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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弱水：從麻雀山到櫻草丘——關于赫爾岑的隨想
原創： 江弱水 讀書雜志
編者按：
本文可以視為江弱水關于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的讀書筆記。他不由跟隨《往事與隨想》的腳步，打破時間線索，而從“空間”的角度切入，對《往事與隨想》中談到的幾個典型西方國家，進行了政治、歷史與社會價值的概括與評析。雖然打破時間軸，但讀到這些文字，總會讓今天的人們有所觸動。
從麻雀山到櫻草丘——關于赫爾岑的隨想
文 | 江弱水
（《讀書》2019年11期新刊）
終于，我斂衽拜讀了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項星耀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上、中、下三部，一千五百頁。此書寫于一百五十年前，現在讀起來，感覺就像以賽亞·伯林說的，“現代得驚人”。赫爾岑從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大火寫起，經過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一直寫到一八六七年，他與加里波第同在威尼斯歡慶意大利只差一腳的解放，跨越了半個世紀。作者波瀾壯闊的人生場景，不同民族的斗爭與生活的漫長畫卷，在莫斯科的麻雀山和倫敦的櫻草丘之間相繼出現、變換和消失。“它們有時引起的是微笑，有時是嘆息，有時也可能是啼泣 ……”（下，428頁）。打過交道的歷史名人至少有一打以上，恰達耶夫、別林斯基、馬志尼、加里波第、密茨凱維奇、普魯東、巴枯寧、歐文，都不是泛泛的握手之交，連詹姆斯·羅斯柴爾德 —沙皇尼古拉也不得不買賬的猶太銀行家，也有濃墨重彩的一筆。曾經滄海的赫爾岑，其人深情而卓識，是貴族氣質和民主智慧的統一；而其文沉郁而通脫，雋語絡繹，勝義紛呈，令人目不暇接，足資我轉述與抄錄，連評點也似多余。我的側重點，不在從時間軸上追尋其 “往事”，而在從空間軸上檢視其 “隨想”。由東向西，我選取了社會形態不同、發展程度各別的幾個國家，俄國、德國、法國、英國與荷蘭，來展示赫爾岑的政治理想、歷史意識與社會價值的諸多面向，以及投諸其上的苦痛、歡愉、困惑與糾結。
俄國
這本《往事與隨想》，如果有一個副題，那就應該是：俄國與西方。
西方是一個滑動的概念。就像恰達耶夫《瘋子的辯護》所說的，俄國夾在德國與中國之間，是西方的東方，又是東方的西方。但別爾嘉耶夫說出了那個時代的共識：西方只是英國和法國。“不過，對我們而言，德國也是西方，在德國，理性主義也占據著上風。對印度和中國來說，俄羅斯則是西方。東方和西方是有條件的。”（《自我認知》）
然而無條件的是，在那個熟悉的語境中，在那條歧視鏈上，東西之別就等于文野之分。十九世紀拖著辮子的中國不必論，俄國人對這個問題最揪心，因為西方從來就是與俄國對位的鏡子，只有以西方為坐標，俄羅斯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意義。在進步的西方面前，他承認自己野蠻。在墮落的西方面前，他相信自己文明。這樣的精神分裂，在赫爾岑身上也有所表現。
赫爾岑一生都在控訴沙皇俄國的野蠻。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后不久，少年赫爾岑在莫斯科麻雀山上與好友奧加遼夫相擁而發誓，要為俄羅斯的解放事業獻身。從那時起，尼古拉一世三十年的暴政，是持續了兩代人的瘟疫，俄羅斯思想的動脈被鉗住了。“在尼古拉統治下，愛國主義成了某種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為了適應它的世界主義性質，這股野蠻的風氣愈演愈烈 ……”（上， 133頁）一滴不小心為波蘭灑下的眼淚，就能換來牢獄之災。
尼古拉唯一的愛好是步法操練。他十分勤政，事無巨細而必躬親，連赫爾岑的出國護照都得由他特批。赫爾岑第一次流放外地五年后回到莫斯科，給父親寫信時，談到一個崗警殺人搶劫的事。信被憲兵拆開，認定是攻擊政府罪，立即匯報給沙皇。在《彼岸書》中赫爾岑說，奴役和教育同時增長，“國家越是強大，個人就越是弱小”。
赫爾岑屬于西方派，而與斯拉夫派觀點對立。但是，最國際化的赫爾岑，同時也最俄國化。在經受了對西方的幻滅之后，他走回到與斯拉夫派接近的地方。他在著名的給斯拉夫派的悼詞中說：“我們像伊阿諾斯或雙頭鷹，朝向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臟卻是一個。”（中，165頁）與斯拉夫派一樣，赫爾岑在傳統的村社中看到了獨特的未來發展的天賦，正如他在青年中看到了未來。他剛剛還在冷冷地描述年輕一代對德國哲學的生吞活剝，現在卻驕傲地反問：“試問，在現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們會看到這么一群群思想界的隱修士，科學界的苦行僧，這種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發皓首的狂熱信徒嗎？”（中，41頁）他贊嘆俄羅斯的生機和活力，贊嘆新一代高尚、純潔、熱烈，不考慮物質，忠實于自己的使命，而且，“同學中沒有一個告密的，沒有一個奸細”（上，103頁）。
赫爾岑對民族感情的維護，有深刻的理性一面。他認為斯拉夫主義或俄羅斯主義是外來沖擊的產物，是作為一種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種模糊的回憶和忠貞的本能而出現的：
民族性作為旗幟，作為戰斗口號，只有在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外來壓迫的時候，才帶有革命的光輝。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夸張之辭，在意大利和波蘭是充滿詩意的，然而在德國卻是卑鄙的。（中，126頁）
可是，這種受了傷的自尊心，以及受外來壓迫和侵略的譫妄癥，被俄羅斯民族扭曲放大成不可理喻的彌賽亞心結：從拜占庭的第二羅馬，到莫斯科的第三羅馬。平視西方，甚至拯救人類，就看俄國的了。在這一點上，赫爾岑未能免俗。他固然痛恨帝俄用強勢的皮靴碾碎了別的弱小民族的基本生存，甘為波蘭一掬同情之淚而不惜與同胞鬧翻，但他對俄羅斯野蠻落后的厭惡，與對祖國蘊蓄的力量的贊賞，經常混雜在他的話語中。對他而言，俄國的偉大天賦和對于西方與世界的使命，也是無須論證的，必須強調的。與俄國知識分子一樣，赫爾岑也具有對他的祖國的 “蜜汁”崇信。
德國
赫爾岑說到德國，沒有好話。這很奇怪，因為他母親就是德國人，德語是他真正的母語。他的《彼岸書》最初的版本是德文版。但在他眼里，德國人粗魯無禮，枯燥無味，迂腐無力，是闖進大都會的鄉巴佬。他們算計得很迂腐，自私得很幼稚，帶著甜得膩人的感傷情調，哪怕思想最激進，私生活領域依然是市儈，身上有一種連歌德都不免的鄙俗氣。
赫爾岑對市儈的輕蔑與憎惡，與他對專制的憤恨構成其思想的兩個端點，而德國偏偏是兩者的結合。那個毀滅了赫爾岑家庭的德國詩人黑爾韋格，正是市儈世界的代表。這在《往事與隨想》最傷心的篇章《家庭悲劇》中有充分的描寫。赫爾岑嫌棄德國人，與此有關。他連帶著不喜歡幾乎所有德國人。他們不能簡單地看待世界，像浮士德博士一樣，始終保持著否定精神，沉湎形而上學的理論，一行動就出洋相。德國的學究式的革命無法走向廣場，因為領導人是教授，將軍是語文學家，戰士是戴圓形軟帽的大學生。赫爾岑說：
我不相信，世界的命運會長期掌握在德國人和霍亨索倫王朝手中。這不可能，這違反人類的理性，違反歷史的美學。我要說的話與肯特對李爾說的正好相反：“普魯士，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必須稱你為國王的東西。”（下，462頁）
既然西方意味著自由，專制的德意志就不算西方，何況德國人在文化精神上本來就是分裂的。正如歷史學家S. 平森說的：“德意志從來就沒有與西方文化融為一體。強烈的反西方傳統一直存在。”事實上，日耳曼人只被西歐視為比斯拉夫人開化程度稍高而已，所以自身也帶有一種非西方心態，他們與斯拉夫俄國惺惺相惜。
但赫爾岑并不跟德國人相惜，他瞧不起普魯士同樣存在的警棍和書刊檢查制度。他認為，德國在政治上只屬于二流地位，卻竭力想扮演一流角色。但他卻準確預見了德國人不遠的將來：
普魯士吹響了震耳欲聾的號音，要開始最后的軍事審判，這能喚醒拉丁歐洲，告訴它文明的野蠻人正在到來嗎？（下， 462頁）
法國
赫爾岑關于自由西方的想象，真正崩潰于一八四八年，在巴黎。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工人們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共和國。赫爾岑從意大利趕回來，卻目睹了工人起義遭到殘酷鎮壓，三千多人被槍殺。路易·波拿巴在隨后的普選中高票當選為總統，三年后發動政變。共和國的檢察官監督投票和計票，告訴投票的人不聽話甭想過好日子，然后全法國一致為接下來的帝制投了贊成票。
赫爾岑以為在法國能看到他追慕已久的自由，沒想到卻遇見最血腥的專制。夏多布里昂早在《墓中回憶錄》里說過：“法國人不愛自由，他們追求平等。但是平等和專制卻有秘密的聯系。”赫爾岑也終于領教了：
他們像仇視叛逆一樣仇視獨立的思想，甚至過去的獨創性見解也遭到他們的非議。這種高盧情感竭力用群體代替個體，他們追求平均，追求軍隊式的統一，追求集權，即追求專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中，430頁）
這種專制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現在赫爾岑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暗探的王國，信件被無恥地拆閱，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蹤。他由衷地欽佩，告密者能夠把做人的良心講得頭頭是道，還能寫革命的文章。他們受到政府的獎勵，教會的祝福，軍隊的保護，而且不怕警察，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警察。
一八四八年的一個冬夜，赫爾岑走過旺多姆廣場，發現一個波蘭人在紀念柱下脫帽，不禁望著柱頂上的拿破侖雕像，想：既然這么多人愛戴他，又怎能指望不受他壓制和迫害呢！他在《彼岸書》中說：一般來講，法國老百姓語文都不好，對“自由”與“共和國”沒概念也沒感覺，聽到 “帝國”和“拿破侖”卻有如電擊，因為他們擁有深刻的民族自豪感。“拉丁世界并不愛好自由，只喜歡為它而斗爭；它有時為了爭取解放出生入死，但永遠不會為了保衛自由鞠躬盡瘁。”（中，441頁）
《往事與隨想》給歐洲革命的流亡者的許多速寫，特別令人印象深刻。這些 “流亡者行會”中，大體上來說，意大利人可敬，波蘭人可憐，德國人可鄙，而法國人可笑：
他們從童年起就習慣了政治騷亂，愛上了它的戲劇性一面，它那莊嚴而輝煌的景象。正如尼古拉認為步法操練本身是軍事訓練的主要方面，他們也認為，宴會、游行、示威、開會、祝酒、旗子是革命的主要內容。（中，286頁）
還沒有解放自己，卻只想解放別人，赫爾岑將他們命名為 “革命的合唱隊”，并由此看見了法國革命未來的無望。法國人自認為是世界的中心，是歷史的發動機，總覺得動見觀瞻，我不走別人都不走，因為不知道怎么走。但是，赫爾岑認為，法國人在精神上是不自由的。他們按照流行的觀念和公認的形式來思想，給觀念披上時髦的外衣就心安理得了。
越到這部回憶錄的后面，赫爾岑越是相信，普魯士的時代到了，而法國已然過氣。他們那唯我獨尊的心態、夸張浮濫的發言、花哨華麗的外表，以前可以原諒的，現在不行了。赫爾岑死后半年，普法戰爭爆發。但他三年前就已經預告了德國的鋼盔將從萊茵河對岸潮水般涌來。
英國
赫爾岑在巴黎感到窒息，直到透過雨霧望見英國泥濘的白堊海岸，他才呼吸自由。
伊恩·布魯瑪在《伏爾泰的椰子》一書中，把赫爾岑歸入崇英者行列，但說他態度有點曖昧。隨著年紀越大，在英國住的日子越多，赫爾岑就越欣賞那個霧蒙蒙的國度泥濘難行的中庸之道。獨立的司法系統，自由的新聞出版，得到了英國人普遍的、基本的尊重。恩格斯到英國兩年，就說：“英國無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國家。因此，有教養的英國人就具有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天生的獨立自主權利，在這一點上法國人是夸不了口的，德國人就更不用說了。”（《英國狀況 ·英國憲法》）從嚴格意義上說，整個亞歐大陸的最西頭的英國，才是真正的西方。
英國法律賦予的權利和自由，都穿著中世紀的服裝和清教徒的大褂，其曲徑通幽使赫爾岑驚嘆，認為法國人不可能理解：
英國法律中互不協調的多種多樣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進了黑暗的森林，根本看不到樹林中高大雄偉的櫟樹，也看不到正是在這種千姿百態中包含著它的詩意、美感和意義。一部小小的法律全書就像一個小巧玲瓏的園林，大自然不能與它相比，那里有的只是沙礫小徑和修剪整齊的樹木，園丁則像警察一樣守衛在每一條林蔭道上。（下，28頁）
小小的法律全書，當指拿破侖法典，偉大的成文法，拉辛一樣精確，但英國的法律卻像莎士比亞一樣繁復。這是赫爾岑的櫟樹，也就是伏爾泰的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羅馬卻不會。即便在英國，成熟也是需要時間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所以，伏爾泰自詡他在費爾奈的花園滿滿的英式風格，布魯瑪卻斷定還是太法國化。
但赫爾岑對英國并非有贊無彈，他知道不列顛各階層的不同狀況與陰暗面。他寫到倫敦最偏僻的富勒姆區，住的是蓬頭垢面的愛爾蘭人和面黃肌瘦的工人，煤煙灰給街道披上了喪禮服似的黑紗，沒有光，沒有色彩，沒有手推車和出租馬車，連狗都找不到一點吃的。偶爾有一只皮包骨頭的貓爬上屋頂，弓著背，靠著煙囪取暖（下，315頁）。還有一個讓赫爾岑不爽的地方，也讓馬克思、恩格斯不爽過，那就是英國大眾素有排斥異己的傳統，和無形的社會偏見：
英國人的自由主要得力于體制，不在他本人和他的良心。他的自由來自習慣法，來自人身保護法，并非來自個性和思想方式。在社會偏見面前，驕傲的不列顛人低下了頭，毫無怨言，恭恭敬敬。（下，202頁）
一個國家，政府的干預越少，言論和自由獨立的權利越能得到承認，群眾也越是不能容忍異己，輿論也越是帶有強制作用；你的鄰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縫、家庭、俱樂部和教區，都隨時在監視著你，對你履行著警察的職責（下，211頁）。
所以拜倫不見容于英國。赫爾岑很訝異地發現，政治上受奴役的大陸，精神上卻反而比英國自由。因為大陸人忍受權勢，但不尊敬；忍受鎖鏈，但不喜歡。英國人卻拘于習俗和成見，甘于集體的平庸。別人不做的事你不能做，別人都做的事你也不能不做，大家相互盯著。
荷蘭
沒有去過荷蘭的人，也可以充分地想象荷蘭，在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的畫框里。低地的運河，晦暗的云朵下駛來的帆船，人物在室內勞作，臉色紅潤，神態安詳。兩百年不變的這景象，讓赫爾岑感到，自由的歐洲是疲倦的、停頓的，接近了飽和狀態。
他在阿姆斯特丹買過一幢不大的房子，由此產生的票據和契稅讓他很勞神。在赫爾岑的意識中，標準的西方是英國、瑞士和荷蘭。彼得大帝不是到荷蘭學習過造船么？出于航海和生意的需要，荷蘭人培養出商業道德與契約精神，以及對自由和寬容的信賴。然而，英國有貴族氣息，瑞士很窮但很健康，荷蘭卻是純粹的市民社會，用赫爾岑的說法是，它在市儈制度中找到了鞏固自己社會的方式，而令他大失所望：
看看西方那個最穩定的國家，那個已經開始生長白發的國家 —荷蘭，這里，那些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偉大的美術家，高雅的神學家，勇敢的航海家如今在哪里呢？還要他們做什么呢？難道它由于沒有他們，由于生活平靜，社會安定，便不幸福嗎？它會指給你看它那些建立在干涸的洼地上的含笑的村莊，它那整潔的城市，那整齊的花園，那舒適恬靜的生活，它的自由，說道：“我的偉大人民為我取得了這自由，我的航海家留給了我這份財富，我的偉大藝術家美化了我的住宅和教堂，我覺得一切都很好，你們還希望我怎樣呢？與政府展開尖銳的斗爭？然而難道它壓迫人民嗎？但從這生活能得到什么呢？”（下，63頁）
面對荷蘭，赫爾岑早已經得出了福山式的結論：“荷蘭人跑在前面，它是第一個安于現狀、讓歷史終止的國家。而成長的終止是成年的開始 ”——
與此同時，思想水平、視野、審美情趣降低了，生活變得空虛，除了外界的沖擊有時帶來一點差異以外，只是單調的循環，稍有波動的一泓死水。議會在開會，預算在審查，演說頭頭是道，形式略有改進 ……明年還是這一套，十年以后也還是這一套，生活進入了成年人平靜的軌道，一切只是例行公事。（下，234—235頁）
這就是B. B. 津科夫斯基所說的，“關于現代性的審美悲痛”：“賬房先生的正直取代了騎士的榮譽，循規蹈矩取代了優美的風度，僵化的程式取代了禮節，狹隘取代了高傲，菜圃取代了花園，向一切人（即一切有錢人）開放的旅館取代了公館。”（中，368頁）這些規行矩步的人共同構成一種無形的社會壓力，一種思想與習俗的暴政。在《法意書簡》中，赫爾岑說，這無暴政的暴行之可惡更甚于沙皇政權，因為后一種你知道厭惡誰，前一種則是匿名的集體，為了金錢，出于恐懼，進行著無興致的扼殺、無信仰的壓迫。
赫爾岑心下了然。在他的夢想終結處，沒有密探，沒有政治犯和絞刑，沒有警察半夜敲門，但也沒有個性，沒有激情和狂想，沒有創造性。偉大的夢想已經死滅，每一個銅子都被用于精明的投資，人們只為暴利冒險，藝術與思想的花朵得不到滋養而枯萎。
樂土
追日的赫爾岑的滾燙的能量，凍結在了西方的樂土。
貴族革命家的雙重身份，使得他一方面珍視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蔑視功利的計較。他懂得，金錢對一個人總是意味著獨立與力量，做貧窮的奴隸是可怕的。聽從羅斯柴爾德的指點，他買了美國的股票，購置了荷蘭的地產，讓自己變成了西方的食利者。從前在俄國，自有烏進孝之流替他打理巨大的田產。現在他得自己跑證券市場，跟銀行家和公證人打交道。他罕見地擁有財務自由，在流亡的革命家中只有他能做孟嘗君，每天家里管著幾桌飯，還不時資助事業經費。而這些錢，是俄國的農莊和美國的工場為他提供的，這讓他很分裂。
赫爾岑雖然頭腦清明有余，但靈魂深處是浪漫的。詩意與美學，對他來說至關重要。英國法律的幽邃叢林他很欣賞，是因為它所包含的詩意；德國強悍的未來他看不起，是因為其不符合歷史的美學。但是，這一點太隱蔽了：赫爾岑骨子里未嘗沒有感染到俄國人的通病，把貧窮純潔化，把苦難崇高化。西方的商業社會和市民階層及其平淡安穩的生活非俄國人之所欲，最終還是艱苦的反抗、高貴的犧牲中呈現的人格光輝打動得了他們。一句話，俄羅斯無苦不歡。
赫爾岑最后還是同意斯拉夫派的觀點：俄國不需要重復西方，而應該走自己的路。我們難道也得像西方人一樣，把鄉村小道換成大馬路，然后修鐵路？不，我們沒有必要按照另一種規律重新開始。極重個人道德和英雄氣概的赫爾岑，瞧不起平庸、老實、不出彩的事功精神。可是，革命的鐘聲不再敲響，噼啪作響的只有資產者和小市民的算盤珠子。
問題是，推翻專制的暴力革命又能怎么樣？由不平和仇恨導致的“彼可取而代也”，在赫爾岑看來毫無建設性：“第一個砸碎鎖鏈的人，也許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不過他自己也會馬上變成警察。”（下，44頁）赫爾岑珍視人的自由，但也非常清楚：大眾對于個性自由、言論自由不感興趣，他們喜愛的是權威，他們頭暈目眩于政權身上迷人的光澤，他們把平等理解成同等程度的壓迫，他們連想也不想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彼岸書》）。這樣的大眾，不過是穿翻領衫的兒童。可是人類的成年階段也不過是進入市儈社會，然后停留在那里。全書最后的附錄，有卡萊爾給赫爾岑的信。這位《英雄與英雄崇拜》的作者說，他尊重俄國人民擁有的 “服從的天賦”，認為比起在議會辯論、出版自由和普選計票中發展起來的無政府狀態，沙皇制度更為可取。這讓赫爾岑大吃一驚。更吃驚的是他看到，整個歐洲竟然到了需要專制主義的地步。
赫爾岑既反對尼古拉，也反對荷蘭。可是他從未設想過，還可能有一個尼古拉的荷蘭，混合了專制主義與市民社會，他心目中最糟糕的兩樣東西。一個美麗新世界，政府像慈父或者大哥（big brother），一切都可以在內部解決，盡一切力量讓社會保持安定與平靜。具文的憲法，舉手的議會，經濟的自由化。路燈明亮，警察彬彬有禮，法律保護商務合同。人們操持著家務，按規矩和榜樣教育孩子，享有政治正確的言論自由，還有音樂會。這就像令茨威格不勝低回的《昨日的世界》，卻會讓赫爾岑落得兩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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