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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墻倒下之前,沒有人相信它會倒下”
象征冷戰的柏林墻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其阻止了東德和西德的人員的自由往來,柏林墻是德國分裂的象征,成為了分割東西歐的重要標志性建筑。
但在那些年里,東德人以及波蘭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用各種方式去“穿墻”,辦假證、挖地道、自制熱氣球飛越、改裝汽車發動機藏身偷渡;以及視死如歸駕汽車撞墻……
雖然不斷有比電影更為觸動的逃亡故事,但對失敗者冰冷無情的懲罰更讓人絕望。
所以,當東德領導人在民眾抗議的壓力下,決定放松去往西德的出入境手續時,人們蜂擁而至,加上一些“偶然”因素,柏林墻被打開了。
前蘇聯領 導人戈爾巴喬夫表示,他當時下令駐扎在東德的近40萬蘇聯部隊不采取任何行動。
柏林墻倒塌不到一年后,兩德統一,歐洲的冷戰和平結束……
城市中心的鐵幕
1961 年 8 月 13 日,東德政府開始修建柏林墻。
它全長 169.5 公里, 延伸在整個東西德邊界:平均高 4.2 米,厚 50 厘米,封死了 192 條街道, 外圍是一道 3.5 米高的通電鐵絲網, 在鐵絲網與柏林墻之間 50 米- 100 米寬的著名的“無人地帶”,則是拆除了大量原來的建筑留出來的。
每當夜幕降臨,東德人民就會通過電視機了解到資本主義世界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邁克爾 · 梅耶(Michael Meyer) 卻對此評論說,“那時候,1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仿佛一個大監獄。”
隔著柏林墻,讓祖父母看看孫輩。梅耶是在 1988 年春天被派往 歐洲的,在他之前,他的多位同事拒絕了這一任命:沒有人認為那堵堅固無比的墻會出現什么裂縫、制造出激動人心的新聞來。
雖然不斷有比電影更為精彩的逃亡故事,但對失敗者冰冷無情的懲罰更讓人絕望。
1962 年 8 月 17 日,東德青年彼得 · 費查在逃跑時被邊防軍擊中身亡,年僅18歲。1961年8月,東德士兵漢斯·康拉德·舒曼,在執勤時突然轉身大步越過鐵絲網,周圍的人還沒來得及反應。隨后東德就加強了對翻墻者的懲罰。舒曼后來回憶說:“在邊境執勤時我看到過,一個到東柏林探望祖母的小女孩,是如何被邊境士兵阻止的,她再也回不到西柏林和父母團聚,即便父母近在咫尺,就在鐵絲網的另一邊。”
柏林墻博物館內展示了大量逃亡成功者“喜劇”般的創意:37 個半專業人士用 6 個月時間挖出的 5 號隧道;兩個家庭費時兩年手工制成的熱氣球;用摩托馬達改制的潛水艇;沿著高壓電線甩入西柏林的繩索;化妝成蘇聯軍官;改裝汽車發動機留出的藏身之所;以及視死如歸駕汽車撞墻者用混凝土死死封住的車門……
1971 年 9 月,伯納德 · 希沃特在逃出查理檢查站約一公里時被擊中, 隨后被東德邊防軍拖了回去。1979 年 9 月 16 日,兩家人乘上自制的熱 氣球一起逃離東柏林。他們沒有任何工程知識, 所有的熱氣球制作技能都是從書上速成,并為此實驗了多種制作材料。當他們快飛到邊境時, 曾被警戒的探照燈發現。他們被迫上升到 2600 米的高度,28 分鐘后成功降落在西柏林境內。這名東德的士兵已經接到了命令不能放任 何人通過邊境,但當這個小孩向他乞求時,他 還是拉開了一個口子。就在那個瞬間,他被上級軍官發現,并立刻被調到了別處。1961 年夏天,挨著柏林墻的一處東德樓房上, 一個六歲的男孩跳了下來,下面是西德士兵舉著的床單。他的父親有著嚴重的脊椎勞損,但還是說,“我會跳下去的!”不過,從 8 月到 10 月, 還是有四個人因為沒落到床單上而受了重傷死去。還有那些終日在“無人地帶” 附近游蕩的年輕的“人渣”和“廢物”們,雖然身體從未遠離,但在壓抑的空氣中,他們將青春交付給了時裝和搖滾樂,似乎越是這樣“浪費生命”,他們便越對得起自己的生命。還有不少人表現出了對裸泳強烈的愛好,當政治局想開展精神凈化運動將其清除時,卻發現很多黨 員、警察和士兵都是裸泳的擁護者, 他們似乎明白如果連這也禁止,便真的要出事了,于是反而鼓勵起來, 但嚴禁成立裸泳組織,所以兩個裸泳者經常湊到一起講笑話:“我們算不算是非法集會?”
在這些笑話之外,在 5043 個越墻成功者背后,是 270 名到 780 名(不同機構統計有出入)失敗者被打死, 約 6 萬人被指控為“企圖叛逃”而遭到平均為期 16 個月的監禁。
1962年1月,東德警察在東柏林查獲了一條通往西柏林的地道。因為柏林墻下有加深的混凝土地基,所以,有些地道要深入地下12米才能繞過這些地基。1962 年 4 月 18 日,克勞斯 · 布魯斯克駕著一輛大卡車試圖沖過柏林墻時,被東德邊防軍擊斃。在柏林墻建立的第一年內,總共有 14 輛重卡車曾試圖與這堵墻“搏斗”。1962年8月17日,年輕人費希特在試圖翻過柏林墻時被槍殺,他是倒在墻下的第15人。一個東柏林市民正在嘗試把自己藏入西柏林人的汽車內。為了將阻隔在東德的親屬接走,許多人都想到了將汽車的發動機改裝騰出空間后將人藏入其中的方法。由于身體需要極度扭曲,在出逃之前,他們需要反復訓練, 在成功后,也要由自己緩緩地將身體恢復正常形狀,別人不能隨便幫忙。1963 年 5 月,這位駕車的澳大利亞籍男子是在西柏林發現這輛車的::它竟然比查理檢查 站的欄桿矮!他租了這輛車去了東柏林,然后載著未婚妻和岳母,加足馬力從欄桿下沖了回 來。不久之后,一個阿根廷男人在看見這輛車 時,也有了同樣的主意,當他也帶著女朋友經 過時,東德守衛疑惑地問,“這輛車是不是來 過東德?”阿根廷人不知道前面的故事,東德守衛也不敢想象有人會大膽到故伎重演。于是, 逃亡又成功了。幾個月后,兩對情侶舉行了婚 禮,得知消息的東德人又在欄桿下又加裝了垂直的鐵條。柏林墻在這個城市無處不在,即使在那些看不到它的地方,它也支配著人們的生活和思維,就像太陽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一樣。除了西德少部分浪漫主義者外,對大多數人來說,沒有柏林墻的柏林是難以想象的。
1986 年 8 月 7 日,68 歲的美國公民約翰·羅寧斯先在柏林墻上走了約 500 米,然后砸下了一塊墻磚,“我是 一個木匠,那是我養家糊口的技能,但我也是一個哲學家。我想告訴所有柏林人,他們都可以給這道墻施加政治影響。”他后來說道。但是,公眾對他這一行動的反應卻很復雜,當他下來時,西柏林的邊防軍拘留了他,20 個小時后才釋放。梅耶一到柏林,就急著去親手摸一摸那冰冷的墻壁,他沒有在書中寫下自己通過東西柏林邊境的查理檢查站的情景。《紐約時報》的音樂評論家愛德華·羅斯坦(Edward Rothstein) 卻細致地描述過:“一個穿制服的人在我的護照上蓋的章。印章上是麥穗環繞 著斧頭和指南針的圖案。他坐在看起來能防彈的透明隔板后面嚴肅地審視了我的臉,然后才隔著鎖著的門甕聲甕氣地讓我到另外一邊敞亮的大廳里去。我通過一個又一個檢查站,就像太空人通過一個個氣閘。”
大多數東德人則壓根兒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機會做一把“太空人”。在 198 9年初的時候,梅耶造訪了靠近格丁根市的一個小鎮,從柏林延伸出去的隔離墻將小鎮分成兩個國度,一個東德的老人說,“每當有婚禮或葬禮,教堂鐘聲響起時,我就爬到高處朝對面看,或許能發現我的親戚和朋友,我們已經有 20 年沒有說過話了,我想也再沒有機會了。”
老人并不信任美國,也不想離開故鄉,他已經習慣了大多數人住著同樣狹小的房子、過著同樣單調的生活,但他依然想像那些拼命逃出去的年輕人一樣,到外面、到西方看一看,和親人見個面。
一個前東德士兵在展示他獲得的各種獎章。在他們的隊伍里,聽從命令被宣傳為高于人性的天職,守衛柏林墻的士兵平均每年在每隔 10 公里的邊境就能抓獲 60 個逃跑者,一份 2007 年公開的檔案顯示,他們在 1973 年 10 月 1 日接到過安全部門的“格殺勿論令”。除被擊斃外,越境失敗者一般會被送 到監獄,然后被賣給西德。因為西德覺得這些人是為了向往他們的生活而付出了代價,而東德則利用這項交易換取了大量訓練秘密 警察的經費。據統計, 數十年間,西德贖走了 3.3 萬名“囚犯”,付出了約 340 億馬克。轟然倒下的墻
推倒柏林墻的,既不是“芝麻開門”的“巫師”里根,也不是在柏林人心中如同搖滾明星般的戈爾巴喬夫,而是柏林墻本身不堪重負了。
19 8 9 年 11 月 9 日之前,它看上去依然堅固,就像這一年 10月7日東德為建國四十周年舉行的豪華閱兵式,或是前一年在漢城奧運會上勇奪獎牌榜第二名一樣。
但是當東德領導人埃里希 · 昂納克為了閱兵式逮捕了 1000 多名示威者時,前來觀禮的戈爾巴喬夫也坐不住了,他對前者說,“誰遲到了,生活就會懲罰誰。”兩天后,在東德的萊比錫市, 爆發了要求示威游行,九天 后,77 歲的昂納克被迫下臺。
11 月 9 日晚,東柏林市民擁堵在查理檢查站門前,他們從晚上七點鐘后開始試探性地來到這里,拿出身份證件詢問出境的可能性,一次次被拒后依然很興奮。一開始他們謹慎地與邊防軍保持著距離,但到了晚上十點,人數聚集到上千時, 他們就差不多和士兵們面貼面了。
這無疑充滿著危險:士兵們會像往日那樣開槍嗎?有人嘗試跨入“無人地帶”:腳步抬起,士兵沒動;腳步落下,士兵沒動;;然后是另一 只腳.……在墻的那一邊,聚集著成千上萬的西柏林人,喊著“過來!”
更多的東柏林人只是互相叫喊著,說著玩笑話,等待著。
強烈的燈光從西邊打過來,映照著柏林墻和士兵的側影,顯得無比怪異。士兵們控制著自己不去看人群,但有些人手里緊握著武器、身體卻在發抖:人群增長得如此之 快,在此之前他們從沒經歷過。
邊防軍上校 Rudi Ziegenhorn 一次次向上級打電話請示,但這個國家的領 導 人在那一刻似乎全部消失了。最后一次,他打完電話后就呆在那里了:沒有人給他答案。
“或許他已經注意到北邊的博恩霍爾默街幾分鐘前已經被兩萬多人擠開了 一個口子,11 點 17 分的時候,他看上去做出了自己的決定,也或許他只是太沮喪了”,站在人群中的邁克爾 · 梅耶后來回憶道,他看到軍官走出來下命令說:“開門!”
接替昂納克出任最高 領 導 人的埃貢 · 克倫茨(Egon Krenz)在這一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到辦公室了, 他們在 8 日剛剛完成了新老政治局 的交替。針對民眾要求自 由旅行的 呼聲,他在考慮很久后,準備允許東德居民從 10 日起有秩序地享有出國自 由。他認為這個人性化的政策將贏得民心,所以,當晚上 6 點鐘他把東柏林市委書 記君特 · 沙博夫斯基叫來時, 幾乎是不容爭辯地闡述了自己的命令。
后者很快召開了一個例行的記者招待會,宣布了簡化出境辦法的 決議,當記者問“什么時候實施”時, 他回答說“很快”(Ab Sofort),但他忽略了人們會理解成“立即”、“當時”、“那刻”。
當那個采訪的房間和電視前面的無數東德家庭頃刻沸騰起來時, 沙博夫斯基趕回家去吃晚餐了。其他領 導 人不是前往歌劇院,就是在趕往情人的閨房,按照規則,他們有特權享受一段無人打擾的時光。
“當電話無人接聽后,邊防守衛不得不學會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像沙博 夫斯基那樣。”梅耶評論道,“于是, 柏林墻倒塌了。”
柏林墻打開
毫無疑問,“偶然”是這里最令人注目的演員,以至于那些已經通過檢查站的市民還不敢相信,趕忙騎上墻對著落在后面的同伴喊,“我十分鐘后就回來,我就是想看看這是不是真的。”
穿過柏林墻的東德年輕人西方社會也沒有給這一天預先準備好舞臺,只有 NBC 電視臺出現在了現場。西德總理穆爾赫特 · 科爾正在波蘭訪問,美國總統喬治 · 布什是從他的國家安全顧問那里得到消息的,后者則是看了新聞才知道的。
成千上萬名越境者和等在檢查站前的西柏林同胞歡呼在一起,流淚,跳舞,喝酒,連美軍和英軍的坦克都成了他們歡樂的道具。
11月10日,東德士兵和西德過來的市民握手。“柏林墻倒下之前,沒有人相信它會倒下。它倒下之后,沒有人相信它居然能那么長久地立在那里。人的眼睛看到的東西很有限。”教育工作者童蓓蓓曾如此說道。35 歲的東德物理學博士安格拉 · 默克爾仍然按照自己的時間表去蒸了一個桑拿。然后她在和一個朋友去酒吧喝酒時,才被狂歡的人群裹挾著不知不覺地到了西德境內。但在深夜后,她還是走回家去了, 因為她相信這個圍墻再也關不上了。
這個冷靜的女人,并不喜歡西德人表現出來的驕傲,他們嘲諷東德人來到西方只是為了找香蕉。“今天,你還是能夠看到這樣囂張的人。” 后來成為德國總 理的她說。
但那些日子里,幾乎每一個東德人手里都拿著一根香蕉,因為他們之前沒有見過。當他們在西德的超市里發現這種水果時,它立刻就成了資本 主義味道的象征,就像在西德人眼中,煤炭和消毒水是東德人獨特的氣味一樣。
2009 年 11 月,一輛破舊的甲殼蟲汽車停在德國 Fuldatal 的樹林中。它是柏林墻倒塌后第一輛越過邊境的汽車。它現在的主人奧托 · 魏曼回憶說:“柏林墻倒塌 3 小時之后,兩個東德人急需用錢把他們的車子賣給了我,于是我就得到了這個機會。”事實上,雖然生活用品并不豐盈,環境污染嚴重,但據東德官方統計,到 1988 年,已經有 53%的家庭擁有小汽車,每 100 戶的電冰箱為 152 臺,洗衣機 105 臺,電視機 122 臺(其中彩電為 47 臺),但這個并不算低的經濟水平,仍然不能阻止人們對于精神自由的渴求。到了 12 日,開放后的第一個周末,穿過柏林墻的東德人已經達到了 200 萬之巨,他們在銀行排隊領來西德政府100西德馬克的“問候金”,盡量克制著購物。他們沒有見過的、好奇的東西太多了。而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是一家人緊緊拉著手,在街上無目的地走著,看著, 默默地走著,拼命地看著。
“柏林墻對東德來講并不是強大的標志,而是比較弱小的證明。”在柏林墻倒塌一個多星期后接任東德國防部長的特奧多爾 · 霍夫曼回憶說,“這堵墻給人們帶來了痛苦。”
當年11月13日的東德邊防軍人當時,已經開始有士兵加入了逃跑的陣營,但霍夫曼否決了少部分人要用軍隊來阻止東德消失的想法,“這是錯誤的,因為東德的變故并不是從 這一年年開始的,而是很早以前就開始孕育了。”
被拆除的一段段柏林墻。30年后的今天,大概有240段柏林墻散落于世界各地,作為對這段歷史的紀念:從歐盟總部大樓外,到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內,從巴黎的地鐵站,到南非和哥斯達黎加……
索尼中心而位于波茨坦廣場、2006 年開張的索尼中心,所在的位置就是以前柏林墻的“無人地帶”,因此,建筑之間特意用傘狀結構連接起來, 以安慰那些當年沒有任何庇護在“無人地帶”被發現、恐嚇和擊斃的亡靈。
部分圖文選自2009年11月號Lens
原標題:《“柏林墻倒下之前,沒有人相信它會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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