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模范社區到紀念地：一個工人新村的變遷史》書影，楊辰著，同濟大學出版社

記憶中有一年到曹楊影城去看電影，從地鐵站出來往影城步行，經過了一座占地面積很大的公園，和一個特別干凈整齊的“新村”。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房屋顯然重新刷過的白墻，建筑那極簡、無裝飾的美學風格，以及整個住宅片區疏朗、寧靜的氛圍。

那個“新村”叫做曹楊一村，是曹楊新村最早建成的部分。而后者作為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是本書——《從模范社區到紀念地：一個工人新村的變遷史》——的田野調查對象。

工人新村作為1949至1978年間上海最大規模的住宅建設實踐，相關研究一直未出現全面、系統性的理論著作。本書填補了上述空白，為上海乃至全國的工人新村研究提供了相當有價值的參考。讀罷，我試圖從以下三個相對通俗的方面去理解工人新村這一城市現象。 

曹楊新村屋頂上的閣樓，楊辰攝于2009年

思想來源

在中國，工人新村這個故事的開頭，可以追溯到1920年4月7日周作人在日記中的一條簡短記錄：毛澤東君來訪。

1919年，周作人這一邊，在“新村主義”先驅者武者小路實篤的陪同下，進行了對日本“日向新村”的實地考察，回國后發起五四時期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新村運動”。而毛澤東這一邊，1918年第一次來到北京，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并被老師楊昌濟推薦給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臨時館員。1919年，受到“新村運動”的影響，毛澤東撰寫《學生之工作》一文進行新村規劃，并試圖在湖南岳麓山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基地。1920年4月7日，青年毛澤東對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周作人的上述拜訪，就是基于以上背景。 

創立初期的日本日向新村，圖片來源：日向新村官方網站

五四時期的新村運動之濫觴，可上溯至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以及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作為一種“非暴力的”創造新社會的方式，新村運動合了當時知識分子群體的胃口。鄰邦日本，新村主義理論家、實踐者武者小路實篤，于1910年在文藝刊物《白樺》上撰文宣揚人道主義、談論人應當如何生活時，就引起了周作人的注意。1918年，武者小路實篤創辦《新村》雜志，宣傳新村主義，并且躬身實踐，創建了日本第一個勞動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町村：日向新村。

日向新村的具體生活規定為：每日值飯人5時先起，其余的6時起來，吃過飯，7時到田里去，至5時止。11時是午飯，下午2時半吃點心，都是值飯的人送去。勞動倦了的時候，可做輕便的工作。到5時，洗了農具歸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礙別人讀書，10時以后熄燈。目的是要打破“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不平等，追求讀書和勞動協調一致的全面發展狀態。這種觀念深諳中國文人內心深處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之向往，難怪周作人在《訪日本新村記》中寫道：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卻極愉悅，覺得30余年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

武者小路實篤《新村》中譯本書封（1927）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 圖

新村主義的本質是一種追求“勞心”與“勞力”絕對平等的空想社會主義，平等觀念是其最核心的進步價值。這種依靠人的“自覺”來“溫和”改造社會的方式，在當時的局勢下顯然是空想色彩濃郁，實踐可行性不足。周作人的新村運動、毛澤東等諸多人物的新村實踐，都以失敗告終。

毛澤東認清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當觀念植根于領袖人物的內心，終有一天將會成為現實。拜訪周作人30年后，“新村主義”終于有了實踐基礎，而作為模范社區的曹楊新村，只是全國范圍內工人新村空間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 

曹楊新村俯瞰，圖片來源：互聯網

另一方面，這種思潮的影響并不止于工人新村。其所蘊含的平等思想走到極端，不免出現“反智”傾向。人民公社、文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似乎都可以從新村主義中找到邏輯源頭。

從本書中，讀者可以看到，“新村主義之夢”的夢圓年代并未持續很長時間，第一代新村居民經由新村確立了工人階級的空間身份，并獲得強烈的身份認同感和榮譽感。然而，從1966年開始，“新村二代”經歷了上山下鄉、返城就業、下崗等一系列社會變革。平等與競爭、勞心與勞力之惑，遠遠未到完滿解答之時。 

曹楊新村墻面上的標語，楊辰攝于2009年

建設特點

工人新村的建設有兩個基本特點。特點之一是選址大多在城市外圍。曹楊新村位于當時上海城市建成區的邊緣地帶，屬于滬西工業區外圍的待城市化區域。除曹楊新村外，其他（上海、其他城市）工人新村大多也在類似區域進行規劃建設。“遠離”城市中心的選址，等于在城市邊緣建造了一座座將城市包圍起來的“新城”，建設成本高且與城市的關聯度低。看似不合理的選址，服務于當時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其一是“生產先于生活”。本書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村與其說是一個獨立的住宅計劃，不如說是配合工業區發展的一種服務配套設施。”“配套性”是工人新村很本質的屬性：生活完全服務于生產，靠近工業區、方便工人上下班是基本原則。

其二是“消滅城鄉差別”，工人新村不僅在物理上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過渡區域，而且帶有一種回歸村落式生活的心理趨勢。從結果上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新村有一種“村”、“城”模糊交織的特質，城市生活的匿名性被完全取消了，并以“單位紐帶”替代了傳統鄉村的“血緣紐帶”。 

1957年曹楊新村內的生活性組織：托兒所 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上海市分會 圖

特點之二是建筑風格和建造方式以實用、經濟為取向。工人新村具有現代主義住宅的一些特征：簡約、去裝飾，以及戶型的標準化、類工業生產的批量建造方式等。曹楊新村看上去與現代主義建筑“裝飾即是罪惡”（阿道夫·路斯）、“形式服從功能”（路易斯·沙利文）、“拋棄豪華壯麗”（勒·柯布西耶）等宣言，在精神上和建筑形式上頗有相吻合的部分。

對現代主義建筑的借鑒，實際是為適應建國初期的基本國情：既需要為工人階級提供大量住宅，又受限于百廢待興的惡劣國民經濟條件，建設部當時提出了“實用、經濟、在可能的條件下注意美觀”的方針。工人新村與同時期其他建筑都遵循上述原則，前者由于是大規模的建設工程，更是以實用、經濟為準繩，如天津的中山門新村、紀錄片《鐵西區》中所描述的沈陽鐵西工人村等。 

天津中山門新村老照片，圖片來源：互聯網

例外之處還是存在。盡管曹楊新村在選址和建造上都依循以上特點，但作為一個里程碑式的項目、新中國對外展示和交流的窗口，在規劃和建筑設計上顯然是工人新村的“高配版”。

本書指出，曹楊新村規劃時最早采用的是美國學者克拉倫斯·佩里（社會學家和建筑師）提出的“鄰里單位”模式。設計師汪定曾先生早年在美國求學，受到歐美關于花園城市、新城市主義運動萌芽等的研究和實踐之影響，試圖將新思潮中有關綠化、生態、以步行為向導、非對稱自由布局等內容，與腦海中老上海舊式里弄的成長記憶結合起來，在設計中有機融合兩種不同的文化基因（參見汪定曾《寄語今天的建筑師》一文）。

建筑設計方面，也絕不只是“在可能的條件下注意美觀”，日本建筑評論家齋藤和夫認為:“這是一種漂亮而瀟灑的西歐風格”。走在今日的曹楊新村中，尤其是曹楊一村，醒目的白墻、紅瓦、綠窗、別致的花格漏窗，優雅的審美意趣撲面而來，亦能感受到汪先生當初所設想的那種中西合璧式的婉約動人。 

真實生活

工人新村世俗的、日常的真實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呢？“這個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電燈光亮最強，也只有那里的人聲最高。從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滬劇，愉快的音樂飄蕩在天空，激動人們的心扉。一眨眼的功夫，新村的路燈亮了。外邊開進來一輛又一輛的公共汽車，把勞動了一天的工人們從工廠送到他們的新居來。”周而復在《上海的早晨》中這樣描述曹楊新村，從中不難看出集體主義生活的樣貌。 

曹楊新村內小學生做集體操、寫作業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政府曹楊新村街道辦事處 圖

工人新村的物理空間是為集體主義生活而精心設計的。戶型設計廚衛浴多戶合用，私人空間僅限于臥室；公共活動空間卻相對充足許多，如寬敞的前后院、入口家務院、集會廣場、公園、文化館等等。這些公共空間不僅是集體性活動的發生地，也容納了一部分家庭活動，將兩者的界限變得很模糊。

公共空間是提供公共生活的場所，但并不必然形成集體主義生活，集體主義生活是基于集體主義的（而非“集體的”）活動而形成的。如我們現在去文化館或圖書館看展覽、聽講座，只能稱之為一種公共活動，大部分參與者都和彼此沒有深度關聯，只是在特定時間共享了特定空間，人與人之間保持了匿名性。但那個年代的工人新村不是這樣，公共空間里發生的活動不僅有公共的屬性，而且有集體主義的屬性，如老黨員負責組織的讀報小組、年長的婦女到公共食堂為大家做飯等。這種集體主義生活顯然不是僅僅依托于物理空間的設計就自然形成的。 

1957年曹楊新村內的文化組織：棋牌社與合唱團 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上海市分會 圖

集體主義生活的形成，還取決于個體在空間中彼此之間的關聯度，涉及新村居民的身份建構問題。有資格入住曹楊新村的居民，都經過嚴格選拔。本書以申新九廠（國營大型紡織廠）為例，指出最后入選的工人往往是“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這兩個稱號都是國家和單位賦予工人的，帶著榮譽入住新村的工人，其身份建構依托于一個明確的集體，即他們所在的單位，而非社會這種模糊的集體。新村的日常生活乃是單位生產之延續，新村的居民關系乃是單位工友關系之延伸。故而，新村的集體主義生活自然是由單位的集體主義勞動衍生出的必然結果。經過設計的物理空間可以促進一種生活模式的塑造，但其顯然并沒有規劃師和建筑師想象得那么重要。 

先進生產者遷入曹楊新村，圖片來源：互聯網

曹楊新村的物理空間依然屹立在早已不屬城鄉接合部的中環，而工人新村的集體主義生活早已消失不見。在我居住的住宅樓門廳，張貼了一張有關片區管理人員的名單，其中有一個“塊長”的職務讓我一直很疑惑。現在看來是與1950年代“條塊結合”的基層管理制度設計有關：“條”是工作層面上的分工，“塊”則是不同空間層次上的分工。近期，上海推行垃圾分類制度，市民又一次感受到居委會在推行政策和引導居民行為上所擁有的影響力。 

曹楊新村迎世博外墻粉刷前后，楊辰攝于2009及2010年

工人新村是規模龐大、命運跌宕的城市空間實踐，也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上五味雜陳的篇章。和其他許多城市空間一樣，經歷了產生、發展、停滯、衰敗的過程，又由于它的命運與工人階級的命運緊密交織在一起，而格外令人唏噓。從模范新村到紀念地，工人新村能否在新世紀迎來新的命運轉折？故事還遠遠未到完結之時。

（作者系半層書店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