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周一良先生與書

2019-11-11 12:2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編者按

2001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周一良先生去世，史學界多從其道德、文章及學術貢獻等方面做出評價。中古史學者榮新江從學術史角度寫有專文悼念，同時還從“書”及“書生”角度入手，極見周一良先生讀書治學的門徑與底色。文章深情雋永，典實可據，值得賞讀。

周一良先生與書

文 | 榮新江

（原載《讀書》2002年6期）

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研究剛剛一周，從北京回來的饒宗頤先生這天上午來中大，談話中他問我周一良先生的情況，因為他在京時任繼愈先生請季羨林、周一良和他三位先生吃飯，而周先生因為身體原因沒有去。我十五日離京前不久，曾去看望他，覺得先生身體尚好，和以前沒有什么兩樣，因此向饒公匯報，說周先生身體還好。沒想到與饒公飯后，剛回到新亞的研究室，就接到家里和學生打來的電話，噩耗傳來，真是難以接受。

周一良先生（1913-2001）（來源：baidu.com）

我不能去參加追悼會（雖然我讓李孝聰兄在簽到簿上簽了個名），心里極不是滋味。那天晚上，久久難寐。第二天起來，想寫篇文章，作為對他的送行，可是二十多年來，受先生教誨和鼓勵，有不少事情，一時條理不清，無從下手。真是郁悶在心，不吐不快，而又吐不出來，十分難耐。之后，我從香港到臺灣，又從京都到新加坡，四處奔波，直到今年一月中旬，才得暇整理資料，并重讀先生的一些文章。

從先生去世以后，我也讀到不少紀念文字，先生的道德、文章，已經有一些總結和表彰，我也撰寫了《才高四海，學貫八書——周一良先生與敦煌學》，從學術史的角度，敘述了先生在敦煌學方面的貢獻。然而，我覺得先生作為一個學者和書生，他和書的許多故事值得記述，而作為并非他的入門弟子的我，之所以能夠在二十年來親炙先生之訓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書。我想以“周先生與書”為題，來紀念這位“書生”。

榮新江的《才高四海，學貫八書——周一良先生與敦煌學》收錄在《載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學術與人生》（周啟銳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來源：kongfz.com）

先談談讀書。

記得是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大概在一九七九年下半或一九八○年上半年，我和盧向前兄一起到燕東園拜訪先生。因為我們不知道先生的“洋習慣”——要事先打電話，而且這段時間來找他請教的人不多，所以先生開門后有些吃驚的樣子。我倆也有些緊張，但氣氛很快就平緩下來，談起我們熱衷的敦煌文書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會客室里的書，有線裝的，有日語的，有英文的，角落里一個書架上是一些新書，大概是新收到的——這里是我以后每到周府最為關注的一角。

當時，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剛剛成立，而北大圖書館也正好購進英圖、法圖、北圖三大館藏的敦煌寫本縮微膠卷，還有從圖書館調集的三百多本敦煌學的書籍，都集中在圖書館二樓的一間小房子里，我負責掌管這間研究室的鑰匙，各位先生來看膠卷時，我要幫他們準備。當時有不少機會接觸周先生，時而談起一些新出版的書。我發現一本書出版不久，先生就已經讀過了，而且可以講述。當時剛剛步入學術門檻的我，對先生的學養和記性，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先生解放前就以魏晉南北朝史名家，并曾留學哈佛，學習梵文，所以兼治佛教史和敦煌學。解放后除了上述領域更為深入外，對中外關系史和日本史也多有貢獻。晚年寫自傳、回憶錄和各類雜文，對清末以來的學術史有不少真知灼見。由于有這樣的學術背景，先生除了精讀基本史籍外，對新材料十分關注。一九八四年九月，我有機會到歐洲訪學，行前向先生報告，打算借此機會，調查收集流散于歐洲的中國西北出土文獻資料。當我說到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收藏的Mannerheim Collection有一批沒有公布的吐魯番寫本時，他說：“你要是把芬蘭的東西弄回來（膠卷、照片），也就不虛此行了。”可惜的是，由于日本學者先行一步，把所有寫本拍攝成照片，帶回日本。所以，我雖然有歐洲著名漢學家許理和（E . Zurcher）教授的舉薦，館方仍以寫本保存狀況不佳為由，婉言拒絕。先生給我的任務沒有完成，直到今天，Mannerheim Collection仍是我的一個未了情結。

曼納海姆（右坐第二位）與阿克蘇的鎮臺和道臺合影。曼納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中文名馬達漢，1906-1908年前往中亞和中國進行探險活動，他所收集的材料中有近1200件物品收藏在芬蘭國家博物館中（來源：wikipedia.org）

對于中外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先生也十分關注。八十年代末，我還見到他在北大圖書館西文期刊室翻閱西文和日文新刊。這個閱覽室在圖書館的四樓，沒有電梯，對于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要自己爬上去，實在是可敬可佩。他曾給我們上過一學期“魏晉南北朝史專題課”，分專題講研究動態。他所評述的海內外學人研究成果，有專著，有論文，有書評，還有剛剛答辯的博士或碩士論文，使我們不僅知道相關課題的研究進展，而且了解到學人研究的深淺。

先生出身世家，曾祖是清末的大員，父親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其家族數代有著廣泛的社會關系，因此十分熟悉清末以來的許多掌故。先生晚年因患帕金森癥，行動不便，一九九二年右腕骨折，無法執筆，但不廢讀書。他以驚人的毅力，讀完了幾部大部頭的日記，據我所知，有《忘山廬日記》《王文韶日記》《鄭孝胥日記》《吳宓日記》，當然我不知道的可能還有不少。九十年代以來，因為我做一點敦煌學學術史的研究，也喜歡聽清末民初的掌故，所以每次到周家，常常和先生談起相關的一些話題，也把一些新書信息告訴他。他撰寫過文章的《鄭孝胥日記》五冊，就是我代他買的。后來我告訴他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影印本出版，線裝六函，一千二百元，他馬上命令我去代他買一套。可惜的是，大概因為這部書部頭太大，而且未經整理，閱讀不便，所以沒有見到先生的有關文字。

上圖為《緣督廬日記》（廣陵書社2010年版），下圖為《鄭孝胥日記》（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中華書局1993年版）（來源：kongfz.com）

先生知道我的興趣，不僅時時當面解決我提出的問題，而且把自己讀書時看到的一些重要材料抄示給我。記得一九九一年我從日本回來，寫了一篇調查靜嘉堂文庫所藏吐魯番出土寫經的文章，提交給一九九二年在房山召開的敦煌學研討會。這組過去不為人知的寫經殘片，都已經裝裱成冊，每函封面上均有“素文珍藏”的題識。素文其人，被有的日本學者誤認為是Sven Hedin（斯文赫定）的縮寫，我從一些敦煌寫本的收藏題跋和羅福頤《敦煌石室稽古錄》中得知，素文名玉書，因清末監理新疆財政，所以得到不少出土寫經。我把會議論文送給周先生不久，周先生抄示蔣芷儕《都門識小錄》（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中一條重要的梁素文史料，解決了我的疑惑。后來，我把這段史料轉錄到拙著《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中。先生涉獵范圍之廣，讀書之細，于此可見一斑。

《都門識小錄摘錄》（蔣芷儕撰），記晚清及民初北京市井百態、風俗人情，多為作者耳聞目睹，頗足采觀（來源：bhzw.cc）

再談談送書。

先生出身藏書之家，父親叔弢翁是北方著名藏書家，這對周先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在自傳中曾說：“我在為人處世、出處大節上固然受父親影響，而他愛書的癖好也深深熏染了我。”弢翁曾在一九五二年把畢生所聚七百一十五部善本書全部捐給國家，入藏北京圖書館。周先生也隨之把自己珍藏的弢翁所贈趙城金藏本《法顯傳》捐獻給北圖。我在和先生的接觸中感到，先生治學，不太講究珍本秘籍，而以從習見之書中發現問題，即所謂“讀書得間”取勝。但是，他對于北圖收藏的那些原來屬于周家的善本書，一直是十分關懷的，他曾向我問起過善本部都有哪些人，從哪畢業的等情況，他當然是希望有像冀淑英先生那樣的版本目錄學專家來看護著它們。我曾有幸陪同饒宗頤先生，看過經任繼愈館長特批而從“戰備庫”拿出來的弢翁舊藏宋本《文選》，饒公愛不釋手，連連說好。我們不難想像，作為弢翁后人，先生對這批書的珍愛。

周叔弢先生和天津博物館2019年舉辦的“金石書香沁后人——周叔弢捐獻文物與古籍特展”（來源：baidu.com；qq.com）

先生在自傳中又說：“他（弢翁）對于我的鼓勵，也往往采取給與書籍的方式?！逼鋵崳壬鷮τ谧约旱耐磔厡W生的鼓勵，也采取同樣的方式。他曾送給過我許多書，有他自己的著作，如《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日文化關系史論》、《周一良集》、《畢竟是書生》、《郊叟曝言》等；也有關于弢翁的書，如《周弢叔傳》、《弢翁藏書年譜》等；還有他編的《楊聯陞論文集》，他和夫人合譯的《日本》等書；但最值得紀念的是他有三次特意要送我的書。

一次是一九九五年七月初，我因為向先生匯報《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的編輯情況到他家，他告我因為要從燕東園搬到朗潤園，地方不夠大，所以除了自己要用的外，想把日文書、中文平裝書處理掉，他的意思是想把這些書送給中古史中心和歷史系的年輕人。我當時建議他，日文書最好給中心的圖書館，因為這些書一般沒有副本，給了某人后別人不易見到，而放在圖書館里則什么人都可以利用，周先生表示同意。大約十天后，他把我叫去，送給我一套特別選出來的馮承鈞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集》和一套《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后者那時還沒有重印，是他一本本湊齊的，我捧著這些書，感到沉甸甸的。實際上，好書還不止這些，他讓我在過道中的三個書架上，隨便選取他已經檢出的平裝本書。這些書雖然沒有什么珍本秘籍，主要是解放后出版的，但許多是我所缺少的，而且有些上面有先生珍貴的眉批。我當時本著一個原則，即我已有的就不能再拿，可是有一本書實在不肯放手，就是《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因為上面有比較多的先生批語。大概是受父親的影響，先生買到或收到一本書時，常常在封面上題“一良某年某月買于何處”或“某年某月何人見贈”，而很少用印。他看書時，有時寫眉批，文字十分簡練。讀完后，有時在書的封面或前面幾頁空白處，寫一段題記，文字稍長。我當時選取了四十多本書。這四十多本書雖然批語和題記不多，但仍然是寒齋最值得珍視的藏書。以后，他每清出一批書，就讓一位年輕人去選，同時也都特意準備一套相關的書相贈。趙和平學長獲得一本向達《中外交通小史》，他知道我的興趣，所以轉贈給我，加之先生早先所贈《中外文化交流史》，更增添了先生送我中外關系史圖書的分量。

《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楊樹達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來源：kongfz.com）

第二次是同年十月，我去先生家拿借給他的紀念清華國學研究院會議的論文，因為我八九月份分別去了新疆和香港，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去看先生。我向他匯報完新疆吐魯番、庫車以及香港的見聞后，他鄭重地遞給我一本紙色發黃的舊書，我一看，是Stanislas Julien的Methode pour de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一八六一年巴黎出版，封面上的空白不多，左邊是先生買書時所書“一良從倫敦買到”，右邊是最近題寫：“此書不足道，而儒蓮氏簽名卻可寶貴。新江同志熟習西洋漢學，因以贈之。一九九五年，周一良?！蔽易屑氁豢?，封面的上方有極其纖細的儒蓮題詞和簽名。這本書在歐洲漢學史上，特別是漢語語音研究史上，是有貢獻的（參看戴密微《漢學論集》/ Choix d' etudes Sinologiques，457頁和蒲立本在《歐洲研究中國論集》/ Europe Studies China中的文章，340頁），加上儒蓮的簽名、周先生的題字，就更加珍貴了。我不講求善本，因為住房狹小，也基本不買線裝書，所以先生送我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寒齋所藏最老的一本書了，封面上有“MDCCCLXI”為證，我把他當作善本，寶之如同拱璧。

文中提及的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中國多翻譯為“儒蓮”）的著作（巴黎帝國印刷1861年版，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儒蓮是法國著名漢學家，曾把《孟子》《趙氏孤兒》《老子道德經》等翻譯為法語（來源：archive.org）

第三次是二○○○年二月，我和趙和平一起去拜年，先生指著書架上一個信封說：“那是給你的?！蔽胰〕鰜硪豢?，是伯希和題為La Haute Asie（高地亞洲）的小冊子，上面有先生早年所題“伯希和盜寶罪證”，署“一良藏書”，中間夾寫先生送我此書的贈語：“此書乃三九年哈佛賈德納教授所贈，藏于寒齋一甲子矣。新江仁弟訪求石窟寫本，足跡所至，遠過向王諸先生，而對敦煌史事之研究，資料之運用，成績斐然，使日本學者不得專美于前。今將紀念開窟百年，因檢出此冊贈之，冀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得更大成績也。九九、八、五，一良左手，時年八十又七。”伯希和是當年從敦煌盜取寶藏的法國漢學家，賈德納（C . S . Gardner）是先生在一九三九年協助工作的哈佛教授，向達、王重民是早年到英、法調查敦煌寫本的中國敦煌學前輩學者，先生選擇這樣帶有紀念意義的書，在這樣有紀念意義的時刻，以左手吃力地寫出這樣有紀念意義的題詞，可見其良苦用心。此冊放在先生書架上有半年時間，而我那個學期非常忙碌，一直沒有去周家，讀到先生的題贈詞，真是惶悚之至。

左圖為周一良先生手書“伯希和盜寶罪證”；右圖為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伯希和，法國漢學家、探險家，1908年前往中國敦煌石窟探險，購買了大批敦煌文物運往法國（來源：wikipedia.org；qq.com）

今天回想起來，先生深知我對中外關系、西洋漢學、敦煌寫本與史事最感興趣，所以用贈書的方式予以關懷和鼓勵，如此恩情，永世難忘。

去年六月初，我和鄧小南一起主辦“唐宋婦女史研究與歷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倆分頭去請幾位老先生參加開幕式，以壯聲威。周先生很快就答應了，而且答應講幾句話。六月五日那天，他坐著輪椅來到會場，并且早已打好了腹稿，對比他曾工作過的史語所和今日北大中古史中心，說今日中心不比史語所差，對中心和中心的研究人員給予肯定。臺下坐著現任史語所的所長黃寬重先生，先生晚年沒有機會去南港，他所說的史語所還是三十年代的情況，其實今日史語所的條件遠比中心要強得多，但他講了許多真情的話，感動得黃先生開幕式后趕忙與他握手，而在座的中古史中心的年輕人也無不為之動容。

先生很高興參加這次學術會議，他把在會上發言的一張照片（朱玉麒攝），放在《郊叟曝言》圖版第一頁的下面，上面是他和老伴的鉆石婚紀念照。會議結束大約一周后，先生給我來電話，說中心新的房子建好后，他要有所表示，問我一些圖書中心是否有收藏，我一一作答，最后，先生決定把二十年代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捐贈給我們。先生之高誼，令人感動。我曾向中心領導談到此事，因為新房子里裝修的氣味太重，打算轉年開春時再請先生們正式來參加中心新址的落成儀式，可惜在春天即將到來的時候，先生卻遽歸道山。

左圖為《敦煌石窟圖錄》（共6冊），右圖為書中的照片。伯希和考察團于1908年2月從新疆進入敦煌莫高窟，其中攝影師努瓦特（Charles Nouette）負責洞窟拍攝工作（來源：kongfz.com；dsr.nii.ac.jp；artron.net）

先生的遽然離去，我在離京前完全沒有想到?；叵肫饋?，慶幸有兩件事沒有留下遺憾。

一件事是，先生編《郊叟曝言》，但一直沒有見到自己作序的中譯本《唐代變文》，因為這篇序是我代兩位譯者請求的，而和我聯系的一位早已出國，所以書出來后沒有給周先生寄來。這事我也有責任，所以趕緊把我的一套以譯者的名義給先生拿去，先生看了很高興，把序文收入這本自選集中。

《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來源：kongfz.com）

另一件事是，六月初我和朱玉麒整理完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的《述學齋日記》后，考慮到倉石先生在北京留學時曾買到過弢翁的藏書，倉石的女婿池田溫先生對周先生十分敬佩，而且先生對三十年代的北京學界十分熟悉，所以很想請他為我們的整理本《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寫篇序。我和他一講，他立刻答應。后來，我把特別給他放大復印的整理本送到周宅，過了一個多月，他通知我可以去筆錄他口述的序。八月十日，我和朱君一起去做筆錄，才知道先生為寫這篇序，借來了好幾種倉石以及同時留學北京的吉川幸次郎的書來參考，在北大、北圖借不到的，還請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漥添慶文先生托人從日本復印寄來，而且，他還仔細審讀了我們的整理稿，改正了幾處錯字和不妥的提法。先生的序文署的是八月十日，實際上他以后又有改訂，有時是叫我們去他那兒，有時是他打來電話。記得十八日他來過電話，又改訂序言中的一句話，先生做學問的認真態度，至可感人。先生手顫，抓不牢電話，聲音時斷時續，有些話無法聽清，只聽到他說我送給他的《敦煌學十八講》是“up to date”。在修訂序言的過程中，我聽說先生正在編一本自選集，包括口述的序跋，我征得先生同意，馬上給新世界出版社張世林先生打電話，希望把《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序》編入先生的新文集，他同意。我們立刻把序言定稿用特快專遞寄給張先生，這就是收入《郊叟曝言》書序類的最后一篇文章，比先生的前言完稿的時間還晚。我非常感謝張世林先生的幫助，如果這篇序言等到《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的出版，那先生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