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8日，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邀請蘇尼爾·阿姆瑞斯（Sunil S. Amrith）教授來訪并做主題講座。此次講座為全球在地化亞洲研究講座系列的第五講，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曹寅主持，主題為“水與近現代南亞的誕生”。

曹寅老師首先簡單介紹了蘇尼爾·阿姆瑞斯教授以及講座主題。阿姆瑞斯教授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為哈佛大學梅赫拉家族講席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南亞與東南亞的跨區域流動、移民史、環境史和公共衛生史，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國際衛生的去殖民化：南亞與東南亞，1930-1965》（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1930-1965），《橫跨孟加拉灣》（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以及最新專著《不羈之水》（Unruly Waters）。

正如《不羈之水》中提到的，歷史上人類一直嘗試和“水”進行互動并期待實現對“水”的掌控。但事與愿違，人類試圖控制自然，卻經常反而被自然控制，修建大型水壩帶來的生態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水”為什么能夠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甚至是命運產生深遠的影響？

阿姆瑞斯教授以三段引用作為講座的開始，這三段引文分別來自三位印度名人在1909、1966、2017年對于印度經濟所做的評論。這三段評論旨在說明季風、水資源、氣候這些自然因素能夠對印度經濟產生決定性影響，而且這一狀況在長時段內從未改變。由于印度是農業大國，有占比很高的農業人口，國民生計對于自然的依賴性較強。而教授作為歷史學家關注的問題不是氣候如何影響印度，而是“氣候是印度經濟的關鍵性影響因素”這一觀念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氣候最為顯著的特征是季風。季風在印度文化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印度的音樂、宗教、攝影等文化領域經常以季風為主題。對于季風的歷史已經有了較多的研究，側重于以較大的時空尺度來看待季風，研究季風如何塑造了經濟、文化、觀念，人又如何企圖控制季風卻總是失敗，季風更加不可控制而成為對人類產生關鍵性影響的因素。

在印度“季風可以被控制”的討論最早在1918年提出，印度工業委員會（Indian Industrial Commission）向民眾宣布季風所帶來的影響可以依靠科學技術控制。政府會通過各種方式減少季風為民眾帶來的損失，以此傳遞出一種“自然不足為懼，人類可以控制自然力量”的觀念。這種從“自然中獲得自由”的思想也與政治自由緊密結合，機構的一些成員也提出，能夠利用先進的科技不意味著人與自然能夠完全分離，人仍舊不能擺脫自然的控制，建立起自由的政治體制是解決“季風能夠對印度產生決定性影響”這一問題的最終出路。1930年由甘地領導的著名政治運動“食鹽進軍”正是這種觀念的體現，鹽是自然的產物，最窮苦的人群最需要鹽，如果沒有自然賜予的鹽就無法生存，他們最受到自然的控制，同時他們是被英殖民者剝削最嚴重的人群，體現了在這一時代不受自然控制和實現自由兩種觀念的聯系。

對于如何看待自然的問題，1940-60年代印度陷入了兩種不同觀念的爭論中。以現代印度的主要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阿連卡瑪爾·穆克吉（Radhakamal Mukerjee）為代表，一種觀點認為印度需要的是保持自然生態平衡，包括保育生態系統、涵養水資源等。他們批判印度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認為全球市場會毀掉印度，印度應該基于本土（local）的古老智慧來解決自然帶來的問題。著名的天文物理學家、生態學家梅格納德·薩哈（Meghnad Saha）則認為充分利用先進科技才是印度解決自然問題的出路，人類活動造成的本土地表變化對于整個氣候的影響微乎其微，不會導致出現更糟糕的自然問題。人能做的事情是改變地表的狀況例如修建水壩，以此來抵抗自然帶來的風險，例如季風性干旱。他很崇尚美國的田納西水利工程和蘇維埃的國家體制，堅信國家性重大工程可以支撐印度經濟至少上百年不受氣候控制。

從歷史事實上看，后者的觀念取得了勝利，印度政府開始大肆修建水利工程。1947年印巴分治，南亞兩個最大的河流沖擊三角洲被國界分割，一夜之間印度內河變成國際河流，兩國因搶奪水資源經常引發爭端。隨后印度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來利用水資源，尼赫魯在與巴基斯坦接壤的旁遮普邦發表演講，國家也制作大量宣傳片，宣傳大壩是印度現代化的關鍵，一定能夠解決印度的水資源問題。1960年經過世界銀行調停，印巴簽署《印度河河水條約》協議分配水資源，目前兩國基本上還在遵守這一協議。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大型水利工程修建是一個全球性互動的問題。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也在與印度合作建設水利工程。指導印度水壩的工程師曾指導過美國田納西水利工程；印度的團隊參觀了中國的水利工程，認為應該學習中國通過水利工程來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實現國家經濟發展和政治獨立，從而擺脫美蘇的鉗制。但事實上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治理洪水，實現灌溉，而印度是控制季風，中國的自然問題顯然更容易控制。

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并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印度的氣候問題。印度的水壩還在建設過程中，無法實現供水灌溉。為了保障農業生產，印度也開始大量抽取地下水，當時的印度成為最大的地下水使用國。從1950-1955年印度可灌溉區域面積數據來看，這一方式十分有效，可灌溉區域穩步增長，貧瘠的干旱地區成了糧倉。然而這顯然是在過度使用地下水，早晚會出現問題。果然，1965年印度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大規模干旱，只能完全依靠美國糧食進口，損害了國家安全獨立。1970年代印度已經開始出現了大氣污染問題。逐漸開始有人關注和討論可持續性問題。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在1972年第一次參加聯合國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的講話體現了觀念的轉變，她指出環境問題其實根本就是貧困問題，全球經濟兩極化嚴重，發達國家已經毀壞了環境，消耗了資源，解決貧困才能解決環境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看不清前路，不知道怎么樣才能實現發展，現有的資源能不能支撐國家走出貧困。這是這種論斷第一次被提出。

隨后印度開始掀起各式各樣的環保運動，例如通過擁抱大樹來阻止森林砍伐（“Tree hugging movement”）。在城市中，環保運動主要是由科學家，生態學家領導的，有學者提出印度需要重新開始審視本土的、傳統的水土保持技術，類似于阿連卡瑪爾·穆克吉的早期本土化環保觀念，批判建設水壩對于自然的不良影響，《正在死去的智慧》（Dying Wisdom）一書集中體現了這一觀念。1980年代，人們注意到季風經過長時段的人類活動已經開始改變了，變得更加的難以捉摸，帶來更多災害。科學家尋求新的辦法讓季風恢復，例如通過種植新的森林，但成效微乎其微。因為這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不止受到印度當地的影響，還受到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這便是歷史的吊詭之處，人們企圖控制季風，卻使得季風變得越來越難以琢磨、難以控制。

最后，阿姆瑞斯教授以《后自然》（After nature）提出的問題結束此次講座。本次講述的印度歷史體現了，“水”不是只依靠科學技術就能控制的，自然本身不是只依靠科學技術就能控制的，而人確實改變了自然，人類不斷地犯相同的錯誤嘗試去控制自然，使得自然被改變成越來越難以被控制的樣子。《后自然》（After nature）提出自然再也不能脫離人類存在，人類以后只能生活在他們塑造的世界中，那么現存的物質世界是否是被觀念塑造的？這樣的世界擁有一種什么樣的政治？人是否能夠在這種政治中實現自由？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