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想到藝術或藝術機構，腦海中也許會出現各種玄虛的概念。但在荷蘭的烏特勒支市，有這樣一個藝術機構，它不斷地反思，作為一個機構，自己在社會上能帶來的價值。它跳脫出當代藝術的常規邊界，來感知和（重新）想象經濟、政治和道德 。它就是卡斯科藝術機構（Casco Art Institute)。
卡斯科1990年在荷蘭最中心的古老城市烏特勒支創立。創立之初便關注于藝術為公共利益以及藝術介入公共空間的創造性。在接下來的近三十年里，卡斯科不斷創新、不斷突破自己、調整機構方向，幾經易名，在2017年，卡斯科從當時的名稱”藝術、設計和理論的辦公室“正式更名為沿用至今的“卡斯科藝術機構：致力于公地（Working for the Commons)”。
“公地(commons)”，指代自由組織的社區或團體共同管理的集體資源，集體自然資源如水、森林、土壤、魚群；集體非自然資源如知識、互聯網、科學研究，等等。公地被視為介于“公有”和“私有”之間的一種更為健康和可持續的管理方式，在這些社區中，維護、關懷、共享、合作和多樣性具有最高價值。
而卡斯科實踐和理解的公地不僅是集體管理的資源池，更是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唯利至上的價值體系，以及一種超越個人主義的互利共生的社會關系。畢竟，工業資本主義，“已將我們帶到了地球氣候災難和廣泛的社會不平等的臨界點”。如果地球是公地，那么“我們”如何共同管理面臨滅絕威脅的無數居民，藝術和藝術機構如何挑戰百年來“人類/自然”這種劃分的誤解？
卡斯科之所以如此重視公地概念，甚至立志于研究藝術如何為公地服務，其原因不得不提及全球生態危機這個大背景。在歐洲，人們的危機意識已開始被點燃，英國國會已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環保組織“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也帶領著數百萬計的年輕人走上街頭發聲，要求政府做出果決的政策來減少碳排放；甚至《衛報》等國際最重要的媒體都紛紛特別聲明，會盡可能多而準確地報道環境危機的最新情況。
也正是在這樣的危機意識及大環境下，卡斯科帶頭反思：當我們面臨滅絕威脅的大挑戰，藝術還能一如既往地陽春白雪嗎？也許在西方當代藝術界，反思與評判精神還是很盛行的，藝術家指出社會問題、針砭時事，卻鮮有藝術家或機構客觀檢討自己的工作，制作作品所用的材料可否降解，藝術機構的資金來源是否綠色？甚至當我們憤慨激昂、坐著長途或短途飛機全世界展覽和宣講時，其社會意義與其生態意義相比，是否也是紙上談兵？
卡斯科給出了自己的理解： 藝術有無限的潛力，藝術是探究周圍世界的最微妙和令人驚訝的方式之一，通過它我們可以想象其他可能存在的世界， 比如公地的世界。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家，采取非常規的途徑來學習和聯系，并創造讓我們看到、感知、質疑和思考的圖像。藝術可以激發我們的觀念和行為，以及更大系統的變化。
我們現在面對的氣候危機牽一發而動全身。而公地謹慎處理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以關懷、合作和共享的原則，來指導集體資源的管理。 它還能延伸到法律層面，改變構建社會的基礎體系。所以卡斯科決定：把藝術和公地結合起來。
全新的卡斯科藝術機構，希望通過藝術來培養和維持公地，與藝術家以及各種社區緊密合作，反思我們的生活方式、共享資源、習俗和邊界，通過呈現藝術來創造現在和未來的不同世界。
可如何實現這樣的轉變？卡斯科的機構變革可謂大刀闊斧。藝術最常規的展覽形式不再是重心，卡斯科一年只辦兩場與研究、定位和調解公地領域有關的藝術展覽。卡斯科的總監Binna Choi很誠懇地表示，她也一直在評估展覽這個形式用以分享、溝通和實踐公地的有效性，畢竟展示趨于終結，而如何更多地開放藝術制作的過程，邀請大眾參與，才是卡斯科最感興趣的地方 ——把藝術展覽做成一個不斷增長的開放式的公共資源庫。
而每個季度舉行的公地學校是現在卡斯科的重點，公地學校通過圍繞藝術和公地領域的幾個交叉學習線進行編排。這些不同的學習線指導并塑造了卡斯科的公地計劃，因為它們各自表達了周圍不同社區的關注點，并且需要進行精心照護，長期和非等級的合作。這樣，我們不僅談論公地，而且實踐公地，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預想了不同形式的制度和共同生活的方式。
生態學習中心深深關心環境，并在一個開放的空間中，學習新的生態生活方式，一群藝術家在烏得勒支的萊茲·賴恩地區打開了舊的Terwijde農舍，并將其改造成新的公共空間！Terwijde農舍有一個帶垃圾降解池的廚房、圖書館和花園，還有一個雞舍和昆蟲旅館。最重要的是，他們還有一個進行展覽和公共活動的區域，舉辦各種有關農舍、農舍周圍環境以及生態學習的各種研討會。
取消學習(unlearning) 的站點關注的焦點是我們很少質疑我們社會規范和結構， 它們是如何形成并被我們“無意識”地維持的。而“取消學習”是作為一種工具來集體反思我們無意識養成的習慣，例如藝術家和藝術機構如何“取消學習”我們的特權，不再把我們所處的環境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卡斯科的團隊也有一個習慣，每周定期一起打掃辦公室，此舉也是身體力行地實踐公地原則——滋養我們、維護我們的勞動如家務勞動同樣值得被肯定，只做”大“藝術而看不到幫助我們清潔的工人，并不能被稱為公地藝術。
多元經濟旨在探索除資本主義以外的各種社區之間的各種形式的交流，交易和責任制。
憤怒的信件深入探討了對話，寫作和出版，尤其是通過荷蘭的教育機構環境，作為有話語強權的一方不免偏心的立腳點，他們積極探索自由與解放的共存模式。
生存詩學結合了很多“非常規”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和實踐，一起探討正在迅速變化的關于性、健康、社區生活和死亡等話題的論述。
如此一來，卡斯科這個藝術空間不再是一個靜止的“白盒子（white box）”，而是一個真正有血有肉、承載了人情、承載了思想交流的社區。
我今年有幸參加了卡斯科一年一度的“集結大會”，有點像武俠小說里的“群英會”或“華山論劍”，各種背景的有識之士相聚一堂，有藝術家、科學家、農學家、環保主義者、律師、社工、社會學家等。今年的大會標題是《我們的房子著火了》，引自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在達沃斯經濟論壇的一次發言。為期兩天的大會散發著強烈的緊迫感：面對生態危機，我們如何能從“說”落實到“做”，讓藝術帶領我們去想象并實踐一個不一樣的、與自然更加和諧共生的社會？我們作為個人、作為機構、作為團體如何去行動？
在兩天高強度的“集結會”里，我們共同起草、修改了一份初步的《氣候正義條約》，希望更多藝術機構和藝術家個人自愿加入這個條約，并從藝術界輻射開來，讓社會各界逐步地把生態因素納入自己的行事規章及評估標準。接下的時間里，一年、兩年或五年，大家自發組織自己，有些人選擇繼續完善條約，有些人要去找政府、政客推動條約的法律效力，有些人想嘗試在社交網絡上營銷和宣傳這個條約，以社會輿論施壓，讓更多藝術機構加入條約。
這樣腳踏實地的討論，在拒絕“功用性”、希望保持“自由與自治”的藝術界確實不常見。但正如卡斯科總監Binna Choi所說：藝術就是一個海納百川、世界上所有東西都能結合起來的領域，是一個非學科的學科。
他們選擇從藝術出發，直面全人類的生態大挑戰，任重而道遠。當被問及是否對卡斯科所期望引領的轉變充滿信心時，總監Binna回答道：“從項目創立開始，我們便得到了很多正面反饋，越來越多的持續的關注和感激，所以還是有足夠的基礎讓我們繼續我們的工作。也許有一天核心團隊會換血，我也可能離開這個總監之位，但我們不希望像其他很多藝術機構一樣，領導層的變更就引起整個機構180度的大轉變。我們在集體寫一份使用和維護卡斯科協議，之后即使團隊變更，卡斯科也能將公地的事業繼續下去。”
我問Binna，有沒有構想或期待過卡斯科繼續發展成什么樣。她說：我每天來烏特勒支市上班，有時會想，如果沒有烏特勒支大學的性別研究學科，烏特勒支還是那個烏特勒支嗎？我希望卡斯科也能達到這樣，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卡斯科的烏特勒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