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邀請了幾位在各自領域早有建樹的文藝工作者，請他們聊聊自己與新中國一同成長的經歷，他們大都出生于1948年至1955年之間。

“孩提時，從牙牙學語起，每到十月一日，我都會說一句話：祖國一歲我一歲，我和祖國一起長。一晃，新中國七十華誕。東方巨龍，崛起騰飛，大國風范，舉世矚目！我以將近古稀之年的歌喉，與所有炎黃子孫在一起，為偉大的祖國高歌：‘東風動草木，百物盡欲言’‘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姜昆《曲藝為祖國高歌》

【以下根據受訪者口述實錄編輯整理】

小時候，讓我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大幕拉開那一瞬間

在整個中國文化藝術界，我可以說是挺幸運的。當我踏上文化藝術道路的時候，正好趕上粉碎“四人幫”，原來被禁錮的那些老演員們一下又登上了舞臺，許多在“文革”中已經不見了的文化藝術表演又一次繁榮了起來。對當時社會文藝舞臺的形容有很多說法，“文藝的復興”、“文藝的第二次解放”、“文藝的春天”等等，很多。我呢，就是在這個時候走進了文藝專業隊伍。所謂“上有老，下有小”，我就是處在這樣的位置上，隱隱約約地感到身上還有很多擔子要去挑起來，要傳承下去。

坦白講，我走上藝術道路并不是靠“老天爺賞飯”，或者說一步登天。小時候，家境并不好，爺爺曾是民族資本家，公私合營后家產就充公了。父親是一名小學教師，微薄的工資養活一家人。由于孩子多，媽媽也沒工作，就在街道居委會上擔負一些事情。父親是學古典文學的，他特別希望我能夠接班，在文學上有所造詣。可偏偏我從小就喜歡拳打腳踢，說說唱唱，與老人家期盼相距甚遠。

看評戲電影《劉巧兒》（新鳳霞、張德福主演），大家都學巧兒的唱段，“巧兒我自幼許配趙家，我和柱兒不認識，怎能嫁他”，都學電影里正兒八經的唱段。我呢，偏偏就學了電影里反派地主王世昌那段唱詞，非常滑稽，“不下地來，不流汗，家里的糧食堆成山。你看我穿的本是綾羅綢緞，腰里還系著大洋錢……”因為愛學這個，也引起了周圍大人們的興趣，沒事的時候就喊我小名，“柱哥兒，來唱一段。”我也不怯場，連唱帶演來上一段，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自然也洋洋得意。

細究起來，我說說唱唱的基因還是從母親那里來的。母親是一名農村婦女，嫁到城里來以后，對新社會的東西特別感興趣。我記得大概一兩歲的時候，母親就愛唱“王大媽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當年廣為傳唱的一首抗美援朝歌曲。家里雖然窮，但母親還是愿意省吃儉用攢下錢帶我們去看《洪湖赤衛隊》，教唱“娘的眼淚似水淌，點點灑在兒的心上”（《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父親這邊呢，特別喜歡古代文學。他在家里教我接觸的就是“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但他不教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鄭衛之風（笑）。當時可能理解不深，但背下了大量詩詞歌賦。

我家旁邊挨著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父親對人藝歷史劇特別感興趣，《武則天》《蔡文姬》《曹操》這些話劇，經常帶我去看。小時候，讓我最高興的時候就是大幕拉開那一瞬間，馬上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就要呈現在面前了。而最悲傷的時刻，則是演員們出來謝幕，大幕拉上以后，接下來我就又回到貧困的現實生活中，十分失落。一邊是戲，那么真切。一邊是生活，卻讓我想要擺脫。

小學的時候，我開始參加少年宮學習吹笛子，學習朗誦。1960年代初，我在少年宮參加了很多活動，包括迎接古巴少年兒童代表團。去迎接的大都是高干子弟，唯獨我一個來自平民家庭。參加活動頭一天晚睡不著覺，不是激動，沒有衣服穿，犯愁。母親連夜忙活，好讓我第二天可以穿上一件用父親衣服改小的襯衫和一條沒有補丁的褲子。直到小學三年級以前，我基本就沒穿過不打補丁的衣服。作為家里的老大，我下面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他們也要拾起我穿過的衣服改改補補接著穿。在我之前，父母還生育了幾個孩子，因為醫療條件太差都夭折了。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可以說是生在紅旗下，沐浴著新社會陽光成長起來的。由于酷愛文藝，我能夠接觸到少年宮，有機會看了許多和我當時身份、家庭條件并不相稱的事情，比如我專門能找地方看話劇、看電影，當年我家附近就有五家影院，長虹影院、蟾宮影院、東四工人俱樂部，隆福寺里面還有個明星電影院（后更名為紅旗電影院）。看了捷克的《好兵帥克》、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偷自行車的人》、反特題材《羅馬十點鐘》以及解放初期的《風箏》《老兵新傳》，這些電影本來在我這個年齡段是沒機會看的。另外，父親是個教書匠，也喜歡藏書，我還偷偷摸摸看了很多當時的“禁書”，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太陽照到桑干河上》、艾青的《大雁河我的母親》，包括民國時期張天翼的《包氏父子》。至于魯迅先生的著作就更不用提了，所以那個時期我的文藝基礎和文化視野是這么熏出來的。

當時少年宮排話劇，是真正的大師來給孩子們排戲。我有幸遇了中央戲劇學院的瞿弦和老師、張筠英老師。他們兩位當年還是中戲的學生，來給我們做課外輔導員。排戲的時候驪子伯教授，趙之成教授都親自來給我們講過戲，指導朗誦。那時起，我接觸到了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在青藝看完金山主演的《萬尼亞舅舅》，我就找來他寫的《一個演員的創造》這本書。后來走進了相聲領域，但藝術的底子是那時候打下來的。當國家從舊社會到新社會，文藝有了一個很好的發展環境，真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藝術就占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給那個時候的年輕人創造了一個很廣闊的學習空間。

1959年十周年國慶，我作為少先隊員參加了十月一號當晚的群眾狂歡。晚上穿著短褲在天安門上圍著圈跳舞，那時北京十月份就很涼了，凍得直哆嗦，第二天凌晨才回到家，但特興奮。那時候，大家文娛生活比較單調，國慶節的群眾狂歡成了人們特別向往的一件事，一次難得的釋放。大人們跳《友誼圓舞曲》（新中國三部圓舞曲之一），小孩子跳的是《找朋友》和《阿細跳月》，這些旋律都深深印在我腦海當中。之前在天安門廣場排練的時候，我還聽到了十幾首反映“大躍進”的歌，比如《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一片錦繡好河山》，歌聲中“共產黨號召把山治，人民的力量大無邊” “山連山來，水連天，果樹開花紅艷艷”也是排練時聽一耳朵，就記住了。

可以說從我這開始，東北話是沖破了山海關

第一次“觸電”，是上海電影制片廠、八一電影制片廠《白求恩》劇組來少年宮挑演員，那時我已經在燈市口中學上初一了。話劇組推薦我去面試，見了一面被選上，當時以為可了不得了。電影中我飾演一個晉察冀邊區警衛員，在片場拍了15天，之后回家等信兒。結果看到成片后，我足足一個月沒出屋。放學回家就往床上一躺，哪也不去，覺得丟不起這人，拍了15天才給了我一個鏡頭（笑），喊了一句，一轉身，就露了一個后腦勺，別的都剪掉了。

初三畢業，報考音樂學院附中作曲系，一是因為喜歡歌曲，二來自己聽音還比較準，基本上不管哪里的歌，聽上幾遍我就能唱。1960年代的歌曲愛好者都知道的一本書《外國民歌200首》，在我那屆北京中學生當中更是幾乎人手一本。不僅介紹外國民歌，也介紹音樂背后的故事，現在說起來也是如數家珍：印度尼西亞的《梭羅河》、蘇聯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阿爾巴尼亞歌曲《含苞待放的花》，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朝鮮歌曲《阿里郎》《桔梗謠》，阿根廷歌曲《小小的禮物》，包括加拿大的《紅河谷》，以及美國黑人民歌《老人河》、《鐵錘之歌》……太多了。

我當“紅衛兵”的時候，曾經演過兩個話劇，《歷史的一頁》和《在列寧的故鄉》。當時“紅衛兵”分成兩大派，“四四派”是老兵，“四三派”是造反派。《歷史的一頁》是“四四派”搞的，《在列寧的故鄉》是“四三派”搞的，我算“好文藝的”不分派，都被請去出演了角色。在少年宮話劇團時，方鞠芬老師曾指導我們排過電影《以革命的名義》，我特別喜歡里面一個叫阿廖沙的少年流浪者，拉著手風琴，唱的歌特別符合我那時心境，“有個孩子住在河那邊，他天天向往著熱帶的地方。快樂的像大海，驕傲的像小鳥，他到處唱著一支歌，熱帶的地方啊，熱帶的地方啊，我要找到你的方向，我要找到你的方向……” 《列寧的故鄉》中我也飾演一個類似的角色，也是要拉著手風琴，唱著歌，所以印象特別深。現在有一本書寫中國話劇史，認為從1966年到1969年這段時間是空白，可這兩出話劇是確有其事的，當年在北京的工礦企業，包括周邊農場演了幾百場。

1968年，我作為知識青年來到了北大荒黑龍江建設兵團。1969年國慶，就在北大荒度過，那里10月份就已經是嚴冬了，都穿的是大棉褲、大棉襖，把自己包得嚴嚴的。到了1969年，所有的歌突然都不讓唱了。我呢，就是因為在1968年一次聚會中唱了俄語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當時以為在座的都不懂呢，結果自作聰明讓人家聽出來，接而被批斗，從團部被下放到連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當時算“蘇修”歌曲，再有當時只要歌詞涉及情愛就是黃色歌曲，都不能唱，而況我當時還是以俄語唱的，這不是自找的嗎？

我在東北呆了八年，東北方言自然熟極了。1980年，北京突然冒出一段東北話的相聲《我與乘客》，里面一句“哎呀媽，豬肉燉粉條子可勁兒造”，很多人都把這當成流行語了，那就是我從東北帶回來的。相聲是表現一個東北人跟北京公交車售票員之間有了矛盾，吵架。我把在東北生活學到的東北方言嗑，都用在了里面，“你也就是高山點燈，那一疙瘩亮!”“被窩里伸腳丫子，你算第幾把手？”可以說從我這開始，東北話是沖破了山海關，被全國人民逐漸了解、喜愛。我大言不慚，也算“功不可沒”呢！

在“北大荒”還學了大量的二人轉，那時候唱的二人轉，主題都是像《祖國處處有親人》之類，非常陽光。“舊社會咱窮人受苦受難，逃荒要飯四處奔波”，就是訴苦，藝術性也非常高，不像現在的樣子，插科打諢那么多。東北人講話“寧舍一頓飯，不舍二人轉”，二人轉的魅力能讓你一輩子都離不開它。可即便是《月牙五更》，也是非常干凈的唱詞，“一呀一更里呀，月牙掛在了正東呀啊”，它是在描寫環境，都是正兒八經的民歌。現在比如流行這個《探清水河》，當年就是“窯調”，《林海雪原》里楊子榮唱的，是為了表現土匪的匪氣。所以真的是良莠不分，令人心痛。

1973年我寫出了《小王探親》的劇本，內容主要是反對當年出現的“返城風”。《小王探親》后來是一個芭蕾舞劇，這個芭蕾舞劇是我編的，我當時在宣傳隊做的是導演工作， 基本上創、編、導都是我。還編過一個歌劇叫《老號長》，講馬號號長如何對年輕人進行教育的事兒，也是拿二人轉曲調譜成我們自己的唱段。

我要去說相聲

小時候就喜歡聽侯寶林和郭啟儒的相聲，都是通過收音機話匣子。第一次看人家在臺上正兒八經表演相聲，還是1973年年底。當時郝愛民和李文華來演出，就在兵團俱樂部。

我就看著李文華，那種北京人身上特有的逗勁兒，讓我有一種久別重逢的欣喜。相聲說了一個半小時，在我簡直比吃一頓大餐還快樂。聽完相聲大家來到火車站，圍在篝火旁邊還都是在回味里面的場景和橋段。我一直沒說話，看著跳動的篝火，腦海里只有兩位相聲演員生動的面孔，心想這輩子一定要像他們一樣，去說相聲。回到團部，就在那個只有幾平米的小創作室里，全憑回憶一點一點把他們倆說的大概五段相聲記錄了下來。后來曾找李文華老師驗證，基本上沒落下一兩句。

新中國的相聲記錄了時代的變遷，在每一個社會轉折的時候，在重大事件出現的時候，我們都會在當時的相聲篇章里找到一些對應的記載。1959年常寶華的相聲《昨天》，抨擊舊社會，歌頌社會主義新社會，標志著一個嶄新的開端。再往前數一年，相聲演員小立本兒（本名李錦田）和相聲老藝人楊海荃創作并演出的相聲《社會主義好》，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曲藝公演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和表揚。小立本兒個頭不高，總理接見他時還以為是個小孩兒，拍了拍他的腦袋瓜，這一下把在場的人都逗樂了。陳毅老總在演出服裝上提了些建議，他就認為相聲演員不要穿中山裝，還是穿長衫大褂對味兒，看上去幽默。

毛主席、周總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特別喜歡和關心相聲。當年以侯寶林為首的一批相聲演員每到禮拜六，常常去到中南海，在舞會的空當，上去說一段相聲。毛主席最喜歡侯寶林的三段相聲，《歪批三字經》《關公戰秦瓊》和《陰陽五行》。主席說《關公戰秦瓊》這段子好，形象地反映了舊社會惡霸蠻不講理，他甚至還會在段子最后跟著侯寶林一起比劃，“你要是不演，怎么辦？他不管飯！”點手一指臺上，仰天大笑，特別愉悅。

還有一次毛主席要求演員們把深入生活以后創作出的相聲演一段，馬季表演了《畫像》，刻畫了山東勞動模范張富貴的農民形象。毛主席聽完以后就說，“還是下去的好。”從此之后馬季上臺演出的機會就多了，他表演的都是新相聲。有一次周總理親自點名，讓馬季、常寶霆跟《劉三姐》的演員們對歌，這邊先唱“哎，什么結子高又高咧，嗨，高又高。什么結子半中腰咧，嗨，半中腰。什么結子成雙對咧，什么結子棒棒敲咧？”馬季這邊立馬就得答應，完全即興現掛，“嗨，我愛人的個兒頭高又高咧……我孩子的個頭兒到我半中腰咧……我們夫妻成雙對，我不聽話她棒棒敲咧。”后來春節晚會，馬季把這段教給我，我和他一起重現了這段。

1977年我回到北京，在中央電視臺上的第一個相聲作品《迎春花開》是我在湖南深入生活，學了大量民歌后創作的，和趙炎搭檔表演。1979年創作《如此照相》的同時，我還寫了另一個作品《詩歌與愛情》，基本上把幼年從父親那里學來的詩詞歌賦還有一些民歌全部都用上了。在臺上，我唱了一首當時在社會上還是被禁的歌曲，“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坐在河邊……”沒唱完臺下就轟動了，“姜昆膽兒真大，這歌兒都敢唱？”那有什么不敢呢？本來就是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歌曲，“文革”中說它歌頌了愛情就被禁止了。在相聲里我還調侃“您說生活中能沒愛情嗎？要沒愛情，那多沒勁啊。”臺下又是一片大笑。為了強調一種對比，我接著又唱了那首《鐵姑娘》，“俺村有個鐵姑娘，鐵頭、鐵腳、鐵肩膀，拳頭一攥嘎嘣嘣，走起路來震天響。嘿，一拳能把山砸開，一腳能讓水倒淌……哎，您說這是二姑娘？這是二郎神啊。”

1979年9月份，我被選為了中國曲藝家協會理事，接著又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代表，我是當時最年輕的代表之一，只有29歲。那次文代會是有歷史性意義的，標志著中國文藝界春天的來臨，鄧小平同志在祝詞中明確提出，文藝工作者“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對于我們來說，聽來就是思想解放的春風啊。1980年代初，我作為一名相聲演員已經有了些名氣，但真正被全國人民關注到還是通過電視。1983年，我們家還沒有電視，1985年才買得起，一臺12英寸彩色電視機。之前爸媽想看看自己兒子在電視里表演怎么樣，都是跑到街坊四鄰家里。

現在的問題是不缺作品，缺精品；不缺笑聲，缺品位

1983年，各個領域從形式到內容，思想解放都在往深入里進行。

那年春節晚會籌備時，黃一鶴導演提出來一定要搞一次現場直播，當時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黃一鶴給出了兩個理由：首先現場直播就像是一場球賽，不到最后一分鐘，你不知道是輸是贏。大家看電視的時候也會知道，此時此刻那邊正同步演出呢，這個感受和錄播肯定不一樣；再一個，現場直播講究一氣呵成，錄播的話就會涂涂抹抹、修修改改，節目的氣韻就斷了。

我呢，在春節晚會籌備階段也算是“始作俑者”（笑）。所有這些名家都是我騎著自行車一個一個去請的，真是磨破嘴皮子。陳佩斯和朱時茂就不讓人省心，剛剛排好他們的《吃面條》，一審查說要去掉5分鐘，這二位轉身走了。沒有汽車，沒有電話，我騎著自行車滿城找他們，再給勸回來。李谷一老師要唱《鄉戀》，但上面一開始沒通過，真是應觀眾熱線要求最后給放行了，她一唱就沒收住，一口氣唱了8首歌！再看今天，常常是8個人唱1首歌。如果不是現場直播，永遠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一首好歌先前所有的非議，就在這么短短的時間內平息了，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歷史瞬間。

1984年的春晚結束后，凌晨1:30我才回到家。一進筒子樓，就有鄰居打開門，一家子跑出來沖我說，“姜昆，我們都等著你呢，節目真好。”再上一層樓也是如此，都跑出來問候你。五層樓，我家住第五層，這回走上去足足花了半個多小時！你就可見老百姓那時候是多愛春晚啊。

那真是個文藝大繁榮的時期，我們這撥人從一開始一只腳踏上舞臺，到兩只腳結結實實站在舞臺上，保持一年出三到四個作品，作品是一個接一個往外冒出來的，每一個都能給時代留下深刻的印象。1986年《虎口遐想》，那時梁左剛從北大中文系畢業，他和我一起創作了這個本子，在我的藝術生涯中如果沒有遇到梁左，不會走到今天。他幫我越過了我在藝術攀登之路上的一個大臺階，他的構思不是一般人能想出來的，這個作品首先構造了一個環境，它荒誕但又不是荒誕不經，能讓觀眾迅速進入這個環境，相信這個環境。梁左把這個環境構造出來之后，我是豁然開朗，才有了后面的《電梯風波》，包括前年的《新虎口遐想》都是這個路子。

上世紀90年代以后，相聲創作上我有點入不敷出的感覺。因為那會兒我已經寫了大概有100多段相聲，幾乎把自己那些年全部的生活積累都用光了。坦率地說，這些作品有精品，也有次品，也有一般說得過去的。就像魯迅先生講的，都是再往外掏東西，輸入的東西少了。

1990年代中期信息產業興起，我做過一段時間電腦公司的董事長，還和張朝陽一起入選過“中國網絡十大杰出人物”。我也是中國最早寫網絡相聲的演員，2000年的《笑從網生》，那個時候的網友不像現在這么多，共鳴沒那么大。“你知道download什么意思嗎？襠露？那就得補啊。錯了！您說的那是露襠，我說的是英語‘下載’。”

新千年后，我更多的是擔任領導工作，這占去了大量的時間，雖然依舊在創作和演出，可畢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對于新寫的這些節目，我只能說是“尚可”，像《新虎口遐想》《我有點暈》雖然也上了春晚，但并沒有像過去那些作品一樣精彩。這些作品延續了我過去的道路，同而今的青年人已然有了一定距離，代溝毋庸諱言。

雖然我們創作的環境和原來有很大不同，但藝術標準不能變，人的審美格調還是要在那，不能等自己有了孩子，才意識到不應該讓孩子接觸這些，但當自己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在舞臺上隨心所欲。習近平主席在關于文藝創作上有一系列講話，我也經常用習主席提出的問題問我自己，習主席說“現在有很多的藝術變為了市場的奴隸”，“有些地方把感官刺激代替了藝術”，“把低俗的東西當成了通俗”……我認為習主席每一次都在給社會的病灶點穴，這個穴點得非常準。在我看來，現在的問題是不缺作品，缺精品；不缺笑聲，缺品位。

我到這個歲數了，又在這個位置上，我要講這樣的話。20年前我就在政協提案中提過，一定要注意網絡文化的灰色地帶和灰色文化對少年兒童的影響。近些年來，情況還是有很大改觀了，起碼現在基本面上大家都更加認可積極向上的作品，嘈雜之聲不是沒有，已經達不到過去聚眾舉旗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