨天技能的學習解決明天的問題，尤其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我們將會應用自動化、人工智能、納米技術、大規模的定制化、材料科學、嵌入式的技術以及零碳等新技術。

美術學校最應該回答的問題就是如何變得“不合理”，如何變得“難搞”。這種精神能夠帶來進步。美術學校最重要的并不是展品、藝術品，雖然這些展品很有可能是跨世紀的，但是這些藝術家本身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邱志杰（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學院院長）：

中央美院實驗藝術學院有三個方向，首先是實驗藝術專業，這個實驗藝術專業是做繪畫、裝置、影響；第二我們有科技藝術專業；第三個方面叫社會性藝術方向，這個做實驗劇場，做鄉村建設項目，做大規模的社會接入和社會改造，關心兒童創造力開發、藝術治療、日常游戲等。

藝術學院作為一個教育機構首先要培養人。今天世界的發展，使我們今天教給他們知識的內容，在他們畢業的時候可能已經變得過時，因此今天的藝術學院要教授的其實是一種學習的能力，我們稱之為“全人教育”，這種教育的理想其實是文藝復興的理想。

此外作為研究機構，美術學院有歷史提出一個理論建構和教學體系的建構，對于我們來說尤其重要的是新藝術史的建構。作為一個社會裝置，藝術學院重新建構我們和社會的關聯。今天的藝術生產已經過多地被過于成熟的藝術體制綁架，我們的藝術家甚至非常難想象自己可以在畫廊、美術館、雙年展策展這個系統外工作，這也是我們社會性藝術方向設置的重要原因。

斯圖爾特·班尼特（Stuart Bennett，愛丁堡大學愛丁堡藝術學院前代理院長）：

對于我們來說，在設計藝術學院學習的知識是什么？在藝術和設計的過程當中需要有一個目標，藝術設計教育可以是非常糟糕的、痛苦的，可能讓你會懷疑自己，開始對自己評頭論足，可能會讓你自己和別人拉開距離，毫無疑問這肯定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需要學的是連接性，社區對我們來說非常關鍵。整個大學學院也需要和世界進行連接，需要影響別人。有時候我們學校相應的專業其實要在不確定性當中往前發展，我們需要抗爭這些舒適區，抗爭這些不知道的情況。

以我們2019年做的項目“未來圖書館”為例。這是2014年在挪威種植的一大片森林。到2114年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用這些樹木制成的紙張來印刷100本書。那個時候很多參與項目的藝術家可能已經去世了，但是到那個時候的學生，可能會在圖書館當中讀到相關的項目與成就。

婁永琪（同濟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

今天我跟大家說的是同濟設計教育的范式轉型。我們有包豪斯的傳統，建筑和設計70多年都是合并在一起的。2009年的時候同濟大學將我們的設計學院和建筑學院、規劃學院進行分離，建立全新的學院，這個學院命名成為創意設計學院。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同濟大學的設計和教育開始更多關注于創業，并非純藝術。

我們希望有幾個相應的領域，第一個是科學和技術，第二個領域是社會創新。我覺得比排名更重要的一點，我們開始創造更多的東西。2007年的時候我們只有三個院系：工業設計、環境設計、媒體和傳播設計，2007年的時候我們開始創建一些新的項目，包括交互設計、戰略和管理，2017年的新項目是AI和數據設計，之后我們做了一個企業家精神創業。我們還有實驗室支持我們的教育和相關的研究。

我們把今年的同濟設計周主題定為“新十年環同濟設計周”，有很多的展覽。每年在同濟設計周，都希望開發一些新的設計領域。我們做了一個雙年展，主題是“復雜社會技術系統”，用各種設計理論和設計方法，解決怎么樣更好和真實世界的挑戰連接，怎樣解決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模棱兩可性。我們不僅僅提出問題，而且希望能夠解決相關問題，在方法論的角度找出我們的創新。我們希望能夠將設計教育和中國最大的一些挑戰進行連接。

我們一直和公民創造互動，這些公民不是我們的學生，但是他們卻是我們生態體系非常重要的部分。講到未來社區、未來校園的時候，它不只是學校里面的空間，重要的是關乎如何將教育拓展到整個社區，直到拓展到整個城市。

2015年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設計介入項目，我們做了許多新內容和新活動。比如說玻璃工作坊從校園當中帶到街頭，我們也在街頭的空間創作了一個當代珠寶設計的工作坊等等。現在40%的設計空間已經是和社區進行整合的，不是我們校園自己的一部分。我們2018年的時候做了一個“八分鐘半徑”的圓形生活街區，當中我們會做一些聚落，這些聚落關注的就是技術創新。我們會讓學生和教授走出他們自己的基礎研究項目，我們有食物實驗室、神經實驗室、制作實驗室、機器人實驗室、聲音實驗室等等。我們覺得美術學院是為人生的意義和世界的未來設計創造的。

塞加·霍曼（Saija Hollmen，芬蘭阿爾托大學藝術設計與建筑學院副院長）：

阿爾托大學有一個大膽的目標，就是通過研究、通過教育、通過為社會施展影響力創造可持續的未來。

我們覺得藝術學院在藝術設計和建筑方面有先驅性作用。我們大概270多個學生，一共有五個系：建筑、藝術、設計、影視制作以及新媒體。明年我們會是第十周年，會有一個新的戰略，當中關鍵點是社會的影響教育，但是我們需要將可持續性放在所有戰略支柱當中。同時我們也關注于人性，特別是一些社會的問題。

必須學習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最終會帶來無限的可能性。我自己的觀點是首先我們需要想到人類的意識。人類的意識是利用一種非線性的神經網絡，將其聯系在了一起，建立知識體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合成，使我們成為特殊的人類物種。藝術的作用包括視覺、聽覺、表演藝術，在形成這種知識的創造以及心靈相互依存的理解過程當中，藝術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茖W研究可以受益于這個過程，利用這些直觀的和非線性的過程的藝術過程，產生很多結果，并且允許這些領域發生一些沖突，這其實是一種方式，可以增強我們對于世界的了解。

我們認為變革性的學習理論是最具有先進性的一個觀點之一。我們需要具有批判性地反思一個人的假設或者說期望，這是非常深刻的觀點轉變，通過一群學習者之間的對話和討論來產生這樣的觀點，同時也可以最終實現變革的出現，變革性學習就是我們需要成為一個自主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