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敘倫

馬敘倫撰《石屋余瀋》和《石屋續瀋》由建文書店于1948年和1949年相繼出版，內容多為掌故逸聞，事多親歷，頗可增廣見聞，間或衡文論藝，時出己見，亦耐人咀味。多年前曾先后蒐求到舊版，可惜紙質粗劣不堪，翻閱時稍不留意便滿手碎屑。最近見到許嘉璐主編的《馬敘倫全集》已經先期推出數種，其中就有這兩部筆記的整理合訂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當即購置以備日常翻檢。

整理本前有《出版說明》，在介紹校訂情況時說：“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上海書店復制建文書店版出版兩書，后來又收入民國叢書三編第八十七冊。此次將兩書合刊，均以上海書店一九八四年版為底本，重新標點，并補足若干缺字。”與此同時，卷首所附書影也源自上海書店的影印版。此舉不免令人感到費解，為什么在整理過程中舍本逐末，不徑以建文書店的舊版作為底本呢？雖說現代出版影印技術精湛高超，依照舊版原樣復制，照理應該纖毫不爽，但是否會在不經意間出現疏忽紕漏呢？就好像古籍中的各類翻刻本、覆刻本、影鈔本等，不管如何標榜摹印精工，校勘審慎，和原刻本相較，總難免會有訛謬失真甚至逞臆妄改的情況。

閑居多暇，一時興起，便將整理本與建文舊版略作比勘，果然發現其中大有蹊蹺。建文版《石屋續瀋》在“俳優 戲劇 歌舞”和“國號不宜省稱”兩條之間原有“房中術”一則，在整理本中居然被刪削殆盡，蕩然無存。不惟如此，整理本還移花接木，將原先位置靠后的另一則“車夫之言”移至該處，用以填補“房中術”條被剔除后的空缺。簡而言之，這個經過精心校訂的新整理本非但內容有刪剔，編次也經過改竄，并沒有如實呈現原書的面貌，所謂“全集”，頗有些名實不副。

被刪去的這則“房中術”篇幅并不大，可資談助的地方卻不少。文章開頭提到與葉德輝（字煥彬）的一面之緣：“長沙葉煥彬，余于四年一見之章太炎坐上，其博學過王先謙。”章太炎自民國三年（1914）初因言賈禍，即遭到袁世凱的軟禁監視，直至兩年后才恢復自由。其間有不少友朋門生陸續前往探視問候，馬敘倫正是其中之一。他在《我在六十歲以前》（生活書店，1947年）中對此有過詳盡的回憶：“這年的下半年（四年），北京大學請我在文學院擔任教課。那時，章炳麟先生被袁世凱軟禁在北平東四牌樓的錢糧胡同，住宅是前清小貴族的遺產，著實堂皇。可是除他本身以外，一概由警察總監吳炳湘包辦。……客人呢，起初只許兩個人進去，一個是清史館纂修北京大學教授朱希祖，是章先生的弟子；別一個我忘記了。后來馬裕藻、錢玄同、吳承仕和我都陸續可以進去了。我有時在北大上課后去看看他，有時我星期日去看他，一談就是一天。有時他還要我吃了晚飯走。……他是三教九流無所不通的，尋常言語，休想打動他，幸而我還有幾套，忽然談孔孟，忽然談老莊，忽然談佛學，忽然談理學；談到理學，他倒感覺興趣，原來他對這門，以往還缺少深刻的研究，這時他正在用功，所以談上勁了。”可見兩人當時往來的頻繁密切。

而在清末民初易代之際被章太炎許為“殺之則讀書種子絕矣”（葉德輝《兩知己詩·章太炎》自注，收入《觀古堂詩集·書空集》），因而得以幸免于難的葉德輝感念舊恩，同樣在探視人員之列。雙方論學雖然多存異趣，可是章太炎在家信中依然甚覺欣慰，“得葉德輝一人，可與道古”，足以排遣寂寥，還特別強調“葉為力攻康、梁二人，遂以頑固得名，其實知識遠過壬秋”（《與龔寶銓》其四，寫于1914年7月24日，收入《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評價其才學識見遠勝于前輩王闿運（字壬秋）。馬敘倫正是在此期間偶遇葉德輝的，平日和太炎見面天南海北地閑談，想來也會偶爾涉及葉氏。

作為近代湘學的后起之秀，葉德輝時常被拿來與鄉賢王先謙、王闿運相提并論，自旁人看來這無疑是值得自詡夸耀的，可是他本人私下對二王卻多有腹誹不屑。其受業弟子楊樹穀、楊樹達昆仲合撰的《郋園學行記》（崔建英整理，載《近代史資料》1985年第四期，又收入《崔建英版本目錄學文集》，鳳凰出版社，2012年）開篇就提到：“同、光之間，時論推縣人王葵園閣學師先謙、湘潭王湘綺侍講師闿運為尊宿。吾師特與二王師鼎足，于是有長沙王葉、湘潭王葉之稱。顧吾師之學迥與二王宗派不同，吾師恒言閣學師不出桐城古文范圍，于經學有中年出家之弊；侍講師乃六朝文士，不足當經學大師。”馬敘倫稱道“其博學過王先謙”，章太炎也認為“其實知識遠過壬秋”，正可與這番評議參看。

馬敘倫接著又提到葉德輝“好色”，“所為《麗樓叢書》中多言房中術者，大氐多出道藏中；余未之讀也”，所述不免有耳食之過。葉氏因為“好色”而熱衷搜集、傳刻房中術一類典籍當然毋庸諱言，但其編刻的《麗樓叢書》共收錄九種文獻，計陳田夫《南岳總勝集》三卷、司馬光《七國象棋局》一卷、司馬光《投壺新格》一卷、洪遵《譜雙》一卷、李清照《打馬經圖》一卷、朱河《除紅譜》一卷、闕名《繪圖三教搜神大全》七卷、魚玄機《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和王構《修辭鑒衡》二卷，“悉用舊本覆刻，尚可觀覽”（黃永年、賈二強《清代版本圖錄》卷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因此頗為藏書家所重，但內容則與房中術毫無關聯。與房中術相關的其實是他同時編刻的另一部《雙梅影闇叢書》，內有《素女經》一卷、《素女方》一卷、《玉房秘訣》一卷、《洞玄子》一卷、《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一卷等。馬敘倫當時正在北大講授老莊和程朱，對這類“旁門左道”自然不會措意，所以也坦言“未之讀也”。而他之所以張冠李戴，或許也情有可原。葉德輝藏書極富，章太炎曾應邀撰《奐彬同學屬題麗樓圖》（載1915年《甲寅》第一卷第五號），內有“葉君何卓躒，儲書滿園叢。舊臧摷潭建，次及皇明中。自從盧鮑來，改竄不足重。禮失求四夷，采伐窮瀛蓬”云云，表彰其旁搜遠紹、發幽起潛之功。大概正是受到這些詩句的誤導，未及細究詳辨，馬敘倫才會將《麗樓叢書》和《雙梅影闇叢書》混為一談。

盡管并沒有讀過那些房中術典籍，可是馬敘倫隨即就根據《白孔六帖》所引《廣弘明集》《正理》《笑道論》等文獻，略考房中術與道教的淵源。事涉專門，此處姑置勿論。不過他最后又引申說：“董仲舒言《春秋》而信五行，五行之說，古巫家哲學之原子論也，其書亦言游房，亦可證也。”“游房”之說見于《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所述的“君子甚愛其氣而游于房，以體天也”，確實和房中術息息相關，足見其博聞強識。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古巫家哲學之原子論”，令人不禁聯想到他和傅斯年之間的一樁公案。馬敘倫此前在北大講授《莊子》，編有《莊子札記》作為課程講義，由北大出版部于1918年付梓刊行。正在北大國文門就讀的傅斯年當仁不讓于師，不久后就撰文予以嚴厲批評。在傅氏指摘的諸多問題中，有一項是《札記》“有自居創獲之見，實則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來者”，竟然抄襲剽竊了北大同仁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所舉出的證據中，就包括馬敘倫在解釋《莊子·至樂》篇“種有幾”一句時稱“幾如大秦言原子”云云，依照傅斯年的看法，“皆胡先生說，特字句不同，又多抄錄耳。考前人未有為此說者，胡先生此講義印于去冬，馬先生《莊子札記》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見。見而不言所自來，似為賢者所不取也”（《出版界評·莊子札記》，載1919年《新潮》第一卷第一號），言辭相當激烈。

馬敘倫見狀絲毫不敢怠慢，當即撰寫《釋〈新潮〉中評〈莊子札記〉》（連載于《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月18日、20日、21日）回應，對“原子說”的來源特別予以澄清，“如原子說發于章太炎先生《齊物論釋》，倫實本太炎，不與胡先生相涉”；并進而指責傅斯年此舉出于偏見而居心叵測，“然則謂倫攘取胡先生說者，乃傅君用意在抹殺倫書無一是處，遂以其所認為勝義者，亦不許出于倫，而適胡先生有相同之說，則更坐以攘美之罪耳”，“傅君必以為攘美，倫愚實不能承君之盛意”，竭力為自己辯白。章太炎《齊物論釋》確實提到過“諸尋實質，若立四大種子，阿耨、缽羅摩怒、電子、原子是也”（據王仲犖校點《齊物論釋定本》，《章太炎全集》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但并非針對《至樂》篇而言。倒是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商務印書館，1919年）里詳細研討過該篇，明確指出“我以為此處的幾字是指物種最初時代的種子，也可叫做元子”（見該書第九篇《莊子》第一章《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馬敘倫恐怕很難與此徹底撇清關系。馬敘倫隨后在《札記》的基礎上精益求精，另撰《莊子義證》（中華書局，1930年），《自序》中預先申明“所見前人及并世師友詮釋愜當者，皆為收錄。其所不知，闕如也”，但耐人尋味的是，在《至樂》篇中卻改稱“是幾者，謂種之極微而萬物所由生者也”，絕口不提“原子”，看來也是想盡量避免嫌疑，以免再次招惹是非。——附帶提一下，《馬敘倫全集》已將《莊子義證》和《莊子天下篇述義》匯為一編整理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說明》中說：“《莊子札記》中的校訂成果，也經過修改收入《莊子義證》之中，因此這次整理《馬敘倫全集》，就不再收入《莊子札記》一書了。”看來也有些不妥，至少在考察馬、傅兩人的爭論時缺少了可資驗證的重要依據。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里還提到，“五行之說大概起于儒家，《荀子·非十二子》篇說子思‘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可以為證”，“到了漢朝這一派更盛。從此儒學遂成‘道士的儒學’了”（見該書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一章《前三世紀的思潮》）；其后又在《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上海中國公學，1930年）中補充道，“五行之說大概是古代民間常識里的一個觀念。古印度人有地、水、火、風，名為‘四大’。古希臘人也認水、火、土、氣為四種原質。五行是水火金木土，大概是中國民族所認為五種原質的”（見該書第一章《齊學》）。馬敘倫將“五行之說”與“原子說”等量齊觀，或許與此也不無關聯。盡管一個說的是“原質”，而另一個講的是“原子”，字面并不相同，但其實異曲同工，正如先前一個說“元子”，而另一個稱“原子”，并不妨礙傅斯年將兩者聯系起來以成定讞。可供參酌的是馬敘倫在《讀書續記》（商務印書館，1931年）卷四中曾提到“孔、孟皆不言五行”，“以五行為古代神教之說，如印度婆羅門之說四大，與儒家立義相謬”，和胡適所主張的意見恰好針鋒相對，對其說想必不會陌生。主旨相悖而采其片言，自然也并非不可能。

馬敘倫在“房中術”中還說：“余謂房中術于巫覡之關系，即故都雍和宮之歡喜佛可以知之。”在《石屋余瀋》中正好有一則“歡喜佛”可資印證。而再次將新整理本與建文舊版稍加比對，不難發現前者仍有刪改。馬氏在文中轉引了李湘帆《金川瑣記》中所述喇嘛寺內供奉的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構狀”，“更有所謂牛頭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瞠目注視，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云是護法菩薩”。原書標點誤植為“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以致文意捍格難通。整理本已予以徑改，值得稱許。不過與此同時，整理本又將“交構”改作“交媾”，似乎唯恐讀者不明其意，卻不知原文本通，多此一舉；還將“而有流涎之狀”以下數句悉數刪去，似乎又在擔心讀者深明其意，令人啼笑皆非。如此老婆心切般的整理方式，顯然并不可取。馬敘倫《讀書續記》卷一中還有一則與此處所述頗有關系，不妨參看：“京師雍和宮，清世宗潛邸也，中奉歡喜佛。向曾據李湘帆《金川瑣記》，謂是仿西域為之。頃觀沈景倩《敝帚齋余談》云：‘余見內庭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故元所遺者。兩佛如瓔珞嚴妝，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珰云：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巹云云。’然則不始于清，所謂‘故元所遺者’近之。”正是針對《余瀋》“歡喜佛”一則中“雍和宮歡喜佛雖不多，而狀一如此記，然則仿西域為之者耳”所做的補正修訂。但愿日后整理出版《讀書續記》時，不要再將“互相抱持，兩根湊合”之類也連坐刪去了。

將上述《石屋余瀋》和《石屋續瀋》中的這些內容加以刪剔改竄，始作俑者其實倒并不是現在的新整理本，而且也不僅是這個新整理本的問題。兩書此前還有1995年山西古籍出版社、2012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整理本，覆按之后也莫不如此，追根究底都是由于校點時采用了上海書店的影印本作為底本。在影印中出現如此莫名其妙的荒唐行為，恐怕也另有隱情，不必求全責備。正當出版社在1984年著手準備影印兩書之前，剛剛經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盡管沒過多久就戛然而止，并未愈演愈烈，可設身處地來推想，編輯們勢必心有余悸而宛若驚弓之鳥，看到書中的這些字句就自覺有誨淫誨盜的嫌疑，才索性越俎代庖以防患于未然。只是今天的整理者如果不明就里，依然承謬襲舛，以訛傳訛，就不免愧對作者，也貽誤讀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