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打浦橋”這一概念，主要是指打浦橋街道這一區域，位于黃浦區境西南部，因打浦橋名、路名而來，東起肇周路、制造局路與老西門街道、半淞園路街道交界，西至瑞金南路、肇嘉浜路、陜西南路與徐匯區接壤，南靠斜土路與五里橋街道為鄰，北沿建國東路、建國中路、建國西路與淮海中路街道、瑞金二路街道相依。這里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商業繁華，生活氣息濃厚，是上海的重要商圈之一。

但在幾百年前，當時人們口中的打浦橋，僅是肇嘉浜上一座普普通通的橋梁，其地周邊多為荒野。由今日之盛景，很難想象以前此處的僻靜與荒涼。浮世變幻，滄海桑田，解讀這一帶的地名演變頗有意味。從打浦橋、盧家灣等地名中，我們或可拉開歷史劇幕中光斑陸離的一角，窺見社會之巨變。從肇嘉浜上的打浦橋，到盧家灣成為區域之稱；由河流凹處至于法界之中心地帶，空間景觀也發生大變，從荒地、農田而至于“店鋪林立”，學校、工廠、里弄住宅交錯，區域功能復雜完備，打浦橋與盧家灣都由單一建筑或地點之名擴大為綜合性區域范圍的指稱，最終形成近現代意義上的打浦橋與盧家灣。這種對于地名概念與指代范圍的認知演變，展現了租界擴張、華洋雜處背景下區域地名的形成與近代化變遷歷程。

早年的肇嘉浜

打浦橋的來歷

打浦橋原名帶浦橋，其諧音打浦橋，故名。“因見于清同治《上海縣志》而未見于清嘉慶《上海縣志》，斯可斷為嘉慶十八年（1813）至同治十年（1871）間修建。”所謂“帶浦”，即靠近入海河流之意，在《松江府續志》之序篇首就有“松江枕海帶浦”之語，所以“打浦橋”之名即點明了其橋所處位置，在婁涇（又名東蘆浦）匯入肇嘉浜之處。

肇嘉浜又名蒲肇河，東通陸家浜而出黃浦，西通蒲匯塘，流澤極長，在宋末時，“即為海舶由吳淞江口至當時的大港烏泥涇鎮（今徐匯區華涇鎮一帶）的重要航道。元代中葉后，又稱為上海縣至松江府城（今松江區）的主航道”，是上海的干河之一。

打浦橋自清末建成以來，一度處于荒涼偏僻之處，水路縱橫，其地多有墳地及善堂，位于上海縣城的邊緣，人跡罕至，幾乎未曾被注意提及。而自1914年法租界大擴張形成法新租界后，打浦橋作為法界與華界的界橋之一，因其所處之位置之特殊，才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

這種區域地位的提升，使打浦橋及其周邊的環境得到了一定的關注。此橋在20世紀10年代之前，《申報》上的記載均是在盜匪劫掠案發時稍加提及，而在此之后，打浦橋周邊的情況進一步得到注意，“有浮厝冢基不下數千余畝”，“打浦橋以南，觀江北客民所搭蓋之房舍，盡用棺木造成”。足見其地理之偏僻，情狀之荒涼，為治安管理之所難及。

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擴張，使打浦橋成為法新租界與華界的邊界之后，打浦橋一帶荒涼邊緣的情況大為改觀。“局門橋、新橋、魯班橋、打浦橋，上四橋跨肇嘉浜，民國四年建。”1921年，打浦橋由于“橋梁坍塌”而進行修葺。1924年由于“橋身壞損”又進行改造，而致使這種橋梁壞損迅速得到修繕改造的原因，則是打浦橋“系華界與法界毗連之處、交通極繁”，附近往來人流日益增加，乃至橋上露天秤菜業發達，而“致橋身日見損壞”，自然也要重視其修筑。

《改造打浦橋》，《申報》1924年1月14日，第15版

由此可見，法租界的擴張，使打浦橋處在了一個華洋交界的特殊地位上，政治上的復雜狀況，使其吸引了大量人口，而人群的聚集逐漸催生出一系列不得不受到關注、亟待解決的問題。打浦橋以及周邊區域由此一改往日荒涼情境，受到重視，為這一區域的后續發展打下了基礎。

華洋雜處

法租界擴張之后，為改善打浦橋一帶的交通狀況，方便管理，當局計劃修筑打浦橋路，有時也稱之為打浦路。打浦橋路于1915年開始修建，在道路規劃與修筑過程中，為使工程得以順利進行，將打浦橋周邊墳墓盡數遷開，直接使打浦橋一帶荒冢遍地的情況得到改善，不僅為修路之便利，也為今后打浦橋周邊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吸引人群定居經商，提高地區的吸引力與影響力，實現區位結構功能的轉變打下了基礎。

打浦橋路建成之后，成為直達龍華及制造局之要道，該路由于所處位置復雜，匪盜劫掠之事時有發生，但隨著沿路警備力量的加強，治安狀況漸趨良好，吸引了大量的平民涌入。在20世紀20、30年代，《申報》中關于打浦橋路商鋪工廠的商業及招租廣告急劇增加，表明打浦橋路一帶商業日漸繁盛。經濟地位的重要性增加，對于打浦橋一詞傳播范圍的擴大與認同度的提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新造街房召（招）租》，《申報》1931年11月10日，第17版

由此，“打浦橋”一詞所代表之范圍進一步擴大，其作為一個繁盛商業區的地位正在逐步確立。

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各類報紙上頻繁出現“金神父路打浦橋”這樣一個區域名稱的連稱，此區域建有第一、第二平民所，為平民聚集之處；且河浜縱橫，江北棚戶林立。

棚戶林立

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發后，更有大批閘北難民為避戰火而遷居此處，打浦橋一帶居住人口愈加密集。由于房屋簡陋且分布密集，此地帶屢次發生火災而“因該處地屬華界，自來水力不足”，導致火勢不能迅速遏制，損失頗為慘重。同時，由于法租界1914年頒發了《分類營業章程》，規定徐家匯路沿線打浦橋金神父路所在地區為小工廠聚集區域，至20世紀30年代，由于平民所的建立提供了大量勞動力，此處工廠林立，輕工業發展頗具規模，商業也頗為繁盛。作為法界與華界之交界處，對此區域情況描述時，地理名稱用詞由打浦橋周圍而至于打浦橋路，再到“金神父路打浦橋”這一稱呼，表明作為一個整體，法華雜處、樣態多樣、治理困難的這一交界區域的范圍正在不斷地擴大，而“打浦橋”一詞，正由最早的特指一橋而到現在成了更廣泛區域的代稱。

《申報》1929年11月20日，第16版，記載滬南日暉橋打浦橋一帶“毀去草屋一百三十余間”

走進歷史

1937年侵華日軍挑起“八一三”戰火，打斷了打浦橋地區的發展進程。從8月19日起持續進行的滬南大轟炸中，地近江南造船所和滬杭甬鐵路日暉港大橋的打浦橋地區，自然遭到了嚴重破壞。打浦橋地區的工廠、住宅損毀無數，后來多半變為棚戶區。至1940年，打浦橋附近肇嘉浜接通日暉港轉折出浦之河段歷經戰爭滄桑巨變，已經多半被填為平地。剩下的河道也由于橋洞淤塞；兩岸工人住戶日多，及難民船只任意傾倒垃圾于河中；兩旁工廠排泄污水垃圾；戰爭炮毀民宅，破碎磚瓦之淤塞等種種原因，打浦橋附近“東西污流，計東段約長九十公尺，西段約長十公尺，臭穢不堪”，“橋之東首大半被垃圾及沙泥堆積，已無污水，西首儲集泥土高達一丈，其河道交界地點筑有低堤，積污水有尺余”，“水色黑，經蒸發后在一定時間發出奇臭，使人難受”。針對這種情況，1940年法公董局董事楊高思向南市區公署長沈世景提出由法公董局代辦填塞打浦橋下河道之工程，經審批后，利用附近戰前炮毀民宅破碎磚瓦將打浦橋下河道填平，打浦橋失去其橫架肇嘉浜之橋梁功能。

1947年，上海市工務局調查發現“中正南二路底打浦橋河浜前由舊公董局將此河填滿，至今已五年矣。但橋身猶存，橫穿徐家匯路，交通至感不便，各種車輛下橋時往之，叢生撞車傷人之事，巨禍細傷每月有數十余次，其小者當時解決，大之則警官動府……又有十七路電車掉頭時也因橋堍高矗常與橋車輪相撞，諸多不便”。所以工務局最終于1947年決定拆除打浦橋橋體。至此，這座橫跨肇嘉浜轉入日暉港河段的橋梁在存在了百年之后，最終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但“打浦橋”一詞，卻留存了下來，并不斷被賦予新的歷史內涵。

本文摘錄自《打浦橋：上海一個街區的成長》，馬學強 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由編者所擬。